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是一个脱离了国家与同胞、陷入难归迷途的僧人。历史的教训是：陷入了脱离国家与同胞的迷途将一事无成。之所以说迷途“难归”，而不是“不归”，是因为他还有能做些迷途知返的事情的“余生”。

达赖喇嘛是一个历经诸多世事变故、目睹家乡和同胞沧桑巨变的暮年老人，时已至此，回忆与思考是常有的事，也是有益的事；温故而知今，思故而求未来。《香巴拉的迷途(十四世达赖喇嘛人和事)》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现世(十四世)达赖喇嘛从1935年出生直到2011年70多年间的人生境况、其前功后过的人生经历的图书。本书由厉声、孙宏年、张永攀著。

《香巴拉的迷途(十四世达赖喇嘛人和事)》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现世(十四世)达赖喇嘛从1935年出生直到2011年70多年间的人生境况、其前功后过的人生经历的图书。

十四世达赖的寻访、认定和早年生活(1935～1949年)；

从“亲政”到流亡：爱国与分裂的摇摆(1950～1959年)；

“冷战”阴影下的流亡(1959～1978年)；

从派遣参观团到放弃“中间路线”(1979～1999年)；

21世纪初的达赖喇嘛(2000～2007年)；

达赖的行动与微笑(2008年以来)。

《香巴拉的迷途(十四世达赖喇嘛人和事)》这样的叙述，足以帮助读者了解现世达赖喇嘛本人七十多年间的言行及其前后变化，进而认识这个我们耳熟能详但未必真正了解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书由厉声、孙宏年、张永攀著。

绪言

第一章 十四世达赖的寻访、认定和早年生活(1935～1949年)

 西藏噶厦内部斗争与热振的观湖和寻访

 拉木登珠及其家庭

 拉木登珠赴藏

 初入西藏与中央派员入藏

 免予灵童金瓶掣签

 坐床仪式前后

 坐床后的童年生涯

 与美国人的“结缘”

 父亲亡故

第二章 从“亲政”到流亡：爱国与分裂的摇摆(1950～1959年)

 “神明”指路：未成年的达赖开始亲政

 出走亚东：亲政之初的彷徨

 历史性的决断：拥护十七条协议

 平静与波澜：学经、执政及其转变

 坚定的决断：不顾阻挠，出藏晋京

 参政中央：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景仰与歌颂：毛主席令达赖终生难忘

 参观祖国各地，感受建设成就

 画像、法轮见证：歌颂毛主席，拥护共产党

 欣然履新：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

 访印前后：西藏筹委会主任的摇摆

 从彷徨到流亡：被胁出藏

第三章 “冷战”阴影下的流亡(1959～1978年)

 “声明”的背后：流亡之初的彷徨

 宽容与耐心：中央的等待

 诉诸联合国及出访：“国际公关”活动的开始

 “西藏流亡政府”：政教合一的民主政府

 “暴力求独”的受挫：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合作

第三章 从派遣参观团到放弃“中间路线”(1979～1999年)

 参观团背后的阴谋

 从“五点计划”到“七条建议”

 回国契机与意外的收获

 1990～1999年：放弃“中间路线”

 达赖的健康与政治口号的转变

 暴力活动与“非暴力”主张

 与中央政府的“沟通”态度

 “稳定与团结”：联合“台独”与“汉藏和解”

 寻求“外援”：频繁的“国际公关活动”

 夹杂政治、经济目的的“弘法”活动

 寄人篱下：拉拢和讨好印度政府

 排除异己：宗教信仰的“自由”

 任人唯系：达赖的权力圈子

 与纳粹、邪教组织的纠葛

第五章 行动与微笑(2008年以来)

