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苦闷不在家信中发泄，又哪里去发泄呢？孩子不向父母诉苦向谁诉呢？我们不来安慰你，又该谁来安慰你呢？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与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的解脱。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好了。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稼。我们只求心理相当平衡，不至于受伤而已。

在这里，傅雷和自己的儿子傅聪谈论艺术的真谛与精神的修养，与朋友谈学论道。书中所包涵的智慧，不只是从学问的研究中来，更是从生活的体验中来。

这里不仅包含了《傅雷家书》最重要的文字，还有着家书之外的才情与学识。

第一辑

 与傅聪谈音乐

 与傅聪谈美术

 与傅聪谈文学

 与傅聪谈修养

 致傅敏

第二辑

 致牛恩德

 致成家榴

 致吴宓

 致罗曼·罗兰

 致楼适夷

 致刘抗

 致黄宾虹

 致宋奇

 致周宗琦

 致罗新璋

 致石西民

附：傅雷自述

写了大半天，字愈来愈不像话了。近二年研究了一下碑帖，对书法史略有概念。每天临几行帖，只纠正了过去“寒瘦”之病，连“划平竖直”的基本条件都未做到，怎好为故人正式作书呢？

现在该报告一下二十五年来大事。你行后我们全家赴桂四月。抗战期间(一九三九)曾只身去昆明，应滕固之约，当国立艺专的教务主任，三个月即回沪，从此蛰居。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底至四六年年初，与友人合办综合性半月刊《新语》，以曲高和寡，四个月即停。今日翻出来重看，倒仍是数十年来文字风格最讲究的一份杂志。一九四七、四八年夏(举家)两次上庐山避暑三月，当时病肺，特去疗养。四八年五月夫妇去北京观光半月，兼访宾翁。四八年十一月全家飞昆明，四九年七月飞香港，聪留昆读书；十一月由港乘船去天津归沪，居今址。五一年四月聪自昆明回家，始决定任其专攻音乐。四五年春去天台山，秋又去天台，兼游雁荡。五六年五月重登黄山。以上均与梅馥偕行。五六年九月聪自波兰回国度假，同去杭州小住五日。是年六月曾与上海市政协参观团往淮南参观煤矿，并游佛子岭及梅山两大水库，均解放后伟大新建设。五七年三月又去北京开会半月。自此以还，即未离沪。四年来身体奇坏，精力大衰，几于足不出户，工作时间不得不减少一半。五六年前每日可工作十至十一小时，今则逐渐减至五小时左右。三叉神经痛时发，关节炎也经常纠缠，坐不起来，腰板酸痛难以支持。视神经更是使用过度，衰退到近于危险阶段，去春专科医生警告，再不彻底休息，恐有失明之虞，因停工三阅月。次儿敏(一九三七年春生)在北京外交学院修业，因转送北京外语学院专习英文，故学习期限延长为六年，须明年暑假方能毕业。我因鉴于教育子女精力财力都有问题，故及早节制，就是两个男孩。

聪八岁学琴，十三岁后即无好老师，零星就学，近于游击，十五、十六岁更无形中断，我一向准备他随时改行，学音乐原意只让他有一项终身的艺术享受。幼时我自己教他古文、诗歌、散文，材料自选自编。另外请人教英文、数学。半路进过高中，在昆明他自做主张，从高中二跳去考云南大学文科，考上了一年级，读了半年坚决要回沪专攻音乐。那几年中几次三番要求脱离学校，我均以无正式音乐教师可找，不允。五一年(十七岁)回家后，第一年还有老师，第二年老师去加拿大，只能自学。五三年春在上海与交响乐队演奏贝多芬第五协奏曲，七月去罗马尼亚得青年联欢节钢琴赛第三奖；又去波兰及东德演出，被波兰音乐界看中了，由波政府向我国提出，邀其去波兰学习，并参加五五年萧邦比赛。以后的事你已知道，不再赘述了。

