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军旅作家黄国荣的长篇小说《乡谣》以近似现场素描的手法，活画了主人公二祥与他的兄弟乡邻共度艰辛的日子以及他与四个女人所蕴集起来的情感历程。奇特的人物、奇异的吴文化、蕴含深刻主题，赋予作品凝重大气之美。史诗的笔法，优美而不乏幽默的语言，扑面而来的古朴、清雅、亲切、丰腴的乡情风俗，构成作品的特色。与已往乡土小说不同的是，这里的民俗风情不纯粹是文化，而是乡人过日子的程式。如此极端化而又韵味化的处理很是罕见。

“日子三部曲”是著名军旅作家黄国荣三部小说《兵谣》、《乡谣》、《街谣》的统称。黄国荣自己以其独特的视角，关注普通人生命的价值。本书是其中的《乡谣》。

《乡谣》主人公汪二祥，是一个可与阿Q、陈奂生相比媲的文学典型。他的善良与狡黠，痴憨与精明，软弱与倔强，悲惨生活遭遇与快乐人生哲学相融，是当代农民本质的真实写照。作品以近似现场素描的手法，活画了二祥与他的兄弟乡邻共度艰辛的日子以及他与四个女人所蕴集起来的情感历程。奇特的人物、奇异的吴文化、蕴含深刻主题，赋予作品凝重大气之美。史诗的笔法，优美而不乏幽默的语言，扑面而来的古朴、清雅、亲切、丰腴的乡情风俗，构成作品的特色。与已往乡土小说不同的是，这里的民俗风情不纯粹是文化，而是乡人过日子的程式。如此极端化而又韵味化的处理很是罕见。

谁解其中味——日子三部曲修订版自序

遥远的约会——《乡谣》台湾版自序

第一章 东边牛来了，西边马来了

第二章 村前雨蓬松，村后日头红

第三章 众生一思考，菩萨哈哈笑

第四章 天上一颗星，地下一盏灯

跋·上帝给的日子

后记

让二祥提前做男人是大吉的主意，为的却是他爹爹汪涵虚。

汪涵虚自家都不敢相信，精明一世的他竟会为那个女人倒在牌桌上。

涵虚，这名字足以让人想象他父辈的学问。汪涵虚的名字是他爹爹起的。大吉听爷爷跟他讲过他爹爹这名字的来历。他爷爷为他爹爹起这名字费了一番心思，翻了唐诗宋词，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句中，挑得“涵虚”二字。他觉得诗句那种天映照在湖水里，如同被湖水所包容，天水合一，不可分辨的意境很好。望子成龙，就叫他涵虚，愿他有包容天下的博大胸怀和气魄。

汪涵虚没有按他爹爹的意愿成长，也没有成为他爹爹所期望的那种人，却也没给他丢脸。胸襟虽不那么博大，却倒是精明过人，他从爹爹手里接过一百多亩田地的家产，到他做五十大寿，家业已经有二百多亩地，娶了三房太太，还在老屋后面盖了一座二层高楼。尽管那幢楼为的是哄他高镇的那个女人，证明他每日清晨一觉醒来，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她，但楼毕竟是盖了，毕竟是汪家的财产。这楼在村里是独一无二的，打开西窗，高镇确是一览无余。

连当儿子的大吉都搞不明白，精明过人一辈子，从不听人一句劝，从不遭人一暗算的汪涵虚，那天竟会让那个女人激得一下就变了自己的性，一把一百担稻地往桌上押。而且竟会接连输了十把。要不是恶火攻心。那一口鲜血喷到牌桌上，只怕汪家这时已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

那个女人和张公祠茶馆的跑堂把汪涵虚送到肖泽元诊所。肖郎中的医术在高镇可说首屈一指。肖泽元诊断汪涵虚是痨病复发。诊完病，给他开了方子。尽管大吉和三姆妈给肖泽元多塞了医药费，把全家人的口也封了再封，世上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些债主如同蚂蚁搬家，成群结队，来来往往，踏破了汪家的大门槛。