 阳光下的血腥：拉萨、甘南和境外的暴力事件

 “非暴力”的谎言

 应和与怒吼：达赖能否微笑依旧

 奥运会之梦：达赖无缘开幕式

 与中央政府的接触商谈

 “志同道合”：与“疆独”、“台独”分子的往来

 游走世界：达赖“国际公关”的得与失

 “印度之子”：无心之语，还是真实之意？

结语 何处是归途

主要参考文献

1949年，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在南京备受蒋介石特殊关照的嘉乐顿珠随国民党来到台湾，不久又去了美国。在华盛顿，美国参议院和中央情报局都表示要支持达赖对抗“共产党侵略”，并让他到印度争取支持。后来嘉乐顿珠一度回到拉萨，给达赖带去美国的援助许诺的信息。这位二哥因见达赖还在观望，就借口视察藏南的庄园潜逃回印度。

而达赖的大哥当采活佛于1950年受中共西北局委托来到拉萨，本来他是满口答应要帮中共做劝说工作的，但与达赖见面后却出尔反尔地鼓动其外逃。1951年夏，经中共中央争取，已跑到西藏与锡金交界处的达赖返回拉萨，当采活佛却越境去了英国。1952年初，当采活佛又转道美国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共同研究了一个用飞机接运达赖外逃的计划，并选择了冰层较厚、便于起降的羊卓雍错、纳木错这两个湖面。接着他向拉萨寄去密信，达赖在回信中却表示不想出走，称共产党人还不会在西藏实行激烈的改革并伤害其利益，不过仍委托他与美国人保持联系。此后，嘉乐顿珠也经常往返于印、美之间，并与“藏独”理论家、大贵族夏格巴搅和在一起，在印度北部的噶伦堡建立了名为西藏福利协会的“秘密抵抗组织”。

实际上，达赖最后走向分裂祖国的流亡之路，应该与达赖本人20世纪40年代在西藏的生活有关。当时，西藏一直在美英势力的阴影笼罩之下。恰好，达赖的正经师——贪恋权势、想靠英美势力谋求独立的达扎·阿旺松绕，牢牢地掌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作为达赖的正经师，不仅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达赖，而且，在达赖12岁时他就禁止达赖再到父母家，从而把达赖封闭控制起来。

达赖的“国际化”色彩，与他年少时受过西方老师的教导也有很大关系。可以说，达赖少年时代，有两个西方人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一个是英国人黎吉生(Richardson)，另一个是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黎吉生是英国驻西藏江孜商务代表古德爵士的继任者，1936年留驻拉萨，一直呆到1950年，他是在西藏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西方人。

黎吉生在藏期间为英印的利益四处奔走，建立了“英国驻拉萨代表处”，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展开对达赖及达札活佛等人的分化利诱工作。利用其给达赖“授课”的机会，给达札等人出谋划策。1949年6月下旬发生的“驱汉”事件，就与黎吉生的策动十分有关。达赖喇嘛1959年外逃后仍念念不忘这位“恩师”，多次面见黎吉生，请他指点迷津，并要求部属阅读黎吉生离藏后撰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

而达赖的另一位老师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则是一名纳粹分子。根据柏林联邦档案馆的记录，哈勒1938年加入纳粹党，并担任党卫军38部队中队长，多次受到希特勒的亲自召见。1939年，哈勒被英军俘获，关押在印度期间仍坚持纳粹思想，多次组织越狱，被视为纳粹重犯。1944年，哈勒第五次越狱成功，从印度逃人西藏，后来受到西藏地方分裂分子的青睐。1948年初，哈勒被推荐给年仅13岁的达赖喇嘛为师。在达赖喇嘛的心中，哈勒是一位“有趣的、擅交际的可人儿”，他呢称哈勒为“黄头”。在达赖喇嘛结识哈勒的一年半时间里，两人基本上是每星期见一次面。哈勒教达赖学英文，同时给达赖灌输纳粹式思维，原先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的达赖，在哈勒的辅导下，思想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1951年，哈勒离开西藏，把家安在了列支敦士登，并撰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在西藏七年》。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为电影，它极力歪曲西藏历史，把实有其人的中共代表张经武等人描写得蛮横无理，对藏族和佛教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在与十四世达赖谈判之前，居然故意踢翻大殿的香盘等等。这些都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有关哈勒的情况，本书第五章还有介绍。P66-68

