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郭成望编著的《随笔——那人那年》挑选若干作者比较满意的文字，按照内容编成四个部分。这些部分便构成了“上篇读书随笔”的四章。至于“下篇往事随笔”的四章，除了“几篇散文”之外，大体上，它们概括了作者一生经历的主要事情，以及最近几年作者特别关注的一些历史和理论问题。

由郭成望编著的《随笔——那人那年》包括：中国帝国的兴起：一个并不热门的话题；罗马帝国为何不能长久存在；古代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了；文明会衰亡吗；人生不过几件事情；那人那年；病中随记。《随笔——那人那年》是郭老这几年的心血之作。

上篇 读书随笔

 第一章 中国帝国的兴起：一个并不热门的话题

 第二章 罗马帝国为何不能长久存在

 第三章 古代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了

 第四章 文明会衰亡吗

下篇 往事随笔

 第五章 几篇散文

 第六章 人生不过几件事情

 第七章 那人那年

 第八章 病中随记

后记

这里的郭老，当然不是郭沫若。那位弄潮逐波、官至副国的革命先进，著作等身、文史双栖的学问大家，风流倜傥、才情激荡的青年偶像，已经永远安息三十有年，用不着为他老人家操心了。

这里说的是另一位郭老，一位三十几岁就在特定圈子里被这样称呼，现在刚过六十却面临生存危机，因为惯于忧思难免自生恐惧，由于离群索居亟须更多人关注的将老未老之人，他是郭成望。

郭成望因为执笔“文革”中著名的“贵阳七人大字报”，1978年平反后由制药厂工人调为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干部。那时他而立刚过，身材精瘦，大家依惯例称为小郭，开始几年并无变化。后来小郭变成郭老，原创和发明权应该属于比他年轻的人。在他之后，办公厅为“加强参政力量”，陆续从大学毕业生中选调了很多人。先是黎光树、吴廷述、李先福，继而许明、刘援朝、姜燕，再后张新力、王令、陈世炬、徐力、周明霞、廖建宇、王茂爱、杜其鸣、史芸、宗莉等等，这一大批活蹦乱跳的年轻人进入南明堂，改善了办公厅干部队伍结构，更为沉闷的机关空气平添许多生气和欢笑。球场牌局、饭堂酒桌，是谁先喊出了郭老，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半为调侃、半又郑重的称呼，不仅在年轻人中叫开，而且很快被更多的人接受。何慰先、钱为方、伍席源、丁济康、邓洪泰、潘健、王开文等稍长者接受了，比这一拨人再长十来岁的李菁、田稚云、王俊、许镛等等，也无障碍地接受了，大家都不再叫他小郭而也叫郭老了。

这是为什么？现在想来，除了他姓郭，恐怕重要的还有两条：一是他性格沉稳，举止老成，行为中确有某种长者之风；一是他已被公认为“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学问。

学问的事，办公厅知道最清楚的是何蔷。何蔷是“七人大字报”平反调查组的主要成员，又是爱惜才能、热心当伯乐的人，郭调办公厅，全赖其力荐和奔走。何蔷曾向我介绍郭的经历、学识和人品，我也细读过“七人大字报”全文。郭到办公厅后，我们也时常聊聊。他寡言，表达很谨慎，但我还是知道了他通过十多年的自学，阅读范围远超出同龄人，尤其在马恩经典、中国古代史、经济史学方面具有相当素养，他对理论探索满怀冲动，正在计划撰写新的论文甚至著作。与此同时，我也明白了他的问题和作为他的领导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共同碰到的矛盾。

