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是两部分别以紫禁城和长城为主题的著作。在这两部书中，“城”的含义有所不同。其中，《紫禁城记》中的“城”，指的是皇城，具体来说，它的范围包括紫禁城护城河环绕的全部地域，向南包括外金水河围合下的天安门、太庙和社稷坛；而《长城记》中的“城”，指的是城墙，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作者把它们并称“双城”，一方面表明它们在世界建筑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堪称中华文明“双璧”，祝勇在书中，还特别阐明了“双城”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借用了英国作家狄更斯《双城记》的提法，显示了作者的巧思和机趣。

紫禁城与长城的价值，依托于建筑，又不止于建筑。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它们是历史的产物，但它们的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因而，它们不仅史学价值巨大，文学和艺术的价值同样很大。它们不仅为学者们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也为作家和艺术家们提供充沛的创作素材。也就是说，对紫禁城、长城的解读，应该是全方位的、多元的，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完全可以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完成对这两处史诗性建筑的阐释。

时间的遗骨

长城的时间起点

秦始皇

科斯定理

长城内部的形势

芳香的身影

中国体系的形成

山海关的诞生

未完成的杰作

九边之首在辽东

天下英雄谁敌手

九门口之战

长城的终结

公子小白在莒国的宫殿里听到了父亲被杀的消息时，他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慌乱。他的父亲是齐国国君，人们称他齐襄公。关于宫廷里的那场内乱，他一无所知。现在，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回到齐国。在他的故乡，掩藏着他生存还是毁灭的秘密。那个秘密折磨着他，他急迫地试图解开那个秘密。他知道，与此同时，在另一个隐秘的地方，有一匹同样的马，在向昨日的宫殿飞奔。马背上的骑手，与他同样年轻，甚至，与他有着相似的容貌。他就是公子纠，自己的兄弟。谁先到达都城，谁就是齐国的国君。他们正在进行一场速度的较量。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体育比赛，等待他们的不是金牌，而是生或者死。这场比赛的成绩不仅与他们个人的命运密切相关，而且，与整个长城的历史密切相关。小白跨上马的时候，阳光的利刃刺痛了他的眼。他流泪了，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兴奋。这种兴奋使他战栗。任何一个年轻人，在这样重大的关头面前，都不可能抑制住这种战栗。这个后来被称为齐桓公的年轻人，此时对未来充满了预感，尽管在那个时候，命运尚未向他透露任何消息。

公元前686年，从莒国通往齐国的道路充满险恶。各种形式的阴谋埋伏在道路的两边，随时准备断送公子小白的事业。有时，小白自己也会被马蹄声的单调与激烈所吓住。但是，他仍然能够把飞箭的声音，从马蹄声中分离出来。与马蹄声的急迫滞重相比，飞箭显得更加平滑和流畅，它的速度里包含着一种置人死地的果决。那支飞箭同样具有决定历史的重大意义。一个名叫管仲的中年男子隐藏在路边的树丛里，箭镞向奔马上的骑手迅速瞄准。他的机会只有一次，所以，这更像一场赌博。箭头沿小白飞奔的方向滑动，然后是“呼”的一声，箭飞出去，以更快的速度奔跑，它迅速追上的小白，管仲听到一声惨叫，那个年轻的身体从马背上消失了，那匹失去了负重的马仿佛受了惊吓，拖着一声古怪的长嘶，消失在道路尽头。

小白用自己的假死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公子纠。作为公子纠的谋士、小白的政治对手，管仲再次见到公子小白的时候，自己已经成为他的囚徒，而那个从他的飞箭下逃生的年轻人，却是齐国的新任国君，人们称他齐桓公。最令他意外的，不是小白没有死，而是他听从了鲍叔牙的推荐，任命自己为国相。

这是一项大胆的任命，它表明了齐桓公非凡的政治眼光。历史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在管仲扶助下，齐桓公不仅创造了齐国的辉煌历史，他自己也被推到“春秋五霸”的位置上，成为春秋时代一位著名的政治明星。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时代里，有人为后来的长城堆了最初的一坯土。我们无法看清那个人的脸，但他肯定存在，如果没有他，整个长城的历史都会显得不可思议。