吃过晚饭，三姆妈端着一盏美孚灯，带着大吉的主意上后楼。三姆妈把美孚灯举得高过头，要不端着灯也看不清脚下的地，灯下黑。三姆妈举着灯，勾着头，方能把脚下看清。三姆妈是小脚，小巧玲珑的小脚像两只粽子，一前一后交错着敲着地。端午节，江南的粽子裹得跟女人的小脚一样，据说为的就是要引诱河里的鱼鳖虾蟹吃这些女人的嫩脚，不要吃三闾大夫屈原的身子。这粽子里渗透着江南女子们对屈原的一片敬爱情分和牺牲精神。三姆妈的三寸金莲在汪家桥有美名。小巧得让人心痛，担忧它是否能支撑住三姆妈美丽苗条的身子。三姆妈走路的样子不是那么稳当，总是一扭一晃的，可三姆妈从打十九岁嫁给汪涵虚来到汪家桥也二十年了，没人见三姆妈因走路不稳而跌倒过。她走路扭晃脚下却总是轻脱快当，格外地显出她的风姿。要不汪涵虚也不会拿两担银元到城里去娶她。

三姆妈的小脚把木楼梯敲得咚咚作响，今日三姆妈的脚步好像比往日重些，或许她是故意用这向楼上的汪涵虚通报她的到来。

汪涵虚悄无声息地躺在床上，小衣橱上油盏灯里的灯草头要烧尽了，火小得眼见得要灭下去，还不停地噼噼啪啪地爆，楼上的一切连同汪涵虚都掩在昏暗里。三姆妈踩着楼梯一级一级升高，美孚灯就把楼上的房间一点一点照亮。

三姆妈把美孚灯放到小衣橱上，拔下头上的银簪把油盏灯里的灯草往前舔了舔，楼上就见亮了许多。亮是亮了，可还是爆，美孚灯的灯芯头也爆。三姆妈说，以后再不要到大申店里打洋油，他一准是往里掺水的，你看这灯火爆的。汪涵虚仍是没一点声气。三姆妈弄好油灯，把美孚灯的灯芯往下拧小，油盏灯点的是棉籽油，美孚灯点的是洋油，美孚灯耗油比油盏灯要厉害得多。三姆妈摘下美孚灯的玻璃灯罩，从床头拿了一张草纸，用嘴往玻璃灯罩里哈了哈气，把草纸伸进灯罩里，一手转灯罩一手擦，把灯罩擦得雪亮。

三姆妈端过灯来看汪涵虚，没看到人，先看到了床边方凳上的那一碗红枣莲子汤，还是原样放在那里，只是没了一点热气。

“大吉爹你怎么没吃呢？”

汪涵虚没声气。

三姆妈摸摸碗，红枣莲子汤已经凉了；再摸摸那把梅段紫砂壶，里面的茶也凉了。她把灯端到汪涵虚脸前。汪涵虚合着眼，这张一直让全家人惧怕的脸已瘦去一壳，脸上黄得没一点血色。

“你怎么不吃呢？不吃东西怎么会顶得住呢。”三姆妈把凉了的红枣莲子汤端到小衣橱上，把茶壶里的凉茶倒掉一些，续上一些热水，“你别老躺着，我扶你倚着坐一会儿。”

汪涵虚也不反对，任三姆妈扶他坐起来，三姆妈拿起枕头，她的动作忽然停了一下，她看到枕头底下有一沓钞票，清早给他铺床还没见，他的钱都锁在大衣橱里，是他自己拿出来的？他拿这些钱出来做啥？是要给大吉？是要给二祥？他已经给了他们多少？三姆妈一点没犹豫，放枕头的刹那间，顺手把钞票攥在了手里，拖另一床被子垫背时，把钱塞到了垫被底下。

她不露声色地给汪涵虚掖被子，一边掖一边说：“春分了，春寒还没尽。”

三姆妈掖好被子，端着茶壶，把壶嘴对到汪涵虚嘴里，汪涵虚有气无力地吸了两口。三姆妈把茶壶放到一边，坐到床前的方凳上，拿出她的一扎一扎灯草开始念经。经是给汪涵虚念的。十根灯草一扎，十扎一包，用佛图封包。每根灯草都是念十遍，什么《金刚经》、《大悲咒》，她为他已经付出了十几年心血。她对汪涵虚这么忠诚；汪涵虚却跟她隔肚皮，瞒着她做事。但三姆妈不抱怨，念经是她心甘情愿的，她念经其实不完全是为了汪涵虚，也是为她自己。她把这事当做是行善积德，有了这么一个指导思想，她为汪涵虚念经就特别的主动，特别的自觉，特别的不计回报。

