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文学十年来最好的散文！

一个贫困的外省小孩在台湾乡下的成长史，见证时代的多义性！一眼最温柔的回望，寂寞卑微，饱含对悲欢人生的宽解与涵容。

周志文的文字清淡，似讲古闲说的笔法，熟成而富涵内在秩序，活泼草莽而特具人情味。文字素颜无妆，淡到极致，隐约带有一点苦涩昧，极为耐品，仿佛外表沉静的河流，却有着活泼的底蕴。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去反刍自己的童年呢？

那水光倒影中衣衫褴褛的自己，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再次面对的。

在去除了所有矫饰与层累之后，用最素朴的语言说故事，像一个孩童般捧起碎裂四散的记忆拼图，茫然四顾，这样的毫无防备。一切是那么和谐，又那么愁人。阳光静静落在河滩上，那种颜色、声音和神气，总是令人心跳，很厉害地被感动着。

随着时光牵引，眼见“同学少年多微贱”，意外，灾祸、无常，老病与沦落……

那才是真正的人间，正常无比的真实人间。回忆生命过往，哪一个纷如蝼蚁的生命，不曾有过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冰雪样的聪明？这许许多多沦落的生命，谁又和谁的生命真正相关呢？

路上所见

遥远的音符

饭疏食饮水

花样的年华

母亲

火车梦

吃教记

白鸽

影戏

散落与连结

凡高之路

怪力乱神

写在沙上的

詹国风

魏黄灶

空山松子落

姚青山的情史

紫荆花

疯狗与红猴

有弗学？

后记

路上所见

我从童年经少年到青年都住在台湾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小镇是林产的集散地，在日据时代就很繁华。四九年之后，林产一度还是重要产业，为地方带来不少财富，但明显已不如以往，属于雪山支脉的太平山，山上林场盛产的桧木已被砍伐殆尽，再加上五零年代末期，政府修了一条从太平山到县府所在宜兰市的道路，所剩无几的林木又直接被运到了宜兰，从此之后，林业荣景不再，小镇就需面对自己逐渐衰颓的命运。

但小镇到底是偏僻的小地方，不论沉睡或醒来都需要时间，这里的人神经松弛，欲望与气度都不大，对自己的未来，大约在十步之外就浑然不觉，既不担心，也没有憧憬，整体看是浑浑噩噩的一片。

台湾有句俗话：“天公疼憨人”，意思等于是傻子有傻福，既是命运，穷担心也没用。小镇在兰阳平原的中一心点，四周农业出产尚盛，加上交通是辐凑之区，林业萧条了，还有其他可顶替，六零年代末，台湾经济逐渐从萌芽到“起飞”，连带让小镇繁荣又有了恢复之势，只是其中的变化，须从外头看，小镇里的人反而都没什么感觉。十余年的沉寂，对这里的人而言，好像只是夏日午后坐在凉椅上打了一个小盹一样。

就在小镇打盹的时刻，正好是我从童年、少年步入青年的阶段。我现在回忆我那一段时日，完全像梦境一般的迷离，每次回到小镇，看到物是人非或物非人亦非的情境，就想起张宗子啮臂自呼“莫非是梦”的样子，自己也跌落类似的感怀之中。我常想起我在少年时在小镇路上游荡之所见，说游荡其实多数是上学放学时在路上之所见。小镇当年小得可怜，从南边走到北边，就是放慢脚步，也大约只需半个小时，从东走到西也是。小学我转了几次学，记忆有些?昆乱，但上中学之后，行程就比较固定，我在镇内的一所中学读完初中与高中，再加上我曾留级，我有七年的时间，上学放学几乎走同样的几条路，使我得以“饱览”途中盛景。这里的饱览两字是指天天看、重复看，已有些饱腻的感觉，而不是指小镇有什么特殊风光，值得人好好去欣赏。

小镇在日据时代因为曾是桧木的集散地而风光过，一度是东洋客与本地富豪的销金窟，情况有点像北部基隆附近产金矿的九份，但这里并没像九份那般急速的暴起暴落，林产的兴替究竟比金矿的起落要悠缓些。

在从太平山到宜兰的道路还没修好之前，仍有些林木会经公路运到小镇，镇西一条名叫中山西路的路端，还有一个原木运输的检查站，所有运下来的林木都须在那停车受检，这里是镇上还可以看出它与林产有关的地方。每当运木卡车在路边停妥，就会有几个个儿比较大的孩子像猴子一般的攀爬上车，用铁杆之类的器具把车上巨木的树皮剥扯下来，他们的动作必须迅速又准确，因为车子不会久停。车下则有几个妇人带着比较小的孩子，把掉落路面的树皮扫进畚箕，倒进准备好的麻袋中，那些树皮带回家，晒干了可以成为燃料。站上的管理员与车上的驾驶看到这乱糟糟景象从未阻止过，因为这些林木运到小镇，就会被抛到贮木池，树皮不被剥去也会在水中腐烂掉。那些刚被剥去树皮的巨木，露出新鲜得像人类肌肤的色泽，像被分解又放大了的人的肢体，当它们被卡车载着在路上招摇而过时，常令人遐想不已。