作为历史上最早的长城，齐长城最初是从河堤防洪工程脱胎出来的。管仲曾经在《管子》中写道：“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但谁也没有想到，那些高高低低的堤坝，后来成为阻挡入侵者的堤坝。我们从《左传》中得知，公元前555年，在晋国的号召下，诸侯的联合部队向齐国发起攻击，齐灵公“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堑壕里挖出泥土附在堤防上，加高堤坝以防入侵之敌。这些泥制建筑，实际上已经具有了长城的性质。

长城起源于堑壕的说法在学界尚有争议，在长城史上，堑壕身份可疑，尚未经过专家的验明正身。但是至少，堑壕战对于统治者的启发是巨大的，那些隆起的土墙，成为他们抵挡敌军箭矢的最好盾牌。它们是原始意义上的城墙，是长城的发起者。

齐长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起来，日复一日地加大它的体量，像历史本身一样，变得日益粗壮、厚实和冗长。在历经了齐威王和齐宣王两个时代以后，长城已经在公元前六世纪的阳光下完形。一百多年后，雅典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出海通道，才在公元前457年在通往比利牛斯半岛上的三个港口大道旁，各修筑一道数十公里的城墙壁垒。

大约在公元前656年，曾经有过一场耐心寻味的对话。对话双方，一个是准备伐楚的齐桓公，另一个则是楚国派往齐国的特使屈完。当时，齐桓公与屈完一起检阅了部队，他的目的当然是炫耀兵力。然后，齐桓公望着尘土飞扬的演兵场，对屈完说：我有这样的军队，谁能战胜？屈完的回答是：

“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几乎与齐国同时，楚国也修筑了自己的城池与城墙。它们是作为放大的盾牌存在的。在想象中，这种坚固的盾牌可以被放大到无限。齐、楚以及各国间的军备竞赛，为长城的生长注入催生剂。有意思的是，这种竞赛，不是侧重于进攻，而是侧重于防守。这种保守的防御思想，像一条坚韧的牛皮绳，牢牢地拴住中国的历史，在后世一直没有中断。其中暗含的心理因素，是我们破解长城密码的关键所在。

没有人比齐桓公更了解长城。于是，在长城的逼迫下，齐桓公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进攻计划。但是楚国的噩运并没有因此而幸免。身为历史上最著名昏君之一的楚怀王，把这个一度强盛的国度送进了坟墓，与它同归于尽的还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名字叫屈原。即使遭到了流放，屈原的身体仍然固执地拦住楚怀王的车队。两干多年后，我们仍会对他声嘶力竭的苦谏寄予深切的同情。这位忠君者成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傻瓜，但在当时，他别无选择。世界上昕有的昏君有着共同的品质，那就是对忠诚毫无反应，楚怀王也不例外。这将屈原以及他的国家置于彻底的绝望中。楚怀王也因此荒废了自己长城的用途，而成为齐桓公事业的最大支持者。坚固的城墙没能阻挡楚国的灭亡，我们的诗人投江而死。关于他的死，民间传说还有另一个版本。他们认为，作为改革派的屈原是被他的政治对手捆绑后扔人江中谋杀的，但这一隐秘行动依然没有逃过人们的目光，目击者因无法说出真相，就以向江水里扔粽子的方式，暗示着谋杀的过程。

齐桓公收到了来自燕国的求援，这证实了他作为春秋霸主的地位。当时的燕国已经被山戎和东胡的部落搅扰得坐卧不宁。根据管仲的建议，齐桓公亲率大军，前往燕国，与山戎和东胡作战。山戎军队一路溃逃，齐国与燕国的联军，一路追击到孤竹国。

黑夜阻挡了大军的道路。本来军队是脚踏大地顺利地行进着，但他们所信赖的大地突然在黑夜中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士兵们寸步难行。就在这个时候，一股风沙开始了向军队的偷袭。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一阵恐惧突然袭上齐桓公的心头。只有当年那条横亘在莒国与齐国之间的道路，曾给他带来过这样的不安。他知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迷谷”了。这是一个隐藏着无数变数的神秘地方。他不知这里将发生什么。他在惴惴不安中捱到了天亮，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军队已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队伍已经凌乱不堪，他的士兵们，个个衣衫褴褛，表情呆滞。没有人能够带领他们摆脱困境，只有几匹老马，在冷风中漫无目的地前行。一个念头从他的大脑里闪过——只要跟随那几匹马，就能够走出迷谷。他不把它视为马的本能，而是视为来自上天的神秘暗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齐桓公的直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用“老马识途”这个成语，来纪念这一历史。

