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常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但若按照胡适的意思，却也未必是“第一篇”。
《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而在1917年，有个留美女学生陈衡哲，便作了篇《一日》，“写的是美国女子大学的新生，在寄宿舍中一日间的琐屑生活情形”，同年署名“莎菲”，在胡适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发表，后收入其小说集《小雨点》。胡适说，“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就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就想当肘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②。
《一日》这篇“莎菲女士的日记”与《狂人日记》都是“日记”，但前者大抵是记录琐屑，“幽默”自然也是有的，更多的却是女生的百无聊赖；后者却是深有用心，不但直指“仁义道德”、家族制度与礼教，甚至还有更深更广的意味，鲁迅正如新文学运动中的其他健将和论家，在人与社会的“病苦”急需“疗救”的时候，大抵是以文学为工具的，而鲁迅做一点在中国“不算文学”的小说，“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是以“狂人”、“吃人”、“救救孩子”的遽然呐喊为开山之作，而是以“七下半钟”、“钟指六下半”的懒觉、闲话和清醒正常的流水账为奠基之章，那会展开怎样一卷仕女图呢？
然而文学史记录的不仅是作品诞生的时问刻度，更是作品本身、历史际遇和人间影响所压缩成的断层标志。文学记忆也许是有所选择的吧，回望大时代的人们，大约更倾向于记住那些以精神深度和意志强度而贯通时空辉映今昔的文本，譬如《狂人日记》。
当我们注目于《狂人日记》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第一，“狂人”是谁？
第二，“日记”是谁写的？
在《狂人日记》的文本世界中，有两个“第一人称”：“日记”正文前有一则小序，小序里有个“余”；与文言小序中文言的“余”相对应的则是白话“日记”中白话的“我”。按照文本小序的逼真叙述，“狂人”就是“余”中学时代的一位“良友”，在病理意义上而不是性格意义上，这位“良友”是“狂”过的，“良友”得了狂疾自然就是“狂人”，“狂人”写了日记自然就是“狂人日记”。“余”不过是对作为正文的“日记”有所选取(选了十三则)、有所改动(改了些人名)，算个编辑，并非作者，甚至“狂人日记”的题名也是出自“狂”过的“良友”，而不是出自旁观的“余”。
小序呈现的是一个“正常”的世界，而第一人称“余”是个“正常”人。
正文呈现的是一个“疯狂”的世界，其第一人称“我”是一位“狂人”。
在此，又产生了一点小问题，因为出现了两个“狂人日记”：一是那位“良友”所写的十三则“狂人日记”，一是包括十三则“狂人日记”和一则小序的《狂人日记》。两个“狂人日记”的区别当然是在小序之有无，那么小序的功能是什么呢？《狂人日记》的小序使得“狂人日记”的来历显得真实可靠，这可以诱使读者在逼真的幻觉中进入“狂人”的世界，领略“异国情调”，领略完了，再与小序里的正常人“余”一起走出来，重又踏上真实的地面，长吁一口气，回望来路，虽则可能会感慨不像“狂”过而“愈”的那位“良友”一般经历丰富，却终究庆幸自己思维连续、有条理、不恍惚，尚未失心而狂，旁人看待自己的眼光也都正常。其实，小序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先按下不表。
从文本的内在逻辑上看，小序的真实性与“日记”的真实性是同一的，如果小序不真，则“日记”不实。而稍加考证，“日记”是不真实的，因为《狂人日记》的作者鲁迅说过：“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既然在北京的会馆里什么资料都缺乏，既然“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自然也很难随身持有一本“良友”的“日记”，则《狂人日记》里的十三则“狂人日记”自然就是凭空结撰的了，何况鲁迅自认《狂人日记》是“小说模样的东西”。《狂人日记》既然是小说，“狂人日记”既然是虚构，则不论是正文中身为“狂人”的。“我”还是小序中基本正常的“余”，都是真实作者鲁迅委托一个“隐指作者”鲁迅虚构出来的。“日记”不真，小序不实，它们只是逼真而已，而逼真正是《狂人日记》的叙述质地。
既然“狂人”是不真实的，那么文本中那些富于经验质感的“狂人”知觉，那些惊恐、臆测、妄断，以及对“吃人”的醒悟与洞察，如此真切和真诚的记录，到底该记在谁的账下呢？或者说，其主体又是谁呢？
当然是鲁迅这样的“思想界战士”，以及鲁迅同时代的“思想界战友”。
鲁迅处身的那个时代，“狂人”竟出，譬如当时的《新青年》，“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而鲁迅及其战友自为“狂人日记”的主体，其可怪乎？
然而《狂人日记》和“狂人日记”却又闪射着某些个性的光辉，它并非当时所有的“思想界战士”所共有，我们无法把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所有“狂人”拿去与日．记中的“我”置换。唯有鲁迅，作为尼果、拜伦一流人物的中国形象、中国形态，他的清醒与迷狂，他的锐利、冷峻与迟疑，他的热烈、阴暗与虚妄，他至深的体察与至强的意志，甚至他的严肃与变通，正与《狂人日记》中的所有知觉，所有惊恐、臆测、妄断、醒悟与洞察，以及不期而至滋味复杂的幽默，等等，若合符契。
从而，“狂人日记”的主体，正是鲁迅，别无选项。