往日的繁华还在小镇留下一些印记。在镇南有一块不算小的地方，是小镇著名的“暗街”区。所谓暗街，就是指酒家、公娼与暗娼所聚集的地方，闽南语把那些见不得人的营业叫作“暗间仔”，从事色情行业叫做“开暗间仔的”。家长都警告小孩不要经过那里，但暗街距离我住家很近，严格说来只有小溪的一水之隔，我不得不常常走过，我自少年时代就听惯了酒女与恩客打情骂俏的喧哗，下里巴人所唱的俗调小曲。早上上学经过时，暗间仔的门窗都紧闭着，像一座死城，但到黄昏放学时就都活转了过来，那里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夜的都会。  给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暗街平日的样子。宜兰以多雨闻名，冬天雨季常常会一整月不见天日，有一天放晴了，早上上学经过，就见每户睛间仔都打开了门窗，把早已泡湿的棉被垫被枕头等拿出来晒太阳，有的放在椅子上，有的用竹竿撑在店门口，零乱又猥琐，却显示这个区域难得一见的朝气。平日很少见到阳光的妓女，也都出来了，有的坐在店门口的小凳，让年长的妇女为她们“挽面”，所谓挽面就是用两股棉线在脸上不断搓绞，用来拔除脸上的寒毛，寒毛虽小，连根拔去也会痛的，但被挽的女子，似乎一点痛也没有的样子，还在跟人调笑不已。不挽面的妓女则利用难得的晴日洗发，洗完彼此帮忙梳头，她们用的是一种名字叫篦子的梳子，是用竹子做的，密得出奇，可以“篦”出发际的头虱，篦出的虱子得立刻杀死，帮忙梳头的人总是手忙脚乱的不时用指掐、用牙咬的，口中还不断惊呼，场面热闹而有趣。

四周常听到人家讲那些妓女的故事，台湾传统社会，观念是重男轻女，早期穷人家里的女孩，很多送人作养女，有的给人作“童养媳”，送走的女儿，遭遇都很不好，命运不济的常被推人火坑成为妓女。最令人不忍听闻的是推她们人火坑的人往往不是养父母，反而是她们的亲生父母，而推她们的理由又不见得都是贫穷。走过暗街区，听到夜夜笙歌不断，一片热闹，而其中暗藏着的都是令人鼻酸心痛的故事。

P1-5

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的总编辑说，周志文的文章是十年来所见散文最好的(不是“最好的之一”，是最好的)。可为什么我竟错失没看见，赶快找来看《同学少年》。才看不多，已觉得我真好比那位眼昏的汉元帝，《同学少年》是昆曲《昭君出塞》里每看必叫我落泪的王昭君。年轻时我这样写：“那昆曲的笛子一吹起来，悲亢高远，闻之此生也可以不要了。”

有所谓昭君怨，昭君何怨呢？我的老师胡兰成这样说：“当时的事情果然是汉帝若要不顾一切留住她，也不是必不可以留，昭君要恋汉帝之惜意与爱慕也可以为之踌躇的，然而昭君只慷慨一二语遂去。她的这慷慨决绝真乃如伯夷叔齐的至纯极高。伯夷饿死首阳山作歌伤唐虞之世不再，司马迁谓之怨。王昭君当时是决绝了汉帝，及出塞时在马上弹琵琶却泪数行下，伤心于虞舜与娥皇女英之世不再，今时无绝对的男子也。”

《同学少年》不让人觉得是美文，这点像王昭君一样，在美与不美之上只是其本色遗想千古。周志文其文的不这么被广知，也像。还是周志文自己的文章最能说明他自己，他写那些芸芸默默的少年同学们，犹如“空山松子落，不只是一颗，而是数也数不清的松子从树上落下，有的落在石头上，有的落在草叶上，有的落在溪涧中，但从来没有人会看到，也没入会听到，因为那是一座空山。啊，多么豪奢的一场坠落。”

我又继续看他另一本书《时光倒影》，于我真是温故知新，亦更加印证了他引的古诗——“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深情人是幽人，就像周志文。

2009年4月8日 台北

可能是老了吧，最近常想起往事来。都是细琐的，微不足道的。譬如一些我从来没想起过的事，一天突然想起了，或以前曾经想起过，但光是想起，却从来不曾思索，现在会放在脑中思索了。思索半天也不见得会得出什么结果来，不过无所谓，思索有时有目的，有时没有，思索只是比一般的想繁复点吧。