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燕国在它的北方边界修筑长城，来阻止山戎和东胡的袭扰。与齐、楚长城不同，这是一条在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建立的第一条隔离带。那是公元前三世纪的燕昭王时代(前311年-前279年)，紧随赵国的“阴山长城”之后修建的。这条自造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村)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的厚实的石墙，把东胡人的呐喊与马嘶隔在了外面。这是战国时代修筑的最后一道长城。它西起张家口、宣化，经燕山北麓沿围场进入内蒙古赤峰市东南敖汉旗，再转入辽宁省阜新东北，渡过辽河向南折去，经宽甸抵达辽东，直至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清川江北岸，全长二千二百多公里。

横亘在各国间的长城，最终没能挡住秦国军队的马蹄，它们的消失就像它们的耸立一样令人不可思议。秦国像一只胃口巨大的怪兽，坚硬的长城只能使它的牙齿变得更加锋利。它用铁制的牙齿咀嚼那些砖石，它的身体在各种残骸的喂养下茁壮成长。对于历史这个势利眼而言，齐桓公的伟业很快被遗忘了，一场更加宏大的事业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秦始皇废除了建立在各国间的长城，却制造了更大的长城，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上把自己的帝国包裹起来。

P7-15

紫禁城(故宫)与长城，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中华文明的象征，在文化史上，具有不可比拟的独特性，为世界瞩目，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空间上看，紫禁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其规模、其气势，令法国卢浮宫、俄国圣彼得堡的冬宫、英国白金汉宫、日本东京皇宫等世界著名宫殿难以望其项背；长城，不仅是世界上最宏伟的防御建筑工程，同时也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古代建筑，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的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一万里。从时间上看，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有24位皇帝的身影在这里出现过，紫禁城的一砖一瓦，都见证着明清历史的风云变幻，从这个意义上说，紫禁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容器，贮存着无比丰富的历史信息；而长城，时间跨度则更是漫长，从战国齐、楚、魏、赵、中山、燕、秦长城，秦汉长城，北魏、北齐、北周、隋唐长城，辽金边壕，一直到明代长城和清代柳条边，犹如一根探棒，探测着历史的深度。

紫禁城与长城的价值，依托于建筑，又不止于建筑。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它们是历史的产物，但它们的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因而，它们不仅史学价值巨大，文学和艺术的价值同样很大。它们不仅为学者们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也为作家和艺术家们提供充沛的创作素材。也就是说，对紫禁城、长城的解读，应该是全方位的、多元的，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完全可以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完成对这两处史诗性建筑的阐释。

《双城记》，是两部分别以紫禁城和长城为主题的著作。在这两部书中，“城”的含义有所不同。其中，《紫禁城记》中的“城”，指的是皇城，具体来说，它的范围包括紫禁城护城河环绕的全部地域，向南包括外金水河围合下的天安门、太庙和社稷坛；而《长城记》中的“城”，指的是城墙，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作者把它们并称“双城”，一方面表明它们在世界建筑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堪称中华文明“双璧”，祝勇在书中，还特别阐明了“双城”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借用了英国作家狄更斯《双城记》的提法，显示了作者的巧思和机趣。

《双城记》的写作者祝勇和摄影者李少白，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紫禁城，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与故宫以及故宫同仁，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祝勇很早就把关注点聚焦到明清历史，特别是紫禁城上面来，他不仅沉潜于史料，而且对紫禁城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这种扎实稳健的风格，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难能可贵。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灵活的视角，这刚好有利于发挥他的特点，对紫禁城作出与他人不同的阐释，使他的作品，成为一种独特的文本。他一直坚持个人化的写作路线，他所描述的紫禁城，得自于他的个人视角，与我们每个人所熟悉的紫禁城(公共视角)，既相通，又相异，这使他的文本具有张力和不可重复性。李少白是一位长期专注于紫禁城题材的资深摄影家，长期的工作，使他对紫禁城的内涵着有较为深刻的理解，而他所选取的角度，同样是不可重复的一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了紫禁城各个角落，甚至曾经爬上宫殿的屋顶，他的镜头会引领我们，抵达一个大众难以抵达的故宫。《双城记》不仅体现了这一老一少各自的艺术追求，也体现了他们默契的配合。是紫禁城，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的结合点，这一点是令人高兴的。总之，《双城记》是构思新颖、表达独特的作品，对于让更多的读者深入地认识紫禁城和长城，弘扬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意义。

郑欣淼

故宫博物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