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每一次重大决策，背后无不凝聚着其麾下秘书们的汗水与智慧。不过，有时候秘书也充当幕僚的角色，替主人出谋划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侍从室中的八大秘书，如留学英国研究法律的徐庆誉。留学法国的何方理，留学德国的徐道邻，留学美国的张彝鼎，留学苏联的高传珠，留学日本的罗贡华、傅锐、李毓九。他们各具特长，专门负责蒋介石关于国际问题的咨询，类似外交智囊团。沧浪云等编著的《中枢关钥(蒋介石和他的秘书)》讲述的是蒋介石同其身边秘书之间的恩怨悲欢。

蒋介石的“人才库”如同古代的幕府，吸纳了身怀多样才干的人士，其中很多人以秘书的身份厕于其间。不过，有时候秘书也充当幕僚的角色，替主人出谋划策。比如杨永泰曾给蒋支招，通过“削藩”来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则是在蒋的授意下，组织所谓“CC系”，来帮助蒋笼络人才：就连一向沉默寡言、耽于文墨的首席秘书陈布雷也有时出于尽忠之心为蒋举荐自己认可的“刀笔吏”。……《中枢关钥(蒋介石和他的秘书)》讲述的是蒋介石同其身边秘书之间的恩怨悲欢。《中枢关钥(蒋介石和他的秘书)》由沧浪云等编著。

绪论 蒋氏秘书面面观

第一章 捉刀圣手：幕僚长陈布雷

 “文胆”之死

 海内文胆

 结识“明主”

 呕心沥血

 末路文人

第二章 文人悲剧：理论秘书陶希圣

 进入侍从室，捉刀《中国之命运》

 学界新星

 低调俱乐部的参与人

 投敌复归，侍从蒋介石

第三章 老乡与红人：侍从秘书俞国华

 初出茅庐，秘书助理

 侍从秘书

 二度随行出访

第四章 平庸总管：生活秘书陈希曾

 “大少爷”

 掌权生活秘书

 洋总管与土总管

第五章 蒋家天下陈家党：“公文秘书”陈氏兄弟

 蒋陈两世谊

 初建陈家党

 猛打改组派

 缠斗政学系

 强斗黄埔系

 兔死走狗烹

 余论

第六章 另类怪才：法律秘书徐道邻

 《敌乎？友乎？》

 侍从生活

 控告冯玉祥杀父

第七章 当代卧龙：决策筹划秘书杨永泰

 南北沉浮无所依

 巧计平定诸军阀

 七分政治以“剿共”

 “师爷”暗战“螟蛉子”

 龙游浅滩遭谁刺

 余论

第八章 外交奇人：交际秘书沈昌焕

 偶然相遇

 热血青年

 英文秘书

第九章 铁嘴直笔：对共秘书邵力子

 青年时代

 进入蒋介石秘书班

 参加共产国际会议

 国共分裂后辅佐蒋介石“统一全国”

 经历西安事变，牵线左派人士

 出使苏联，一心抗战

 力促国内和平，享誉“和平老人”

结识“明主”

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爱国情操和独立人格的著名记者，陈布雷敢于在当时非常恶劣的社会氛围中抨击时政，这说明他具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与人世精神，他对社会和民生有着持续的关注，他不是一名不闻时事、坐冷板凳的学者。然而，正是由于他具有这种积极的人世精神，所以他对现实有着自己的判断。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动。在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参与和努力下，国民党内部得到调整，面貌焕然一新，国共双方实现了第一次合作。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北伐军长驱直入，国民革命运动深入人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国民党的实力随之也不断壮大，这对于当时报国无门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陈布雷也是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员。长久以来，他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这个社会，对各种社会势力有着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要想改造这个腐化动荡的社会、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就必须依托于一个开明强大、生机勃勃的政党。环顾全国形势，军阀肯定不行，这些清末地方实力派出身的“大王”们搞混战还可以，但搞经济他们肯定不在行，即使其中有几个儒雅点的，也没有能力统一全国，因此军阀被陈布雷排除在外；而中国共产党呢，虽然是一支新兴势力，但一则被北洋政府和军阀定位为“赤匪”，不断绞杀，导致力量十分有限，无兵无权，二则他们宣传的共产主义理论也与陈布雷自身所坚持的政治信念格格不入。要知道，陈布雷自小受的是系统的封建传统教育，他身上有着非常浓厚的传统士大夫色彩，“正统观”思想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政治判断。因此，他对自己的政治行为慎之又慎，必须全面考察后再作谨慎的结论，“贤士择明主而事之”，必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政治力量。恰在此时，北伐军势如破竹，顺利推进，国民党的势力已经深入到长江以北地区，正在向黄河流域开进，思想先进、实力强大的国民党逐步赢得了陈布雷的好感。随着北伐的开展，总司令蒋介石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一颗政治、军事“新星”。陈布雷似乎看到了自己心目中的“明君”。

