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韦政通文集”，以“论学”、“论世”、“评人”、“自述”的思路分卷。

《知识人生三大调》为“自述”部分，除了收录韦政通先生学术自传《思想的探险》，同时收录几篇补充性的文章。为显示伦理思想在先生思想中的突出地位，并考虑到各卷篇幅大致平衡，本拟收入“论学”之卷的几篇关于伦理思想的文章和演讲，也作为“我的伦理思想”收录到了这里。本卷最后，附录了一篇概述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

《知识人生三大调--韦政通文集》选录了韦政通先生一生思想探险、思想创新的相关文字，对于了解韦政通本人及其思想，提供了一条简明、高效的途径，对于一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者，《知识人生三大调》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理想的火焰

 理想的火焰

 我治中国思想史的经验

 少小离家老大回

学思的历程

 我的学思历程 上篇 作为学者

 我的学思历程 中篇 批判与探索

 我的学思历程 下篇 社会关怀

我的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观念的新检讨

 自我概念与自我实现

 自由、民主与伦理

附录

 从思想史研究到思想的创造与奉献——作为学术史和思想史对象的韦政通

1963年3月24日，我在日记本上这样写着：“今天真正想到我要与‘道德的理想主义’者分道扬镳了。过去几年中，曾与朋辈多次谈起这个问题，彼此都只当戏言，想不到今天竟真的走上这条路。”为什么会转变呢？依据当时所记的有三点：第一，因我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很早我就认识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生活有独特的意义，人生有独特的道路，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试着走自己的路。第二，牟先生去了香港。以我与牟先生的关系，绝不是想变就容易变的，我们都是儒家传统里陶养出来的，师恩如山，想变，除了内心的折磨之外，还必须承受一部分社会的压力。不过在当时，我心理上的确有一种压迫感，所以牟先生一离开，思想上顿觉大解放。第三，由于1962年间开始的中西文化论战。当李敖那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文章在《文星》出现后，徐复观先生曾约我们以《民主评论》和《人生》做地盘写文章反击。在此之前，我没有看过《文星》，经徐先生谈起，回来就找了前几期来看，李敖的文章带给我相当大的冲击和鼓舞，不但没有参加徐先生的论战，反而使我由《文星》的读者变成《文星》的作者。

在一篇《我对中西文化论战的感想》里，我说这次的论战，好比是这个时代向父与子二代人提出的一份试卷，经过了二三年的时光，让我们来考核一下试卷上的答案：年轻的一代对伺题本身虽没有什么深入的见解，但他们追求问题的热情是难得的，猛烈抨击偶像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老一辈呢？照我看，无异是缴了一份白卷。从老一辈在论战中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以及对待后辈的气度，充分暴露了他们学问的空洞和为人的乖谬。在文章中我很感慨地说：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仍是我们需费力搬开的绊脚石。

在问题的思考上我最初是怎样转变的？1964年9月4日我给学生黄天成的信里说：“我思想的转变，开始在三年以前，以往，一直是着重向传统儒家的优点方面想。三年前的夏天，我始真感到以生命为思想主要领域的儒家，对生命本身的透视，竟是十分肤浅的。同时对基督教的原罪，和佛教的无明，始稍有深入的认识，而儒家对人性负面的解悟，只止于气质之性是不足的。我就从这一问题开始思考，问题越缠越深越广，渐渐对儒家的其他缺陷，亦有深切的体认。这一发展，使我对儒家从无条件的接受态度，转向批判的态度，这在我的生命史上，是一大跃进，也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这一跃以后，使我的视野较前辽阔，使我的心灵较前开放，在道德的高峰上，我又同时发现了与此高峰衔接的群山，自然也就渐渐触摸到群山之间的分际与限制。就在这限制的思考上，我的确发现了儒家在后来发展中的许多缺陷。这些缺陷概括地说，如消极性道德、家天下的政治、匮乏的经济、载道的文学。而最根本的一点，则在道统偶像的建立。”信中的一些理念，很快我就发展出一系列的长文，其中《两个人和两条路：为“传统”与“西化”之争提供一页历史教训》、《我看中国未来文化的一些构想》、《泛道德主义影响下的传统文化》、《儒家道德思想的根本缺陷》、《民主与中国文化》、《科学与中国文化》于1965年元月起陆续发表于《文星》。这些文章使我结束了三年孤寂但很奋发的生活又回到台北，并结识了一批新的朋友。那时候台湾形形色色的保守势力比今天大得多，我的文章除了遭到文字上的攻击和诬蔑之外，还因反传统的罪名为我带来长期的挫折与厄运。