雄伟的雪山巍然屹立，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明珠般的湖泊星罗棋布，金碧辉煌的喇嘛寺错落山间；信徒们虔诚地游方神山、圣湖，牧民们放牧着成群的牛羊……似乎这就是很多世人心目中的西藏：一幅绚丽多彩的美丽画卷，迷人的世外桃源和人间乐土，神秘的“香巴拉”。

2008年3月14日，被誉为“日光城”的西藏首府拉萨上空乌云密布，一时间“佛地”遍是血腥狼藉；其后的暴力活动波及甘肃、青海、四川等省的藏族居住区；中国驻外使领馆也受到冲击，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又受到干扰……诸多的动荡与动乱，让人们不禁想到十四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以下简称达赖喇嘛)和以他为首的境外“藏独”分子。多年来，达赖喇嘛一直脱离故土，流亡异域，又不时以其独特的身份发表种种言论，或往返一些国家“讲经”、“论道”，会见政要，由此使达赖喇嘛成为国际社会长期瞩目的焦点人物；境外不少关注却从未到过西藏的世人，也往往以达赖喇嘛及其言论作为了解神秘的“香巴拉”的途径。西藏——人们梦境中的“香巴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达赖喇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和边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说起。

近代之前，自秦汉统一中国以来至18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相延了2000年。其间，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分为形成、奠定、发展三个历史阶段，至18世纪中期最终确立。

形成期始于早期国家夏朝，统治者所能管控的范围以黄河下游为主，此后逐渐拓展扩大，整个先秦时期都可以视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期。《诗·大雅·江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是中国历史疆域形成时的写照。

奠定期始于秦统一中国而止于西汉后期，公元前53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归附于汉朝，中国南北(包括西域)统一，至此，中国历史疆域基本奠定。

此后中国历史疆域进入发展期，直到18世纪中期，除元朝统一西藏、将其纳人中原中央王朝的统辖下外，历代王朝的中国历史疆域是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依国势的消长和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有伸缩。

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疆域范围及治理方式，都随着国势的消长不断变化。总的来讲，中国内部统一、国势强盛时(如汉、唐、元、清)，疆域的范围就大一些，治理的力度也强一些；反之，则疆域有收缩，治理也相对松弛。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中国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环境和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周边没有能与中国抗衡的政治力量，由此构成了古代中华大地上相对封闭的自我发展空间。这种周边政治格局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即17世纪初俄国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亚洲之前。

另外需注意的一个要点是：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以黄河、长江流域为重心，中原地区的农耕社会经济文明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并由此构成了古代中华大地上相对封闭的自我发展空间中的强大凝聚力，以及古代中国历史疆域的伸缩变化一直由中国的内部因素所主导的特点。

从政治体制上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按民族学的角度细分，这个多民族国家是由占人口92％的汉民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根据费孝通教授了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大致而言，“多元”是指中华各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也各具特点；“一体”是指中华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中华民族在整体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各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经验及国家归属，相互依赖而不可分割，呈现出“多元中包含着一体性，一体中容纳着多元性”的格局，并在体制上构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同步的政治进程。  今天中华民族所包含的各个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阶段，都作出过自己的历史贡献。早在远古时代，地处我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以及居住在西南边疆的藏族先民与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汉族先民，就在血缘和文化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公元7世纪初，西藏的吐蕃王朝与中原唐王朝通过王室问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结盟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相互交流与吸纳的密切联系，为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最终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823年的“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拉萨的大昭寺前，见证了唐蕃“社稷如一”、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并存共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千载沧桑的历程；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原元朝版图，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边疆行政区域。元朝之后，尽管经历了明朝、清朝、中华民国等政权的更替，西藏地区则一直是中国西南边疆的一个行政区域，处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1959年，在平定少数上层封建农奴主武装叛乱的同时，在当地推行了当代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奴制改革，百万农奴翻身当家做主；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

在今天的西藏地区，佛教在公元10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等多种教派，各教派内部又有一些小的分支派别。它们都是今天所说的“藏传佛教”的不同教派，当时它们往往与割据各地的世俗封建势力结合，形成对当地政治社会和僧俗民众的掌控。现今的达赖喇嘛以及他所依托的法定“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就是在雪域高原历经沧桑，在各种政治势力、宗教派系沉浮兴衰的过程中，在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权对西藏地区治理的不断深化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经明清两朝，最终确立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灵童转世与册封确立的制度；同时，经中央确定并委任的达赖喇嘛，被赋予了管理西藏地方世俗政务的责任；其演变的历史构成了历代中央治理西藏政策的轨迹。