当然，如果仅仅是陈布雷对蒋颇有好感，那么根据他那种谨言慎行的个性，并不一定有勇气毛遂自荐。事情巧就巧在蒋介石此时也看中了陈布雷，欲把他招揽于麾下。随着政务的增多，蒋介石对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政务感到非常吃力，他想在人才荟萃的上海记者界找到一位才华出众但又没有政治野心的人才帮他处理政务。当时在上海报界已经大有名气、才华横溢而又性情温顺的陈布雷逐渐赢得了蒋介石的好感。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中共想给蒋介石介绍一位秘书，如果是偏“左”的人，蒋介石肯定不会接受，如果偏“右”，又可能破坏革命，因此必须选择一个既有爱国心和正义感，又不过分偏激的人士。经过慎重考察，中共最后选择了陈布雷，在蒋介石和陈布雷这两个当事人都不知悉内情的情况下，通过张静江将陈布雷介绍给了蒋介石。

在陈布雷成为蒋介石的幕僚过程中，陈布雷的同宗大哥陈屺怀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陈屺怀比蒋介石大15岁，他与宋教仁、陈英士、张静江、于右任等同盟会元老关系密切，以前蒋介石曾是陈英士手下一个团长，他对陈屺怀的人品、才华早已听闻，有。一次在张静江家中，陈屺怀与张静江等坐而论道，蒋介石侍立一旁，对陈屺怀相当恭敬。蒋介石当上北伐军总司令后，迫切需要一个有文才而且比较谨慎的人作为重要幕僚长，他先选中了陈屺怀，可是陈屺怀当时已54岁了。陈屺怀一来不愿在一个比他小15岁的青年军人手下干事；二来确实他也年纪大了，身体难以适应军旅生涯了。他遂以精力不济谢绝了蒋介石，但蒋一再邀请，陈屺怀便推荐了自己的小弟陈布雷。陈布雷文才当然首屈一指，国文、外语兼通。曾为孙中山翻译《告友邦书》，颇受好评；而且人品方正，洁身自好，不会同恶势力同流合污。因有陈屺怀的推荐，于是蒋介石就在自己一幅照片中签了名，派邵力子专程赶赴上海送给陈布雷，热情邀请他到南昌一谈。据说当时陈屺怀也推荐了潘公展，两人一道去南昌“面试”，在他们两个人面前，蒋介石眼中射出一道睥睨一切的寒光，惊得衣装整齐的潘公展两目闪烁，四肢僵硬；“眸不正则心术邪”，反观陈布雷，一身素褂，两目沉静如水，波澜不惊，一幅文人的样子。蒋介石心里对陈布雷已经产生了好感，觉得他做事沉稳。不张扬。他接着问他们：如何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潘公展想要讨好蒋介石，想显示自己唯蒋介石马首是瞻，抢先说道：“总司令心中自有妙策。”这种一味讨好迎合的做法并不合蒋介石的口味。陈布雷以谦卑冷静的口气回答：“愚见是否以可靠的部队包围上海，造成猛虎出山之势，然后用帮会势力打头阵。”对此，蒋介石含笑点头。心中已经瞩意陈布雷。此后蒋介石对陈布雷颇为厚待，恩宠有加，使陈布雷感激涕零。

不过，此时的陈布雷还没有决定一心跟随蒋介石走南闯北。出生入死。一来陈布雷并没有多少官瘾，他的初衷仅仅是替蒋介石出谋划策，整理文件，为国家的复兴贡献个人的微薄之力；二来他还难以放弃自己挚爱的新闻事业，希望继续担任《商报》的职务：三来虽然自己已答应充任蒋介石的幕僚，但他觉得自己对蒋介石还不是很了解，他需要一个深人了解的过程。如果一开始就担任要职，一旦发现蒋介石并不是自己想要追随的“真命天子”，他便很难轻易离去了。自己近于优柔的个性也决定了陈布雷不可能像某些知识分子那样来也潇洒，去也从容。基于以上三方面考虑，陈布雷决定要跟蒋介石保持一定的距离，对蒋介石有深入了解后再作决定。

