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无声—故事中的经济学》为作者郭梓林十年来经济学随笔的精选，全书分为三篇。

上篇是故事中的经济学。用经济学的原理解释生活现象，使经济学复杂深奥的理论成为通俗易懂的知识。

中篇是企业家的企业文化。针对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视角，做出深入浅出的解读，以提升读者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水平。

下篇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对社会的热点问题，用经济学的科学工具，进行新颖独到的分析解读，使人豁然开朗。

1973年，一名16岁的中学生，以“当大官”为奋斗目标，离开父母，从农村开始了自立人生的旅程……

19年后——1992年，一名35岁的处长，辞职下海，与朋友合伙创办科瑞集团，从5万元起家，开始了用钱来证明人生价值的追求……

又是一个19年——2011年，一名54岁的企业人，退出商海，选择做一名纯粹的志愿者，带领一批志愿者，从北京大学起步，开设了以生命为主题的公益讲座……

《落地无声—故事中的经济学》为郭梓林十年来经济学随笔的精选，全书分为三篇。

《落地无声—故事中的经济学》将是他最后的一本经济学著作。

自序：钱与快乐

上篇 故事中的经济学(18篇)

 美丽的姑娘与美妙的制度

 为什么斗牛士“牛”而牛却不“牛”

 汽水、包子与产权

 假货的要害是什么

 买的精，还是卖的精

 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

 如果可口可乐被烧了

 童养媳与期权制度

 不一定要成为爱因斯坦

 上帝也会钻空子

 寻找均衡点

 排队成本由谁付

 检测与治疗之随想

 火暴的，就是便宜的

 跳槽的机会成本

 揣在兜里的剪子

 出版、图书与读书成本

 冲突与选择

中篇 企业家的企业文化(16篇)

 做大“中产阶级”

 由“富”而“贵”的指向

 人文思想与企业家的幸福

 以德言商与以商言德

 白发英雄看青山

 制度：合作的共享规则

 雍正难题

 企业家的“三觉”

 民营企业安全问题的背后

 为家族企业辩护

 关于民企“原罪”问题的对话

 合作秩序与企业元老问题

 合作的底线与底线的合作

 “国美之争”的传闻

 诚信：一个并不容易的选择

 细节的成本

下篇 透过现象看本质(16篇)

 丹麦王子与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什么时候容易犯错

 声援郎咸平

 事实的背后

 人格担保悖论

 成本、承诺、沉默及其他

 博弈的规则与理性的选择

 劣币、良币与制度文明

 真的有损人不利己的制度吗

 何谓和谐如何和谐

 以人为本的均衡发展

 为人民服务也要讲成本

 “辞官下海”说

 牙膏与牙膏皮

 什么才是腐败的土壤

 用什么来告诫我们的干部

后记

常言道：“从北京到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

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卖货人的信息总是比买货人更充分一些。相对于个人消费者，厂家和商家在信息方面既是强势群体，同时主观上也存在隐瞒信息、试图欺骗消费者的可能性。因此，消费者在交易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那么，到底是卖的精，还是买的精呢？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知道信息对称究竟对谁有好处。

公平的交易，总是在交换双方都认为自己能够得到好处的前提下，才得以进行的。正如经济学家们说的那样：交易并不是“等价交换”的，而是双方都认为自己从交易中的所得将比付出更多，才能成交。人们愿意付出1000元钱买一台彩电，是因为单靠1000元钱，他们自己是无论如何都生产不出一台彩电的，而且在附近也找不到更低的价钱(假定质量同等)的彩电。商家考虑的则是，他们只用了不到1000元的成本，就已经采购到了这台彩电，所以，购买彩电者付给商家的1000元与商家采购这台彩电的成本并不等价。于是，双方都非常满意这笔“不等价的交换”，都认为得到了自己满意的好处。用更理论一些的说法就是，一把斧头之所以可以和三只羊成交，是因为双方都认为交换后的物品价值大于交换前的物品价值。

