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6年到1939年，来自53个国家的4万多名志愿军先后来到西班牙，与当地反法西斯军民并肩作战。在这支国际大军中，也有中国人的参与，但是，他们的身份和故事却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半个世纪后的一次偶然机会，一对旅美华裔夫妇发现了西班牙内战时中国人的身影，在历史的尘埃中，如彗星闪过。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去西班牙？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查不到资料？倪慧如、邹宁远所著的《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中这对科学家夫妇决定追寻先人足迹，发掘这些勇士的事迹，填补历史不该留下的空白。历尽十余年，八方求索，终于完成这本第一部关于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的著作。

倪慧如、邹宁远所著的《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内容简介：一场震撼世界良心的战争——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国际法西斯的干涉，国际志愿军的浪潮……那是一场非比寻常的战争，它呼风唤雨，曾经让毕加索的画笔愤怒，让聂鲁达的诗篇流泪，让加缪的心口淌血，让全世界53个国家的4万多男女老少志愿去西班牙。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中一群参战西班牙的中国人——东战场，西战场，从抗日中国，从欧洲各国，分别来到西班牙战场，国际反法西斯的阵地上出现华人身影。加缪说：“西班牙使我们意外地了解到，正义一方未必成功，暴力是可能征服精神的。”海明威说：“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他们已经完成了人类的不朽。”

一批无国界“西班牙医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序言感慨说，像白求恩一样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后来又转赴中国抗日的外国志愿者，还包括印尼华裔医生毕道文、德国医生白乐夫、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印度医生爱德华等20多位医生和护士……

一对旅美华裔科学家夫妇——2位台湾人→踏访3大洲→独立坚持10多年→居然拼凑出13位中国战士残缺的面貌→活出历史，他们不再是躺在纸上的名字：谢唯进—张瑞书—刘景田—张纪—陈文饶—陈阿根—李丰宁—张树生—阎家治—杨春荣—张长官—刘华丰……

写在记忆的荒漠上／刘禾

简体版自序

前言

震撼世界良心的内战

第一部 寻找历史的春天

第二部 英雄的故事

 （一）中国志愿军

谢唯进（林济时）

张瑞书和刘景田

张纪

陈文饶

陈阿根

李丰宁

张树生

阎家治

杨春荣

张长官

刘华封

 （二）亚洲志愿军

华裔印尼籍人——毕道文

其他亚洲志愿军

 （三）参加西班牙内战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外籍医生与护士

迪尔哈根之歌——德国的白乐夫医生

索非亚的中国情——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医生

简介与名单

第三部 咏叹的诗文

 欢送演说辞／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自由西班牙》序言／阿尔贝·加缪

 国际军团到马德里来了／聂鲁达

 明天的种子／朗斯顿·休斯

 诗／约翰·康福德

 生之意志／斯蒂芬-斯彭德

 献给在西班牙阵亡的美国人／海明威

 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约翰塞尔斯

 林肯兵团：对美国历史一点批评／纳瓦罗

 《保卫马德里》歌曲／麦新词、吕骥曲

 在回忆中重温往事／乔治·奥威尔

 橄榄桂冠的召唤

后记

震撼世界良心的内战

1936年，西班牙教会、地主和保皇派支持的佛朗哥叛军，发动军事叛变，企图颠覆西班牙农民、工人、市民、学生各派社会主义者支持的共和政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派兵支持佛朗哥；西欧“自由民主阵营”，在法西斯和西班牙人民之间选择了前者。但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也组织了国际志愿军，投入西班牙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战争。“No PASARAN！”（不许法西斯通过！）是当年人民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口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西班牙内战（1936—1939）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萧条，大批人口失业。欧洲的工人为改善生活环境纷纷组织起来。工运及左派思潮日渐滋长，劳工与企业主的对立也日益尖锐，以铁腕镇压工人和民众的独裁者一个一个在欧洲出现。

“共和”与“反共和”的斗争

在整个欧洲政治局势中，西班牙算是个异数。1931年4月，西班牙和平地结束君王时代，建立了西班牙共和国。共和党及社会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力图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使耕者皆有其田。然而王朝虽落幕，其旧地主、贵族和旧官僚体系依然存在，极力阻挠共和国政府各项改革计划。

1933年国会改选，右派掌握多数席位。次年，右派更施加压力，欲取得总理职位，引起全国10月大罢工。北方阿斯图里亚斯（Asturjas）省的大批矿工占领了省会，想建立一个公社。在佛朗哥将军的提议下，起用摩尔人（Moors）军队对工人展开血腥镇压，死伤无数，下狱工人和民众高达三万五千人。这次“十月事件”几乎摧毁了共和国三年的政绩。

