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以大量原始材料独家报道了沈从文、老舍、丁玲、俞平伯等作家1949年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陈徒手所采用的大量原始档案和往来书信均为第一次面世，属于绝对的独家报道，向人们展示了许多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渴望了解的关于个人和中国文坛的“故事”。

《人有病，天知否》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俞平伯、沈从文、丁玲、老舍、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等作家在一九四九年后的遭际和故事，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让读者了解到那些尘封的如烟往辜。

作者陈徒手以一种极大的善意敬意写这些离我们不远的作家们，不溢美也不隐恶，不粉饰也不歪曲。于是，读者就可以从《人有病，天知否》中发现许多生动鲜活的、却也是强大而可畏的真实，进而可以揣想，有哪些真实可能是被有意无意地删略了？

善哉

人证与史证

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

丁玲的北大荒日子

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

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浩然的历史场

严文井口述中的中宣部、作协琐事

林希翎女士

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

后记

再版后记

《青年突击队》上演颇费周折，屡屡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打乱，导演和演员们已经无暇去顾及剧本、角色问题。1955年1月下旬，全院组织学习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有关文件，并联系实际展开讨论。院内一些人把焦菊隐视为俞平伯式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党委书记赵起扬看作“向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投降”、“压制新生力量”的《文艺报》式人物。

据内部印行的《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4月16日刚刚请演员们初读《青年突击队》，不料又布置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政治学习，院里请来了杨献珍、孙定国、黄药眠等学者做学习辅导报告。5月底、6月初，白天举行报告会，晚上分组讨论。6月10日，全院召开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动员大会，分组讨论报上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及按语。就在这一天忙中偷闲，邀请老舍来剧组谈《青年突击队》剧本。

7月7日特邀当时北京建筑工地上著名的青年突击队队长张百发来剧院做报告，9日开始组织演员到建筑工地体验生活。谁知8月初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剧院五人领导小组宣布，排练演出全部停止，转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全院抓出一批历史上有问题的人，立案审查。

11月20日，肃反运动暂告一段落。在这前后，组织全院人员每天上午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有关文件，进入十二月又集中学习上级布置的《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历时一个多月。

很奇异的是，经历了大轰大起的一连串政治运动之后，政治上不断生长的激进引发了艺术上的无比热情。1956年1月28日至31日，剧院连续召开制订十二年规划的会议，初步提出在七年内培养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导演两人、演员四至五人、设计一人；在十二年内，培养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导演两人以上、演员十人以上、设计两人以上。

剧院对“国际水平”的解释是，其艺术作品、水平均获国际公认，享有国际声望。

总导演焦菊隐做规划说明时强调，在十二年内使我院的总体艺术水平达到国际水平，首先要求做到作家成为我院最好的朋友，要争取作家乐意为我院写戏。’ 院长曹禺兴奋地表示：“一个没有性格的剧院，群众一定不会喜欢。树立我们剧院这一派，在十二年里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在这样气氛里，拖延近一年的《青年突击队》总算进入彩排阶段，1956年2月6日正式公演。在体验生活时，就听到建筑部门不少意见。上演后招待青年突击队员和建筑工地领导观看，收到的意见之多更使剧组一下子难以消化。

一些青年突击队员表示，全剧的冲突矛盾不是正面展开，因而不够紧张。应注意党支书的出场，这样可以看到党是直接领导的力量。最后一场浪费，能否合并。

在四建公司座谈会上，工地一位姓蔡的主任表示，剧本中工人、工程师都不太像现实中的人物，让人感到青年突击队只重进度不重质量，对特务的描写过于简单化，剧本不吸引人。一位工程师认为，写的事太多，解决问题又太简单，像找窍门一场，“吊砖”一事绝不是普遍的，工地很少用吊车吊砖。一位队长指出，剧中有些歇后语不是工人说的，像“你有什么理南”、“你到底怀着”这样句子也不太像工人说的。

演员们在台上演得有些吃力、枯燥，于是之在剧院会上发牢骚：“对剧本不是真正的喜欢，大家都有将就思想。可是为了任务就需要演下去，希望大家都关心剧本的修改。”剧院党委书记赵起扬出面做工作：“作者写出这样新的事物，我们应支持。我们每个人都应关心这个剧本的修改，就要求在剧本中体现尖锐的矛盾和发展的轨迹，尽可能修改得更好，就靠大家来共同创造。”(摘自北京人艺《青年突击队》排练记录本)