交易双方如果对自己能否得到好处不清楚，或者对能够得到多大的好处不清楚，那么，从理论上说，其交易就可能做不成。交易不能进行，其实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所以，信息对称不仅对消费者有利，而且对厂家和商家也有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对称并不是厂家和商家的本意。从市场行为的本质来讲，生产者和销售者需要保密或者说希望拥有的信息优势只有一样东西——价格。只要买方能保证卖方得到期望的利润，卖方便没有必要垄断信息。换句话说，只要交易结果对卖方是有利可图的，卖方就会愿意把信息告诉买方。

当然，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中，往往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即一旦卖方把全部信息都透露给买方之后，可能更难成交。原因有二：一是买方可能认为物非所值；二是买方掌握了卖方提供的免费信息之后，有可能去寻找更便宜或更优质的产品。唯其如此，卖方便失去了提供真实信息的积极性。但是，要想成交，卖方又不能不提供信息——这就是卖方的“两难”，造成的后果是增加交易的成本，而增加的成本说到底还是社会成本。

在短缺经济时代，卖方是没有什么“两难”压力的，因为在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买方只能向卖方妥协。买方的妥协，也就意味着卖方将可能继续缺乏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的激励——这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市场经济的竞争模式，使得卖方市场逐渐过渡为买方市场，卖方的“两难”窘境日益凸显。卖方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在市场上建立起自己的信用，包括通过技术创新使产品更加物有所值，也包括实现产品性能价格比的优化、提高美誉度和市场知名度。有了信用，就等于把交易所需的相关信息都“打包”进了企业的商标。买方只要见到了代表这个企业信用的商标，就很可能会不管三七二十一，认为买该商家的产品一定不会吃亏。这样一来，不但卖方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买方也减少了麻烦，更重要的是还避免了上当受骗。因此，在企业建立起了信用之后，虽然表面看来买卖双方在交易时仍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但在企业建立的信用中已经包含了足以让买方信任的信息。所以，买卖双方实质上已经趋于信息对称了，不但更容易成交，也使双方都更能通过交易得到好处。

在信用社会，买卖双方获取的交易物信息实际上是对称的。正如人们去某家银行存钱，除了存折，并不需要仔细阅读银行出具的各种章程和文件，就能相信日后能够取回本金和利息。因为，有关这家银行的全部信息，应该包含在存款者对这家银行的信任中了。为什么银行盖的大楼都那么厚实？其实这正是银行具有牢固信用的表征之一，大家的钱会像银行耸立的大楼一样扎扎实实，同时这也说明了信用中已经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当然，国有银行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有国家作为其强大的信用保障。

既然信用中已经包含了足够的信息，有信用的卖方在经营中就可以相应减少发布信息的成本了。同样是开拓一个新产品的市场，在具体的广告预算上，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很高的企业的预算肯定要少于一家知名度和美誉度相对偏弱的企业。因为消费者知道，在知名度和美誉度高的企业的广告背后，包含着很多有利于消费者的信息，而面对知名度和美誉度相对偏弱的企业时，消费者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是难以通过几则广告来改变的。这就说明，有信用的企业在开拓市场方面更具优势。选择有信用的企业，对买方当然有利，因为买方在搜寻产品信息的过程中，是要支付成本的。所谓“货比三家”，比的过程、跑的过程，都是在支付获取信息的成本，至少要花费时间成本。因此，真正精明的厂家和商家，都愿意成为让买方放心的卖方，都希望以信息对称的合法方式来争取更多的买方。而那些想利用一时的信息不对称欺诈消费者的企业，最终将失去信用，从而失去市场。

总之，买卖双方都期望能够实现连续交易，而这样的交易是建立在卖方信用基础上的交易。在买方普遍建立起了对商家的忠诚度之后，就不存在“谁比谁更精”的问题了。因为，最终这是一个博弈的均衡。P14-17