在《儒家道德思想的根本缺陷》一文中，我从基督教、佛教、存在主义的比较观点，对儒家“生命体会肤浅”这一论题，提出论证加以分析，主要是就儒家对人生的种种罪恶和阴暗面始终未能有较深刻的剖析这一点发挥。那时殷海光先生正在写《中国文化展望》最后的部分，我的文章引起他很大兴趣，该书“道德的重建”一章中，对我有如下的评论：“就我迄今所知，对于儒宗的批评超过吴又陵(虞)及陈独秀这些民初人物的是韦政通。韦政通围绕着儒宗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初步的解析，我们可以约略知道儒宗的泛道德主义对于文学发展的桎梏，对于政治的恶劣影响，对于经济的空疏思想之形成，以及儒家道德思想的种种根本缺陷。在他所作的分析中，最深入而且与今天的我们关系最密切的，要算他所说的儒家‘对生命体会肤浅’。”

殷先生透过王晓波(当时在读大二)与我联络，这一年5月20日在他温州街的寓所我们见了面，往后四年的交往情形，已写在《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一文中。这一段友谊，相当有助于我度过思想的困境。

《传统的透视》是我思想转变后出版的第一本书(1965)，书中文字大都由日记中抄出，只是个人心灵的自由独自，并没有什么严谨思考，但殷先生仍读得津津有味。一个深秋的午后，他坐计程车到我景美的家中，就书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一个下午。在《闭锁的道德》一篇里我说：“社会与国家方面的问题，不是道德能够直接解决的。对应着这一串问题，需要道德领域以外的知识与技术，这些知识与技术根本上亦不服从道德的真理。因此，道德要对社会国家的问题上有贡献，首在尊重自身以外的真理标准和承认多元文化的雅量。”殷先生很欣赏这段文字，于是同我大谈文化的特征与文化的层次等问题。他去世后，我送给他的几本书又回到我手上，除在书上用红笔划线之外，也有一些简单评语，例如在《孔子思想与自由民主》一文我说：“新儒家所谓‘中国之民主精神’，这完全是出于争胜斗富的心理。民主有一定的定义，一定的标准，在一定的意义和标准下，中国何来民主精神？”“没有就是没有，这对儒家传统的价值，丝毫无损，一定样样都与孔子拉上关系，这不是混淆了问题吗？”评语是：“驳得好！”P16-19

歌德曾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智者在交谈”。陈列在你面前的这部文集，就是当代中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知识分子、思想家韦政通先生以毕生心力和热情，曲折探索和思考的结晶之一，是一部娓娓道来的传统与现代相交响、作者与读者相共鸣的好书。

自从西风东渐以来，社会转型的历史课题即在中国出现。围绕是否需要转型，采取何种路径转型，向哪个方向转型等亟需解决的大问题，相继出现几个思想高峰。一是维新时代的“新旧”之思(围绕变与不变、小变与大变而展开的思考与争论)，一是革命时代的“主义”之思(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取舍)，一是战后和平年代的“现代化”之思(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连接，个人、社会、国家价值的均衡)。韦政通先生的思想，是以现代化为中心来展开的。

先生致思的时代，变革已成为共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调，不再能激起社会的涟漪；“主义”之争由于半个世纪理与势的竞争也已渐成定局，有略显过时之虞；而在战后和平发展的时机下，如何为海峡两岸的中国缔造一个光明的前途，遂成为最需要思考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大陆思想界，开始全面讨论现代化的道路，而在此之前约二十年，随着台湾地区的经济起飞，现代化已经成为讨论热点。韦政通先生便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思想者之一。韦先生所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最主要的兴趣点是在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方面。

韦政通先生作为思想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异数，他的学术思想道路充满坎坷和艰险。

