在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而在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大环境下，就业形势更是越来越严峻。本书作者朱凡曾为大学教师，20世纪90年代移民加拿大，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经历了找工、见工、打工、辞工、被炒等诸多磨难后，终于成长为一家大型连锁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他将在加拿大四年的打工经历跟有着就业难题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共同分享，特别是从象牙塔般的校园投身充满刀光剑影的职场所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所学非所用引发的身心刺激，职场中微妙的人际关系、暗流漩涡、十八般武艺发酵为人生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促生剂……

一个自视不凡的打工白丁如何放低姿态，一步一个脚印百般磨练为骨灰级高管的成功秘笈，相信能与正在揾工的你产生贴心共鸣。

无论出国打工还是回国创业，相比起绝大多数的海归和企业家，“我”的故事再平凡普通不过了。“我”创业做生意从最小的印名片开始，经营的是超小型企业；“我”的打工生涯也是从洗碗做起，最后也只升迁到一般管理层。但“我”愿意把自己的经历与读者分享，特别是那些挫折、失败、愚蠢等没脸子的事。“我”是个热爱思考、乐于助人的书生型老板，希望自己平凡的经历对于80后年青年一代或者将来自己的儿女，提供多一套人生参考书。

序言：打工是一所学校

引子：打工仔梦想

一年班：打工入门

 移民新丁

 恭喜你，有工开啦！

 启蒙师傅Johnny

 洋相百出

二年班：苦中寻乐

 唐人街揾工

 苦工

 长工安哥

 我是“大陆仔”

三年班：挑战与压力

 敲错求职门

 今天，我被炒鱿鱼了

 送外卖的新挑战

 扮茶客找工

毕业班：我要做好这份工

 黄牌警告

 Angel上司

 坏老板？好老板

 对话压力

 公司就是我的家

毕业感言：我学会了打工

后记：打工让我学会感恩

附表：各国大学生就业面面观

移民新丁

国泰航空飞机徐徐降落在温哥华国际机场。

外面正下着鹅毛般的大雪。13个小时以前，我和父母在香港过了充满秋意的圣诞节；此刻，我们在圣诞节早上来到冰天雪地的加拿大。

这是我第一次在同一天过了两个圣诞节，也是我第一次经历下大雪。南方长大的我从机窗往外望到飞扬的白雪，禁不住打了个哆嗦。我赶紧和父母轮流进入洗手间，各自换上厚厚的毛衣毛裤，担心不够御寒，我们手里还拿着崭新的羽绒衣。其他的乘客却没有像我们那样乱折腾，有些西人只穿件短袖衫就下飞机。我有点纳闷。

一走进移民局大厅，我才知道自己有点似乡下人头一次进大城市——见识少。整个大楼里开有空调，到处暖融融的。

太热了，我们仨赶紧找了个洗手间，脱掉一些衣服拎在手里。从洗手间出来，我大声告诉妈妈我的新发现，里面有冷暖水供你洗手。爸爸在一旁补充道，还有厕纸和抹手布呢。我妈妈细心些，她说，还有残疾人的专用洗手间。

各位年青的读者可能不理解当时我们这种大惊小怪。你们不妨问一下你们的父母，让他们给你们“忆苦思甜”一下。上个世纪末的中国还是很落后封闭，在广州即使最高级的酒店洗手间，里面设施还不及加拿大公共场所的洗手间先进和人性化，其他方面的差别就更大了。我一下飞机，四处张望，有点像从监狱放出来的犯人一样，对周围充满好奇。

办理移民入境柜台前，穿着短袖制服的移民官员向仍穿得有点臃肿的我问好，我们俩的衣着形成鲜明反差。看到我满头大汗，移民官只是笑了笑，和蔼地告诉我，今天，温哥华温度是零下五度。然后，他用热情口吻对我讲：欢迎你到加拿大！

当我将刚刚出的洋相告诉前来接机的妹妹Sharon和妹夫Wen，我妹妹开玩笑地说，你不是读了那么多书，见过世面的吗？我立即打断道，不，看来我只不过是只井底之蛙。妹妹接着说，如果不是在户外活动，这里冬天都有如春天般温暖，汽车、室内都有暖气，里外两个世界。相反，广州冬天冷得要命，还记得小时候读书，课室里外一样冰冷。妹妹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出国自费留学的，对中国跟西方社会之间发展的差距感受良多。

几天后，我被毕业于广州师院的Albert接到一个朋友家里，那里有几个广州来的老乡，要帮我接风洗尘。他们大都是最早从广州出来自费留学的，上世纪90年代，加拿大放宽了留学生居留条件，他们现在全都成了加国居民。

一见面，大家就说我好幸运，可以随父母移民，解决了身份问题，可以有更多自由选择，哪像他们当初以留学生身份出来，只能读书，不能打工干活，老花家里的血汗钱，心里觉得很有压力。

