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的革命者，与作为传统抗争因素的会党，二者出于

什么原因结合在一起？革命者如何看待会党的作用，怎样发动会党参与革

命？会党又如何回应革命者的宣传动员？以会党作为主要支持力量，对革

命的发起和推进有什么影响？下层群体经由会党这一媒介参与革命，是否

找到了自我解放的道路？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将在由李恭忠、黄云龙编写的这本《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中找到。

清末会党，主要是指洪门，孙中山本身系洪门人物，他在清末领导了近十次会党反清起义。孙中山联合会党力量，既是为了壮大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也是通过会党这个纽带实现发动、组织下层民众之尝试。但是，这种先进政治力量与传统社会力量的结合仅是一种浅层次的结合，因而也是一种短暂的结合，甚至是不成功的结合。本书《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全面揭示会党在晚清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孙中山与会党的渊源，孙中山对会党的认识、发动、利用和改造，会党对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响应及其在反清起义中扮演的角色，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对会党态度的转变，以及会党自身认同和社会角色的转型。

《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由李恭忠、黄云龙编写。

前言

第一章　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机缘

　一、革命方向的呈现

　　1.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2.传统反抗与近代改革的失败

　二、革命青年的成长

　　1.孙中山的边缘背景

　　2.青年孙中山的人际网络

　三、从改革到革命的转变

　　1.孙中山职业道路的波折

　　2.上书李鸿章失败

第二章　孙中山和革命派的会党策略

　一、洪门会党的由来与性质

　　1.天地会内部的起源传说

　　2.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

　二、会党与传统民众运动

　　1.天地会与台湾林爽文起义

　　2.天地会与太平天国运动

　三、“会党路线”与辛亥革命

　　1.孙中山对会党的认识

　　2.革命派的会党策略，

第三章　会党路线的尝试(1)：1895年广州起义

　一、兴中会的成立及其会党色彩

　　1.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

　　2.香港兴中会的成立

　　3.兴中会的会党色彩

　二、广州首义的筹备和流产

　　1.起义的筹备

　　2.起义的流产

　三、孙中山“伦敦蒙难”及其国际影响

　　1.流亡、绑架和救援

　　2.国际革命家的诞生

第四章　会党路线的尝试(2)：1900年惠州起义

　一、孙中山的第二次日本之旅

　　1.与日本人士的广泛交往

　　2.与改良派的初步合作

　二、会党大联合的尝试

　　1.兴汉会的成立

　　2.自立军起义

　三、惠州起义始末

　　1.与李鸿章合作的设想

　　2.华南起义的筹划

　　3.三洲田起义的失败

第五章　革命力量的汇合：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一、革命派动员华侨会党的努力

　　1.联络海外华侨会党

　　2.孙中山加入洪门致公堂

　二、孙中山与留学生的交往

　　1.与留日学生的交往

　　2.与欧美留学生的联络

　三、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1.同盟会成立的条件

　　2.同盟会成立的经过

第六章　会党路线的推广：1906年萍浏醴起义

　一、萍浏醴起义的背景

　　1.湘赣边界的特殊环境

　　2.华兴会的会党工作

　二、萍浏醴起义的筹备

　　1.六龙山洪江会的成立

　　2.会党力量的发动

　三、萍浏醴起义的过程和影响

　　1.萍浏醴起义的过程

　　2.起义失败的原因和影响

第七章　会党起义的高溯：1907-1908年桂滇大起义

　一、起义序幕从粤东拉开

　　1.起义的筹备

　　2.潮州黄冈起义

　　3.惠州七女湖起义

　二、两广边境的起义浪潮

　　1.广西会党的抗争传统

　　2.钦州防城起义

　　3.镇南关起义

4.钦廉上思起义

 三、起义的尾声

1.云南河口起义

2.粤桂滇大起义失败的原因

第八章 会党路线的转折和延伸：广东军队起义

 一、防营和新军起义

1.1908年广州防营密谋

2.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

 二、革命力量的集中爆发

1.革命派的内部分裂与组织整合

2.黄花岗起义

第九章 革命党人对会党态度的转变

 一、政治剧变中会党走向前台

1.会党与各省光复

2.会党破坏性的凸现

 二、革命党人对会党态度的转变

1.革命党人对会党的抑制

2.孙中山对会党的再认识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决定返回国内从事革命活动。1895年1月22日，孙中山与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李杞、何早、陈南等人离开檀香山，踏上归途。途经日本横滨时，孙中山在船上发表演讲，宣传反满救国，由此与横滨华侨商人陈清、冯镜如、冯紫珊、谭有发等人相识。

