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从此平步青云。
1899年12月，清廷委任袁世凯为署理山东巡抚，他在天津筹练的武卫右军一万人由他统率镇守山东。
其时，山东境内义和团正值风起云涌之际。
袁世凯上任伊始，立即以肥城县义和团杀死英国传教士卜鲁克事件为由，派重兵前往肥城围捕义和团员，押至济南公审，并请英国驻上海副领事观审，是次审判，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三人充军，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知县撤职，严令当地村民赔偿白银9000两，为卜鲁克立碑。
中国人民的血，中国人民的银子，使袁世凯由此开始获得了西方列强的赞赏和支持。
1900年8月14日晨，子弹直落在故宫的琉璃瓦上。4时，西太后醒来，李莲英惊慌失措地大喊：“鬼子打进北京了！”西太后厉声道：“你慢慢说。”李莲英：“德国鬼子是由朝阳门打进城的，日本鬼子走的东直门，俄国老毛子进永定门围住了天坛。”八国联军的士兵也都知道皇上、西太后住在紫禁城里，便从四面八方往紫禁城开枪，枪子儿一溜一溜地在屋顶上飞。老太后铁青着脸不说话，眼下她最担心的既不是京城陷落也不是宗庙被毁，而是自己的万尊之躯被洋人活捉，那可是体面丢尽的大事儿。西太后传下话去：让皇上换衣服。乐寿堂里乱成一团，老太后换上深色夏布褂子、浅色裤子。换毕，该走了，逃命，往西一路逃去。西太后却又坐下对宫女荣儿说：“把我的指甲剪掉！”宫女的手在抖，那指甲上还有微红，老太后的心肝宝贝……
1901年10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
12月7日，李鸿章背负着这个实在太沉重的卖国条约一病不起，吐血不止而亡。在死前的遗疏中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
又是一团历史的迷雾。
大清满朝文武中熟知袁世凯野心者，莫过于李鸿章，在朝鲜“会办营务”，袁世凯走的就是李鸿章的路子。去小站练兵，也有李鸿章举荐之功，李鸿章因甲午战败国人皆日可杀声中闲置北京时，袁世凯竟替翁同稣落井下石，劝李鸿章不如辞归故里，好留下一个协办大学士的位置让翁同稣填补。
李鸿章对袁世凯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我不受尔愚也。”
李鸿章并嘱告他的亲信左右：“袁世凯，尔不知耶，乃真小人！”
当然李鸿章也并非不知道袁世凯的精明、干练，实属人才难得，但总不至于“无出袁世凯右者”吧？
这一语重千钧的保荐，对袁世凯而言是祸是福，对岌岌乎可危哉的大清国是福是祸，历史将会作出回答。
其时圆明园硝烟未熄，北京还在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两度垂帘，在宫廷里玩权术玩到炉火纯青，把光绪逼进瀛台让洋兵杀进北京，自己落荒而逃的慈禧的回銮，刚走到河南安阳。就在李鸿章去世的同一天，慈禧下令任袁世凯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赏加太子少保衔。
可以辱国家可以杀百姓而决不能亏待自己的慈禧太后回京了，依旧权威，依旧豪华，而从此后支撑这大清天下的，当首推袁世凯了。
饶有兴味的是，慈禧在这之后，废科举、办新学、兴实业，派留学生出洋、派大臣前往欧洲考察政治、军事，预备立宪等等，咸与维新走改革一路了。
也许，症结不在于维新还是守旧。
历史到了某一个关口，一味守旧是守不下去的。岁月如长河，大浪淘沙推陈出新终究不是人力可以阻挡的。曾经阻挡过的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袁世凯是推波助澜者。
