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上的瓢虫
一粒火似的瓢虫，当欲去拉窗的时候，踩着了我的视线。
显然，是刚从临时停车的小站上来的。此刻，它仿佛睡着了，像一柄收拢的红油纸伞，古老、年轻、神采奕奕，与人类不相干的样子。
其身上飘来一股草叶、露珠和泥土的清爽，一股神秘而濒临灭绝的农业气息……顿时，肺里像掉进了一丸薄荷，涟漪般迅速溶化，弥漫开来……
它小小的体温抚摩了我，将我湮没。
是什么样的诱惑，使之如此安然地伏在这儿，在冰凉的铁窗槽沟里？
它是一簇光焰，一颗童话里的糖，一粒诗歌记忆中失踪的字母……和我烂熟的现实生活无关。
背驮七盏星子。不多不少，一共七盏。为什么是七？这本身就是一件极神秘的事。幼小往往与神性、博大有关。
我肃然起敬，不忍心去惊扰它。它有尊严，任何生命都有尊严。
它更值得羡慕——
一个小小的纯净的世界，花园一样甜，菜畦一样清洁，少女一样安静，儿童一样聪慧和富有美德……
它能飞翔，乘着风，乘着自己的生命飞来飞去。而人只能乘坐工具一且“越来越变成自己工具的工具了”（梭罗）。它不求助什么，更不勒索和欺压自己的同胞，仅凭天赋及本色生存。
它自由，因为不背任何包袱，生命乃唯一行李。它快乐，因为没有复杂心计，对事物不含敌意和戒备。它的要求极简单——有风和旷野就行。从躯体到灵魂，它比我们每个人都轻盈、优雅、健康而自足。
它一定来自某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那儿生长着朴素、单纯和明亮的事物……
在心里，我向其鞠躬。我感激这只不知从哪儿来的精灵，它的降临，使这个炎燥的旅夜变得温润、清爽起来。
邻座顺着我的视线去瞅，啥也没发现，唉，不幸的好奇心。
长时间的激动，它终于让我累了。
闭上眼，我希望再醒来的时候——
它已像梦一样破窗飞走。
但我将记住那个梦，记住它振翅时那个欢愉的瞬间。
草芥者
为了抽支烟，我来到列车最拥挤和最孤独的地方——两节厢的衔连处。
扎堆在这里的，除了一脸冷漠、显示出自命不凡和矜持的烟民，便是那些蓬头垢面的外省民工了。
他们或躺或倚或蹲，不肯轻易站着，仿佛那是件很费气力的活。其神情、衣束、行李皆十分相近，让人猜想这曾是一支连队，一支刚从战场撤下、全是伤病号的队伍。
他们一个个表隋黯淡，呵欠连天，像是连夜赶了很远的路才到这儿，而上路前又刚干完很重的活……他们对车厢里的一切都没兴趣，一上来便急急地铺下报纸卷、麻袋片，急急地撂倒身子，仿佛眼下唯一要做的就是节省体力，仿佛有更累更重的活在前方等着。
他们是世上最珍爱气力的人。气力是其命根子，就像牛马是农家老小的命根子，他们舍得喂、舍得给，却不舍得鞭抽，不舍得挥霍挪用。
忽涌上一股惶恐。我缩了缩绷紧的脖子，直觉得这样悠闲且居高临下地看对方太不像话。
总之，这隐含了某种“不对”。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要靠几个、几十个人来养活。而有的人，要至少养活几个人……有人一上车就被引入包厢，领到鲜花茶几水果前。而有的人，却被苍蝇似的赶到这儿，且只准呆在这儿。
他们不是苍蝇，是人！
我一阵胸闷，心里低低吼着。像有一团擦过便池的布堵在里面。
并非厌恶自己，我只是想到了某些令我厌恶的人，所以有要对这世界呕吐的感觉。
我相信没有谁伺养我，我靠自己养活，说不定我还养活了谁。
我在心里向他们致敬。我想蹲下去，蹲到和其一样的高度，恭恭敬敬让一支烟……但终于没做，怕人家误会。
他们不习惯白拿人家的东西。我遇过这样的情景：长途汽车上，将几颗糖悄悄塞给邻座农妇的孩子，她害怕地往后躲，后来母亲发现了，竟掴了孩子一巴掌，骂“叫你馋，叫你馋……”
“人家”——一个多么客气又警觉的词。客气得叫人压抑，让人难受。
他们在睡觉。集体在睡觉。他们的梦仿佛同一个，连脸上的表情都那么一致，不时地张嘴，不时地皱眉，不时地淌下一丝涎水，仿佛要把更多的空气吞下去，仿佛嫌鼻孔不够大……
只有空气无偿地供应他们，满足他们。
他们在打鼾。就像在自家炕头老婆身边那样打鼾。偶尔翻一下身，喉咙里发出叽里咕噜、石块滚下山的响声……手趁机在行李上抓一把，判断对方还在不在。