这种矛盾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干的想的两股道。身为参与政务的干部，本当热心时政，善处俗务，习惯忙乱，有激情顺着台阶往上走，而郭老对这些兴趣淡然，不懂、不学甚至不屑，每天想着的似乎是尽快下班，回去读书。其二，思维方式拧着劲。做学问和定政策，固然与做诗和写小说不同，不靠形象思维而靠逻辑思维，但同样的思维又有不同的逻辑。按我的理解，理论家讲是非、政治家讲功利，而郭老似乎看不到这一点，始终在理论家的角色中转不过弯来。讨论问题时，他要么认死理较真，要么深感无奈摇头不语，因而始终进入不了参政主流。其三，擅长文风不对路。“七人大字报”带有明显的“九评”风格，结构宏大，引经据典，行文多设层次，造句近乎欧化，而省委机关的日常公文，无非简报、通知、调研分析之类，通常用不着铺排生发，鞭辟人里，再加上池必卿时期崇尚通俗简练，所以两种文字在风格上很有不同。郭老擅长前者并不被多数人认知，而对后者似乎又不适应，不得法，或者干脆应付交差，因此他起草的公文，受到好评的不多。

矛盾带来苦恼，郭老的不适应：无心思，已是事实。作为领导，我也犯愁。曾找省社科院领导商量，调他过去做经济史之类的专业研究，但人家强调学历、文凭，他只是初中毕业，只好作罢。曾向他所在处室领导打招呼，对郭老不必太认真，能点卯应差就行，但他们也有难处，毕竟大家都在竞争之中，不能不叫他干活，也不能亏待比他干得好的人。总之，直到1986年，比他年纪大、到办公厅早的人都提拔安排完了，比他小的晚的人也开始升任处级时，才给他明确了副处长职务。那年底我离开贵阳到北京，仍然对他不放心，曾对即将接任的伍席源说：“郭老这种人，即便不干活，也要养起来。”P4-5

郭老（无论少长，大家都这样尊称郭成望）请我为他的这本书写篇序。尽管还没有看到书，但我仍慨然允诺——不是为了这本书，而是为了他这个人。

论地位，郭老可谓小人物；论声望，郭老可谓无名之辈。但“权重者”未必高尚，“名望者”未必清白！郭老的卑微、无名，不是因为无能、无德，而是因为他的“淡泊”与“不争”。

郭老给我的第一印象极为一般：瘦小，黝黑，穿着土气，嘴瘪，下颚微突，有点“地包天”，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说话轻言细语，气若游丝。若不是鼻梁上那副深度近视眼镜给人以“读书人”的感觉的话，那他就太平凡，太普通，太不引人注意了。

随着日后接触了解的增多，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小人物”——蒿草之下，或有兰香！

郭老是一个忧国忧民，敢为真理而献身的人。他是轰动全国的“七人大字报”的执笔人！1976年3月10日，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在贵阳市中心的紫林庵街道上，突然出现了一份标题为《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给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信》的大字报，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最根本的利益，只能而且必然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现在，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文化的现代化，历史已经把这一个伟大的任务再度提到了一切问题的首位。”大字报一问世，即在全市、全省、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成千上万的人阅读、议论、摘录、传抄，不计其数的支持标语、批语、大小字报，布满大字报前；数以百计的支持信件、电报，来自全国各地。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大字报“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是大逆不道，是有可能坐牢甚至杀头的。谈到此事，郭老只平静地说了一句：“我当时已作了最坏的打算，并向家人作了最后的交代。”声音很轻，却让我感到强烈的震撼：对这样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他竟看得如此平常，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瘦小男人，竟是一个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为了真理而置生死于度外的伟丈夫！

郭老是一个真正淡泊名利的人，绝不是那种一边高谈“淡泊名利”却一边斜眼看着“名利”的人。“七人大字报的执笔人”——这是他最大最好的政治资本，他也是因此而调入省委办公厅的。但他从不向人提起此事，以至很多后来进入办公厅的同事都不知道他这段值得炫耀、值得吹嘘的经历。在办公厅调研室工作——这是一个接近领导、向上攀爬的最佳位置，但他从不懂得利用这个令很多人都眼红的“优势”，压根就没想过要利用这个位置去获取什么，对于名利，此君呆若木鸡。在这个“书呆子”的头脑里，只有一个“老黄牛式”的最简单朴实的念头：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干好工作。他“机警”一点就可以成为“大人物”；他“灵活”一点就可以成为“大名人”，但秉性使他直到退休时仍是小人物、无名之辈。