经济学有一个研究成果：钱只能解决人们百分之二十的幸福与快乐，还有百分之八十是用钱解决不了的。所以，钱只是人们获得幸福和快乐的一种非常有限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快乐是一种生命的状态，讲快乐就是我们的行为终究要回归到自己，回归到对生命品质的呵护。对于在座的各位，有一句话我是敢说的：“祝贺你们成为当下中国的有钱人！”然而，我不敢说“祝贺大家成为当下中国快乐的人”，更不敢说“祝贺大家成为当下中国最快乐的人”。因为事实上，大家并不都快乐。

什么叫快乐？晚上十点半的时候，你躺在床上，可以对自己的灵魂说：我很快乐！

很多人真正的痛苦，都是从晚上十点半开始的，不管他白天是怎么风光，做出多么成功、多么快乐的样子，在人前豪爽大笑，或在摄像机前微笑自如。当然，为了回避晚上十点半以后的痛苦，有人选择了推迟睡觉时间，其实是为了回避对痛苦的思考。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吧：有多少被人看作是成功者的人能在晚上十点半上床，并且敢关掉手机？一个人的成功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晚上十点半可以关手机，晚上十一点开始睡觉，让自己第二天能拥有更充足的精力。医学研究表明：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是肝脏的休息时间，这个时候人不休息，肝脏就会生气。肝脏有一个特点，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它会继续工作二十四小时，如果明天这个时候还不让它休息，它又会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累死你！

所以，一个人快乐不快乐，成功不成功，在于他能不能回归自己。

墨西哥有一个寓言：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其中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走了？停下的那个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确走得很快，而且走得很远，我们的灵魂在哪里？还能找得着我们吗？

有多少人能在晚上十点半的时候问问自己：我来到这个世界究竟是要干什么？我如此拼命地奋斗，究竟想要得到什么？当我们问别人“你究竟想要得到什么”时，很多人的回答竟然是：“别人有什么，我就要什么。”他们没有自我，他们追求的，都是别人拥有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完全迷失了。

三十多年来，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为共和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的角度上说，都没有人真正关心过他们的幸福，甚至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他们已经是最幸福的人了。更为严重的是，企业家自己也忘记了关心自己。有多少人为了一个自以为崇高、伟大的目标，疏远、遗忘了家庭。有的父亲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月(岳)父”，因为他晚上回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睡觉了，孩子早上上学的时候，他还没起床，他的孩子一个月只能见他一次，所以，孩子就称他为“月父”了。有的一个季度才见一次，叫“季(继)父”。

我们在追求物质的道路上奔跑，是不是已经迷失了自我？我们玩了一大圈，可能已经把自己玩丢了。自己在哪里？家在哪里？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珍惜过自己的生命吗？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又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呢？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生也非常的短暂。人类进化了300万年，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比做一天的话，那么人类是从晚上23点59分58秒开始进化的，300万年也不过相当于两秒钟，人生的100年是多么短暂呀！每个生命都是偶然的，如果那一天晚上，你的爸爸和妈妈吵架，然后你妈妈跑到你姥姥家去了，那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就不是你了。生命的唯一性、短暂性、偶然性决定了生命的宝贵。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知道珍惜这样宝贵的生命呢？就像我们现在的工业发展是不是珍惜我们的土壤？珍惜我们的空气？挣钱是一种能力，而要获得幸福和快乐，光有钱是不够的，它需要智慧。快乐和幸福是从我们心里生发出来的，人要回归到自己的心里去找那种幸福的感觉，而不是从外在的世界去找。在此我想问一个问题：诸位，你们有多长时间没有关心自己了？悉心听过自己的心脏跳动吗？听过心脏向大脑供血时的一次次喷流声吗？关心你的脚底板每一天为你承担使命后的疲惫吗？你有多久没有拥抱家人了？你对你自己说过“我爱你”吗？在商场拼杀中，你真正爱过自己的身体吗？从今天算起，你还要喝多少过量的酒精来摧残自己的身体？还有多少事会让你以生气的方式来考验你的肝功能？还有多少剪不断的烦恼会不断袭扰你已经脆弱的神经？心中还有多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的人？我们还有能感恩一切好事、坏事的心吗？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是平安的吗？我们的心是平静的吗？