今年十一至十二月，他将作访美演出：十一月九日至十二月中旬，在美三十四天共有十九场(四场在纽约)。十二月中旬至一月初，在美过年，并去夏威夷演出四场。一月中旬至二月底去澳洲演出十四场。归途或许在新加坡再度登场。你们届时定可见面。你家虎儿在澳洲大概也能听到他的演奏。我现在最担心他出台太多，妨碍他新鲜的音乐感受，也不利于钢琴与其他方面的学习。他说目前为了经济基础与艺术地位尚未稳固，一时还不能减少演出。我从他小时起就是希望他全面发展，学任何部门的艺术都不能只关在本行之内，才不至于贫血与闭塞。他今后还需要从多方面不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平日为了他，我得写中文长信，免得他中文生疏。又得同时写英文信：媳妇年轻天真，也用得着老辈的人指导。亲家也常通信，这样就够忙了。

人浩兄也不远千里有所馈赠，且感且愧，望代道谢，此次实在没有精力单独写信给他了。第二次烟丝亦收到，谢谢。既不能免除关税，今后不再奉渎足下了。

随函另邮寄上拙译书数种。近四年来未再印，故一部分书拟托家和在港购就，寄至尊处(国内脱销之书，港九反有)。

此信前后写了六小时半，筋疲力尽，无以为继矣。诸维珍重不宜。夫人均此问候P220-222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健忘是没有前途的。人类历史，只能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中前行。诚然，没有幻想或畅想，也就没有未来；但是多彩的幻想或高远的畅想，也只能建立在丰富的历史实践及其成果的基础上面。其他部门的运作是这样，文学艺术领域亦不能例外。——这正是我们选编本书的原因之一。

在这里谈艺论文且论学者傅雷先生(1908—1966)，字怒安，上海市浦东人，是我国现当代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其所译巴尔扎克、梅里美、丹纳、伏尔泰、罗曼·罗兰等法国著作家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数十年来流传不衰。傅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艺术鉴赏家。他除了撰有专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和《论张爱玲的小说》、《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等众多文艺评论文章，还在大量的家书和写给友人的信函中，经常即兴而精彩地表达着对文学艺术问题和如何做学问的见解，——他的论学又常常是和谈文论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真可谓是信手拈来，皆成真谛。但或许是由于傅雷先生在译著上的声望远播广大，其在艺术理论和鉴赏方面的成就，却长时间被人们所忽略了。而这也正是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编选其书简的另一个原因。

在以往的百多年中，谈文论艺者之众，犹如过江之鲫，其文章之多，亦可谓连篇累牍，难以胜计。然真能切中肯綮者，又有几人？就多数论者而言，不是失之就事(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论事，缺乏思辨性的生发，便是空谈玄论，于事无补。而在近二十多年间，文艺观念好似有了较大的变化，不能说这于创作实践一无益处。但冷静分析下来，除了时遭“名词大轰炸”、“贩卖洋概念”之讥，充其量只是将原来就应坚持的东西重加申述而已；在这过程当中，还往往将原本明白清楚的道理，反而喧嚣得模糊恍惚起来。在这种情形下，站在新世纪之初回眸望去，在我国现当代作家理论家中，傅雷先生则可堪称为数不多的真正懂得艺术奥秘者之一。这从本书选录的书简中，不只能使广大读者领略到傅先生在文学艺术上的高深造诣，以开启品鉴作品的悟性与灵气，同时也可为作家艺术家和理论家们，提供一种如何契悟文心艺理的参照。

傅先生何以能在文学艺术上具备那样高深的造诣和精湛的鉴赏力呢？在进入本书正文之前，建议读者们留意以下三点。

一点是，傅先生所具有的“历史观念”与“世界眼光”。

傅先生在1962年写给青年文艺爱好者周宗琦的信中说：“人类历史如此之久，世界如此之大，岂蜗居局处所能想象！”“吾人”欲步入艺术之途，“首当培养历史观念、世界眼光”。这是傅先生的夫子自道，也是他一生从文事艺并获得巨大成就的经验之谈。

