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俑结缘，痴迷一生；快乐寻宝，奇遇连连；荒漠求索，几多辛劳；馆长十年，本色依旧；挖土一世，探索无期——他，就是忠实的“考古迷”袁仲一。本书是袁仲一的传记，重点叙述了他作为“秦俑之父”多年来的奋斗历程。

袁仲一，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陕西考古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陕西省秦俑学研究会会长和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98年10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袁仲一先后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专家，并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到英、美、德、意、日、埃及等国和台湾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或讲学。

1974年，因发现兵马俑被尊称为“秦俑之父”。他的名字与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秦兵马俑紧紧连在一起……

本书是袁仲一的传记，重点叙述了他作为“秦俑之父”多年来的奋斗历程。

第一章 与俑结缘：唤起沉睡的兵团

 1.求学之路

 2.初到西安

 3.与俑邂逅

 4.“不能说谁是第一人”

第二章 梦系千年：与俑做伴情谊绵

 1.复活历史的生动

 2.秦俑失色的背后

 3.寻找“幕后英雄”

 4.兵马俑“奇”在哪里

 5.解密秦俑文化

第三章 回首沧桑：“比农民还农民”的日子

 1.那些风餐露宿的日子

 2.在惴惴不安中度日

 3.一声“袁师”

 4.挖掘不只是体力活

 5.与死神擦肩而过

 6.在荒漠的考古伙伴

第四章 一波三折：秦乐府钟的沉浮始末

 1.踏破铁鞋无觅处

 2.福兮，祸兮

 3.大海捞“针”

 4.“是我的儿子”

 5.收藏奇遇

第五章 十年馆长：“我不是当官的料”

 1.让发掘变得“透明”

 2.比满足好奇心更重要

 3.做领队当如是

 4.恼人的世俗之争

 5.最不能容忍的细节

 6.本色依旧

第六章 考古人生：将研究进行到底

 1.挖掘一生

 2.著作一生

 3.面对质疑

 4.探索无尽

主要参考书目

3.与俑邂逅

1974年7月15日，这是袁仲一人生中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42岁的他第一次见到兵马俑。从此，他的半生与秦始皇兵马俑结下了不解之缘。漫漫历史，几多沉浮？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历史的机缘，还是命运的一次刻意安排。

这一年的3月，正是初春时节。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袭击了中国西部的八百里秦川，临潼县骊山脚下的西杨村也没能例外。这是陕西关中地区的一个小村庄。眼看着地里的庄稼都黄蔫蔫的抬不起头来了，村民们焦虑万分：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这半年来的辛苦劳作付诸东流吗？眼下最紧要的，还是竭力挽救枯萎的庄稼！在一片慌乱之中，村民们想到用地下水解决燃眉之急。于是，奔走了一下午的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终于下定决心，选了一片石榴树林作为打井的地点，他们挥起镢头在脚下石滩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

翌日晨，村民杨全义、杨新满、杨志发等6个青壮年，就在队长划定的圆圈里挖掘起来。可是，直到黄昏时分，这片只长树木、不长庄稼的荒瘠砂石地上，依然没有冒出一滴水！就在村民们陷入极度疲惫、绝望之时，有人惊呼：“瓦爷！”原来从地下五六米深的地方挖出了一个真人一样的陶土人头，灰蒙蒙的，形象有些恐怖。有农民认为这不是什么瓦爷，而是瘟神，于是丢下锄头，“呸呸”吐着口水，说要杀掉一只黑公鸡来祛除晦气——在关中农村，人们认为大地长养万物，没有从土里挖出水源，倒是挖出了死人的东西，这是不吉利的。

随着镢头、铁锨的不断劈凿、挥舞，一个个陶制俑头、一截截残腿断臂、一堆堆俑片，被装进吊筐拉上地面，抛到这片荒滩野地上来。一种难以言说的沮丧情绪笼罩着人们。谁能料到，这就是千年历史向人们发出的一个信号。就从这个黄昏开始，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在这不经意的偶然间拉开了序幕。

发现陶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国家文物局随即派出考古、文物专家进行现场考察，并决定由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行发掘。

当时在省考古所工作的袁仲一正在三原县挖掘唐太宗的叔叔李寿的墓。李寿的棺材上有门，门上有锁，在全国是唯一的，这是很大的发现，一下子叫袁仲一给碰到了。此时的袁仲一正沉浸在这一大发现带给他的兴奋之中。

听说发现兵马俑的消息时，他开始并没有多大反应，因为根据一般的规律，这样的俑坑规模都很小，一个星期就能完成工作。领导给袁仲一下达通知时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临潼发现有(陶俑)碎片，估计一周就挖完了，你们去，挖完后写个报告，报到文物局就行了。”

1974年7月1 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一支由陕西省成立的考古发掘队来到了西杨村，42岁的袁仲一被任命为考古发掘队队长。当天，他和杭德洲等几个考古队员带着普通的考古工具，背着几张行军床、蚊帐等生活用具，匆匆离开西安，乘着一辆敞篷汽车，进驻考古工地。虽然大家只当这是一个普通的考古发现，但是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扎实的专业素养让袁仲一和其他考古队员不敢轻易怠慢。因为即便是再小的考古发现，也可能给浩瀚的历史填补空白。