我还不到四岁的时候，父亲死了，那时好像抗战刚胜利，父亲服务的兵工厂还没从湘西“复原”到它原来的地方，我们还住在辰溪的一个临溪谷的木头屋子里，长大后看沈从文的小说，这地名常在他的故事中出现。父亲的棺木由几个工人费力的扛进屋子，棺木外层涂着简陋的红漆。他们把穿着一身白衫的父亲抬进棺木，棺木前的方桌上放着糕点供品，我记得我吵着要吃，姐姐说那是给父亲吃的，但我不管继续吵，母亲就从供桌上拿了一块糕给我吃了，那是我对我父亲丧事的唯一记忆。父亲匆匆埋葬，据说我们要随厂迁徙，父亲的墓碑是用木头做的，父亲应该埋在距离我们住家不远的一个山坡上。

后来我们迁到武昌。大姐早结婚，不与我们住一起，二姐到汉口读二女师，我与母亲及三姐及妹妹住在一起。三姐在武昌蛇山下面的一所小学上学，我六岁时该上小学了，三姐带我一同去上学。她有一把画着许多燕子的洋伞，把伞打开，旋转伞柄，就像有群燕子在周围飞着。姐姐不准我拿她的伞，怕我弄坏了，我吵着要拿，她就唱歌给我听，歌是：“燕子啊，你来自北方……”那歌，后来常在我孤独的夜梦中想起。

在武昌的时候，我们很穷，我们一直很穷，但大人不让孩子知道。母亲一度到汉阳的一户人家去帮佣，也把我带着去。那家人住在一座湖的边上，湖边长了很多芦苇。一天我发烧，母亲有事要做，不得不留我一个人在房里，她倒了一大杯水放在桌上，要我睡醒了记得喝水，她临走又放了个柿饼在我枕头下，说饿了可先吃它。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我一直很乖的躺在床上，发烧也使我没力气，那柿饼的香味陪伴着我。不只如此，我以后一闻到柿饼的香味，就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个惨淡的生病的童年，当然其中也少不了母亲。

可能是四八年吧，年底的时候解放军要渡江了，读二女师的二姐已与我以后的姐夫结识，二姐夫当时是国民党的低阶军官，他要我们随政府南迁，他的部队在别处，但他派了他身边一个名叫韩良友的勤务兵安排我们搬家的事，韩良友是四川人，脸上有麻子，脾气很好。我们“撤离”武昌的时候已是兵荒马乱的状态了，我听有人指着火车站上面飘着的青天白日旗说，再几天就要给换下来了，我无法分辨他的语气是兴奋或是悲情，我那时也不觉得有什么，哀伤是成长之后才有的。火车挤不上去，韩良友把我们拉上车厢顶，车厢的顶部是半圆形的，很不好坐人，韩良友用军人的绑腿带子栓住我们，带子另一端绑在车顶通气口的铁架上，这样我们就不会摔下来了。他还把一只网篮、一个木制的马桶用同样的方式绑在通气口，网篮因为大还好，那只马桶本身是圆的，虽然绑得很牢，火车走时颠簸，随时有可能滚下，我只好一路用手抓牢它。沿路我想，这只马桶做出来的时候，一定没想到会被人带到远方吧，而我们人呢，下一步要到哪里，连大人也不见得事先知道。到了岳阳，韩良友看有人下车，就把我们小孩拉进车箱里，他跟大人仍留在车顶，直到衡阳。我们后来在衡阳住了几个月。

隔一年，我们从广州海珠桥旁的码头搭船，据说船要先经过香港，然后航向台湾。船走了一半，听说香港不准我们船进港，广州又“失守”了，我们进退维谷，后来船就带我们到海南岛，我们在海南岛住了一段时期。我们乘的船是艘近海的平底船，十分摇晃，船舱挤满了人，大多是军人及军眷，大家都在呕吐。船长巡船时发现母亲说宁波话，说是同乡，就让母亲带了我们挤到他的船长室，就在驾驶台的旁边，船长说那里空气好些。驾驶台里一架收音机正在广播，里面的人一遍一遍的教人练习唱歌，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久我都学会了，不过我对里面的那句“每个人从心里发出了反抗的吼声”不很懂，因为歌在这儿唱得太快了。甲板上挤满着穿土黄色军装的部队，还有一大批穿灰蓝制服的“伤兵”，胸口画着个红十字，甲板一点空隙也没有。船在接近出海口的地方，颠簸得更加厉害，一个兵掉下船了，他在船尾卷起的黄浪中狠命招手，但船没有停下来，一会儿就见不到他了，不知是太远了或是灭了顶的缘故。