P8-10

蒋氏秘书面面观

沧浪云

提起秘书，大家都不感到陌生，一般人会认为这是一种颇为体面又不算辛苦的文职工作。但如果较起真来，问您秘书具体负责哪类工作？它具有哪些独有的工作性质？恐怕大多数人都答不上来。

那究竟秘书该如何定义？这在学界依然是个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综而观之，目前学者们关于秘书的定义不下数十种，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以下五种：

第一种将秘书视作助手。这是目前较为流行的说法。这种观点认为秘书是上司的助手，充分了解上司的活动和工作范围，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具有不在上司的直接监督下承担任务的才能，运用判断力在其职权范围内对相应工作作出决定，充当着内人与外人及人与机器的中间角色。

第二种认为秘书是参谋。这种定义多是基于古代幕府智囊团人士的案例，认为秘书不仅只是承担简单重复的文书工作，而且有高层次佐证策划能力，亦即参与政策方针的制定，又提供有价值、有针对性的谋略，故以脑力劳动为主。

第三种把秘书仅看成工作人员，这与第二种定义形成很大的反差。持该种观点的学者指出：“秘书是身处领导机关或附着个人，撰制掌管文书，辅助决策，并处理日常事务的服务人员。”

第四种则从纯职业角度来定义秘书，认为它是领导机关首脑或特定领导人员个人的工作助手，是一种职务名称、一种职业。

第五种说法属于比喻说，它主要来源于市井巷谈中对秘书的看法，比如将秘书说成“领导的传话筒”、“跟在领导屁股后面提公文包的”、“在办公室爬格子的”、“在酒桌上替领导挡酒的”、“在平日里照顾领导生活的”、“幕后摇鹅毛扇的”、“政治舞台上吹喇叭的”、“抬轿子的”……诸如此类的称谓虽然十分传神，但却有失严肃，自然不能视为秘书的纸面定义。

由于本书是讲述蒋介石同其身边秘书之间的恩怨悲欢，因此如果不对此处的秘书做一番定义，恐怕将会同“幕僚”一词相混淆。我们知道，为了巩固自身统治，提高执政能力，蒋介石无时无刻不在挖掘、拉拢人才，所以围绕在身边的各色人等不可胜数。有的为蒋出谋划策，有的帮蒋游说四方。有的给蒋荐引人才，有的替蒋冲锋陷阵……于是，蒋介石的“人才库”如同古代的幕府，吸纳了身怀多样才干的人士，其中很多人以秘书的身份厕于其间。不过，有时候秘书也充当幕僚的角色。替主人出谋划策。比如杨永泰曾给蒋支招，通过“削藩”来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则是在蒋的授意下，组织所谓“CC系”，来帮助蒋笼络人才；就连一向沉默寡言、耽于文墨的首席秘书陈布雷也有时出于尽忠之心为蒋举荐自己认可的“刀笔吏”。可见，秘书有时候兼有幕僚的功能，二者并非没有交集。不过。话又说回来，幕僚未必就是秘书。如国民政府里的大佬戴季陶、吴稚晖二人，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后，虽然他们身居要职，却似乎有意淡出政治，从事学术研究。如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是无关政局的差使，所以表面上看不到他有什么政治力量和重要作用。他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大庭广众面前，胸挂佛珠，口中念念有词，有旁若无人之态，他的卫兵不带枪而挂剑，给人一种复古的印象。陈布雷评价道：“戴之信仰宗教，是由于边疆地区佛教徒人数众多，地域又广，中央对于他们并未加以注意，所以他以中央大员的身份笃信佛教，作为联系的中心，他并不是单纯的佛教徒，这是他为国家尽其心力的一种表示，是一种卓识远见。”大凡在“清党”反共、党同伐异、安内攘外等等问题上都留下了戴参与筹划的印记。例如，在蒋介石和胡民汉的政争中，胡被软禁，戴起了重要作用。吴稚晖亦然。他平日里游山玩水，从不抛头露面，甚至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大有归隐山林的意味。然而每每关键时刻，为蒋介石吹响“集结号”、搏杀于最前方的往往不是其身边的陈布雷、钱大钧、何应钦等高官红人，而恰恰是这位吴“师爷”。如“清党”反共时，他就会挺身而出。“以如椽之笔”对蒋的异己势力加以诛伐，为蒋介石的领袖形象大加造势。难怪杨恺龄不无感慨地说：“至于稚老参与国家大计，竟像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苏东坡曾说过，‘汉之文景，记无可书之事：唐之杜房，传无可载之功，……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日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稚老正是这些。”这莫不是对吴幕僚角色的最好诠释。