当你看到自己身边的人，当你看到你的合伙人，看到你的高层干部、中层干部的时候，你从他们的眼睛中可以看到幸福吗？你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了吗？我有一个课程叫“思想统治企业”，我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金钱统治”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感情笼络”的阶段；第三个已经到来或者即将到来的阶段就是“思想统治”的阶段。每一年过后，你的下属看着你的眼睛的时候，是否可以确认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这是企业家一年的最重要的年终总结。

权力者的幸福来源于被权力者的幸福。毛泽东什么时候最幸福？毛泽东在全国人民都唱“他为人民谋幸福”的时候最幸福。毛泽东晚年就不幸福。他晚年曾经跟人说：“我这辈子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这件事支持的人多，反对的人少；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支持的人少，反对的人多。”一位80多岁的老人，认为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其中有一件事要被后人翻案，这就是不幸福。因为“十年文革”，一场浩劫，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不幸福。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人提倡和谐社会？作为国家领袖、党的领袖，你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幸福了？只有社会和谐了，你才能幸福。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秩序，就是一个领导人要先让人民幸福，然后他自己才能幸福。这就是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们企业家是权力者，有了资本以后，就有了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能给人带来幸福吗？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和你在一起是幸福的？这是一个严厉的拷问。这要问你的心，在台上你可以不讲，但是晚上十点半以后你得问自己，我是不是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幸福？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连我的亲人都不能得到幸福，那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有一位很有名的民营企业家，每次赈灾都是捐三千万元、五千万元的。但是他的妻子说：“我不要你的钱，我不要你的车，我和孩子走路上学，坐公交上班，女儿不认你这个父亲。”钱给他带来了什么呢？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老婆、女儿都不幸福，她们不以拥有这样的丈夫、父亲而幸福，这位企业家他自己能幸福吗？周围的人看着你的老婆和你的女儿都不幸福，怎么会相信你能为他们带来长久的幸福呢？

1992年，在创办科瑞集团之初，我们就十分重视构建企业文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台湾青洪帮的一位成员，大家聊起青洪帮的规矩。他告诉我，青洪帮招收会员的时候，要到新会员家里去看，看他孝不孝敬父母。如果他连父母都不孝敬，他能忠于青洪帮吗？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有些人自认为能治国、平天下，但家都齐不好，企业是不可能做好的，最后是一场空。

钱对人来说，够用就好，生活的真正需要其实很少，并不需要很多，而一生的幸福才是最后的投资回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微笑着对自己说：“我下辈子一定会更好，因为我这一辈子做了很多善事。凡是和我接触的人，凡是和我在一起的人都快乐了、都幸福了。”人生是拿生命来做投资的，投入这一辈子，最后是否成功，就看死的时候能否笑得出来。  什么是成功的企业家？企业家的成功不在于最后账上有多少钱，而在于一辈子能有多少朋友。在一次做电视访谈节目时，我对两位企业家嘉宾说：“什么是成功？就是有一天，你们80岁的时候，大家一起约好到海南，到三亚的天涯海角，租张躺椅躺下来。通过手机在银行开设一个账号，然后开始同时给自己的朋友打电话，用统一规范的语言：请你给我的以下账号划一笔钱，你有多少划多少，十个小时以后还你。三个小时以后，看谁的账上钱多，谁就更成功。不说理由，没有原因，就是向朋友要现款，承诺十个小时还。已有的账上有多少钱没有意义，比的就是打电话要到的钱，这里面包含着企业家在商场一生的信用和付出的回报，这才是有意义的。”

