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共和国检察60周年丛书”之一，该丛书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编写的，书中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探寻检察制度产生发展的源流，寻找人民检察制度历史变迁的印迹，揭开尘封岁月中的往事，还原历史长河中的事件，拾掇检察事业发展历程中的珍珠，怀念为检察事业呕心沥血的老一辈检察人，回味在履行神圣的法律职责中所经历的那些挫折与成就。

书中除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评点之外，也不乏令人动容、欷歔感慨的文字，这是一部严肃客观而又生动鲜活的历史，它积淀着检察往事的厚重与沧桑，又渗透着法制进步的信息和足印。

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检察事业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清晰地触摸到了人民检察的发展脉络：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形成了光荣优良的传统，服务于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大局，为巩固国家政权、保护人民、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检察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领导人民检察工作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与中国检察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历史。人民检察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力监督制度走过的道路，承载了几代检察人的探索和艰辛、光荣与梦想。

检察历史，对于我们检察人来说是财富，是人民检察制度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是检察事业的耕耘者们励精图治、甘于奉献的伟大气节，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现在、懂得坚持，让我们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序

绪论

 “人民检察”的出处

 为什么研究人民检察史

 研究方法和角度

 人民检察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

第一章 从瑞金起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检察(1931-1937)

 国家公诉处和国家公诉员

 人民检察制度的诞生

 实名举报与“大白话”

 工农检察机关

 审判机关中的检察长、检察员

 临时最高法庭、最高法院

 最高特别法庭临时检察长梁柏台

 裁判部检察员

 革命法庭公诉处

 国家检察长、检察员

 军事检察所

 政治保卫局

 工农检察机关辨析

 苏区反贪大要案

 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

第二章 战火纷飞的岁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检察(1937-1949)

 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的特点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

 黄克功案件的公诉人

 李木庵与检察独立

 陕甘宁边区高等检察处

 《陕甘宁边区暂行检察条例》

 晋察冀边区检察制度

 晋冀鲁豫边区检察制度

 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检察制度

 东北解放区检察制度

 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别法庭检察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检察制度的特点和贡献

第三章 与人民共和国相伴而生(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检察(1949-1954)

 3．1 新中国检察制度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建国之初的形势

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的必然要求和体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的人民司法的基本精神

批判旧法统，废除六法全书

李六如与《检察制度纲要》

新中国检察制度的指导思想

 3．2 人民检察署的建立

最高人民检察署

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

检察机关“第一次取消风”

 3．3 人民检察制度的初步建设

第一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

检察立法的新发展

检察领导体制的第一次调整

检察通讯员

 3．4 人民检察署的工作

镇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

保障人权

司法改革运动

第四章 与人民共和国相伴而生(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人民检察(1954-1966)

 4．1 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

过渡时期总路线

中央指示，加强检察工作

“二检会”的内容和意义

制定“八要八不准”，政工机构成立

 6．4 八届人大期间的检察工作(1993-1998)

严格执法，狠抓办案

第二次“严打”斗争

三项工作格局的形成

“两法”修改

《检察官法》

 6．5 九届人大期间的检察工作(1998-2003)

开展集中教育整顿，促进队伍建设

第三次“严打”斗争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推进检察改革

检察官等级评定

 6.6 十届人大期间的检察工作(2003-2008)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宽严相济促和谐

人民监督员制度

深化检察改革

结语

 附录 人民检察大事记(1931-2008)

 后记

为什么研究人民检察史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需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上面这段话出自毛泽东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毛泽东针对党史研究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习这段论述，有助于我们回答“为什么要研究人民检察史”以及研究人民检察史的意义与目的。

其一，人民检察史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需的”。共和国成立60年，新中国检察制度也建立、发展了60年，传统上说，这是一个甲子的轮回。算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检察制度的诞生和发端，到2009年，人民检察已有78年的历史。抛开人民检察的政治属性，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自1906年引入至今已有103年。作为一项重要司法制度的人民检察制度，其诞生、发展了近80年，总该有些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梳理、总结。总该想想，这近80年来，我们的“检察人”都干了些什么？

毛泽东在前面提到的讲话中进一步说道：“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与这段话所述情形的年代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梳理人民检察史，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如人民检察制度理论的奠基人王桂五先生所著的《人民检察制度概论》、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和参与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曾宪义主编的《检察制度史略》，杨永华、方克勤著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以及近年来张培田、张华著的《近现代中国审判检察制度的演变》，侯欣一著的《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等，对人民检察史进行了研究，有的构建了人民检察历史阶段的基本框架，有的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很有见解的观点。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江西井冈山筹建人民检察博物馆，在高检院机关院内设人民检察史展览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检察文物、史料；2008年在纪念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30周年时，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凤凰卫视合作拍摄了大型纪实片《中国检察》等，这些都是我们深化人民检察史研究工作的基础。