中央对西藏地方的册封始于元朝，世祖忽必烈曾封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帝师，此后历朝皇帝都相继传承加封该派领袖为帝师，由此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萨迦派地方政权。明朝建立后，则认可了帕竹噶举派在元末取代萨迦派成为西藏地方主导势力的现实，委托该派行使地方政权，并在西藏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也就是把当时卫、藏、康区的各教派的首领都授予封号，分别封有：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等八大法王；其中，大慈法王是封给格鲁派首领的。15世纪初，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俗称黄教)，明朝对此极为重视，曾两次派专使入藏礼请他人朝，宗喀巴则派弟子释迦也失晋京朝见，明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明宣宗时又加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明王朝册封对于格鲁派政教势力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达赖喇嘛”封号始于明朝，是与西藏地方的活佛转世制度并行确立的。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格鲁派的索南嘉措被拉萨哲蚌寺上层僧人迎至寺内，拥为前任座主根敦嘉措的“转世”。1578年，索南嘉措从哲蚌寺动身抵达青海，在仰华寺会见了明朝顺义王、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俺答汗十分尊崇西藏佛教，赠送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名号，这个名号是多种语言的结合：

“圣”是指超凡人圣，也就是超出尘世的意思；

“识一切”是指普遍通晓，是藏传佛教对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的尊称；

“瓦齐尔达喇”为梵文，意思是“执金刚”，是藏传佛教对密宗方面成就最高者的尊称；

“达赖”是蒙古语，意思是“大海”；

“喇嘛”是藏语，意思是“大师”。  这些词汇合起来，就是说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修行到最高成就、学问渊博如大海一样的上师。1587年，顺义王扯力克(俺答汗的孙子)又转呈明神宗，请求朝廷册封索南嘉措。次年初，神宗降旨，封“答赖”索南嘉措为“朵儿只唱”，并派人前往宣旨。“答赖”是“达赖”的另一译音；“朵儿只唱”是藏语，意思是“执金刚”，与梵文“瓦齐尔达喇”意思是一样的。这就意味着，明朝中央政府确认了“达赖”名号并正式予以册封；但是，此时的册封仅限于宗教层面。由此，索南嘉措成为第三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根敦嘉措则被追认为第～世和第二世“达赖喇嘛”。

1644年，清王朝建立，在统一国家和边疆的过程中，清政府陆续在西藏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地方治理的措施。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来京觐见，顺治帝承袭前朝对西藏的册封制度，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授予金册和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的金印。自此，中央的确认与册封成为历世达赖喇嘛合法出任与实施权力的前提和保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1713年，清政府又册封格鲁派的另一传承弟子五世班禅喇嘛为“班禅额尔德尼”。由此确立了有清一代中央对西藏地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并列册封的制度。1727年，清设置驻藏大臣，成为中央设在西藏地方的最高官员。1751年，清政府颁布《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其中明确指令：宗教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兼掌地方事务。此后，历任达赖喇嘛对西藏地方宗教与世俗政务的管理，具存了中央授权的法律效力。在驻藏大臣的统领下，藏传佛教的格鲁派掌控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管理权。

按照清朝定制，历世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坐床，都需要得到中央的确认与册封才具有法律效力。1793年，清朝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其中明确规定：驻藏大臣负责督办西藏事务，与达赖、班禅地位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西藏的对外交涉事务，统归驻藏大臣全权处理；达赖、班禅和其他大活佛的转世，由驻藏大臣监督，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必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历世达赖和班禅代代转世至今，达赖已传承了十四世，班禅传承了十一世。