于是之演了以张百发为模型的队长，郑榕则在剧中演书记。在郑榕的印象里，老舍当初读剧本时就激情难抑，有几段声音是喊出来的。演员到建筑工地体验生活，收集到素材就送到老舍处。上演后给建筑工人演了几场，然后一些有兴趣的单位工会就来包场购票。

郑榕说：“刚开始冒着一股劲演戏，演了演了就很快收了。”

P68-69

岁月无情，人生有涯。面对滚滚奔流的历史长河，无论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拨弄。个人永远不过是沧海一粟，在时代的演进播荡中，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而存在。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时代舞台上的主角。但是，在历史巨变或漫长岁月的迁流之中，人类的个体，常常承载着由此而来的悲喜和伤痛。个体的生命存在，以及他们的哀乐歌哭、命运遭际、希冀与无奈，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血肉和社会进程中最鲜活生动的元素。

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才有了这套“人与岁月”丛书的策划、编辑和出版。

我们力图使之成为一套涵括面较广的传记文学丛书，主要辑入传记、自述和回忆录，其中既有私人往事、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记忆，也有社会历史事件的追溯梳理实录。

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诚望得到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和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0一0年九月

距《人有病天知否》2000年初版，一晃已过九年，犹如“岁月如梭“这句老话所形容的时速。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厚爱，拙著得以再版，心中只存谢意和愧疚。

《人有病天知否》是十几年前在采访当事人、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写作的，稍微完整的写作时间约为三年。当时身体状况不错，冲刺力较强，再加上内外部支持充分，写作时格外顺手。出书后得到朋友们的鼓励和批评，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鞭策。

这九年间，自己也尝试过几个专题的史料收集，涉及的面已从文学渐渐地转到社会、经济等领域。由于工作较忙，身体时而不佳，写作计划迟缓，有负于诸多朋友的好意。

此次本书再版，与出版社商量，补进了我这几年间写的几篇短文。浩然先生是《人有病天知否》出版时唯一在世的主人公，我得到老人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他病重几年中，我时常去方庄东方医院探望，虽然无法对话，但坐在病床边的心里感受总是沉滞和郁闷。所写的小文就表达了当时探视和他去世后的情绪，可以作为《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一篇的后续补充。

在写作《人有病天知否》前后，我曾多次访问严文井老人，他的好几段精彩的口述成了书中画龙点睛的出彩段落。在筹办严老去世纪念专集时，严老的女儿严欣久老师嘱我写一篇，我根据几年间陆续记录的笔记，选择了一些片断写成文章，通过严老零散而有分量的口述，可以还原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宣部、中国作协的部分状态和人际关系，对于读者了解本书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命运或许会有帮助。

林希翎女士一直是我关注的中国当代史当事人物，有过一些来往和受益很大的交谈。后来因故没有做成系统口述，至今还令我遗憾。林希翎女士的坎坷经历浓缩了六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沧桑痕迹，具备了不可复制的标本意义。收录《林希翎女士》，只是想表达对林希翎女士的一份敬意，只是想从侧面提供一个令人感慨的人文故事，让更年轻一些的读者记取有这么一位不平凡的、被埋没的人物。

最后要特别感谢本书编辑马玉梅女士，她的认真和严谨使拙著改掉不少陋处。九年过去了，再次合作依然感受到她的诚恳和朴实，只是我的疏懒需要检讨和改进。

作者

2009年5月23日于北京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是一个很受注目的职业，文学曾经时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发动大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由头或藉口，文学成为政治的风向标、晴雨计。作家的戏剧性经历后面隐藏着的是中国的社会变迁史，也是人性的证明。陈君的文章就是现当代中国的重要的“人证”。而且他的文章写得细，生动，材料挖得深而且常有独得之秘至少是独得之深与细，他的文章十分好读。

——王蒙

《人有病，天知否》以大量原始材料独家报道了沈从文、老舍、丁玲、俞平伯等作家1949年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所采用的大量原始档案和往来书信均为第一次面世，属于绝对的独家报道，向人们展示了许多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渴望了解的关于个人和中国文坛的“故事”。

——孙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