冯镜如，祖籍广东南海，出生于香港，早年加入英国籍。其父冯展扬在香港经商，因为结交太平军而被捕入狱。为了免受株连，冯镜如逃到日本，在横滨山下町开设文经商店(又名文经活版所)，专门经营外国文具及印刷事业。冯镜如素来喜欢行侠仗义，热心爱国，因为反对清朝政府，率先剪去了辫子，时人称他为“无辫仔”。冯紫珊为其胞弟，同样经营印刷业。谭有发为均昌洋服行司理。这三个人都热心国事，对于能够救国救民的新知识非常感兴趣。

陈清在船上碰巧听到了孙中山的演讲，下船后告诉了冯、谭三人。冯镜如等人听说之后，感到非常惊奇，于是委托陈清上船，邀请孙中山上岸，共商救国事业。孙中山因为航船即将起航，不便登陆，于是交给陈清一份兴中会章程，以及一批讨伐满清政府的檄文，让他转交给冯镜如等人，希望他们遵照兴中会的章程，在横滨设立分会，以为革命的后援。孙中山又说，广州方面很快就会爆发起义，陈清等人如果有意参加革命行动，可以到香港报到。冯镜如等人接到陈清转述孙中山的意思之后，随即召集少数同志，准备创立革命组织。几个月之后，陈清果然前往香港，参加了首次广州起义，承担施放炸弹的重任。

1895年1月26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当晚即乘夜航船来到广州，找到陈少白，次日晚与他一同返回香港。之后，陈少白前往澳门，召回了郑士良，后又赴上海，向郑观应等人寻求帮助。孙中山在广州还见到了老朋友尤列，在那里停留了好几天，派人深入内地，联络各路武装，以及民间秘密结社，期望以之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

孙中山回到香港之前，香港方面已经在1892年成立了辅仁文社。辅仁文社又称辅仁书报社，英文名直译为中华爱国互助改进会，总部位于百子里一号二楼，成员主要有杨衢云、谢缵泰、周昭岳、黄咏商、陈芬、黄国瑜、罗文玉、刘燕宾、温宗尧、胡干芝、陆敬科等人。其宗旨为“进行中国大众的革新”，“驱除满族鞑虏”(一说为“尽忠报国”)，提倡学习西方，爱国维新，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可见，这个组织富于进步性与革命性，而且成立时间比兴中会还早。

有意思的是，辅仁文社的创办人杨衢云，当时影响很大，而后来却湮没无闻。杨衢云(1861～1901年)，原名合吉，字肇春，号衢云，福建海澄县人。其祖父杨福康，是清朝的廪生，曾任广东肇庆府新兴县代理知县，后来弃官不做，远走他乡，寓居马来亚槟榔屿。其父亲杨清河，先后在福建、香港当过巡理厅辅政司通事(译员)和书院教员。杨衢云从小就跟着父亲读书，1874年进入香港一家英国海军船厂学习机械，不慎断去右手中间三根手指，不适合继续学习机械，于是转而学习英文。1880年毕业后，杨衢云曾经担任香港圣约瑟书院教员，后来改任香港招商局船务书记长，1884年转任英商新沙洋行副经理。1887年，杨衢云结识了香港域多利书院(后改称皇仁书院)学生谢缵泰，引为知己，二人结拜为盟兄弟。1890年，杨衢云与谢缵泰、陈芬等人在香港酝酿成立“辅仁文社”，提倡反清运动。1892年2月13日，辅仁文社在香港正式成立，杨衢云被推举为社长。

孙中山与杨衢云早在1891年即已相互认识。回到香港之后，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区风墀等老朋友商议，准备创设香港兴中会。辅仁文社与兴中会宗旨相似，孙中山于是跟杨衢云接洽，商量共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杨衢云表示赞同，与谢缵泰等部分辅仁文社成员加入，并取消辅仁文社之名义。后来陆续入盟者，又有黄咏商、周昭岳、区凤墀、余育之、徐善亭、朱贵全、丘四等数十人。

在孙、杨两派联合的基础上，1895年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总部正式成立，会所设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黄咏商(时任香港地方议会议员)为之定名为“乾亨行”，取“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之义，以避人耳目。当日召开成立大会，推黄咏商为临时主席。入会者高举右手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这些誓词，与檀香山兴中会的誓词相同。