他也是从19世纪过渡到20世纪的中国历史的主要承前继后者之一。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1859年9月16日生于河南东部小县项城，世人因而也称之为袁项城。他出身名门，幼读史书，因科举屡试不中而投奔吴长庆军中。走投无路时的从军，不料成了他一生的转折，不仅他自己，就连李鸿章也发现了他的治军才干，23岁便随使朝鲜并替朝鲜国王训练亲兵。回国后赴小站练兵，他一手训导出来的新军，是近代中国史上第一支制式统一训练有素的陆军。他痛恨科举，曾是北京康、梁为首的“强学会”的资助者，他又翻手为云把光绪及新党出卖给了慈禧。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他曾被罢官又官至极品；他被皇室视为中流砥柱，他也是清王朝的真正掘墓人。
庚子以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为8000万两白银，从1902年起，每年交付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为2000万两白银。同时户部为筹集赔款每年向各省摊派的2300万两，由各省再摊派粮捐、房捐及重征烟酒税。清朝并允许地方为推行新政而自行征税、筹措，更多的摊派纷至沓来，承担这一切赔款税项的主要是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
本已穷困到骨的农民日日辛劳，却只是为给洋人赔款而做牛做马。趁国家危难时刻，贪官污吏及他们的子弟、商人大量兼并土地，致使“一邑之中，拥田万亩者有焉，千亩者有焉，百亩者有焉，数千亩、数百亩、数十亩者有焉，家无一亩之地者，十之七八。”土地的集中化，使地租剥削加重，破产的农民日益增多，卖儿卖女比比皆是，再加上连年不断的水旱灾害，农民活不下去了！
袁世凯和孙中山携手结束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因为他不失时机地把握了这动人心魄的时刻，从而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又亲手撕毁了宪政体制，把立足于军权实力刺刀尖上的承诺全部撕碎。最坚强的革命家在他面前纷纷成了最天真的受骗者。
无可否认，袁世凯曾经是强大的，不仅权倾一时，也深孚众望，然而谁也规避不了自己写自己的历史，不是自己珍惜自己便是自己打倒自己。当他帝制自为时，他便被后人唾骂为窃国大盗……
P10-12
我离民国有多远
后记，余绪也，书成，尚有不吐不快者，或为许些倾诉，或为内心独白，愿和读者分享者，盖写书人之往往自作多情，视他人为至爱亲朋也。
我生也晚，少小时似乎离民国不太远，父母均生于清末，民国人也，我父于我出生三个月不及百日便病故，为我守寡终身之母亲是“半大脚”，何故？原来正当我母亲痛苦地被裹脚时，民国取大清而代之，于是“放脚”，比天足小比小足大，乡人称之为“半大脚”。在崇明岛西北角的一个村子里，我母亲以走路快闻名，犹记得东邻才元好公总是笑嘻嘻地说：“元郎娘子跑得急兜兜勒！”元郎，我父之小名，“急兜兜”，又急又快。乡人很少说“走路”，而好用“跑”字，有急迫意。方言语词的此种选择大概与崇明岛孤悬海上，时有风暴潮没之灾相关，救灾或者逃命皆需快跑也。相沿成习，崇明农人步速都比较快，而在女人中，我母尤甚，无论做农活种花地或者上镇，回家时都“急兜兜”的，家门口，姐姐正带着我翘首以盼，嗷嗷待哺，等我母回家做饭，玉米面粥，南瓜，番薯，却是热汤热水。今老矣，浑身器官退化，唯胃尚健，我母哺育之恩也。我母生前偶尔提及往事艰辛，亦笑言道：“亏得半大脚”！民国“放脚”，有功德，而创“不缠足”者康有为也。
托人民共和国之福，母亲有厚望，我六岁即开学念书，乡间老户人家有民国时水印木刻、绘图绣像之各种旧小说，诸如《三国》、《水浒》、《西游记》、《七剑十三侠》之类，‘便借来看，略知其意，竟从此入迷，乃我文学启蒙之始。我就读的初中在崇明岛亦百年名校，始创于1911年，设在破庙中，初小，后成高小，继而为初级中学。办学者为吾乡汤姓、施姓之读书人，亦乡绅望族，为崇明西沙之农家子弟能知书识礼，则是办学初衷。校名为“三乐学校”，“三乐”取《孟子》语：“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有教育楼，两层，名“雨花楼”。有民国时旧学尚未扑尽之流风余韵。