鲁迅是当时中国最耀眼的“摩罗”诗人、“撒旦”诗人，他写了《狂人日记》，而他自为“这一个”“狂人”，他呐喊出“吃人”的命题，他揭示了“吃人”的真相以及传统。面对数千年的吃人账簿，面对吃人账簿覆盖之下的沉默人群，“呐喊”的鲁迅自有“狂人”的风格、战士的雄姿。
三十年后，胡风想起先师鲁迅的《狂人日记》，说道：“恰恰在三十年前的1918年，出现了《狂人日记》。在思想革命上，这是一道鲜血淋漓的战书。”站在左翼立场的胡风，以其自身持守的意识形态为标准，认定当年鲁迅是“彻底的民主革命派”，认为鲁迅“对于封建主义的仇恨和宣战，在当时的个人解放以至人民解‘放的思想要求上”，“有着第一等的战斗的实践意义”。P2-4
教师感到鲁迅作品最难教，因为教师感到无法清晰地把握鲁迅作品的全部内涵；学生感到鲁迅作品最难学，因为他们感到无法清晰地了解教师要他们必须清晰地了解的东西，他们感到无法清晰地说出鲁迅作品所要表达的全部内涵。
——王富仁
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文化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这样的情况，在21世纪初仍在继续。在这种思想文化界的思潮之下，就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要向青少年讲鲁迅？它的作用是正匠的，还是负面的？
——钱理群
在已经存在的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中，鲁迅的真实形象显得遥远而模糊。现在我们虽然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鲁迅，鲁迅也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着，但是这样的鲁迅并不是非常真实的。……鲁迅在20世纪所做的工作及其对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所有这些都令我们十分不安和迷惑，因此，如何让鲁迅活在21世纪青年人的心中，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关注的大问题。
——周海婴周令飞
鲁迅怎么读？有多少人在读？这样的问题本来与鲁迅无干，倒是与我们自己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鲁迅早就说过：“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可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在《为了现代的人生》一书中，我曾经用“中国文化的两极牵挂”来描述鲁迅的现实遭遇，这样的“两极”正好支撑起了中国文化的大框架，所以关于鲁迅阅读的“冷与热，，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当代精神的“冷与热”。人生有必然的冷与热，人性也有内在的冷与热，如果我们难免有所坚守，有所追随，有所憎恶，那么也有不避冷热本身，所求的唯在有所寄托，在这个意义上，既“横眉”又“俯首”的鲁迅便很可能成为我们精神的某种启示。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当我们为了“适应”，为了“稳妥”而有意识模糊是非，有意识混淆冷热的时候，鲁迅就变得无所谓起来，甚至不仅无所谓，还可能有点“招人嫌”，因为他的“脾气”、他的“偏激”总会搅扰我们的“好梦”。 ’
关于鲁迅阅读的争论，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否？
好在还有一些喜欢读鲁迅的人，因为喜欢，所以读得往往比旁人要深刻，要别致，因为真诚，大家又有机会聚在一起，彼此分享阅读的心得，因此就有了我们的《孩子应该读的鲁迅》和《最是鲁迅应该读》。
《孩子应该读的鲁迅》和《最是鲁迅应该读》出自我们对当前大学与中学鲁迅作品的阅读现状的认真分析。我们针对目前一般理解阅读中的种种问题，包括长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僵化的教育观念的束缚以及最近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作用等等，正视普遍存在的“阅读惰性”，努力提出我们自己的全新的体会和认识，重现鲁迅思想与鲁迅文学的双重魅力，这是我们的目标。也许目标的最终达成还有待更多的阅读者的共同智慧，但是至少我们的工作是用心的，是有创造性的，更是真诚的。
这两本书的总体设计和统稿工作由李怡完成，具体阐释邀请四位有独到阅读心得的青年学者进行。本书撰稿人为姜飞与周维东，其中姜飞撰写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故乡》等5篇小说的分析，周维东撰写了其余诸篇的分析，作者排列顺序根据实际完成的字数。
感谢王富仁老师慨然应允将他颇具影响的论述作为本书的序言。王老师此文原来是针对中学语文教育而论，但其涉及的问题却是关乎于整个中国社会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学界公认具有广泛意义的振聋发聩作用，置于本书之首也可以彰显我们的追求。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特别是赵月华女士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
李怡
鲁迅作品的教学在中国语文教育特别是基础教学中是个“重头戏”，但在当前，我们的鲁迅作品教学遇到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很多教师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师感到鲁迅作品很难教甚至无法教，很多学生感到鲁迅作品很难懂甚至无法懂。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表面看来，这是一个现实的实际问题；但我认为，它实际仍是一个语文教学观念的问题。所以，我想以中国语文教育特别是中学语文为例，从整个教学的基本观念出发谈谈这个问题。