正是由于蒋介石周围的秘书与幕僚之间具有着颇为复杂微妙的关联和差异，于是对其秘书身份的界定显得尤为必要。根据以上列举的五种定义，同时结合蒋氏秘书班子的特点，笔者认为可以对蒋介石的秘书作如下释义：

供职于国民政府、并专门为蒋介石提供服务的、具有极好的业务能力(主要指文书工作)和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对蒋介石表示忠诚的职业秘书人才。

按照上面所提供的蒋介石秘书定义，我们可以大致划定其人选的范围。不过，众所周知，蒋介石当政23年，在他手底下供职过的大大小小各色秘书实在是多如牛毛，难于统计。且他们多是一时之选，代表了民国时期秘书界的最高水平。如果一一拿出来介绍，甚至可以出一本厚厚的《蒋介石秘书词典》。因此，不妨就蒋介石的择人标准、秘书级别和类型三方面做一整体概述。

蒋介石在用人问题上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理论，要求十分严格。他要求秘书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良心。他说：“政治全在用人得道。关于人的选择，必须注意一个基本条件，这个基本条件就是良心。所谓良心，就是忠义之气。忠义之气是幕僚必须具备的，因为‘干政治的人要钻人污秽龌龊的社会里去。我们要从污秽龌龊的社会里面锻炼出政治的人格’，所以良心或忠义之气，是政治人或幕僚人最基本的条件。”

秘书仅仅具备“忠义之气”的基本条件，在蒋介石看来仍然是不够的。如果光有忠孝之品行，而对事务不能胜任，是不能有益于主人的。这就牵涉到秘书的才能问题。在秘书具备基本条件的前提下，蒋又强调才能问题。他认为办事要成功，最要紧的是那办事的人有才能。当然，有才能的人，尤其是已成熟的人才是不可多得的。所以，蒋特别欣赏从学问和实践中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有“以朴拙坚毅的精神，勤劳刻苦的功夫，从学问和经验中艰难磨炼出来的人”才是蒋理想中的人物。从未成熟到磨炼成熟的人才，是可以成功可大可久的事业的，

正是秉着这种既具备封建忠君意识，又具备现代专业知识的标准，蒋介石为自己物色了许多得意的秘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侍从室中的八大秘书，如留学英国研究法律的徐庆誉。留学法国的何方理，留学德国的徐道邻，留学美国的张彝鼎，留学苏联的高传珠，留学日本的罗贡华、傅锐、李毓九。他们各具特长，专门负责蒋介石关于国际问题的咨询，类似外交智囊团。

不过，这物色人选的具体过程又极其复杂。每涉及到一位秘书人选，蒋都要亲自考察一番，其标准主要是血缘、地缘和业缘，这也是他选择幕僚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里，血缘关系最为人们所看重。凡属血缘关系中的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关系以及有信任和无戒备的气氛。也就是说。人和人的权利义务是根据亲属关系决定的，血缘家族中，年长者对年幼者具有强制的权力，而年幼者对年长者则须忠孝服从。血缘家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忠孝与服从的关系，决定了政治领袖可以轻易地将血缘家族中的团结和对个人的忠诚带进政治领域。蒋介石很重视这个问题，在选择秘书时，将血缘作为重要条件。具血缘条件的人充当蒋氏秘书，大部是以侍卫官的身份出现，因为负责蒋的人身安全的人必须绝对忠诚，而有血缘关系的人是最能胜任的。蒋侍从室第三组，侍卫官多数是蒋的亲戚，如蒋恒祥是蒋的远房侄子，蒋孝镇是蒋的侄孙，竺培基、竺培风是蒋的外甥。他们忠心耿耿、披肝沥胆，但是由于能力有限，这些靠血缘跻身秘书行列的人大多只能负责日常的文书工作和蒋的贴身安全保卫任务，