在一般人的思维方式中，往往将“历史观念”和“世界眼光”割裂开来，误认为有了前者，就会有认识上的纵深度，具备了后者，也就有了认识上的宽广度。殊不知如此简单化的结果，只能是对历史和世间事物的罗列杂陈、浮光掠影。而傅雷，在探索文学艺术规律的实践过程中，他的“历史观念”是世界性的“历史观念”，在他的“历史观念”中，即有“世界眼光”在；或者说，他的“历史观念”，并非局限于一般人所理解的，仅仅是对某一特定地域所作的纵向联系，而是以“世界眼光”观察判断全部人类文化艺术史的表现。他的“世界眼光”，也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仅仅是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所作的横向比照，而是从全部人类文化艺术史的背景上，考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艺术特征，以及每一个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的方法。唯其如此，他对文学艺术的种种见解，才能与一般的普通观念和流行的通病区别开来。他也才能在宏观地把握文学艺术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准确地找到每一种具体文艺形态的独特性；反之，则能以后者去丰富与充实前者。

再一点是，傅先生所具有的全面而深湛的修养。  作为文学家和翻译家，傅雷之精通中外文学不必说了，但他的修养与视野并不仅止于此。从《傅雷家书》、《傅雷书信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与傅聪谈音乐》以及收入《傅雷全集》等其他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文、史、哲(包括宗教)三方面，均有深切的理解。他虽不是美术家和音乐家，但以其颖异的悟性和长期的欣赏实践，对美术与音乐的鉴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更可贵的是，他能将自己掌握的哲学、文化、艺术知识和人生体悟交融互会、渗透一体，并概括提升为与艺术活动(创作、演出、鉴赏等)规律有关的方法论，以表达他心目中的“理想的艺术境界”。

确实，傅先生的颖异的悟性，我们是望尘莫及的，因为他的悟性之高，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天赋的才能；但从他的家书和写给友人的书信来看，亦与其勤奋好学和持续不断的艺术鉴赏活动有关。试想，如果傅雷不在卢浮宫、梵蒂冈宫等诸多艺术宫殿中反复观赏过大量原作，单靠攻读文艺理论和艺术史课程，他能对自文艺复兴初期至19世纪末年500多年问数十位大师的创作作出那样精辟的剖析吗？同样，如果傅雷不是在艺术博物馆和展览会以及友人的收藏中，观赏过大量历代中国画的名作，更反复地品赏过黄宾虹的大部分精品(他自己收藏黄的精品就有五六十件之多)，他能从史的高度，对黄的整体创作作出那般不同于常人见解的结论吗？不只对美术作品，在音乐领域中，傅先生也是非常重视鉴赏实践的。可以说，是不断的鉴赏实践，激活与提高了他的艺术悟性。而一般艺术理论家所缺乏的，恰恰就是傅先生这种坚持不懈的艺术鉴赏活动，因而也只能说些大而无当或千篇一律的话语了。

还有一点，就是傅先生所强调的，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化艺术，要有能“通”能“化”的为学方式。

他在1954年的家书中这样说过：“我个人认为中国有史以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一个人没有性灵，光谈理论，其不成为现代学究、当世腐儒、八股专家也鲜矣！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通’才能成为‘大’，不大不博，便有坐井观天的危险。”“通”者，融会贯通也，举一反三也；“化”者，消化吸收也，提纯升华也；概而言之，“通”者“化”者，亦即悟性之表现也，性灵之发扬也。不通不化，胶滞一点，固守一隅，难有傅先生似的博大精深、新见迭出的境界。在傅先生所有谈艺论学文章中，到处都贯穿着这“通”、“化”二字。我们在接受他所留下的遗产时，也当采取同样的方式，才能从中得到真正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