但香港兴中会的章程有所变更，比以前更加激进，宗旨更为明确。檀香山兴中会章程首句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香港兴中会章程则改为：“中国积弱，至今极矣！”“极矣”二字，振聋发聩。为了避免引起香港政府的干预，出于策略的考虑，香港兴中会章程同样没有明确提出“反满抗清”等字样。但这份新的章程充满了批判的火药味，直指清朝政府的弊端：“……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章程还明确阐述了如下宗旨：“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稍有政治敏感的人，都能感到这些话中的锋芒之所向，那就是打倒腐败的清朝政府，振兴中华。

P44-46

距今100多年前，中国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史称“辛亥革命”。这场革命从1895年小规模的广州密谋开始，中间几次经历了沉寂和再起，声势和影响变得越来越大，最终在1911年冬天汇集为一阵席卷全国的浪潮。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轰然坍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至此画上句号。在千年帝制的废墟之上，一个近代国民国家正在缓慢成长。

辛亥革命的领导集体，实际上是一批新式知识分子。最早发起革命的孙中山，早在1892年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中国人在香港创办的一所近代医学院。当时中国内地还没有一所大学，孙中山作为早期的大学毕业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充分熏陶，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与中国的贫穷、落后，以及制度方面的腐朽。他立志改变中国的面貌，先是尝试常规的改革路径，几次碰壁之后，这才转向暴力革命道路，尽管一开始还是一条孤独的道路。随着时局的急剧变化，“革命”在20世纪初年终于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不过，这时鼓吹革命的依然是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多在日本留学，接触了新的思想，痛感中国的贫弱，发愤革命救国。与几年之前的孙中山一样，他们成立了各种小团体，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策划武装暴动。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新、老革命骨干共聚一堂。不过，他们此时大多还有一个公开的身份——留学生。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辛亥革命更加曲折，如果从1895年广州起义算起，断断续续坚持了16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厚实的革命基础。革命派多为知识分子，手中无钱、无枪，虽然有头脑，但在强大的政府力量面前，力量显得异常单薄。革命者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如何发动群众。然而在数千年皇权制度和观念传统的笼罩下，革命不是一件容易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事。尤其是在“革命”还未成为一种潮流之前，革命就等同于造反，在一般人看来就是杀头灭族的事。所以，孙中山和其他革命人士，一开始很难找到革命的支持者。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所能找到的最“近似”的革命力量，就是传统的会党。会党作为下层群体的组织，其主体是流民、游民，这种组织既有对内互助、合作的一面，又有破坏、掠夺的一面，素有暴力起事、对抗政府的传统。特别是天地会／三合会／洪门，一直保留着“反清复明”的口号，在下层群体当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会党这一特殊的力量，成为孙中山发动革命的主要支持者。无独有偶，后来的革命者，比如黄兴和华兴会，陶成章和光复会，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会党。

于是，后人看到了一幕一幕特殊的革命行动：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起义、自立军起义，1906年萍浏醴起义，1907～1908年粤桂滇大起义，都是由出身于知识分子的革命党人策划、指挥在后，而由会党首领及其部众冲锋陷阵在前。到了1911年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革命党人直接走上前台，然而会党依然是重要的支持力量。

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的革命者，与作为传统抗争因素的会党，二者出于什么原因结合在一起？革命者如何看待会党的作用，怎样发动会党参与革命？会党又如何回应革命者的宣传动员？以会党作为主要支持力量，对革命的发起和推进有什么影响？下层群体经由会党这一媒介参与革命，是否找到了自我解放的道路？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有待于从历史的过程和细节中去寻找。

本书由李恭忠确定整体框架，黄云龙撰写了第4～8章的初稿，李恭忠撰写其余章节，并对全书内容统一进行修改、调整，以及文字润饰。

南京大学历史系蔡少卿教授为本书提供了一些重要资料，台湾庄政教授惠赠其30年前出版、市面上早已无从寻觅的大作《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前辈学者的关切之情，为后辈学人提供了内在精神动力。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平教授不惮辛劳，发起、组织撰写这套“洪门与辛亥革命”丛书，感谢他的鼓励和耐心。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提供了便利的工作条件，南京大学光华人文基金为本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资助，谨此深表谢忱。同时感谢中国致公出版社的支持。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谅之。

李恭忠

2011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