俗语讲得好，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年头资讯没有今天发达，这帮家伙与国内亲戚朋友的联络沟通，只能靠打电话和写信。国际长途话费昂贵，邮寄的书信半个月才抵达，哪有今天互联网、视频通讯等便利。所以，一有新人来，他／她就成了大家了解国内消息的渠道。人在他乡会特别思念祖国，格外关心自己的故乡。我还未坐热板凳，便要使出浑身解数，把国内大事小事添油加醋描述一番，这群西关仔东山少爷居然听得津津有味。

Albert是我妹妹的师兄，广州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他问我，你是目前国内稀有的博士，听说你甘愿放弃国内美好前景是为了圆一个出国梦。现在梦圆了，你有什么感受，下一步又有什么大计？

我一下子想不出来怎样回答，好似一台电脑开了太多程序文件，突然卡住不动。我整理一下思路，我初抵埠，这里与广州多方面强烈的反差，好似冲击波一样每天在震击我，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差异极大的文化等等，让我这几天兴奋难眠。我对大家说，我还要慢慢消化才能品味出加拿大的特别之处，不过，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这里人烟特别稀少，环境格外宁静，除市中心以外，大街上只见车辆少见行人，内街小巷更不用说了。我在大伯家里住，感觉四周静悄悄，房子外面整一条街除了偶尔有小车轻轻地经过，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影。我无事干就尝试半天站在窗前向外观察，结果人影不见一个，再看看左邻右里，房屋里有灯光，却也听闻不到有人走动的任何动静，反而我可以听到雪花下来沙沙飘落在窗台的声音。这几天我脑海中老是出现一个英文dead silence，译作粤语为“死静”，这个词以前在书本上看到不太明白，现在我可是亲身体验了。要不是我妈妈在厨房里走动，我还以为自己被流放到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呢，你看是不是静得可怕。大家点头认可。

我把话题一转，我说了不少啦，你们是先行者，我想听听你们在加拿大的经历。其实我最想知道他们在这个异域他乡是如何立足的。

Albert告诉我，他初到加拿大感到最大的挑战就是找工作。因为在国内，大学生毕业是包分配的，像他这种学英语的毕业生当时各大单位都抢着要人。他来到加拿大后，中国学历也不被认可，只好重新再读，读完了，学校不管你的毕业去向，只能自谋出路。他没有加拿大工作经验，除了英语又没有一技之长，年纪偏大无法靠出卖体力挣钱。最后，找了大半年，好不容易在唐人街一家中文小报找了份工作。他说，这份工作听起来不错，既是记者又是编辑，但压力大，采、编、排一脚踢，还耍长期上夜班。不过，他总算是找了份脑力劳动的文职工作。他总结道，在加拿大好似乡下人进大城市一样，好奇、新鲜之后，处处充满挑战，在人家的地盘，所有一切都要从头开始。Albert所说的报馆，小得可怜，第二天他带我去参观，只有两层楼的地方。当时在广州，报社可是个大地方，还有军人把守，闲人勿进。

我问年轻一点的小马干什么工作，他快人快语地说，在餐馆打工！我一周做几家餐厅，中午、晚上不同餐馆，周日、周末不同地方。他大学毕业后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干脆到餐馆做工。不过他脑袋瓜精明，套用中国女子排球队五夺世界冠军的成功秘诀：“短、平、快”的战术去打工。那年头中国女排是我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学习榜样。小马说，我专找那些短时、廉价但每天有现金收入的，以及靠体力挣快钱的工作。那些工作容易找，他解释道，这样拼命干活挣快钱是要寄钱回家偿还留学的费用。他告诉我，在加拿大只要你肯吃苦，不挑三拣四，总会有生存空间。他喜欢加拿大的自由，国内铁饭碗虽稳定，但端起来就要吃一辈子，没有选择余地。就业是件大事，大事最好不要别人包办，如同婚姻一样，自由恋爱，对与错都是自己挑选的。最后他告诉我，这里的人找工作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最主要还是在政府开的劳动就业市场去寻找。

其实，从抵达加拿大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千方百计打听招工打工的门路，我想争分夺秒找份工作。听大家谈得那么投入，我恨不得马上可以找份工作，卷起袖口干活去。

P15-21

2008年圣诞节前夕，我在广州将新作《回中国创业》的手稿交给了花城出版社的钟洁玲。

她是我暨南大学的校友，我们相识二十多年。闲谈中她告诉我一则消息，现在国内大学生的地位今非昔比，大学生就业十分艰难，形势越来越严峻，或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她问我，你是否能做点什么贡献？我一时语塞。社会问题本应由国家出面，轮不上我等凡人插嘴。后来，我又陆续发现不少大学校长公开呼吁、亲自推销应届毕业生，当中的校长们有些是我相识的师兄师姐。我开始留意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变成平民化、教育产业化，但市场似乎并不买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毕业与“毙业”谐音，实际情况也差不多，毕业的学生们不少人确实在坐以待毙。我们大家似乎除了埋怨市场背后那双捉摸不定的手，检讨教育与就业的时空错位，加强对大学生找工打工能力培训等等以外，一时之间谁也无能为力。只有等待，让各方高手会诊，或由市场自行调节。但可以想象，在未来三五年内，高校毕业生们以及他们的父母，都会一齐患上失落、失望、郁闷、痛苦等等的“人流感”。

