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游走在东方和西方、历史和现实之中，崇尚精英文化，痴迷文字，并被誉为“中国民间意见领袖”的“超强怪人”。

他还是《南方人物周刊》评选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敢于直言、观点犀利，他的文字已经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其博客点击率已经直冲2 000万。

大国经济、大国金融、大国人口、大国民生、大国未来……且看薛涌眼中的“怎样做大国”。

大国经济，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中国制造业的崛起？面对第二次“农业革命”的考验，中国人是不是该出国种地了？

大国金融，中国能够打造出世界金融中心吗？纷繁的大国金融历史能否为中国金融崛起指引出一条“康庄大道”？中国金融又如何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定位？

大国能源，能源消耗已经引发了可怕的生态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大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能源战略？我们的汽车产业模式该何去何从？

大国财富，福利国家是不是人人向往的美好远景？社会究竟是穷人的还是富人的。看来的确需要刺激健康的经济伦理了。

大国未来，中国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能否转变？如果能用土地换教育，让农民进大学，中国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巨大变革？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哪种类型的高考制度？

对中国发展模式感兴趣的读者，如果你想听听来自大洋彼岸“民间意见领袖”的声音，还是认真阅读一下这部书吧。

大国序说

1 大国金融：任重而道远

 中国靠什么建造世界金融中心

 金融决定大国兴衰

 金融民主

 世界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

 中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重新定位

2 大国经济：如何打造？

 警惕“自闭症”中的中国泡沫

 中国制造业：究竟有多少幻象

 盖茨帮我们反省市场经济

 粮食进口：“市场依赖”与“生存依赖”

 第二次“农业革命”风雨欲来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出国种地？

 面对通胀：我们该何去何从

 大国小业：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抉择

3 大国能源战略：一个颇为沉重的话题

 保护生态也需要一种战略

 鼓励能源浪费？

 被低油价娇惯了的公众

 通用汽车给中国提供了什么教训

 汽车业的发展：欧洲模式与印度模式

 中国人能不能少开车？

4 人口博弈：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人重物轻：大国崛起

 英美为什么能主宰世界？

 人之轻重：东西欧的历史分水岭

 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

 中国的人口历史机遇

 新人口论：全球老龄化与中国的应对

 教育与老龄化的双重危机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人口变动与制度创新

5 大国人口战略：何以主宰世界？

 人口：美国保守主义征服世界的核心战略

 美国的世纪

 下一个婴儿潮的来临

 3亿人的美国

 美国的单身潮

 美国的“富人超生”

 欧洲在消亡吗？

 韩国的人口“寒流”

6 大国之家：住房成为解不开的难题

 住房危机：中产阶级的愤怒

 我们能不能住小房

 房价是怎么涨起来的？

 房奴心理学

 经济适用房：为什么我们还得要？

 中国的廉租房难道还赶不上500年前的欧洲？

 住房建设的新模式：从北京看过来

7 大国治理：从产权到基层自治

 当我们买的房子被拆迁的时候

 谁的产权：最“牛”钉子户呼唤“新思维”

 制度与习俗

 从产权到社区自治

 国家是否有责任保护耕地？

8 大国财富：谁背叛了中国经济？

 大国财富：是谁背叛了中国经济？

 福利国家的理想

 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政治家给穷人当实习生

 健康的经济伦理：需要刺激

9 大国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

 让我们先学会“附庸风雅”

 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

 从星巴克退出故宫看全球化中的文化冲突

 怎样在中国人的陋习中建立公共秩序

10 大国未来：21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

 城乡教育：能不能平等？

 中国大学的病灶

 5万研究生的名额能否给民工？

 用土地换教育，让农民进大学

 大学排行榜：需要有信誉

 学术腐败：多是管出来的

 高考制度：如何改？

 海归败值：说明了什么？

结语：以人为本中心的大国

附录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1 大国金融：任重而道远

金融是经济的神经中枢。大国经济离不开大国金融。19世纪初英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也正是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时刻。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正好和华尔街崛起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步。过去1/4世纪，中国靠着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实现经济起飞，正从世界最穷国家的行列步人中等发达国家，并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但是，这一过程本质上不过是“脱贫”。人要“脱贫”，只要勤奋自律，凭着卖力气大致就可以。但“脱贫”后要“致富”则不那么简单，要从事更为高级复杂的工作。

中国靠什么建造世界金融中心

在这里，让我重述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以.购买力计算，2008年美国GDP排名世界第一，中国排名第二，日本的GDP总量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即使以美元面值计算，2008年中国的GDP也达到4.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4万亿多美元）和日本（4.9万亿美元），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3.6万亿多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201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有如此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中国却没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世界级金融中心，都在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巴黎、法兰克福、芝加哥、中国香港等地。其中，香港虽然属于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但其经济乃是内地经济的边缘，按国际惯例，其GDP总量另外计算，不属于常规GDP排名中的中国经济体范围内。中国内地城市在各种世界金融中心的排名中名次最高的是上海，但很难见到上海排入前20名。这种缺乏世界级金融中心的状况，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比如，中国在过去1/4世纪的强劲发展中积累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却几乎只能认购美国的国债、购买美元资产，并冒着这些积累会随着美元贬值而大幅度缩水的危险。想为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财富保值，却要听命于人。这说明中国如果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世界级金融中心，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这大概也是2009年4月29日中国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原因。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到2020年，要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他进一步介绍说，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体的有四个方面：一是基本形成国际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二是基本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体系；三是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四是基本形成符合发展需要和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体系。

可见，中国政府已经有了长期的战略考量，要在中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面对这一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金融对经济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二，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条件是什么？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具有通晓世界史的宏观视野，理解金融与大国兴衰之间的关系。