蒙作家出版社诸公错爱，今年年初约写康有为，并修订写于1993年、1995年之袁世凯、梁启超二书，于是，晨昏皆与康梁、民国为伴，寻觅于旧书故纸，康有为的一则资料称，南海之墓于1966年8月被青岛红卫兵掘而毁之，并以其颅骨示众，震惊之余，心中默念：“我亦罪人矣！”其时，我也在崇明岛上做红卫兵，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为着我曾经历的时代，为着我所生活的世界走向真正的和平、美好，为着中国不再蒙受此等残暴之耻辱，我要说：我有责任！我当承担！“人类是一体的，与宇宙万物都是一体的，没有别人，我们全体只是一个，这是唯一的真相。”(刘群)也因此，当我再读康、梁，追记康有为时，笔下有了稍有新意却更加沉重的流淌：天造先知，于世界，光也，亮也，福也；于本人，忧也，苦也，祸也。如是观之，康有为历劫受难却毕其一生以“铸我新中国”(康有为诗)及世界大同为追求，此康有为之所以为康有为也！倘言离民国之远近，则不可以岁月计，如我尚能吮吸于经典，华夏之远古苍茫、文明初始，皆可视之、闻之、想象之，何况民国？
后记不可喋喋，徐刚词穷矣，且以纪伯伦先知之语作结：
环顾四周，你们会发现他在与你们的
孩子玩耍。
仰望天空，你们会看到他在云端漫步，
在闪电中伸臂，在雨水中降临。
你们会看到他在花丛微笑，又在树
上挥手。
我永远在沙岸行走，
在沙土和泡沫的中间， 高潮会抹去我的脚印，
风也会把泡沫吹走，
但是海洋和沙岸
却将永远存在。
晚安，亲爱的读者，愿你的梦梦着我的梦……
徐刚 2011年4月于北京一苇斋
历史是伟人的传记
序者，引言或导读之语。本书所记为一百多年间人与事。其要者：号称“天朝大国”之清王朝土崩瓦解，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亦遂告结束，由是生出民国肇建之始的各种新潮旧流，各路仁人志士，及其合纵连横，聚散纠结，文采风流。其人物也众，其事件也繁，且为世纪之交，新旧杂陈，斑驳陆离可知。笔者以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为传主，记其生平之概要，以他们不同凡响的跌宕起伏，而宕荡，而起伏。窃以为，有此三公则旧朝崩坍、民国初生之风景大备矣！
然民国从何而来？康梁何功之有？袁世凯缘何而出？
每每念及古希腊贺拉斯“时间磨灭了世界的价值”一语，便心有震颤。哲学非我所长，虽不能确切地解释贺拉斯之语，却总会生出感慨：人是健忘者，我等概莫能外。古西哲所言，是否有时光久远之后历史被遗忘的苍白淡薄之意？如是，则时光之矢把往昔推向遥远更遥远，而不古人心将坠入深渊更深渊！不堪设想者为：我们寄居的世界一旦失去历史的缤纷万象，进化更替，生灭故事，其厚重与智。慧顿没，其价值几何？因此故，我中华大地上一百年前之苦风凄雨，悲壮惨烈，晚清当国者的愚顽贪婪，不能不记。此一时期的黑暗与屈辱，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有如下概述：当时清王朝’“根深蒂固之闭塞风气，非自身力量所能打破，必俟外患频来，痛惩深创，然后天朝之迷惘，始憬然以觉。首以鸦，片战争，继之美法联军，与甲午之役，加以台湾等地之丧失，江宁、天津、马关之辱国条约之签订”等等，丧权辱国，罄竹难书。割地一割再割，赔款一赔再赔，列强环伺，乃至登堂入室，瓜分豆剖也。再加之天灾频仍，苛捐杂税，流民哀号，饿殍遍野。是时也，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中华大地上遍布悲愁困苦、焦灼愤怨之干柴，于忧时伤国之人心之灼烤下，中国，你在等待什么？“始憬然已觉”者何在？
无论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在任一沉闷幽暗之历史时期，期待也者，憬然而觉者，皆离不开伟人之精神火光。中国的期待，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近代西方之思想及科学知识，自明代传教士及徐光启等先行者开启蒙之始，又经历清王朝近三百年的堵塞、苟延，其间虽有短暂之洋务运动兴起，而国家积弱，一败再败的结果已如前文略述。不妨说，这一段历史是中华民族史上鲜有的几近亡国之耻辱史。人们渴望变革，希冀着有光于黑暗中烧出一条裂缝来，有能使干柴成为烈焰的精神之火的进射者，可以寻觅救国图强之路。有清一代，也曾有过“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以及从陈腐守旧中拔起而放眼环球的星火闪烁，若林则徐、魏源、龚定庵等，但随即为暗夜吞没，昏聩依旧，腐败依旧。