先生出身苏南一个小商人家庭，童年时如果按照父亲的愿望，继承家业，依其天资，假以适当环境，或许会成为一个地方上较有实力和影响的企业家。但他不喜欢从商，竟违逆父亲的意愿，只身外出求学镇江、南京、上海，屡经周折，也没有读成一个完整的学历，而后又鬼使神差地跑到台湾去了。完全出乎意料，早期在台湾无依无傍的生活，竟然成了他学术生涯的起点。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不少在各自领域内颇有建树的学者和思想人物，千载难逢地齐聚台岛一隅，为他的学术生命提供了珍贵的营养和不竭的动力。劳思光、方东美、陈康、牟宗三、徐复观、殷海光等学人先后成为他学术生命的浇灌者，一个依靠自学的青年，有此幸运，真可谓生命中的奇遇。

先生在台湾大学旁听方东美先生的“人生哲学”、“印度哲学”课，陈康先生的“希腊哲学史”课，每两周参加一次牟宗三先生在台湾师范学院的“人文友会”，有时因缺车资，必须从火车站步行到台大和师院。“友会”是夜间举行，回到山麓的茅屋已是深夜。其间生活多次陷入绝境，有时仅赖院中木瓜充饥。依靠王船山精神的激励和陆王学说的提撕，先生度过了早期的艰困岁月。

先生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在历经数年跟随牟宗三先生的“信仰之旅”之后，越来越感觉到不满足，遂将自己置于超越师门情感，独自探险‘的挑战途程中。就在此时，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先生出现在先生的生活世界里。与殷海光先生的交往颇不同于和牟宗三先生的交往，“在牟先生那里，我只认识他(应该说是崇敬他)，不认识自己；在殷先生那里，我认识了我自己”(王赞源《韦政通教授访问录》)。

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先生自认扮演过三种角色：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做一个学者，是我年轻时的愿望，其他两种角色，绝非当年所敢想象，而是由于不寻常的学思历程，和一些意外的人生机遇塑造而成。”先生的著述，按照这三种角色，可分为学术、思想和社会关怀三部分。具体说，学术部分，专题研究包括“荀子研究”、“朱熹研究”、“董仲舒研究”、“孔子研究”、“毛泽东研究”等，通史撰述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体现学术通俗化的著作包括《中国文化概论》、《先秦七大哲学家》、《中国的智慧》等；思想部分，儒家思想批判著作包括《传统的透视》、《儒家与现代化》、《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儒家与现代中国》、“儒家在台湾经验中的角色”的系列文章等，从传统到现代的思想探索著作包括“以传统批判现代化”系列论文、《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反思》等，现代伦理道德问题探索著作包括《伦理思想的突破》、“当代伦理诊断与重建”系列论文；社会关怀部分，包括有关知识分子、台湾政治与文化、中国未来的系列论文。“著述等身”，也许可以用来描述先生勤奋笔耕的量，却实在不足以概括先生蔚为大观的学术思想成就和宠博气象，不足以体现他贡献给时人和后世的活生生的智慧。

先生以学术为生命，他的治学，最重客观的精神。先生所献身的学问，是面对活生生的时代问题的学问，他总是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中西文化和中西历史，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固步自封。

先生以开放的心态，意识到“中国缺乏独立的学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和这个根本缺陷(逻辑、知识论不发达)是密不可分的。这个缺陷不但长期延误了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中国文化的重建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阻力”。先生此种说法，一方面点出了我国知识分子仍然难于摆脱的自封心态，同时也可看作是对牟宗三先生将儒家当成学问的努力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再度提示。

客观的精神导引开放的心态，开放的心态推助客观的精神。先生借助对近代中国不幸遭遇的客观了解，进而再度达成了对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深切“同情”。“鸦片战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和中国国力的日益衰微，在这种内外交逼的情况下，使用任何外交策略，基本上都没有获胜的机会。在这期间，我们抵御外侮的条件各方面都非、常薄弱，唯一突出的现象，是出了一批杰出人才，这些人才稍早有林则徐，然后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郭嵩焘、曾纪泽，他们凭着极有限而又模糊的国际知识，在对交往对手的强度、意向缺乏资讯作为判断依据的情况下，依然要折冲樽俎于列强之间，可谓备极艰辛。”“所谓‘弱国无外交’”，“鸦片战争后，在外交上接受残酷考验的不只是少数人才，而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以当时文化衰落、社会解体、民心涣散的中国，面对强劲无比的西方列强，“不管使用任何外交政策”，都同样避免不了一败涂地的结局(《19世纪中国与西方》)。