我们这个时代最缺的是五颗心，在这里和大家作一个简短的分享。

第一颗是敬畏心。这个世界让我们最害怕的事，就是人没有敬畏心。冯仑到台湾骑自行车转了一圈，回来后写了一篇游记。他说台湾为什么显得有秩序？一是官员怕法律，二是民众敬鬼神(头上三尺有神灵)。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些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你碰到这种“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人，你一定会说：你不怕我怕！没有敬畏心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官员没有敬畏心，污染就控制不住，因为他不知道这样做，子孙是要遭报应的。所以可以为了自己能提上一级半级，从副县级提到正县级，或者从正县级提到副市级，为这一丁点儿的个人目标，就敢拿环境去做交换。开封市环保局局长在造纸厂排污口采样，因为没有事先通知厂方，结果当场就昏倒在地；太湖边上的无锡居然会饮用水恐慌，中国的环境污染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第二颗是感恩心。我们中国这么大，·三十多年出现了这么多的有钱人。有些人是不会感恩的，一说起来就是过去多难，然后是自己多么了不起。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很多人上过清华大学，但是只学到前半句“自强不息”，忘掉了后半句“厚德载物”。你何德何能敢掌管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社会财富？这么短的时间积攒了这么多的财富，你用什么来承受这样一种责任？中国古人说过一句话：天让其亡，必令其狂。老天爷有时会直接用雷劈死人，但很少出手，常用的办法就是先让你狂，狂了以后，你就亡吧。我们如何能生出一份对社会的感恩心？把手中控制的财富作为一种社会责任，这是需要德行的，不是表面文章。老天爷给了你这么大的回报，那是你祖上和自己上辈子积的德。这辈子有了福报，如果不往里续存，只知道享福是不行的——享福是什么？享福就是消福，福报会越享越少，最后没有了怎么办？企业家要追求的不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一种生命品质的提升，要从追求一种好的生活状态，转变为追求一种好的生命品质。这实际上是检验企业家的心量，要看有多大的心量，能够以得到的福报来为这个社会，为身边的人，为你家里的人(姑且不谈为整个世界)付出一份爱心。

第三颗是宽容心。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一路走来，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高速发展和价值多元化的历史转型，走到今天不容易。一路上肯定有人得罪过你，让你不爽，甚至有些人很过分，让你原谅不了。今天功成名就之后，你能不能彻底放下？放下和原谅，其实并不需要有很高的境界，也不需要有佛的心量，只要想明白一条就够了：你肯不肯饶过自己。因为，所有那些你不肯原谅的人，每当你想起他时，就会心绞痛，这都是在惩罚自己。

清华大学某总裁班上，有一次学员进行分享，分享各自的成功。

有一位企业家是这么说的：“二十年前，我的上司瞧不起我，把提拔的机会给了不如我的人，我很生气，找他说理，并提出辞职。这位领导拿出500元钱丢在地上说，如果我要去单干，这500元钱就归我了。我含着眼泪，把这500元钱一张一张地捡了起来，开始了创业之旅。后来我把那位领导请到我的公司当办公室主任。在庆祝公司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吃完晚饭，我把中层干部留下来进行教育，给每个人发红包。所有的人打开信封都是500元钱人民币，只有那位办公室主任手里拿到的是500元冥币，他低着头离开了现场，我开始给留下来的人讲十五年前那个500元钱的故事……”

这位企业家讲到这里，满脸喜悦，满心的欢喜，这可是成功呀！然而，全班的人听得目瞪口呆，都在为他这二十年生活在怨恨的痛苦中感到悲哀。这么长的时间，他既没有看到人家是来成全他的，更没有放下心中的那份仇恨，他活得真是太累了——是对他自己而言，而不是对别人。

