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侮家、记者、文学翻译家。

《萧乾家书》收录了萧乾写给文洁若的姐姐文常书、弟弟文学朴和他的一对女儿以及文洁若本人和儿子萧桐的信。同时收入了萧桐写给爸爸萧乾的信、文洁若旅日一年写的信。两厢对照着读，确实有好处。

《萧乾家书》收录了萧乾写给文洁若的姐姐文常书、弟弟文学朴和他的一对女儿以及文洁若本人和儿子萧桐的信。同时收入了萧桐写给爸爸萧乾的信、文洁若旅日一年写的信。两厢对照着读，确实有好处。

《箫乾家书》记载了中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三十年（一九六九至一九九九）的风云变幻。从中不仅体现了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殷切期望茹苦含辛，也展现了一位饱经忧患老知识分子斩不断的拳拳爱祖国、爱民族之情。

萧乾致文常韦(十四封)

萧乾致文学朴(一封)

萧乾致小静、小黎(一封)

萧乾致萧桐(六十八封)

萧桐致萧乾(七十三封)

萧乾致文洁若(二十五封)

文洁若致萧乾(十一封)

三姐：

最近我在值班，就是坐在工棚里，一坐五六个小时，什么也不干，所以空闲得很，又看了你给洁、桐、荔的信，很是感动，所以不由得想提笔给你写一封信。

先说政治。我一直认为你是个痛快人，开朗人，直爽人。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是可以大大发挥力量的。看来在砖窑上，你就正在以烧炭的张思德同志为榜样，不在意你腿上的毛病，在忘我地劳动。你去双桥坐在汽车上的那段，短短几笔，充分写出你得到解放后的喜悦，感激和热爱劳动的积极心情。我相信你会劳动得十分出色，通过这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党也会给你作出适当的安排的。现在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每个人都思想革命化，要继续革命。你从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九年，失去了二十年的机会，但事实证明一点不迟，只要下决心跟毛主席闹革命，干一辈子革命，光明就一定在眼前。反之，个别的“老革命”半途而废了，反而会掉队。我们只要记住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那就会心情愉快起来，干劲大了起来。我从你的信中受到很大感染。我相信桐、荔和洁若也都从中受到了鼓舞。

你信中谈到的另一问题，我作为妹夫，本来完全不应插嘴。但一则你在信中谈此问题时提到了我，而从一九五四年至今，十六年来，咱们几个人可以说是共过患难，不是一般的亲戚关系。没有你，没有朴、概二弟，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情况，所以对你的祸福，我从来是休戚与共的。只有你幸福了，我们才真能幸福。如果我们一家团聚，而你一个人孤独、孤单，我们这个团聚也是不完整的，还是有遗憾的。正因为如此，去年我们来湖北后，每想到你一个人守在南沟沿，尤其春节时候，我们在欢快中，心里是有一块暗影的。所以我才时常催桐、荔给你写信。

从十几年的相处中，从洁若平时谈话中，我知道你是聪明人，能干人，心胸宽广，肯牺牲自己的人。

洁若上次给你的信怎么写的，我不知道，她没给我看——通常总是我写好了信交给她发。怎么会扯到许多旁的问题上，我很奇怪。但当她给我看了那封“后勤部不批准”的信后(那天正在看电影)，我曾对她说过这样一段话：“三姐得到解放后，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应该的，但应告诉她：一、千万不要给自己定个期限，非‘年底以前’不可，这是一辈子的事，一定要选择好，考虑成熟。二、解决这个问题，是为了她精神有个寄托，绝不可为了减少经济负担。”这是我对她讲的，她也连连表示同意。我以为她写给你的信，是本此精神的。

现在我仍这样认为：时间不是主要的，一定要考虑得周密、成熟，在这个前提下，可以抓紧时间，我相信为了自己的幸福，你也会同意的。

从我和洁若这十六年的经历来说，年龄差别倒不是十分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基础，共同兴趣，共同爱好。自然，有一个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即政治立场。一个要革命，一个反革命，则根本不可能。在这一前提下，应考虑一下共同兴趣。感情基础不是指罗曼蒂克那套资产阶级玩意儿，起码相互不能有厌恶情绪。这不能说是过高的要求吧。

好，我们静待你的喜讯吧。

最后还有一段话，洁若可能没对你讲：你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你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正如十几年来，我们的困难就是你和小六、小七的困难一样。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仍将是休戚与共的。不说萧家老六，即使我有亲姐妹、亲弟弟，他们也不一定能像你、小六、小七，从一九五七年以后(那是真正受到考验时)待我那样。所以我们几个人一定要永远心连心，团结在一起，改造在一起，革命在一起。祝你早日美满幸福。