历世达赖和班禅的承袭来自转世灵童，一旦某位转世灵童被选定，便会一跃而拥有西藏政教大权，所以当地特权阶层为了掌控地方大权，在争夺其转世灵童寻访认定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强势操控、金钱贿赂、结党营私、弄虚作假的行径愈演愈烈，甚至一度出现过大活佛在亲族关系中接连传袭、在同一家族或相关亲族之间连续转世，引发了地方政治与社会的严重混乱。为了彰显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权力，避免地方强势的操控，在对转世灵童认定中，清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金瓶掣签”制度。1792年清高宗(乾隆皇帝)钦定两个金瓶：一个放在北京的雍和宫，另一个放在拉萨的大昭寺，凡是在理藩院注册的蒙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大活佛，如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转世时，均须经“金瓶掣签”。

根据活佛转世的仪轨，这一制度的程序是：首先根据大活佛圆寂前留下的遗嘱或者暗示，结合降神得到的“神谕”、高僧占卜的结果、观湖看到的景象，确定灵童出生的大致方向、时间、家庭情况；接着，组织人秘密地往这个方向上寻访，主要是观察儿童的体相、举止言谈，结合灵童出生时所出现的各种奇异的征兆和梦，确认他是否符合灵童的要求。比如说七世达赖喇嘛出生在理塘，传说他出生三个月就开始向人做摩顶姿势，并开始说话。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我是佛的化身”；问他去哪儿，他回答说“去寺院”；问他寺院在何处，回答说“在西方(指拉萨)”。又如十三世达赖出生时，据说门前的几株梨树中的一棵大树开满了鲜花，他家的房顶上彩虹像支起的帐篷，寻访者认为这是灵童出现的预兆。同时，还要看儿童能否辨认出前世活佛用过之物品，看他是不是前世活佛精神的延续，能否继承前世的灵性。

根据上述仪轨，活佛圆寂后寻访找来的“灵童”很有可能不止一个，就得将寻得的若干位“灵童”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放置到“金瓶”里，由理藩院的尚书在雍和宫，或驻藏大臣在大昭寺，监督掣签来确定一位“灵童”。掣签选出的这位“灵童”还得报经中央政府批准确认，才具有继位的资格；再经中央册封、主持“坐床”仪式，方正式成为“转世活佛”。如果只选到一名“灵童”，也要报请中央政府，请求免于“掣签”，经批准后，才能继位坐床。清代对西藏地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确认与册封的定制沿袭至民国，中华民国政府依照清朝旧制，分别对九世班禅、十三世达赖进行了册封，在他们圆寂后又审核、批准其转世灵童，并派大员主持坐床。现今流亡境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就是1940年由中华民国政府的主席颁令批准确认与册封的。

步人近代，中国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境外列强蚕食国家领土，扶植西藏地方上层离心势力，开始搞起了所谓“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但是，包括僧人在内的广大西藏爱国僧俗民众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也不予承认，使这一阴谋始终没能得逞，但却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首脑达赖喇嘛形成了严重的考验。纵观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1950年11月)以来的历史，实际上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的历史大致同步的。其中以他1959年出境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9年和后50多年两个大的阶段。

在前一段，十四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协助中央做了不少符合中国和西藏历史发展潮流的益事；当年他敬献给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300多件礼品，至今仍然珍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民族文化宫和雍和宫内，它们都在无声地述说着他拥护和支持中央政府的历史事实。

1959年3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进而流亡海外至今已50多年。这一阶段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人拉着不走，鬼牵着飞跑”。他无视中央政府的坦荡诚恳态度，不顾中央政府的多方诚心劝阻，一意孤行，越陷越深，最终自绝于国家和同胞，堕落为国民共讨之的“藏独”分裂势力首领。西藏问题，是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乎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国人与达赖喇嘛“藏独”集团的斗争，是进步与反动、统一与分裂、发展与后退的大是大非问题，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达赖喇嘛是谁，当今国人大多已知其一二了，但达赖喇嘛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活佛是神吗？达赖喇嘛是怎样从昔日的一个青海孩童，成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农奴制政权领袖人物的？他又是怎样步人歧途，流亡境外，制造西藏分裂，自绝于国家和同胞的？这些问题，许多人未必真正明了。通过这部著述，我们可以明确告诉读者：