其二，如果不把人民检察的历史搞清楚，不把“检察人”在检察历史上走过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就是说，研究历史，最终还是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好。研究历史，固然也有“自娱自乐”型的，但总的来说，还是要实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之功效。人们常常引用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历史正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其参照系，过去只有与当前的视域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我们现在所谓的历史，也是目前我们这一代人眼中的历史。没有当前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眼中的历史总归要为我们所用。当然，在解读历史的过程中，到底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便是见仁见智了。有时候，你有那般的立场，便有那般的历史素材为你所用；我有这般的观念，便有我心所系之历史素材的“兴奋点”。难道解读历史成了“盲人摸象”，随意剪裁？当然不是。这也涉及阐释和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

把我们自己的历史搞清楚，总归有助于把事情办得更好。这个“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宗旨，是很符合毛泽东所言“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世上常有论理之人，也有办事之人。论理之人的优点是知识渊博，看问题准确，论理深刻。其流弊则在于，有时理论体系构建得很精巧，书本知识虽很丰富，却比较远离社会实践，正所谓“光说不练”。搬用其理论来办事未必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办事之人的优点是比较接近实际工作，对实践情况有较为直接和深刻的体会，有其自身实用的经验和办法。其缺憾在于有时难免局限于自身的片面经验，不能站在理论的高度上，有些“看不见路”。历史上出现过的人和事，即是过去的实践。梳理、总结好这些实践经验，完善理论，指导今后的工作，说到底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唯有如此，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于“检察人”来说，搞清自己的历史，才能把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这件事情办得更好。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理论自洽性尚需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这也推动着检察理论工作者从逻辑和历史等多方面寻求路径，其中的历史路径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前面谈到“论理”和“办事”，有时候，我们知其理，不知其事；有时候，我们知其事，不知其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应当是自洽的，或者具有最大的自洽性，其核心就是“事理圆融”。不仅是在当代中国，自检察制度在近代欧洲大陆创始以来，人们对检察官和检察制度的理解就一直存在着分歧。相对于整个司法体制中法官的审判职能、警察的侦查与维护治安职能以及律师的辩护职能，检察官的角色似乎总有一些暧昧不清。检察官处于法官与警察两大山谷的“谷间地带”。检察制度较短的发展历史，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制度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各国宪政体制模式的不同以及文化和法制传统的差异等，都造成检察官角色和职责定位的困难。在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和诘问的时候，检察官似乎也要问自己一个哲学上人类永远困惑的问题——我是谁？想要回答“我是谁”，总归也要先把自己的历史搞清楚了再说。

P4-7

弹指一挥间，共和国检察事业已经走过了六十个春秋。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署；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共和国首任检察长罗荣桓庄严宣布——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

新中国检察制度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诞生的。这不仅是新中国检察史的第一页，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检察事业翻开了新的篇章。共和国的检察工作经历了初创阶段的艰难摸索，经历了波折阶段的中断取消，经历了恢复重建后的创新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稳健步伐不断迈进，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法治不断完善的春天。共和国的检察工作与共和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共和国的检察人肩负着保障人权、惩治犯罪、守护法律、维护公正的历史使命。使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植根于每一个检察人的头脑中，是做好检察工作的重要思想保证。

60年来，共和国检察制度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立的检察机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当时的社会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重大活动中去，依靠群众，以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抓重点，办大案，察纠要犯，平反冤狱，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检察机构和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检察制度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检察制度遭受空前的劫难，检察机关一度被撤销。人民检察的历史，尤其是人民检察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进程中遭遇严重挫折的历史告诉我们，人民检察是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忽视检察工作意味着对法制的削弱和破坏。197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人民检察制度重新走上了全面发展之路。

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检察事业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清晰地触摸到了人民检察的发展脉络：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形成了光荣优良的传统，服务于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大局，为巩固国家政权、保护人民、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检察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领导人民检察工作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与中国检察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历史。人民检察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力监督制度走过的道路，承载了几代检察人的探索和艰辛、光荣与梦想。

今天，我们倡导传承检察文化，弘扬检察精神，正是为了激发广大检察官对检察事业的认同与热爱，培养广大检察官强化法律监督的责任意识和执著追求公平正义的历史使命感。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从梳理、研究中国检察制度尤其是人民检察的历史着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摸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科学规律，是检察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编写的这套《共和国检察60周年丛书》，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探寻检察制度产生发展的源流，寻找人民检察制度历史变迁的印迹，揭开尘封岁月中的往事，还原历史长河中的事件，拾掇检察事业发展历程中的珍珠，怀念为检察事业呕心沥血的老一辈检察人，回味在履行神圣的法律职责中所经历的那些挫折与成就。这套丛书形式各异，文体有别，在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评点之外，也不乏令人动容、欷歔感慨的文字，这是一部严肃客观而又生动鲜活的历史，它积淀着检察往事的厚重与沧桑，又渗透着法制进步的信息和足印。所有这些，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的实践，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

检察历史，对于我们检察人来说是财富，是人民检察制度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是检察事业的耕耘者们励精图治、甘于奉献的伟大气节，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现在、懂得坚持，让我们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们今天盘点检察历史，是为了让历史启迪未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具有科学性和优越性，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展望未来，我们更加坚定信心，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出发，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新理念，强化对自身执法的监督制约，切实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真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

在共和国六十华诞来临之际，谨以此作为共和国检察官对祖国的庄严承诺吧！

二○○九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