郭老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最大的快乐也是读书，业余时间多放在了读书和写作上。他涉猎广泛，知识广博，虽学历不高，却在高学历的人群中赢得普遍尊重，常常有高学历的人向他讨教。他读书是为了求知，而不是把读书作为获取名利的手段。考文凭对他来说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有不少关心他的人都劝他去考一张，以免影响自己的前途，结果“对牛弹琴”。他说，我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此。他疯狂地阅读，却忘记了眼睛的保护，以至患上了无法治愈的眼病：“双眼高度近视，视网膜退变”，预示着他的后半生将在黑暗中度过。这结果有如五雷轰顶，这个曾经置生死于度外的硬汉痛苦地对我说：“我可以忍受黑暗，但忍受不了不能再读书！”此话令人潸然喉哽，更令我敬佩！

郭老是一个勤于思考而有主见的人。培根说，“读书”的态度通常有三种：一是消遣；二是炫耀；三是充实自己。第一种人读书是为了打发时光；第二种人读书是为了博取“饱学”的虚荣；第三种人读书是为了明白事理。这第三种人才是真正的读书人。郭老就是第三种人。他勤学而不教条，从不囿于书本；尊重权威但不盲从，从不人云亦云。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常常有独到的令人信服的见解。他敢想，但不胡思乱想；敢说，但不打胡乱说。他治学严谨，文思缜密，无论学术观点，或是政治见解，都经过深思熟虑，所以，同他聊天总是愉快的，有意义的，或多或少，总会让你感到有所收获。

郭老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生活中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写文章也不会口是心非。他的学识、人品都体现在这本书中；在书中，就有活脱脱的他这个人。我在序言中不提他的文章，而只写他这个人，既是为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的文章，更是希望每一个读了他的书的人，都能成为他这样的人。

过去几年，一边读书一边写读后记，有的还写成了较为正式的文字。这些文字全都保存在自己的个人电脑里，那时已经开始上网，因此写成后也随时发到网上。边读边写，几年下来，居然写了好几十篇。

在任何意义上，这些文字无论或长或短，只能说是一些读书笔记，不能说是成熟的文章。原本打算，再有几年读书时间，或许可以把它们改写为更加正式也更完善的文章，甚至写成像样的书稿。所以一直任由这些读书笔记搁置在电脑里，不曾想过怎样处理它们。

但在去年眼睛变坏之后，再也不能继续读书，原先的计划随之落空。如何处理那些搁置的文字，反倒成为困扰自己的一个问题。我无法忘掉它们，更无法舍弃它们。不管这些文字多么的不成熟不完善，毕竟记录了过去几年的读书生活，以及存储在大脑里至今仍然挥之不去的东西。

考虑再三，决定在双眼仍有一点中心视力的时候，整理这些文字。整理的办法不是修改原有的文字，而是挑选若干自己比较满意的文字，按照内容编成四个部分。这些部分便构成了“上篇读书随笔”的四章。

至于“下篇往事随笔”的四章，除了“几篇散文”之外，其余都是在眼睛变坏前后的那几个月写成的。大体上，它们概括了自己一生经历的主要事情，以及最近几年自己特别关注的一些历史和理论问题。

今年7月4日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曾写了如下一段话：

今年6月海边旅游回来，仍在想着过往的时光。于是想到一件事情：整理2004年以后写成并发到网上的文字，在电脑里编成一个题为《随笔：那人那年》的书稿。因为所有文字不做修改显得粗糙，所以名日“随笔”。今天正式开始做这事情。但是能否做成这件事情，全赖双眼残存的中心视力是否仍然存在。愿上帝赐给我这点时间。

我想，我十分幸运得到了这点时间。

郭成望

2009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