他们的神情像是在森林里迷了路。有时突然睁开眼，警觉地瞅四周，然后用焦急、粘连不清的方言问头顶上的烟圈：几……几点啦？
他们似乎连句流利的话都说不出，又似乎还急着想说啥，却一时给忘了。
你索性将时刻和一路上的大小站名全报给了对方。
他们满意了，眼神里噙含着感激，连连点头。倒身又睡了。
自始至终，你听不到一句多余的话。
他们把能省的全都省下来了。
1996年10月
P57-59
王开岭印象：散漫与明亮
张杰
知道开岭是上世纪90年代，山东某期刊忽然连续刊登了他一连串“火力猛烈”的篇章——《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 《向“现场直播”致敬》《“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等。2000年夏天，在古运河畔开岭的住所，当我把自己的思想苦恼一股脑倾给他之后，天已微亮了。那年冬，《激动的舌头》出版了，和它所属的“新青年丛书”一道在京举行了首发式，也因这本书，开岭被称为中国青年思想家三驾马车之一。接下来，《黑暗中的锐角》《跟随勇敢的心》《精神自治》《精神明亮的人》等几本书我都认真读过，加之后来的来往和交流，我觉得自己渐渐算得上了解这个用心灵说话的人了，也终于为他那些思想与唯美的文字找到了一种我认为的背后逻辑——作为一个读者，再没有比经过长期揣摩而读瞳另一灵魂更愉悦的事了。
有人批评说，中国很多作家似乎特别喜欢把文学和文学身份神圣化、使命化、专业化、朝堂化，同时又解决不了视野封闭、命题陈旧、自我和本土精神资源透支、创造力亏空等问题，乃至使自己和文学双双陷于尴尬。这确乎是事实，至少是某些作家的事实。其实，和时代的其他领域相比，中国文学对时代的追击速度显然太慢了，它甚至把目标给丢了，只好在自己的圈子里繁殖目标，在自己的历史中搞循环，文学似乎已不打算向时代捐献任何有价值的命题了。究其因，我以为，是意识形态话语习惯、文学的传统任务和逻辑、小农思维方式在作祟。一个显著特点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落后的思维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笔下，他往往会以最极端的方式谈宽容、以最感性的方式谈理性、以最土著的方式谈国际、以最乡下的方式谈时尚……做散文，和民间博客的创造力没法比，但还是固执地捏散文；做小说，网页上的新闻个案鲜活得让其惭愧，但还是埋头编小说……文学，文坛，似乎就是一帮人干着纯属这帮人的事。
记得有人诧异过：王开岭身上怎么似乎找不到文坛和专业的痕迹？他的选题、他的笔法、他的动态，你好像都没法归类，没法预测，也没法把他和别人轻易地“合并同类项”，他自由得好像从未进入过文坛一般。
在文学刊物上发东西却不被文学规定、身处一地域却几乎不受地域影响，他是怎么独立生长的呢？在开岭的语汇里，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叫“减法”，一个叫“越过”。在地域生存系统中他使用“减法”，在文学生存法则中他使用“越过”，他绕过既定的文学和拥挤的文坛，和最远的诗意乌托邦、和最紧迫的时代情势与矛盾直接对话——从而一下子把复杂给简单化了，把深邃给纯真化了。
开岭在获得了这种纯真后，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与任何事物打交道，可直面19世纪俄罗斯的群星璀璨、法兰西的狂热与理性、美利坚的精神纪念碑，也可突然扭头拜访孔子老聃及他们的春秋战国；可务虚于最缥缈的星空、形而上的哲思，也可突然凝视起最现实的环保、医患、慈善、住房……就像一个孩子，凭愿望突然指认感兴趣的东西，且懒得滞留，懒得炫耀，抛出最重要的发现后就迅速跑向下一站，不沉湎，不贪功，不居奇……
