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顾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那段峥嵘岁月，追寻党的创始人走过的历史足迹，编者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选择了为党的创建作出历史贡献的16位人物，龙眠等编撰了这本《建党群星》。他们当中，有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有苏俄、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有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成立的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李汉俊、张国焘、张申府、毛泽东、董必武、陈公博、周佛海、王尽美；有陈独秀个人指定的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有中国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上海发起组的国民党人邵力子。还有一位虽不是中共党员、却为一大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杰出女性王会悟。

《建党群星》中的人物都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贡献，他们的命运、浮沉各不相同，无论如何，历史的天空留下了他们的轨迹……

《建党群星》由龙眠等编著。

引子

陈独秀——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到中共最主要的创始人

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维经斯基——苏俄、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党的第一人

李汉俊——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

董必武——从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张申府——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始人

毛泽东——一个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辗转历程

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中的年长者

王尽美——最早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张国焘——一个中共叛徒的青年时代

陈公博——被国共两党开除党籍的“乱世能臣”

周佛海——曾任中共中央局代理书记的大汉奸

包惠僧——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中共一大代表

邵力子——参与中共创建的国民党人

俞秀松——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

马林——促成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共产国际代表

王会悟——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会务工作者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校视事。蔡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他一同治理北大。

1917年1月，蔡校长呈文教育部：原文科学长夏锡棋辞职。“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此任。”同月13日，蔡校长布告：“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据当时文科哲学系学生冯友兰回忆：蔡元培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的。”当月，陈独秀进京就职。3个月后，高君曼等也来到了北京。

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态度是鲜明的，驳斥是有力的。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悉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词，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

陈独秀上任以后，有职有权。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蔡元培对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陈独秀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当他一旦决定任文科学长，就写信给胡适，劝他“早日回国”，来北大讲授哲学或文学。于是，一时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

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是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在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的变化。在《新青年》创刊以后不久，陈独秀曾发表过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1918年9月20日，他在北大开学式上演说，指出现在大学生的求学目的“可别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毕业证书”。抱第三种目的的人“必不多”；第二种目的，“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为了研究学理，他提出了三项办法：(一)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译成中文的名著又很少。(二)废讲义，因讲义“不足以尽学理”，教员抱着讲义上课是一种懒惰的表现。(三)多采购参考书。由教员指定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

陈独秀除了抓教育方针以外，他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来只有四门(系)，即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陈独秀任职后，中国文学系于散文、诗之外，增设词、曲、小说。外国文学系于英国文学外，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世界语也列为选科，矫正偏重英语之旧习。哲学系于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外，又增设印度哲学等。史学系于本国史、西洋史外，增设印度史、东洋诸国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美术史等课。规模日见宏大，教授也日益增多。

(二)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北大各学门的课程表本来都订得很死，自选修课增多后，课程表活了。学生各有各的功课表，对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有利。教师怎么讲，可以唱对台戏。学生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他系的课。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所以当时北大有3种学生：一是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二是未经入学考试的旁听生；三是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偷听生”。

(三)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先后发布了数十份《文科学长白》，针对学生纪律松弛的现象，明确规定学生因病、因事不到校者，须有证明，否则按旷课论。本科、预科各班学生上课均不得迟到。选修课一经选定之后，不得任意更改及旷课。旁听他门他年级功课的，听讲中辍者一经查出，除追回听课证外，并剥夺其以后请求旁听之权利。规定学生升级、留级、毕业，都以学习成绩为准，经学长亲自审阅，上报学校，然后发给文凭。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这说明规定的那些纪律并非一纸空文，是严格执行的。P02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