她一直念到汪涵虚合上了眼睛，她才乘包佛图时，一点不让汪涵虚觉察地顺便把垫被底下的钱拿出来，不露声色地把钱装到了她身上的衣袋里。然后她再默默地加倍认真地看着汪涵虚这张没生气的脸继续念经。P5-8

日子三部曲：《兵谣》、《乡谣》、《街谣》修订版终于要重新出版了。本是白话小说，语言也平实朴素，内容不过军人、农民、书商的平常日子，亦无引经据典，更无诗词曲赋，无须赘言解析。但三部曲的第一部《兵谣》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至今已近十五年之久，今天又重新修订再版总有些缘由，所谓序，也就说明一下缘由而已。

其实三部曲重新修订，动因不在今天再版，主要是三年前台湾兄弟李锡东先生要陆续出繁体版，竖排版式页面字数少，《乡谣》和《街谣》厚如陈砖，且作品面世后，自己感到一些不尽初意之处，借此机会，于二○○七年修订了《乡谣》，台湾版更名为《日子》；二○一○年修订了《街谣》，台湾版更名为《书商》；自己一直对《兵谣》的文字不太满意，台湾出版因篇幅合适，当时抽不出时间修订，故文字未作改动，只更名为《突围》，这次再版，咬了咬牙，重新作了修订。再则至今时常有人在我的博客和邮箱里留言。对这三部作品表示喜爱关注，还有不少读者求购但买不到书，读者越是喜爱，我越得对读者负责。

这次修订改动最大的数《街谣》，不只文字润色，结构上也作了较大调整，篇幅压缩了近六万字。其次是《兵谣》，结构和风格虽保持了原貌，但全书文字在不改变原汁原味的前提下重新逐段逐句过了一遍。《乡谣》只改动了开头章节，全书保持了原貌和原有的风味。

虽是修订，但敝人为文向来一根筋，不达本意不罢休，尤其是《街谣》，原作差不多只当做初稿，费了再度创作的心血。也有朋友劝我，这三部作品出版后，读者和文坛已有定论，广播连播了，电视也拍了，奖也得了，何必这么劳神费力。这让我想起曹雪芹老先生的那首小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合此意。李锡东老弟在一次朋友聚会的餐桌上说，真正的作家跟常人做事真不一样，有时候确实有点痴迷，去年大哥在台湾时，别人都去台中、台东、台南游览了，他却把自己关在王朝饭店的房间里修订《街谣》。

作品是作家的孩子，总希望更多的人喜爱她。

二○一一年五月八日于北京大慧寺清虚斋

小说是什么？明白，难说。人是什么？天是什么？一个道理。外在简单，内涵博大的东西，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古今中外，想给小说规范定义的不乏其人，谁说的都对，谁说的又都不完全对。

不管给小说如何定义。人物、结构、语言三个基本要素是不可或缺的。近些年的小说，似乎更热衷结构、语言的翻新，对人物的塑造刻画显得不那么精心，不那么舍得下工夫。我倒是想在这上面下些气力，让小说更像小说。

小说的作法千等万样，小说的读法也千差万别。然作者写作的灵性，读者阅读的悟性，都受制于民族文字和地域文化的滋养与熏陶。我试图把自己这方面的营养渗透进自己的作品，但我不知能否相信自己。

人物应当是小说艺术中头等重要的。一部小说能写出几个，哪怕只有一个活生生的，血管里流淌着热血，鼻孔里喘着气，食人间烟火，又为七情六欲所折磨的与前人不同的“这一个”，那就是独特，就是艺术成就，就是创新。一部作品留给历史的固然有故事、语言、结构，但主要的还是人物。

二祥这个人，在我的意识里存活差不多二十年了，真正主导我创作构思也已有十年左右。我之所以不愿让他草草诞生，是想尽可能把他孕育得健康、结实一些。这是业余写作的缘故，没有成块的写作时间，太急促了，容易糟蹋了他，也白费了自己的心血。