恢复文学的“业余”和表达的本能，跳出“专业”游戏的缠绕和常规命题的窠臼，我觉得这是开岭之所以成为他自己的主因。事实也如此，在山东，开岭除了极少几个写作朋友外，几乎与文界无甚瓜葛，到北京后，他延续了这一习惯，几乎和整个文坛不打交道。不张望，不纠缠，不入圈，不联盟，他独立得干干净净，彻底的“业余”，我不知道这种生存风格是否奠定了一个独立思考者的底色，至少有关系吧。他来北京是应邀到央视新闻频道做栏目指导，负责对每天即时的新闻事件作出精准的价值判断和评论，这种“转折”也是让习惯书斋练功的人感到吃惊的。为了方便介绍，在很多场合，他干脆直称自己为一个电视新闻人，仿佛文学、艺术真的与他无关一样。把写作当作爱好和消遣，把思想视为正常的呼吸，他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学局外人”的清醒和从容——事实上我觉得这样反而离真正的文学精神更近，离文坛生活更远。把自己送回去——回到一个人正常的生活位置，把文学送回去——回到文学最早出发的地方，他说文学不是生活的中央，而只是你头顶上的一颗星……他说一个人要努力还原真实、还原自我和世界的真实，要做一个精神正常和精神明亮的人，而不要追求非常态、非本能的唯美与深刻……他还说，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也别把文学和思想太当回事，为什么有些老作家越往后写得越好，就是把那些曾高高举起的东西放了下来……应该说，正是这些心得，确立了一个谦卑而诚实的思想写作者角色，与当下那些比嗓子和证书的明星写作者相比，他绕开了很多游戏和场合，显得寂静而隐蔽。
从山东到北京、从讲台到媒体，地点和职业的变化，对他写作的影响是显然的。用一个比喻，如果其视角在过去是使用了长焦镜头的话一比如《俄罗斯课本》《请想一想华盛顿》《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战俘的荣誉》《是国家错了》《乌托邦的变种》《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独裁者的性命之忧》《关于语言可以杀人》《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等篇什，那么他近年的选题和表述则更像使用了广角镜头，更淋漓地描画民生现场感和人类整体性。像《大地伦理》《依据不足的热爱生活》《我们为什么不快乐》《恐龙胃与“物理人生”》《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我们无处安放的哀伤》《东西方文化下的资产观》《人类如何消费星空》《打捞生命的“个”》《一个人的遭遇》等，都可明显觉出他强烈的民生视角和当代现场感。电视和新闻，无疑都鼓励他关注民生，追求现场，加大对当世的推进与建构。
和很多读者一样，最初之时，我把开岭仅仅视为了一个批判思想的力量型选手。记得上世纪末在济南，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另外一同事在闷潮的办公室里热烈谈论《激动的舌头》，多年未有的阅读快感，让我们热血沸腾，正如朋友所说：在一个多年未打扫的猪圈里，猛然吸到了生猛新鲜的空气。那时，我们把开岭视为思想狙击手和精神战士的角色，其实现在看来，这不免有些短见，因为我们忽视了《蓝湖》《远行笔记》《白衣人，当一个痛苦的人来看你》《永远的邓丽君》《有毒的情人》《当你老了，头白了》《谈谈墓地，谈谈生命》《爬满心墙的蔷薇》《精神明亮的人》《向儿童学习》《古典之殇》《当她十八岁的时候》等侧重于生命美学和心灵保洁意义上的东西。除了忧郁，他还明亮；除了锋利，他还温润；除了理『生与睿智，他还诗意与唯美。
现在想来，从很早开始，开岭文字中即有两组对等且同构的成分：唯美和思想，历史与当下，心灵与民生，批判与建构。单从某一时期的作品看，可能会有此消彼长的侧重，但拉长了看，整体上看，两种成分基本均衡且状态稳定。而且近些年，他的作品还呈现一个走势，即把以上所说的“思想和唯美”等两组元素合为一体，融人每一文本、每一段落，而非像从前那样分属不同题材和篇目，气质泾渭分明。 到北京后，开岭的表达明显变得从容甚至优裕，他自己也说，现在写得很少，甚至有些惊异当年的表达欲望和产量，一方面，这和他的另种表达——电视新闻操作有关，用他的话说，他每天都在职业领域大量释放能量，有了这个出口，流经文字闸门的就少了。另一方面，他开始自觉地追求“有限的表达”和“节制的表达”，用他的话说，在一个表达泛滥、耗纸成灾的时代，写得短、写得简，甚至写得少，对自己、对读者，都算一种美德。