唉、命运真是捉摸不定！

1983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那时日，“七十二行大学生为王”，大学生可是热手馍馍，工作单位随你挑选；1988年我获得暨南大学博士学位时，就业形势还是红彤彤的一片大好。转眼问，中国重新崛起跻身世界之强，大学生就业市场竟然供大于求？值得反思。但是，我这个受惠于中国开放改革政策的海归人士又能够做些什么呢？杯水车薪，我该做的已经做了。

不久前，我参加了中山大学历史系79级即83届的同学聚会。我们这一群奔五、奔六的昔日同窗，二十多年后再相会，在不胜嘘唏之余，也谈及大学生就业难的话题，那些少数孩子还在大学就读的同学更是替自己孩子的前途担忧。

于是，这几个月在我脑海里总有一幅这样的图画：高校毕业生招聘会上挤满失落、失望的学子，他们郁闷、痛苦之余，回到家中迎接他们的是一直供养他们上学读书的父母那焦虑担忧的目光。

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有一颗爱子之心。

我为人之父，托加拿大之福我和太太育有三个孩子，虽然他们还在读小学和中学，毕业择业、求职找工的问题，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或许尚算太早，但一眨眼之间，他们“噌”的一下就长大成人。将来，说不定我也会为他们担心操心。

终于，我有一股冲动，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我要将自己在加拿大找工做工的经历分享出来。

当年，我为圆出国梦，走出校园，告别辉煌，一切清零，然后，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找工、见工、打工、辞工、被炒等等，全新体验。我经历过和大学生们一样的初涉社会的种种失败尝试，我更愿意分享从校园到社会当中的许多心理落差、心灵冲击、酸甜苦辣……虽然这一切都不能解燃眉之急，但对时下正在寻找工作或将要找工作的学生们会有所启迪，我也乐意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有需要的师弟师妹们。

当然，时过境迁，我那些十多二十年前的移民打工故事难免有些陈旧，只是当中的道理仍在有效期之内；同样也因为这是一个人的经历，难免单调乏味，但是故事都是真实的。

曾经在大学任过教的我，重新承担起传道解惑授业的天职，我将加拿大打工四年分成四个不同阶段，如同一个大学生在普通大学里要经历四个年级，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人在找工、做工过程中的成长历程。

愿这本书能带给你们一点点的帮助。

读者朋友，首先要感谢你的忍耐，陪伴我重温了一段历史。

其次，我感谢广东花城出版社的赏识，同时也感谢孙虹编辑等众人的帮助和努力，让这本书得以面世。

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我有机会回顾差不多20年前在加拿大的四年打工生涯，为此，我内心充满了感恩。

自然，我马上想到我的爸爸朱达煌、妈妈陈清，当年他们为满足我的出国梦想而申请移民出国，带着我这个未婚青年移民加拿大。让我感动的是，在加拿大，年迈的父亲在唐人的超级市场和西人的面包店做过苦工，妈妈则帮我妹妹带大了一对子女。我的父母在中国已辛苦了一辈子，完全可以享受离休退休生活，但晚年在异国他乡他们仍在操劳，为后代树立一个任劳任怨不求回报的劳动者形象。

我也想到妹妹朱穗娴和妹夫黄稳源，他们对我一直是无私的指导和帮助。说实在话，他们夫妇俩在加拿大打工的故事比我的要丰富精彩得多，在他们面前我有点儿班门弄斧了。

至今我仍十分怀念在加拿大打工时相识相处的一群上司、下属和同事，一想到他们我不由自主便想起香港歌手许冠杰唱过的一首名曲——《我地呢班打工仔》。当然，我更感激给了我打工机会的中外大小老板们，他们的宽容和忍耐让我这个打工仔生存下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对我后来回中国开创自己的事业带来启迪。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的太太晓红，我们是患难夫妻及并肩作战的战友，当年如果没有她在我身旁，我知道我在加拿大打工会变得没有意义，而她自己在加拿大的打工故事本可以成为本书精彩的一章，但她是大家闺秀，既不爱张扬亦不想冲淡我的角色。这几个月，我忙里偷闲地写呀改呀，我那三个孩子一直从旁观察，留意我的写作进度，大女儿嘉盈同我有过分析讨论，二女儿嘉宝帮我画插图，小儿子承恩虽插不上嘴但在每晚睡前为我祈祷……如果没有家人的鼓励和支持，我那些日渐消失在记忆中的故事难以重见天日。

终于，可以交稿了，抬头望一眼挂历，惊奇地发现，“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

最后，祝所有为了美好的明天而辛勤劳动的人们，节日快乐！

朱凡

2009年4月218日

广州嘉和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