经典性与可感性的统一
目前的争论是：鲁迅作品能不能进入中学语文教材？这首先牵涉到我们对于中学语文教材的观念的问题。在这里，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教材观念。一种是认为中学语文教材就是让学生学的，只要有利于学生的阅读和理解，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一篇课文就是好课文，一就可以选人中学语文教材。在这里，“有利于学生的阅读和理解”、“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主要是从当下的效果来看的，至于学生在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的表现，并不考虑在内。但是，学生的学习绝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当下的”需要，而是为了进入社会之后的生存和发展。越是初级的教育，其意义和价值越是长时段的，恒久的，其作用要在学生一生的发展中。来思考，而不应仅仅从当下的时效来感受、来判断。我们看到，文章也有“经典”和“时文”之分。什么是“经典”？就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章，它不仅适宜于现在的阅读和接受，同时也适宜于未来人的阅读和接受。它们是已经进入一个民族的语言作品库的作品，不但这个时期的人要读；未来多少代的人都要读，其语言也是一个民族的语言的基本构成因素。这样，学生在未来的发展中，它就永远活着，永远是他了解社会、了解人，感受社会、感受人的语言形式，也是与社会、与其他人进行交流的语言方地看出其中的奥妙，这种发现的兴趣直至课堂教学结束依然没有消减，他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仍然．会不断地想到它，体悟到它的新的意义和乐趣。所以，学生对教师的教学和课文的理解也是没有一个终点的。在整个课堂教学中，课文作者、教师、学生这三个主体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始终不可能达到最终的完全的平衡。至少我认为，这样的语文教学才是真正成功的语文教学，才是作品不断丰满化、教师不断丰富化、学生不断充实化的过程。这种不断地交流和不断地探索与发现的过程，不但对于教师，就是对于学生也具有持续的感发力和激发力，使他们爱上民族的语言，爱上语文学习，并终其一生不间断地阅读、欣赏语言文学作品，有的则因有了特殊的生活观察和体验，有了必须传达的思想和感情而从事专业的写作。
假若用这样的课堂教学的标准看待中学鲁迅作品的教学，而不是非要教师讲出鲁迅作品多么伟大、多么高不可及，非要让学生也要具有鲁迅那样深刻的思想、高超的语言技艺，鲁迅作品的教和学有什么无法克服的困难呢？我认为i我们现在所说的困难更多的是我们自造的，而不是大多数收人中学语文课本的鲁迅作品本来如此。我是从初中二三年级开始阅读《鲁迅全集》的，那时我从鲁迅作品所感到的阅读乐趣是比在其他一些作品中感到的要浓厚得多，并且此后一再重读。为什么现在的教师和学生反而感到不懂鲁迅了呢？因为我那肘是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的，是不抱任何确定的目的的，是根据鲁迅的作品了解和感受鲁迅作品的，而我们现在的教师和学生则往往是抱着“完成”教学任务，让学生一定要怎么理解、不怎么理解，一定要求学过鲁迅作品就能够把文章写得像我们要求得那么“好”，并且要在高考中得到很高的分数。这使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不再是鲁迅作品的读者，而是到鲁迅作品这里来买肉的顾客。从这样一个顾客的角度，是无法感受到鲁迅和鲁迅的作品的。越是急于买到肉，喂肥自己。越是感到鲁迅的肉不好咬、不好嚼，囫囵吞下去又不好消化，因而也越是厌恶鲁迅和鲁迅作品。不是吗？
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学语文教师的事情，更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所致。我们得通过鲁迅作品的教学不断地反思我们的语文教育。
《最是鲁迅应该读》出自编者对当前大学与中学鲁迅作品的阅读现状的认真分析。《最是鲁迅应该读》编者周维东、姜飞针对目前一般理解阅读中的种种问题，包括长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僵化的教育观念的束缚以及最近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作用等等，正视普遍存在的“阅读惰性”，努力提出我们自己的全新的体会和认识，重现鲁迅思想与鲁迅文学的双重魅力，这是我们的目标。
鲁迅作品的教学在中国语文教育特别是基础教学中是个“重头戏”，但在当前，我们的鲁迅作品教学遇到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很多教师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师感到鲁迅作品很难教甚至无法教，很多学生感到鲁迅作品很难懂甚至无法懂。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
《最是鲁迅应该读》出自编者周维东、姜飞对当前大学与中学鲁迅作品的阅读现状的认真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