交错的图像，麻痹的感情，回忆都像上面写的，全是细琐的事，没头没尾，有时头起得不对，有时结尾反而像是起头。事是乱的居多，很多声音，很多人影，也该有复杂的线条与色彩的，但回忆中都被压缩成了无声的薄片。到台湾后我们住在宜兰的罗东，以后我在那儿度过小学、初中到高中的生活。这本书上写的，就是在那里的生活。片片段段零零星星的，平常不见得都记得，但蛋壳上只要打开一小孔，整个蛋汁就会全流了出来，那些早已消失的人与事自己会来找你，挥也挥之不去似的。

我常想“故乡”是什么。小时候听人家唱一首歌名是《我的家在大陆上》的歌，家在大陆上表示没有家，因为大陆太大了，说我的家在大陆上跟说我的家在地球上有什么分别呢？故乡应该是个小地方，是以自己家为核心，由亲戚、同学、同事朋友所形成的一个不太大的“聚落”。故乡是对于一种习惯的称呼，这习惯包括吃东西时的甜咸口味，对空气湿度、色彩明暗的反应，还包括形容词的用法、吃甘蔗时要带皮吃或不带皮的吃之类的一切生活细节的态度，故乡假如不包含这些，故乡就只是一句空言。还有，故乡是一种哀伤，这一点很重要。我看到台北的信义区，连栋大楼排云而起，我看到高雄爱河被整治一新，我为明亮与峥嵘的现代建设欣喜，我没有哀伤，我在那里找不到历史的对照，就是找到也不关痛痒，因为它不是我的故乡。但我在罗东就不然，那个名叫“南门港”的小溪已成公路下的暗沟，以前的“暗间仔”妓女户变成了繁盛的街衢，太平山的林业早衰颓了，运林木的小火车在遭废弃的竹林总站烂成斑斑废铁，我住过的低矮眷合已改建成摩登的电梯大厦了……高雄人来看罗东，以为一切摧枯拉朽是进步的象征，而我跟我的几个同学却因为这样的改变而黯然神伤，只有认故乡为故乡的人才会觉得这里已变得不是故乡。

什么是记忆呢？连带要问，什么又是遗忘？去年二姐去世，她是我们家里最“冰雪聪明”的人，她过世前四五年就开始记不清楚东西了，但在她正要全面忘却的时刻，她的记忆却违反常理的又多又“好”了起来，但记得的都是很早以前的事，而且时空错置得厉害。她老是说母亲在家里等她，她好几次骗过照顾她的孩子，从台北乘夜车赶回罗东，她在南门港附近徘徊，她说怎么家都变了，连她都认不得了，她焦急的沿路敲门问母亲在哪里。最后遇到熟人，才打电话给我外甥将她领回家。记忆是专为遗忘在做准备吗？

有关回忆的事，怎么说也说不完的，还是不要再写了。这后记写得有点悲哀，我该写些像书里轻松又愉快的往事，但我在写那些轻松又愉快的往事时，心情是复杂的，不见得每次都是看来那么轻松。很感谢《印刻文学生活杂志》邀我写了一整年的稿，让我在写稿的时候畅快又忧伤的回忆往事。这些文章在杂志刊登，专栏的题目是“五陵衣马”，现在出书了，书名却成了《同学少年》，有些人不明究竟。这个典故正如张瑞芬教授在序中说的，是来自杜诗的“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老杜对身陷安史之乱的长安老“同学”颇为愤愤，乱世之中仍能着轻裘、乘肥马的人当然是人格有问题的。我的书名虽来自杜诗，但严格说来是倒用其意，我回忆中的少年同学没有一个是“五陵衣马自轻肥”的，他们不仅不是“不贱”，而是不折不扣的微贱或者是贫贱，但因为有他们，台湾显得不那么浮夸，显得比较真实，台湾这个地方更像我们的故乡，值得我们为他珍惜而忧伤。

谢谢张瑞芬，她决定为这书写序的时候，我们尚是素昧。她的序写得太好了，以至使得我再说什么都是多余。她写得好不是对这本书所作的赞扬，而是她把一个人的所有创作当作一件事来看，文学与生命都是不能分割的，她整体来评论，发潜德之幽光。我有潜德也有幽光吗？被张瑞芬一说，似乎有了起来，她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我觉得，自己要更努力。

2008年8月立秋已过之日

朱天文：《同学少年》是昆曲里每看必叫我落泪的王昭君。悲亢高远，闻之此生也可以不要了。

龚鹏程：周志文是秉性孤凉，语妙天下。

张瑞芬，这部书是21世纪台湾版的《呼兰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