金融决定大国兴衰

1840年鸦片战争之际，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竟被英国的一支现代化舰队跨越半个地球轻松击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如果从经济总量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为什么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会如此脆弱？历史学家们从政治、军事、工业、科技、文化等等方面分析原因，但是往往漏掉了金融。  鸦片贸易最初的目标是解决大英帝国的金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也是一场金融战争。18世纪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今日颇有些相似之处：中国货物大量出口欧洲，欧洲产品在中国却没有市场。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使欧洲国家不得不用白银（也就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中国成为了吸收世界白银的无底洞，造成了欧洲的白银紧张。这和中国产品遍及全球、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的今天颇为相似！鸦片是英国用来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发明”的出口产品。鸦片大量流人中国，彻底扭转了中英问的贸易平衡，使中国从贸易顺差走向贸易逆差，白银不断外流。当两国最终兵戎相见时，伦敦已经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了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拥有着活跃的股票市场。而中国虽然身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无现代金融可言。不要说中国对股票市场闻所未闻，甚至连通行的白银也没有货币化。市场上大量流通的都是外国银元。也正是因为有现代的金融市场，英国政府才可以长期支持庞大的军事行动。要知道，当时一艘现代化战舰，价格相当于工业革命时一座最大的工厂。一支舰队，就等于全国最大的几个企业飘在海上。跨越半个地球的远征所带来的财政挑战可想而知，但英国政府却能从容应对。而清政府虽然统治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却没有金融市场可依赖。其政府财政还是依靠落后的税收体系，根本应付不了突发的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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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已经是世界大国？从经济总量上看，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不妨看看基本的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08年中国的GDP达到4.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4万多亿美元)和日本(4.9万亿美元)，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3.6万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c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学家们还经常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核算GDP，那就是购买力。对购买力估算法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各国生活费用差距相当大，每1美元在不同地方能买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经济学家们用了一种通俗易懂的“巨无霸指数”(Big Mac Index)估算同样的货币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同样一个巨无霸，在挪威要花5.79美元，在中国则仅仅为1.83美元。也就是说，同样的1美元在中国的实际购买力比在挪威的实际购买力要高出3倍多。如果按照货币的这种实际购买力来估算，各国的GDP将会重新排座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此估算的结果是：2008年美国GDP以同样的14万多亿美元排名第一；中国则以将近8万亿美元排名第二；百物腾贵的日本，GDP总量仅为4.3万亿美元，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印度则以3.2万多亿美元上升到第四位(在以美元面值计算的常规GDP榜上排名第12)，德国以不到3万亿美元跌到第五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领先于印度，在未来10年，美国和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大国。当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许多经济学家的预言：再过30年左右，即使以美元面值计算，中国经济的总量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些统计数字和理性的预期来看，已经没有人能否认中国是一个大国。

但是，统计数字也揭示了另外一个含义。中国之所以成为大国，主要在于中国有13亿国民所构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口，并不能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准。庞大的经济总量被13亿一除，一下子就变得很不乐观了。再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以美元面值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 300多美元，在被统计的17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4位，如果以购买力估算，则以不到6 000美元排在被统计的194个国家和地区的第100位。连萨尔瓦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纳米比亚、安哥拉等等听起来很落后的小国家，也排在中国之前。这就形成了典型的“大国小民”综合征：经济总量的壮大使许多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大国意识，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应该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以“摆摆大”了。但是，真正落实到个人层面，大部分中国人则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自己仍属于世界上贫困的一族，经济力量甚至还不如毫不起眼的非洲、拉美一些小国的国民。许多中国人中的反韩情绪多少也反映了这一点：区区一个小国，凭什么和我们争夺亚洲文化的主导权？凭什么这么趾高气扬？但是，韩国人“牛”的一个道理是，不论按美元面值计算的人均GDP(近两万美元)，还是按购买力计算(2.7万多美元)，都是中国的数倍。作为个人而言，韩国人当然“神气”多了。更何况，中国的发展是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滞后，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渠道，让普通公民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务有足够的发言权、参与公共决策。大家不光是经济贫民，也是政治上的小民。大国意识的膨胀和这种小民的无助感相互撞击、冲突，自然就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挫折。这也就给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遗憾的是，“大国小民”的情形很难算是真正的大国姿态。愤怒和挫折的心态也很难与大国匹配。人在这种状态中所做出的决定经常是基于情绪(而且多是相当恶劣的情绪)而非理性。这种决定的错误性自然会导致更多的愤怒和挫折，如此恶性循环下去……这种民族主义心态强调的是大国“应有的地位”，把个人层面的挫折感归结为国家的国际地位被低估、归结为外国对自己的轻视和敌意，进而激发了极端的排外、仇外的情绪，却忽视了这种挫折感的根源其实还在于“小民”、“贫民”的现实，在于我们国家自身的原因。这种典型的通过对外发泄而躲避自己问题的弱国心态很难和大国的地位相得益彰。

本书虽然叫“怎样做大国”，但大国仅是一个背景，一个生活场景。书的核心是人，是中国人的生活。在讲到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时，我要探讨的是这究竟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离开了人，经济总量在世界排第几并不重要。30多年后，也许中国的GDP确实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许多人为这一远景兴奋不已，甚至“不能不看好中国”。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鸦片战争时，中国同样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其地位大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美国所取代。难道有人想回到那样的时代吗？

所以，做大国不是坐在GDP的头把交椅上自我陶醉，也不是站在这把交椅上大喊大叫地宣泄。做大国的目的是做“大民”，让中国人生活得有保障，有尊严，有价值。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长期的竞争力，才能对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作出真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