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开岭说，“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成职业来做，好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爱情是业余时间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里的事。”
开岭用他所谓的一个人的散漫游思和业余生活，为我们贡献了“有限”却珍贵的精神命题和时代现场，他用他的“非文学”气质帮助了我们公认和既定的文学。
2009年9月
我在，我们很近
20岁成了40岁，中间流经了多少事，路过了多少人？
可我总感觉，这跨度仅相当于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生物钟恍惚，不能如实地体察光阴，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一个人童心未泯，而心灵之外的器官早已背叛了年少。这是个让人伤感的落差。
很少有事让人变成自己的历史学家，编个人文集算是一个。你要盘点一下精神身世，这些年都做了什么，路有多长，书有多厚，梦有多远……
我的写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集体理想主义即将落潮的前夜，一个纸质阅读和笔写的年代，精神也是手工的。写得慢，写得用力，刻石一般，但不妨碍写得澎湃，写得激情浩荡。从上世纪末被称为思想界“新青年”，一晃十叶春秋，每个人都在移动，都在成长和脱落，青年已不敢再称，黑马也渐渐额白……
互联网来了，博客和信息共享时代来了，资讯空前繁荣，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机会，都有成为作家的潜力和资质。精神资源的私有化年代一去不返，彰显和言说勇气的岁月也差不多结束，很多人都比当年“新青年”更新锐，思考力和感受力毫不逊色……我在想，哪些表达非我不可？一次写作怎样才成为必要、必需和非你莫属？
新的年代，灵魂出口丰富了，精神义务和生命职责也有了更多承担方式，写作不是唯一。我渐渐慢了下来，在投身媒体和公共职责之余，我选择了阅读生活，也体会到了做读者的乐趣和幸福。
还有，我失去了最亲密、最隐蔽的读者：父亲。
我是不知不觉中失去的。现在，我还会出现幻觉：他还活着。他是医生，怎么会死呢？我——这个和父亲那么亲近和相像的人，活得好好的，他怎么会不在了呢？
我常常忘了父亲去世这件事。
把父亲独自留在山冈的那个傍晚，回城的车灯将路照得雪白，我心里低低地说，对不起，父亲……只有那一刻，我确信父亲不会出现在家里了。
老家的院里，两株石榴，一树红，一树白。那年夏，花开得汹涌异常。即要返京的那个下午，我站在院里，对妻子说：今年的花开得真好……我似乎忘了父亲的事，忘了这些花失去了最重要的照料者。往年这时候，给家里打电话，末了都忘不了问父亲一句：石榴花开了吗？
我不承认死是虚无。它只是一种不做声罢了。
父亲走后，一本新书问世前后，我都会强烈地想他。父亲从不当面看我的书。母亲告诉我，我离家的这些年，父亲每晚都看我的书。我知道，父亲是想知道这个从小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的儿子在想什么，走出了多远，然后用他60多年的风风雨雨判断儿子说话的风险……
所以，出版这套文集，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父亲，心里的献辞也是“献给我的父亲”。