古往今来，真正的大学问，总是离不开历史的责任和对现实的关怀，这一点在先生的所有文字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先生提倡为知识而知识，不是为了让大家脱离生活实际，只是为了培养知识分子独立不屈之品格，意在争取知识本身独立不倚之地位，意在追求热爱真理的新知识传统，而并不是要知识分子放弃对社会、对民族和对人类的责任。先生研习古代思想文化，并不是为了获得一个安宁的栖息场所，从而高枕无忧地安睡其中，往而不返。先生不喜空谈玄理，一言一说必求中的，中历史文化之的，中社会生活之的，中人心风俗之的，中国家民族之的，中人类命运之的。其为现代社会和人生立言的目的性随处流溢。

先生将自己的这种责任情怀称作“现实的关怀”，先生对现实的关怀是多角度、多方面的，诸如政治、伦理、教育甚至环境等问题，无不在先生的视野之内，关怀之中。这种关怀充分展现了先生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挚之爱。

除了在学术、思想上所获得的重大成就之外，先生还以永不停息的追求、坚持不懈的努力，鼓荡理想，燃烧激情，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在自然生命的基础上，不断重新铸造自己，使自己的精神生命不断升级，不断放射出令人艳羡的耀目光辉。也许这才是先生最有感染力和诱惑力的成功。人的一生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其所获得的成就，归根到底都是在自然生命的基础上，创造价值生命的成功。这种成功无不在价值原则的导引下进行，无时无刻不受理想光辉的指引。点燃起理想的火焰，让它永不熄灭，并按照它的指引前行，生命的潜能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生命的意义就能在最大的限度内展现。先生的成功，就是理想实现的典范，先生就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理想的火焰。

先生的著作，二十多年前开始在大陆出版。这些著作在大陆读者中引起广泛反响，不少读者意犹未尽，在不清楚联系地址的情况下仍然辗转去信求购先生的其他著作，甚至产生浓厚的研究热情。日益增加的阅读需要，使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上述著作已经显得难以满足。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在先生的全集目前尚不具备出版条件的情形下，我们认为在先生的全部文字中精选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章，编成一套较能反映先生思想各个面向的多卷本文集，也许是一个可解一时之急的办法。我们向先生请示，征得同意，终于有了这套文集的出版。

这部“韦政通文集”，基本的选编思路，是希望在尽量体现先生著作结构的同时，能够照顾到大陆读者希望了解先生的实际需要，所以在选材上，采取“论学”、“论世”、“评人”、“自述”的思路分卷。

《传统与现代之间》“论学”部分，列两个专题：一是“儒学新探与方法革新”，收录先生研究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的几篇文章以及若干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力图反映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主题和风格，使读者了解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面貌；二是“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收录先生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思想创造作品，包括创造性转化传统的思想和对新伦理问题的思考。

《人文主义的力量》为“论世”部分，列三个专题：“巨变与传统”专题主要体现先生对时代变迁的体认；“知识分子的责任”专题意图体现先生对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呼唤；“迈出五四的幽灵”专题希望呈现先生对知识分子努力方向的理解。

《时代人物各风流》为“论人”部分，重点突出对人格问题的关注。列传统人物“古典人格的光辉”、近代人物“危机时代的探路者”、当代人物“坚毅的魅力”三专题。本着薄古厚今的原则，传统人物只选取了四篇，近代人物收六篇，当代人物收九篇。

《知识人生三大调》为“自述”部分，除了收录学术自传《思想的探险》，同时收录几篇补充性的文章。为显示伦理思想在先生思想中的突出地位，并考虑到各卷篇幅大致平衡，本拟收入“论学”之卷的几篇关于伦理思想的文章和演讲，也作为“我的伦理思想”收录到了这里。本卷最后，附录了一篇概述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和其他种种原因，先生还有许多精彩文字一时尚无法纳入这套文集，这是编者的遗憾，也是编者需要向广大读者致以歉意的。

编者

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