这是现存的萧乾家书中最早的一封。一九六九年我们和两个孩子下干校，姐姐只身留在北京，直到一九七三年七月，全家人才重新在北京团聚。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曾在教会学校(圣心、崇实、崇慈、辅仁)读书，均取了英文名字。信中的M指文洁若。文洁若的英文名字叫Margaret，首字母为M。

亚，是三姐给萧乾起的日文名字亚克桑(他的意思)的首字母(音译)。小六、小七指我大弟学朴、二弟学概。

一九四一年夏，我三姐念完辅仁大学西语系二年级后，因左脚踝骨患骨髓炎，住进东单三条胡同西口的日本同仁医院，由一个日本外科大夫动手术。过了两个月，给打上石膏，就让她出院。她架着双拐攻读三年级，未等放寒假，伤口溃烂化脓，只得辍学，直到一九五八年八月才能重新走路。当年十一月我从下放地点回京，母亲曾告诉我，“大跃进”中，东四邮局知道她懂外语，曾动员她参加工作，她一口回绝了。我感到她失掉了一次很理想的就业机会，但没敢对她这么说。她因早恋，遭到父亲的毒打，神经受过刺激，一九五六年还住过安定医院。我们在干校期间，她曾写信说考虑结婚，但对方文化水平不高。我怕她因不耐凄凉而马马虎虎结婚，万一因生活习惯不同而导致神经病复发，后果不堪设想，就劝她三思而后行。一九七一年七月至一九七三年七月，我们四人相继返京，姐姐的情绪也平稳了。

下面，我从一对儿女和我本人写给三姐的信中摘录几段，以便烘托出当时的处境。我们二人是国庆节前夕动身的。两个月后，我奉命回京去接两个孩子。我本来想把姐姐也带走，但街道上不放。“红八月”以来，那帮“红五类”一直强制她劳动。萧荔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信中写道：“三姨，你好!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了干校。初中暂时不收人，所以我现在和妈妈一起住在干校。……你好好劳动，完了事还是来吧。煤油灯很暗，不多写了。”萧桐在一九七零年九月九日的信中抱怨英语老师不够水平：“现在爸爸天天给我补英文。英语老师的教法很不对头。他不教英语的规律、法则、拼音等，而是让我们整课书地背、默。结果，什么也不懂，硬吞也吞不下。弄了个一塌糊涂。”我在一九七零年六月三日晚上写的是：“小桐很盼望三姨来，曾问我如果我们在农村插队落户，三姨是不是就可以来了。插队后，目前工资不变，听说明年五月斗、批、改即结束。反正过一天算一天，不必一味着急明天怎么办。半夜里还要起来抢割麦子，不多写了。”P3-6

二零零八年是我国著名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诞辰一．酉周年。’他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傅雷家书》于一九八一年八月问世后，轰动全国，近三十年来，影响了数百万读者。

萧乾比傅雷小两岁。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他跟傅雷一样应邀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次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六年夏季，一场打着革命的幌子，破坏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空前浩劫拉开了序幕。傅雷与萧乾一南一北，不可避免地受尽了迫害。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晨，傅雷、朱梅馥伉俪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萧乾是九月三日午夜服了一瓶安眠药后，倒在自家南屋前的走廊上昏睡，次晨被好人发现，送到隆福医院去抢救，从而捡了一条命的。一九七九年，傅雷和萧乾终于彻底恢复了政治名誉。

一家人朝夕相处，自然用不着写信。只有别离期间才会鱼雁往来。我和萧乾于一九五四年五月结婚。一九五八年一月，我下放到河北唐坊张山庄。进入四月，萧乾被勒令前往唐山柏各庄农场从事“监督劳动”(比“劳动改造”聊胜一筹)。我到农村，参加的是劳动“锻炼”。

我是当年十一月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个孩子，前妻留下的老大在小学住宿，两个小的在幼儿园、托儿所。父母都不在北京的期间，亏得有我母亲万佩兰、姐姐文常韦、弟弟文学朴的照应。他们承担起了照拂孩子的责任，才使他们不曾变成孤儿。

从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一九六一年六月，萧乾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止，累积了八百多封家书。它们随同萧乾上半生的书信、笔记、稿件等，在“红八月”中化为灰烬。一九五五年的胡风案件给我的最大教训是，凭着私信也可以断章取义，把好端端的一个人打成“反革命”。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我写的每一封信都是禁得起检查的。

十年浩劫期间，傅雷的手稿和书信几乎全丢光了。《傅雷家书》收录了傅雷写给傅聪的一百一十九封信。其中有一封由朱梅馥代笔，另附了一封傅雷致次子傅敏的信。写信时间为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至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三日。

《傅雷家书》的编者傅敏在后记中对他哥哥傅聪的家信全部遗失感到惋惜。他写道：“今天，如果能把父亲和哥哥两人的通信一起编录，对照阅读，必定更有教益。”