北京是个能把所有人还原成正常人和普通人的地方，这对隐身、对平息内心的骚乱很有用。
有人问，一个作家介入新闻职业是什么感觉？
我想了想：就是每天醒来——觉得全世界都和你有关系。这感觉有时很好，多数时很糟。其实，自由，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能选择哪些事和自己有关或无关。但这行当不行，每天都要把自己献给全世界，时间长了，生命和精神便陷入了被动，我称之“被动性人生。”
这职业还有个毛病，就是：天天和全世界对话，唯独不和自己对话。
7年前，做央视深夜节目《社会记录》，我有个初衷：以生活共同体的名义——在与世界对话的同时确保和自己的对话，寻找每件事、每个人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寻找命运和命运、人生和人生的相似关系，寻找有“精神事件”品质的新闻事件……我觉得，深夜是内心的掌灯时分，是灵魂纷纷出动的时候。相反，白天，灵魂在呼呼大睡。一个深夜节目，若顾不上灵魂，就没了意义。
现在看来，该新闻观是有私心的，那就是我太担心在这种“被迫和全世界打交道”的职业中丢了灵魂。CCTV最大的弊病不是没有真相，而是没有灵魂。灵魂，恰恰是生命最大的真相。
包括职业技能最好的主持人也只忙于和全世界对话，从来不和自己对话。
一个人连自己的真相都顾不上、都搞不清，能指望他说出别的什么真相？
有灵魂的人，一定时时不忘和自己对话。这样才有机会、有能力与别人对话。现在，几乎没有好的对话节目，这是原因之一。
我一直不敢忘记文学的原因也在这。文学是灵魂的农事，自古就是。但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职业来做，好东西一定都是业余的，或者说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爱情是业余时间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里的事。
这些年，一定还发生了很多事，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这几年，可能我写得实在少，便有朋友找来一些“民意”给我，你看你看，那么多人还焦急找你的书呢，更年轻的一代上来了，他们还喜欢、还需要你，写，赶紧写……于是我惶恐，哦，是的，或许是的……其实，我已攒了上百个标题和写作片断，我想把它们写好，写得“手工”一点，所以慢，磨磨蹭蹭。
谢谢那些从未谋面的读者，你们的目光我收到了，你们在网络上留言，打听下落，传阅旧书，寻觅新作，责怪我为何不建一个博客……这样长的期待和追随，我受宠若惊。
被那么多抽屉和掌心收藏着，我非常温暖。我会不辜负。
还要谢谢李伦和《社会记录》的同事，他们参与了我近年最主要的日常生活。与之一起，我见证了一个理想主义电视栏目的诞生和谢幕。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年夏天李伦夫妇在凌晨车站迎我的情景，他对着手机喊，你看见我了吗，瘦瘦的，旁边站一女孩……其实，我差不多已撞上他了。
是啊，许多年过去了，大家依然瘦着，一点没变。
和许多不变的人生活在一起，感觉很好。
2008年10月拟
2010年6月改
《当年的体温（修订版）》系王开岭文集之散文随笔卷，包括“散文辑”和“诗档案”两部分。
《当年的体温（修订版）》文字承袭作者王开岭一贯的温润的金属感的风格，表达对现实世界中灵魂温度的怀念与渴望，希望能将历年写就的抒写灵魂的文字结集，以献给自己逝去的父亲。
在这个喧嚣和失措的时代，让我们先判断哪些事物与生命无关。然后静下来，让灵魂从婴儿做起，像童年那样，咬着铅笔，对世界报以纯真、好奇和汹涌的爱意。
《当年的体温（修订版）》系王开岭文集之散文随笔卷，题材丰浩、细节精准、纹理细密、精神发现独特、关怀视野阔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