达赖喇嘛是人，不是神。是曾经的世俗政治将这个青海的孩童幸运地推为藏传佛教的活佛和昔日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的。作为活佛，他可谓学识渊博；作为领袖人物，他的言行前功后过，直至最终自绝于国家和同胞。

达赖喇嘛是一个从辉煌步人失败、从西藏地方领袖落为境外流民的政治亡人。达赖喇嘛曾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国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获得了曾经的辉煌和政教领袖的地位，也对国家和同胞有所贡献；而他的失败与流亡也恰恰是因为他脱离和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同胞，站在了自己国家和同胞的对立面。

达赖喇嘛是一个脱离了国家与同胞、陷入难归迷途的僧人。历史的教训是：陷入了脱离国家与同胞的迷途将一事无成。之所以说迷途“难归”，而不是“不归”，是因为他还有能做些迷途知返的事情的“余生”。  达赖喇嘛是一个历经诸多世事变故、目睹家乡和同胞沧桑巨变的暮年老人，时已至此，回忆与思考是常有的事，也是有益的事；温故而知今，思故而求未来。

我们撰写这本并不很厚的书，是希望通过介绍十四世达赖喇嘛人生数十年的情况，帮助读者了解他本人70多年间的言行及其前后的变化，进而真正了解西藏和一个真实的现代西藏，真正了解达赖喇嘛和一个真实的达赖喇嘛。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厉声研究员策划了本书的整体框架和大纲，撰写了绪言，并给予了总体指导；孙宏年博士撰写了第二、三、六部分和结语，张永攀博士撰写了第一、四、五部分；具体统稿工作是由孙宏年博士完成的。

在本书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中共中央统战部斯塔副部长、安七一秘书长和西藏信息中心王丕君主任等领导都给予关心和指导，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沈开运副部长、党史研究室车明怀主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刘洪记研究员、杜永彬研究员、廉湘民研究员，和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孙勇研究员、倪邦贵研究员等专家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深表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王正研究员、刘晖春研究员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邢广程研究员、李国强研究员、毕奥南研究员、李方研究员、于逢春研究员、李大龙研究员、房建昌副研究员等很多领导、同事给予了支持和帮助，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世界知识出版社高树茂社长、刘振海副社长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解伟社长的大力支持，胡孝文先生和汪溯先生为本书的编辑付出很多辛劳，而且我们还参考了国内外很多专家的相关著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到2011年，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已经在国外流亡52年了。2010年他仍然在世界各地游走，2011年3月他又宣布要“退休”了。他的言行和“藏独”分子的活动，仍然是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于是他“退休”的问题也让欧美媒体炒得很热，这让欧美不少人惊讶地发现他竟然一直是欧洲早已废弃的政教合一制度的首脑，也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他如今已经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想必听到过我国圣哲人孔老夫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现在他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现在他能否真正“退休”？

达赖自己流亡多年，奔走于世界各国，一直想谋求“西藏独立”或者变相的独立，可是至今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公开承认。

达赖现在年事已高，可他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部却依然是派系林立，即使是2008年11月的“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之后，地区之间、教派之间、青年派与老一代之间、他自己的家族和西藏其他贵族之间，依然矛盾重重、纷争不休；2009年3月前后一部分激进的“藏独”组织的暴力倾向明显抬头，明显地有违他所强调的“非暴力”主张……真不知道他自己“退休”——从政教合一的“流亡政府”的“首脑”职位上“退”出——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将来在他圆寂——他“退”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宗教名号——之后，他那些旧日的“部属”们会乱成什么样子？

说到圆寂，他更是心中忐忑。作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他知道自己曾经居住的布达拉富有多位达赖的灵塔，那是他们的归宿，是人们怀念他们的丰碑，因为他们促进了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的发展，为西藏的政教昌隆、祖国的发展繁荣作出过贡献，也使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代代相传。其中，五世、十三世的灵塔非常宏伟，恰恰是因为他们身经乱世而自持不乱，坚定地拥护中国中央政府、维护祖国统一，使藏传佛教和西藏政教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他自己呢，1959年以后就在国外漂泊，万一自己在国外圆寂，如何使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得以延续？他自己的确在：1984年以后多次讲过，自己圆寂后未来的达赖可能转世到境内的西藏人之中，也可能在境外的流亡藏人中转世。可是，他更担心达赖喇嘛转世制度被废止，他在1993年就凄楚地讲过“我很可能是西藏最后一位达赖喇嘛”。