第四颗是平常心。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平常心对待我们今天的成功，对待别人的不理解，对待手下人的“跳槽”？你能不能达到这样一种处变不惊、虚怀若谷的境界？

第五颗是欢喜心。遇到什么事都欢喜，不容易。我年轻的时候，对“逆来顺受”这个词是很反感的，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逆来顺受呢？过了五十岁，我才知道，逆来顺受是一种境界。我们不可能像佛一样，“你来吧，从我身上穿过”。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功力。但是，我们可以也应该修炼到“我可以侧身，让你先过”。人活着不是为了对抗。当然，不与任何人对抗，是要智慧的。要让自己的生命流淌起来，像水一样，走过难得的一百年。总之，要回到自我，找到一种明心见性的境界。

谢谢大家！

从2000年开始，年年出书，直到把近视以15.6%的年递增率(高于同期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在10年间从200度提升到850度。于是幡然醒悟：知道不能再这么写下去了。

拿着经济学的“刀子”，“砍”了这十年，出版了65万字的随笔，外加两本专著《企业游戏》和《王朝投影》，想要说的话，似乎都说完了，再没有什么好写的。

回过头去，检阅近百万出版过的文字，着实有点惊讶，也不知道这些年，是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们敲了出来。

尽管每个人都难免敝帚自珍，但扪心自问，这65万字中，到今天还能再拿出来，让今天的读者愿意读的文字，实在是不到一半。于是，狠下心来，一砍再砍，剩下10万字，新加了没出版过的5万字，于是有了这本书。从2010年8月，到2011年春节，又反反复复审校对了三遍，才有了这样的感觉：这15万字，应该既能对得起老读者，也能对得起新读者。

感谢出版社一再给力，锲而不舍，一催再催，才有了这本书的出版。对此，我是心存感激的。所以，本书全部的稿费，都用来买书，一是可以赠送朋友，这比请人吃饭低碳(在北京请人吃饭，汽油费是一项重要成本)；二是降低出版社的销售风险，一举两得。

不写书了，那干什么呢？

2005年，隶属经济学院的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聘请我担任常务副所长。当时，还是经济学院院长的刘伟，在欢迎我的午餐会上说了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我和梓林是同年，今年是我们的本命年。48岁的人，一是不做坏事，因为做坏事的成本太高；二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需要 再为稻粮谋。”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转眼，六年过去了。一个五十四岁的生命，除了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还应该有所提升才对。我想，是应该开始做公益了。于是，最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支持下，我和一批自愿者创立了《北京大学公益讲座》，不妨在此做一个公益广告吧——

北京大学公益讲座的课程，一共是四阶：第一阶《从生命到慧命》； 第二阶《光明 圆融 善》；第三阶《幸福快乐是想出来的吗？》；第四阶《如何思想才有力量？》。这些课程，是由我们一批志愿者共同打造的，从课程的细节上，我们希望能做到像话剧那样精益求精。让听众在两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里，得到高品位的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精神享受。全体志愿者提出的服务理念是：“让每一个接受过我们服务的生命：光明 圆融 善”。

以上全部课程，免收听课费。根据报名情况，择时开讲。听完前一阶课程，方可报下一阶课程。讲座只接受电子邮箱报名，先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网页www.econ.pku.edu.cn 或

www.gzlgzl.com 下载报名申请表，填写完整后，直接发到gjyxy@pku.edu.cn，等待听课通知。只有收到电子邮件正式通知者，方能出席讲座。欢迎机构开专班。

这样写后记，是不是有一点怪异？

其实也不怪，只要你买下这本书，就等于收到了一份公益讲座的《邀请函》，而且，凭这份《邀请函》，我在北京大学等着您，听完课，再送你一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为我出的《说东道西——经济学的理性视角》，当然，只限前500名听众。(请撕下封底勒口的《邀请函》，听课时作为领书的凭证)

再一次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对这本书的不断给力，并刊登这则公益广告。

尊贵的读者，我们相约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