既然借助血缘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秘书，蒋介石只得扩大选择范围，通过地缘关系来笼络人才。地缘和血缘实际上有着密切联系。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二者密不可分。“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几个村落的人相对于其他村落的人，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一个地区的人相对另一个地区的人，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一个省区的人相对于其他省区的人，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域、同一环境中的人，其大致相近的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同一区域的人为自己的同乡能够做官而倍觉自豪，欲投入其麾下尽忠效力的心理相当普遍。蒋介石在遴选秘书时，重视地缘条件。从狭窄的地域讲，蒋一手扶植起来的溪口人有毛庆祥、王世和、蒋孝先、蒋和畅等。他们均为蒋之心腹，服务于侍从室，仅就毛庆祥而言，他曾赴法国留学，习园林工艺加工专业，归国后当蒋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当南昌行营机要科长，侍从室第二组组长，后又升为军事委员会机要室主任秘书。从较广的区域看，蒋还格外注重选择浙江同乡为其政权服务，陈布雷、陈诚、陈果夫、陈立夫、吴鼎昌、朱家骅、俞飞鹏、俞济时等等都是浙江人，他们是在蒋介石建立政权过程中被笼络人幕的。只要是浙江人并有才能或名气，即会受到蒋的注意，直至选人麾下，尽辅佐忠效之能。他们志虑忠纯、誓死效劳的程度是一般秘书不可比拟的，其中陈布雷为蒋日夜辛劳，以死报答知遇之恩的事例最为典型。这证明，浙江籍秘书在蒋的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他籍秘书不能代替的。

如果仅从血缘和地缘延揽人才，依然无法获得国内一流的秘书。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还千万百计地利用各种机会和关系来寻觅合适人选。业缘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结成的诸如同学、同事、师生、结拜兄弟等一种较广泛的关系。此种关系之间虽有亲疏之分，但情感逐渐融洽，志趣相投，便会成为非同一般的知交。通过业缘关系而形成的知交，其忠实与帮助对方的程度可以与血缘、地缘相提并论。蒋介石充分利用了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这种关系。他就职黄埔军校校长后，有意识地培植亲己势力，以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关系，笼络何应钦、张治中等；以师生关系，使学生养成忠诚与崇拜自己的心理。没有别的学校能像黄埔军校那样使他们的成员把它当作政治效忠的中心。蒋的许多幕僚是在广泛的业缘关系中挑选的，如四川的张群，安徽的张治中、吴忠信，湖南的邓文仪、唐纵，江苏的钱大钧等，都是忠诚于蒋的秘书人物。其中最为典型者当属张群。张群自从保定军校和蒋介石结交到国民党统治集团逃离大陆为止，与蒋的情谊多达四十余年，辅佐军政事务，曾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显要军政职务，是蒋的心腹大员。张群和蒋介石既无亲缘又无地缘，仅是一同窗学友发展成同生死共患难的关系，表明了业缘关系是蒋选取秘书的一大考虑因素。

这么多秘书人才济济于蒋氏政府之中，蒋介石自然要根据亲疏关系和能力大小对他们做一划分。大致而言，以侍从室为主，可归为三个级别。第一级别是侍从室主任或日秘书长：他们有晏道刚、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祖、商震、陈布雷、陈果夫、陈立夫、周至柔。大部分是蒋的心腹，他们在侍从室起核心作用。第二级别是侍从室副主任或各组组长：邹竞、刘咏尧、陈方、肖赞育、李昆岗、刘祖舜、黎铁汉、左曙萍、酆悌、唐纵、于达、李惟果、王世和、刘进、聂松溪、赵桂森、陈希曾、杨锦昱、濮孟九、汪日章。他们大部分是蒋的亲信，在侍从室起次核心作用。第三级别是侍从室的秘书和参谋：王学素、邵毓麟、俞国华、李棣崇、陶希圣、肖自诚、何志浩、徐道邻、姚宗、古达程，许作修、罗佩秋、周宏涛、成惕轩、徐宏涛、罗果、皮宗阚、徐佛观、胡静安、唐保黄、侯志庆、马涤心。他们在侍从室占有重要地位，繁多的日常具体事务主要靠他们完成，

而根据蒋氏秘书的个人专长和具体分工，又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即决策型、事务型、研究咨询型、游说型。秘书的类型与秘书级别颇有关联。核心秘书一般是决策型秘书，如张群、陈果夫、陈立夫等；事务型秘书大都是较低级别的，其作用是办理各种具体事务。游说、研究型秘书的层次较高，有的人物甚至还常常参与决策，比如陈布雷、杨永泰等人。秘书的这些类型有益于整个秘书机构的运转。因为不同类型之间有紧密联系，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秘书行为过程。比如研究咨询型秘书为蒋介石提供意见后，决策型秘书便依此决定计策，计策决定后，再由游说型或事务型秘书去实施执行。综观蒋氏秘书活动的历史，不同类型的秘书为蒋政权的运转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也可以这么讲，蒋介石每一次重大决策，背后无不凝聚着其麾下秘书们的汗水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