至于别人和后人的评论，达赖更是非常关心，毕竟事关自己的“身后名”，可是在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之后，他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评说了。

作为青海祁家川一个普通百姓的子弟，他无法忘记自己童年的生活，如果不是热振活佛坚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已转世于安多地区，他哪有可能成为达赖喇嘛？如果不是被国民政府明令确认为转世灵童，他的家庭哪有可能从普通人家成为西藏的大贵族，又怎么能够获得大量的庄园，他的家人又怎么会被给予种种的机会？

他自己在十六岁时就能够“亲政”，成为西藏政教大权的掌管人，是在特殊的条件下通过“神断”的方式实现的，而他真正能够成为全西藏的领导者，却是他自己坚定地拥护十七条协议之后才做到的。和平解放之后，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驱逐了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促进噶厦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和解，又建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他被任命为主任委员，才把过去噶厦、班禅堪布厅和一直与内地争来夺去的昌都地区统一起来，他成为全西藏的领导人。而且，他有过改革西藏旧制度的许多设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帮助他实现的，西藏内外的公路修通了，学校、医院、银行、工厂都建起来了，人民的生活开始有了新变化，僧人和贵族们有可能在新中国获得全新的生活……他因此真诚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甚至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自己的确有过让西藏繁荣发展、“政教昌隆”的设想和机会，可是身边的人害怕民主改革会剥夺他们的庄园、权势和以往在农奴身上作威作福的生活，他自己也摇摆不定，甚至差点儿在1956年访问印度时就成了流亡者，1959年又被他们“保护”着来到印度，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流亡之初，他的确坦然承认过1959年3月17日离开拉萨时给谭冠三将军写过三封信，中国中央政府对于自己很宽容，直到1964年才撤销了给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务，哪一个国家会给叛逃出境、分裂国家的人保留五年的国家领导人位置？可是，他自己呢？却发表过无数的声明，鼓吹“西藏独立”，组织武装力量侵扰祖国的边境地区，让“西藏问题”国际化，使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国整体的发展受到影响。

在流亡国外之后的几十年间，他有过返回故乡和祖国的可能，1978年以后邓小平就提出来“爱国不分先后”，开启了他与中央政府对话的大门，他多次派人去接触、商谈，可是他和他身边许多人对于“达赖要回来，也只能作为中国公民回来”的说法不满意，在商谈过程中在拉萨制造了许多的事端，最终引发骚乱，致使商谈中止。到了十世班禅圆寂，中国佛教界的人士又希望他回国，为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的寻访做些工作，这是恢复他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大好机会，可是他又擅自指认了一个灵童，但最终没有达到干扰灵童寻访的目的，他自己却遭到佛教界的谴责，不可能回国了。2002年以来，他又和中央政府有过多次商谈，可是情况同样没有什么改观，而他的下属们则从2008年3月起在拉萨、甘南、阿坝从事种种暴力活动以及在境外从事冲击中国使领馆、干扰火炬传递等种种活动——他自己仍然要把这些活动说成是“和平抗议示威”，但所有这一切已经激起全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的愤怒声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爱好和平的人士也对他大声指责，和谈看来又面临困境了……

流亡在外五十多年之后，达赖对他自己留给世人的印象有时颇为自信，尤其是他的微笑很迷人。他的确听到了许多的赞扬，他被一些人看成是“和平主义者”、“非暴力主义者”、“宗教大师”、“致力于争取民族自治的斗士”。有人说：“我觉得他真的很值得尊敬，而且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非常和平。”有人则十分理性，认为达赖“试图通过利用和平又有同情心的藏传佛教推销西藏独立。而且他做得很好。但我认为他在世界领导人中间受欢迎，是因为他与中国政府争夺道德制高点”。对于他的言行和实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一番话可谓直率：“我们完全被这位想通过祈祷和微笑改变世界的老人所征服，在他面前放弃批评性的思考。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历史，在达赖喇嘛统治西藏的时候，西藏仍是农奴制。这一制度在50年代中期才被废除……如果我们在西藏问题上只看到达赖喇嘛的微笑，那么这就说明我们看重的是西藏问题给我们带来的象征意义，而不是西藏本身。”