二祥算不上英雄，他一点也不能算杰出，但他也不是坏人。中国的几亿农民就像他这样活着，过着自己的日子。阿Q、孔乙己、葛利高利、玛丝洛娃、葛朗台等等文学画廊里的人物，你能把他们分成好人坏人？

二祥是我对故乡这片土地的眷恋，是我对故乡父老乡亲的怀念，我与他之间似乎有了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亲情。在写作过程中，有些地方已不是我在写他，而是他在领着我走。常常出现这样的怪事，已有的构思让我写不下去，反要停下与二祥斟酌，问他这事他会不会去做，能不能这样去做。更让我吃惊的是，小说中二祥晚年不愿享清福，退出敬老院来摆烟摊的情节，纯属是虚构，结果我回故乡时看到，现实生活中的“二祥”们，果真像小说那样在生活。我一边与生活中的“二祥”们交谈，一边好笑。这难道就是现实主义的魔力？写了这么多年小说，我才刚真正品味出汉语言的神奇魅力。中国人的生活只有中国作家用汉语言才能逼真地写出人物的神韵和中国人的幽默。“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排出九文钱”、“回字有四种写法，你知道吗”，当我们读着这些方块字，孔乙己那副乡间文人穷酸潦倒的迂腐相会立即闪现在眼前，真可以说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此阅读汉字小说时，我们同时可以听到声音，看到画面，这种声音带着各地的乡音和韵味，这种画面任作者和读者经历阅历而千变万化，让你在写作和阅读的同时得到一种享受。反之，小说如果产生不了这种效果，只能说是一种失败。

这部小说构思时，我给它定的名字叫《日子》，我觉得二祥的日子才真叫日子，才真正能称其为日子。但是有人用这个名字做了书，而且在全国搞得那么响亮，我就没有必要去凑这个热闹，所以我把它更名叫《乡谣》。写过一部《兵谣》，我就干脆再来部《乡谣》，歌罢《兵谣》唱《乡谣》。《兵谣》写兵营的故事，《乡谣》写乡村的故事。书跟人一样，名不过是一个称谓，不能代表其他。叫美丽的人不一定就美，叫大丑的人未必就丑。再说，即便是名和其外表一致了，也未必就表里如一，见表知里，真正看一个人的美丑，是要看他内在的东西，看他的品格、才智、能力和为人。我想看书也是如此。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生的一种态度，是人的一种活法。往高处走，自然要用力，用力就要付出努力；想往高处走，就很难有尽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容易这山望着那山高。所以想往高处走的人就注定一辈子要受苦受累，二祥是如此，我自己也是如此。

许多朋友都很关心我的这部书，因为曾经写过一个中篇《为人在世》，它只不过是《乡谣》的一个框架缩写，朋友们却觉得很有滋味。他们经常关注这部书的进展，急着想读到它，我在这里要谢谢这些朋友，他们也是这部作品的催生婆。

关于这本书，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作家完成了作品就完成了任务，作品如何，那是评论家和读者的事情。我在这里要谢谢读这部书的朋友、先生、女士、小姐们，如果没有让你们懊悔，哪怕是有一点点喜欢，我算没白费这些年的心血。谢谢你们。

作者

二○○年元旦

《乡谣》为我们的乡村书写提供了思想、感受和想象的新途径。主人公二祥是文学画廊中一个奇特的形象。我们能够感到他与阿Q的精神血缘，但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我们不得不用更复杂的尺度去看待他、体会他。

——李敬泽(评论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

《乡谣》是一部奇书。全书弥漫着吴文化的氤氲，成为吴文化的小百科全书是第一奇；塑造了我国长篇小说中从未有过的汪二祥这个奇人是第二奇；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这个大问题，作出了他的自有新意的回答是第三奇。

——陈辽(评论家)

《乡谣》真是多年来少见的优秀作品，是那样的原汁原味，市场的需要、艺术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各种各样动人的情节，起伏跌宕的戏剧化冲突、悬念，所有的这些都被黄国荣废掉了。作者把小说写进了土地里，让文学归于大地，而不是拿土地来给我们文学使用。这部作品让我敬畏。

——蒋巍(作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