为了更好地了解地形，方便挖掘，第一天，在生产队长杨培彦的安排下，他们就在西杨村的一棵大树底下安顿了下来，随即展开工作，开始在打井区域周围进行挖掘。

第一次见到了大陶俑，袁仲一兴奋极了。陶俑就静静地趴在东南角上，只见它造型奇特，似人非神，头顶上长着角，二目圆睁，怒视前方，紧闭的嘴唇上方铺排着两撮八字须。从外形上看，与其说是神像，不如说是身披甲胄的战士。可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袁仲一想试着探个究竟，可轻轻一动，它的全身就碎裂了，就在袁仲一为此懊丧不已的时候，他猛然发现陶俑脆弱的身子底下还掩着一柄青铜剑，刃锋锐利，光洁如新。他一看又高兴了起来，一天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

袁仲一想：人多嘴杂！为确保文物安全，他立即告诉其他队员：“马上埋起来！”然后果断地下决定，让其他一起挖墓的人暂时放假，只留下当地的两位民工，加上同事程建华，一共四人一起继续挖。同时，他们绘图、照相、做文字记录，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小心谨慎地把青铜剑取了出来。这是秦俑出土的第一把青铜剑。

挖掘不断，从第一铲到第二铲……小小的井口被挖成了巨大的土坑，真人一般的陶俑仍旧不断地在土层中出现。“怎么还有没边的俑坑呢？”袁仲一和同事们似乎有点儿找不到边了。他们断定，这应该是一个古代的陪葬坑。经过精密的探测，结果表明这的确是一个陪葬坑，而且空前巨大，它的面积完全超过了袁仲一的想象，也超过了在场每一个人的想象。

历史就是这样喜欢和人开玩笑，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居然是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兵马俑坑。挖掘之初几十天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巨大考古发现的冰山一角；而一个世界性的奇迹将要在袁仲一和考古人员的铁锹下，一点一点地重现人间，一支沉睡了千年的庞大的地下军团，就要在袁仲一的铲下，揭开神秘的面纱，浩浩荡荡地绽放出耀眼的光彩来。

4.“不能说谁是第一人”

“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这是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对一代雄主精心打造的长眠之宫所作的生动描写。两千多年以后，这深埋于地下的王宫终于重见天日，它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欣喜与惊疑。

从1974年3月第一片秦始皇兵马俑片的出土，到两年后，又有两处兵马俑坑重见天日，再到1979年10月1日一号坑的开放，一个庞大的国度在历史的安排下，赫然呈现在了世人面前，吸引着各路专家学者和各国游人纷至沓来。如今，秦始皇兵马俑已经蜚声海内外，就在不经意间，时间轴的刻度历经了三十多年。

时光荏苒，三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作为兵马俑的研究者、秦陵博物馆的负责人，袁仲一深深体会到，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世人关于兵马俑态度的变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西杨村村民态度的变化，刚开始挖出兵马俑时，有人说是瓦爷，也有人说是瘟神，当地农民还曾抱怨说占了他们的庄稼地，为此起过争端。而现在，当地流行一种说法：“致富不忘秦始皇。”还有民谣说：“发财全靠秦始皇。”

可是，这三十年对临潼人来说，过得并不平静。曾经鲜为人知的临潼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点的同时，也成了是非之地，差点要淹没在世人的口水战中。面对如此重大的发现，世俗往往经不起名利的诱惑，于是争着要当“兵马俑发现第一人”的人实在太多了。

时光再次回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临潼县西杨村的农民们在打井时发现了一些陶俑的残片后，临潼县晏寨公社水管员房树民听说打的井已深入地下5米多，仍不见一滴水珠时，便揣着疑问来看个究竟。细心的房树民在四周转了一圈，捡些陶片在手里端详敲打一阵后，当即对当时的组长杨全义说：“这井不能再挖下去了。”他看出这砖和离这儿约1.5公里的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秦砖是一样的。当时临潼县文化馆主管文物工作的赵康民闻讯，立即赶到现场，让村民把挖井的工程暂停，把陶片一一收集起来，初步的清理工作完毕后，他自己又做了些挖掘。赵康民的领导起先不让上报，担心这是“四旧”。后来，新华社记者蔺安稳来临潼休假，他爱人刚好也是临潼文化馆的，他听说后，把这个消息写成新华社内参。当时，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都不知道。后来，消息由新华社到国家文物局后，一层一层向下，袁仲一才知道了这个消息。

兵马俑的出土的确涉及了很多关键性的人物，人人都可以捧着“充足的理由”前来索要这光耀门楣的称号。有人说当年挖井的村民可以称得上是“兵马俑发现第一人”，有人认为阻止村民继续挖井的房树民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也有人指出赵康民有“鉴定、命名、修复、发掘”的功劳，他才配得上这“第一人”的称号，更有人提出将消息写成内参的新华社记者蔺安稳该得此殊荣……

正当这种喧闹四起之时，有人提出：这“第一人”必须是研究秦俑的考古学家，一定要与秦俑研究挂钩，一定要与秦俑“定性、定名”紧紧相连，一定要与能否认识秦俑的重大“价值”为先决条件，不是专门研究秦俑的专业考古学家就应该与秦俑的“发现人”毫无瓜葛。在第六届秦俑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李先登教授坚定地认为：“秦兵马俑的‘发现人’，就是袁仲一先生。”理由就是：“兵马俑的发现是具有重大文化属性的事件，应该带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成分，它的发现人只能归属于学界。”基于这样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把袁仲一推到台前来，认为只有身为秦俑研究主要“当家人”的袁仲一才真正具备将秦俑“发现人”的桂冠加到头上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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