一九九五年六月五日，萧乾写了一篇《我这两辈子》，他把出生至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算做上辈子，遇救以后是下辈子。熬过最困难的岁月，一九七九年二月拿到改正书后，他又写又译又编，马不停蹄地忙碌了二十年。“文革”前的家书已经荡然无存。《萧乾家书》收录了萧乾写给我姐姐文常韦、我弟弟文学朴和他的一对女儿、我本人和儿子萧桐的信共计一百零八封，同时收入了萧桐写给爸爸萧乾的七十三封信、我旅日一年写的十一封。两厢对照着读，确实有好处。我还用加注与附言的方式，做了一些说明。( )内的字，是原有的，[ ]内的，是我添加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野心家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大快人心。到湖北成宁五七干校去的我们一家四口，依稀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女儿萧荔于一九七一年底回到北京，当上了一名无轨电车售票员。儿子萧桐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回京，入北京五中学习。萧乾是一九七三年一月请假探亲回京的，只因我在七月正式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外国文学编辑室让他参加美国长篇小说《战争风云》(作者为赫尔曼·沃克)的翻译工作，他就有充足的理由不回干校了。

一九七五年年底，萧桐高中毕业。萧乾专程从新华书店买回一本《农业技术手册》，在扉页上用工整的笔迹写道：

送桐儿：

上山下乡，  参加三大革命实践，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爸

一九七六年元旦

萧桐在北京平谷县插队达两年之久。这期间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政治处赠给他的笔记本上密密匝匝写下了“兽医笔记”。由于工作表现突出，生产队一度打算发展他入党，但政审不合格，未果。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十二月十一日，萧桐参加了考试。他被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录取，离开了平谷县齐各庄的生产队。一九八零年七月，他未等毕业就赴美深造，取得了硕士学位。如今在伊利诺州的奥古斯塔学院当终身教授，教油画。他曾于一九八六年与美国女硕士苏·帕特森结婚，几年后，因性格不和，协议离婚。一九九六年与郭利结婚。萧乾生前的最后几年，儿子每年都回国探亲，心里一直牵挂着爸爸的病情。萧乾于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驾鹤西去，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我们的孙女萧文棣出生，英文名字叫索菲娅，小名叫娅娅；孙子萧文炳生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他叫亚历山大，小名桑卓。

萧乾辞世后，儿子在《道别》(一九九九年六月写于美国，载于《明报》月刊九月号)一文中深情地写道：“我有一本《傅雷家书》，是他一九八二年送我的。他在书里郑重地写道：‘桐儿：望你务必把此书逐字(不是一口气)读完，反复思考。傅雷真是位好爸爸。他比我学问好，也比我肯花时间给海外的儿子写信。(看来他原本就有意发表出来给天下做儿子们的看的。)不像我，他很懂艺术，文学功夫也比我到家。这些信包含他几十年读书、阅历的心得，对你必有启发。……’我自恨没经常告诉爸爸我为有他这样的父亲骄傲，也后悔没有多写些信给他老人家，感谢他对我的关怀、培育和典范……

“他一生多产，晚年仍笔耕不辍，直到最后还在用笔头充实生命的意义。听一位上门吊唁的朋友说，去年送他小孩书时爸爸曾题下‘青春万岁’四个字。这是与时间竞争的老人对少年的羡慕，对生命的渴望呀!每次听亨德尔、舒曼等作曲家的作品，我就不禁想起爸爸眉飞色舞打拍子的样子，惋惜他不能再欣赏这美的旋律。同时，我又觉得他依然在分享这一切，怎么不呢?对爱他也被他爱过的人们来说，爸爸永远与他心爱的书文乐章同在，激励后代珍惜有生之年，去创个人生命的价值。”

打从爸爸离开尘寰，儿子改为每周给我打一次电话，家书已成绝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董延梅女士对萧乾致儿子这批家书有精辟话语，录在下面以飨读者：

从中我不仅感到了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殷切期望与茹苦含辛，也感到了一位饱经忧患的老知识分子的斩不断的拳拳爱祖国、爱民族之情。一直到最后，他都谆谆教导儿子正直做人、献身事业、要扎根民众的深厚泥土中，要坚持民族的文化传统。

儿子萧桐虽身居美国二十年，与父亲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和父亲有过许多思想交锋，但他仍是很像父亲。至于书信中饱含的父子深情，所展示的几经变化、几经调整又终于更加成熟的父子关系以及不同的中西文化视野、个人独特的人生追求与体验等等方面，都给人以启示。不论是做父母的还是做子女的，或是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似乎都可以从中体会到一些什么。

《萧乾家书》记载了中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三十年(一九六九至一九九九)的风云变幻，读来不胜感慨。

文洁若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