直至康有为先是于万木草堂讲学课徒，广布知识，再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力拔封建专制赖以维持之千年道统，若春雷之先出，风暴而继作，是有康梁“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之文化与精神之火光，谭嗣同被砍头时的血，“去留肝胆两昆仑”。其时，孙中山、黄兴等亦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奔走起事，倡言革命。然后是楚望台下枪声，清廷惶急之下，袁世凯应运而复出矣。
想起了卡莱尔所言：“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叫喊：‘看这不是木柴燃起的火吗？’”卡莱尔并且告诉我们，所谓伟人就是“离开了他干柴就不会燃起来的火光”，而“一代人最糟糕的征兆莫过于对这一精神之火光的普遍无视。”善哉斯言！倘若没有精神之火光，何以让形同死灰之人心激活跳跃？何以使沉闷死寂之社会稍有活气？又何以显露腐朽败亡之原形？谈何变革！谈何图强！谈何新民！这样的变革大势所趋也，既无可避亦无可免，其性质，如梁启超所言“以复古为其职志，相类欧洲之文艺复兴。”
有论者谓所有的伟人都是孤独的，此其心境也，然其必有言说，必有论著，其文扛鼎，其思浩荡，文起百年之衰，思接千载先贤，云何独孤？伟人之诞生，必经历漫长岁月之磨砺，中西文化之累积，且必具有非凡之天资，蓄之既久，刚柔相摩，火光出矣。干柴既成烈焰，一个或几个伟人的身后必定是一群仁人志士，应先知之声而共鸣之。民国，乱世也且短暂，然各种人物，各有心性，各具怀抱，各领风骚，其思想之活跃，识见之高远，著述之丰富，人物之众多，后世所不及，且皆具共同之愿望：救民于水火，富强我中国，钩沉茫茫史料，笔者似乎得见，伟人既非圣人亦非完人，其先知先觉，能发精神之火光，大异常人；而举凡七情六欲，则无异也。更有可称之伟人的另一面或有可能是罪人，但，因为他们发出的火光，或其开辟之功，我依然拥护卡莱尔所言：“历史是伟人的传记。”
当历史的某一时期开启，在火光的召唤下集结起民众的大队，伟人的传记便因之而更加丰富，后来人一读再读，撷取其中的若干片断，人物行止，文字语境，可以为镜，可以外视内省，可以悲声落泪，可以会心一笑……如此这般，我们的七尺之躯便承接于历史中了。当今之世也，物质挤压，精神贫乏，科技日新月异发展，文化夜以继日沉沦，有此承接，或可使日渐平庸、行将枯槁，有白话而无文的文化人若我辈，亦或因此得一风生水起，荒草重绿之机。
读者诸君啊，抚今思昔，不过百年，然哪有比忘却我民族曾有之先知与伟人更可叹？更可惜？更可悲者？当你翻开书页，其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的一枝一叶，倘能使君心摇曳，并与任公共一叹：“史也，史也！”则笔者万幸、书之不尽。
是为序。
徐刚2011年4月于北京一苇斋
本书是由徐刚编著的《民国大江湖(话说袁世凯)》。《民国大江湖(话说袁世凯)》的内容提要如下：
袁世凯，晚清重臣，叱咤风云于民国初创。虽有治国之才，却终以称帝败亡。然以“窃国大盗”概括其一生，既不公允也失历史真实。袁世凯理繁治乱，改革实施了多项新政，从警察、铁路、邮电、练新军到宪政、林政、实业。章太炎谓其“于臣子为非分，于华夏为有大功”。此公亦新亦旧复杂多变，其功罪是非，在历史长河中仍可思之论之。
历史是伟人的传记，因为有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不同凡响的跌宕起伏，则旧朝崩坍、民国初生之风景大备！当历史的某一时期开启，在火光的召唤下集结起民众的大队，伟人的传记便因之而更加丰富，后人一读再读，撷取其中的若干片断，人物行止，文字语境，以此为镜，外视内省，悲声落泪，会心一笑……如此这般，我们的七尺之躯便承接于历史中了。
在“成则王败则寇”的千年旧俗下，袁世凯被唾骂百年。然其杰出的治国之才确于华夏有大功，徐刚编著的《民国大江湖(话说袁世凯)》客观公允有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