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便是全城大搜捕，乌云密布彼得堡。佩斯捷利上校、穆拉维约夫上校、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等起义领袖悉数被捕。大家都期待着被捕者能够减轻刑罚，因为宫中即将举行加冕典礼。善良的人们都认为，至少不会执行死刑，因为俄罗斯民族早已不习惯死刑了。事实上，自从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判处绞刑，一位发动政变的陆军少尉曾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判处死刑外，在俄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内，死刑是不存在的。保罗一世统治时期，顿河流域一些哥萨克叛乱，法庭判了两名军官死刑，但没人敢执行，最后奏请沙皇裁决。保罗一世说：“这些人统统是老娘们儿，他们想把死刑的责任推给我，这很好，谢谢他们。”然后他大笔一挥，把死刑改成了苦役。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虽然也曾因几首小诗流放过大诗人普希金，但总体来说还算清明，至少还没有专设的独立宪兵机构，没有对十二月党人的早期活动进行严酷镇压。然而尼古拉一世登基伊始，便将死刑引进了俄国宪法，并将五位十二月党人领袖处死。为此，克里姆林宫还举行了特别祈祷大典，以庆祝死刑的执行。皇亲国戚和大臣们都参加了祈祷仪式，广场上跪满了密密麻麻的近卫军，大炮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轰鸣。“绞刑架从来没有取得过这么辉煌的胜利，尼古拉明白胜利的重要性！”赫尔岑后来回忆说，“我那时是十四岁的孩子，混在人群中，也参加了这场祈祷。就是在这里，在这被血腥的祈祷玷污的圣坛面前，我立誓要为死难者报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反对这帝制、这圣坛、这大炮的斗争。”
除五人被判处死刑外，穆拉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奥博连斯基等百余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随着十二月党人被严酷镇压，整个社会舆论也出现了可怕的倒退。大家道路以目，不敢对党人们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唯有妇女没有参与这场背叛亲人的丑剧，”赫尔岑说，“她们屹立在十字架旁边，面对血腥的绞刑架而毫无惧色。”就如雅各宾党人卡米尔·德穆兰的妻子柳瑟尔，这位革命的奥菲利娅冒着死刑判决的风险，不肯离开丈夫半步，并最终被送上断头台；当行刺法王路易·菲利普的青年阿利波被押上断头台时，向他伸出同情之手的，是女作家乔治·桑。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也没有抛弃自己的丈夫，这些伟大的女性放弃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财产和地位，怀着对受难者不灭的爱，与苦役犯们一起踏上了严酷的流放路，去分担苦役犯丈夫的厄运。她们在俄罗斯大地茫茫雪原上艰难前行的身影，像圣女一般刻印在俄罗斯人心灵的底片上，成为他们勇气、善良、尊严等精神信仰的不竭源泉。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罗斯进入了最黑暗的年代——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三十年代”。这位踏着反叛者的血迹走上皇位的专制统治者，带来的不仅仅是五座绞刑架，还有数不清的流放、苦役和兵营，并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以及独立的秘密警察组织“第三厅”，并任命卞肯多夫为厅长。
十二月党人起义那年，莱蒙托夫才刚刚十一岁，正跟着外祖母享受南高加索的自然风光。他的外祖母出身于名门望族斯托雷平家族，与十二月党人领袖们多有联系。因此，莱蒙托夫虽未参与当年的革命，却是革命的“精神孤儿”。莱蒙托夫与赫尔岑算是同龄人，赫尔岑稍长两岁，两人虽交集不多，但成长的社会背景却是相似的。赫尔岑说：“他完全属于我们这一代。我们都太年轻了，没有能参加十二月十四日的起义。我们虽然为这个伟大的日子所警醒，但所看到的只是死刑和流放。我们被迫沉默着，忍着眼泪学会了沉默不响，把自己的心思掩藏起来——那是什么样的心思啊！那不是使人开朗的自由主义、进步思想，那是怀疑、否定、充满了愤恨的思想。”“怀疑、否定、充满了愤恨”，这几个关键词不仅是那一代“革命孤儿”们的精神底色，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概括莱蒙托夫的诗学风格。
1828年，莱蒙托夫作为半寄宿生进入莫斯科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这也曾是茹科夫斯基、格里鲍耶陀夫、恰达耶夫等人的母校。在寄宿学校，他开始学习普希金和拜伦的诗歌，并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批习作，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我年轻，但心中沸腾着好多声音，／我一心向往的是能够赶上拜伦；／我们有同样的苦难，同样的心灵，／啊，如果是我们也有同样的命运。”这是他十六岁时写的诗，寻找着爱情，渴望着自由，梦想着不凡，同时又有一种对死亡的不祥预感。他曾屡次写到死亡：“我将怎样的结束这一生，我的心／将注定在何处漂泊，在什么地方／我将遇到可爱的事物、可爱的人？”(《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我哀求你！——用你仅有的眼泪／来悼念那具冰凉的尸体。”(《这一天将会到来……》)“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是另一个／还未可知还未可量的年轻诗人／同他一样，是人世放逐的流浪者，／但却深蕴着一颗俄罗斯的心。／我早早地开始了，将早早地收场……”(《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早早地开始了，将早早地收场”，莱蒙托夫凭借着青春本能所写下的诗句，仿佛是为自己的命运下的谶语。契诃夫就曾感叹道：“我无法理解，他还是个孩子，怎么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唉，要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那么死也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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