在众说纷纭之中，达赖如何评价自己的呢？首先，他是青海祁家川出来的一个普通孩子，接着成为众人瞩目的格鲁派大活佛——达赖喇嘛，“亲政”以后成了西藏政教大权的拥有者，1955年以后一度成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又成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此才真正成了统一的西藏的领导者。1959年离开西藏前，他总体上还可看做一个爱国、进步的宗教领袖和领导者。流亡国外、建立“西藏流亡政府”‘之后，一度成为各国反华势力的宠儿，又是西方大国在冷战时期反华的“西藏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成为世界舆论的关注点，成为各国政要纷纷会见的“国际政治明星”，人们还说他是佛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平天使”等等。可是，祖国人民斥责“十四世达赖及其追随者作为旧西藏极少数封建农奴主利益阶层的代表”，“一直打着民族、宗教旗号，装扮成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却从来没有做过一件有利于藏族人民的好事”。人们还呼出种种口号，说“达赖：你的微笑很迷人，但是你的行动很伤人？。

然而，无论评价如何，达赖自己目前最关心的是：现在该往何处去呢？是继续坚持“西藏独立”，终老于异国他乡？还是维持现状，等待时机，走一步看一步？还是放弃“西藏独立”，回到祖国，回到故土？他现在似乎仍然难以做出最后的决断。在这种心境中，达赖又时常感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宽容和耐心。

2008年3月18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说：我们多次郑重地申明，如果达赖放弃独立的主张，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同他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至今也没有改变。但是最近发生的事件，恰恰证明在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他的虚伪面目。温家宝总理表示：“即使这样，我还想重申，我们原有的主张，说话是算数的，关键是要看他的行动。”

4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时强调，中国中央政府同达赖进行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现在双方接触商谈的障碍不在我们，而在达赖方面；如果达赖真有诚意，就应落实在行动上；只要达赖方面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我们随时愿意同他继续接触商谈。5月4日，胡锦涛在接受采访时又指出，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请求，c中国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要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希望这次接触取得积极成果；我们真诚希望达赖方面以实际行动表明已经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5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朱维群、斯塔与达赖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进行了接触，指出：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接触商谈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希望达赖方面言行一致，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下一次接触商谈创造条件。7月初，第二次商谈如期进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又会见了达赖的私人代表，又向达赖明确提出“四个不支持”。

11月初，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一行，再次强调：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个原则问题上，无论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有丝毫动摇和偏离，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达赖喇嘛应该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顺应时代，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根本性改正，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希望达赖喇嘛作出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对自己有益的选择。

2009年3月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问到中国政府是否愿意与达赖恢复接触商谈和达赖所谓的“真正自治”等问题。对此，温总理再次明确表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涉藏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这是我们的原则立场。我们对待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只要他放弃分裂活动，我们就愿意同他的代表进行接谈，这个大门始终是敞开的；2008年，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应达赖喇嘛方面的要求，我们进行了三次接谈，这种接谈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关键在于达赖喇嘛要有诚意，使接谈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到了2010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又指出：“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他自己并不隐蔽，除了那些漂亮话之外，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是公开的，这些都涉及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涉及我们国家的尊严，是不可以谈的，我们是不可能作出任何让步的”；商谈“这个门是不会关上的，除非发生他公然宣布‘西藏独立’这类的事情”。  达赖曾经长期研习佛教经典，想必能够清楚地知道“回头是岸”的含义，今后会走向何方，人们正在等待他的决断，同时又充满期待，希望他能从分裂祖国、破坏西藏地区安定与繁荣的所谓“事业”和“岗位”上真正“退休”，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正视现实，认清形势，走出“西藏独立”的幻想和迷途，争取在有生之年为西藏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