“十月事件”促使西班牙学生、社会主义者及进步工人大联合，马列思潮在大压迫中，成了他们抵抗运动的指导精神，许多工人、学生及人道主义者自此大批左倾。

1936年2月，西班牙国会改选时，共和党左派、社会党及共产党组成人民阵线，主张特赦当时所有政治犯和加速土地改革，来对抗代表地主、企业主、教会及“长枪党”的保皇派。投票结果，人民阵线胜利。于是狱门大开，“十月事件”的政治犯悉数获释。当左派在几个犬城市游行庆祝时，保皇派已开始秘密计划政变。虽然政府知道政变的可能性而有计划地开始调动一些有问题的将领，以打乱政变的指挥系统，但是右派政变决心已定，只待伺机下手。

国际法西斯的干涉

1936年7月，拥保皇派的财政部长被暗杀，恰好予佛朗哥将军搞政变一个道德的口实。四天之内右派叛军几乎占领西班牙三分之一的领土；但是由于西班牙各地人民迅速武装起来，佛朗哥叛军很快尝到强大的阻力，士气低落。．佛朗哥虽然有精良的部队在非洲，无奈直布罗陀海峡之隔，不能到西班牙本土作战，当时德国驻马德里的外交人员通知柏林：“如果没有意外事件发生，佛朗哥军变不可能成功。”就在此时，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决定军援佛朗哥。希特勒派遣军机，空运佛朗哥的非洲军队到西班牙本土。从此整个西班牙内战情况改观。希特勒及墨索里尼继续遣送步兵团、坦克、飞机及大炮到西班牙支援佛朗哥，总计墨索里尼派十万大军，希特勒送五万军队，加上十七万五千名摩洛哥军及葡萄牙军，整个西班牙人民遭受到三十三万外国正规军的侵略，配上一千二百架飞机，四千辆坦克，两千台大炮，西班牙成了欧洲法西斯实验新式武器及战略的战场。

自由的西方选择了佛朗哥

当时西方国家的态度呢？法国本欲售军火给西班牙共和国，但英国表示如果法国援助西班牙，他日希特勒进犯法国时将不予援助。在英国的压力下，法国打消原意，于8月拟定“不干涉协议”。除瑞士外，欧洲国家包括德、意、苏均随后同意此协议；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国内天主教压力下，生怕失去教会选票，因此对西班牙内战亦采取“中立”。

“不干涉协议”和“中立”政策，表面上是“不援助内战中的任何一方”，实际上英国却准许佛朗哥军队使用直布罗陀的电话线，和德、意、葡联络；葡萄牙则提供港口、电话及铁路给叛军；美国德士古公司（Texaco）五艘油轮，运售三百五十万吨汽油给佛朗哥领导的叛军，而且多数是用优惠贷款购买；此外，美国通用及福特并提供一万两千辆卡车给佛朗哥，跟德意两国提供的三千辆卡车相比，真是大手笔；许多法西斯军队的炮弹是向美国杜邦公司购买的。而由人民选出来的西班牙共和国反而买不到武器，成为列强所谓“不干涉协议”的受害者。P33-36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这本书就要跟大陆读者见面了，我们满心喜悦和感念。这一段被遗落的历史，七十六年后香醇依然，对中国人有一层特别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当中国在日本法西斯肆虐下挣扎时，居然有中国人志愿前往西班牙抵抗德意法西斯，他们散发“四海一家”的情怀，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谁说中国人真的只扫自家门前雪？

历史唤起我们的记忆，早在1868—1878年古巴独立战争，就有上千名华人参加；1917年俄国大革命，华工参加红军人数高达数万人。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华人的参与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活在我们的心中，不经意地影响了我们，历史又从我们的所作所为活现出来。当遗落的历史不再蒙尘时，我们不但找回了过去，也孕育了未来。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的出版，得力于许多朋友、媒体和团体的推动。2001年这本书的繁体版《橄榄桂冠的召唤》由陈映真的人间出版社在台湾问世后，同年美国海鹦基金会（Puffin Foundation）邀请我们在纽约办了一场幻灯演讲，让美国人一睹中国志愿军的风貌。李兆良、徐祁莲和几家中外报社先后撰文介绍此书。2004年美国《科学与社会》（Science&Society）杂志出版“西班牙内战”专辑，刊登了我们的论文《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者：一个报告》。2006年在西班牙萨拉曼卡（Salamanca）举行的国际志愿军参战七十周年纪念会上，我们发表了《参加西班牙内战国际志愿军的亚洲人》。2009年初北京塞万提斯学院（Insfituto Cervantes de Pekin）邀请我们到北京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研讨会，会议主持人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教授Laureano Ramirlez Bellerin推介我们这本书，并且透露已经开始翻译西班牙语的计划。西班牙的《先锋报》（La Vanguardia）、埃菲通讯社和新华网等媒体都有专题报道。同年年底西班牙的亚洲之家（Casa Asia）邀请我们到巴塞罗那演讲，并且安排了整天的媒体访问，经由《国家报》（E／Pais）、《先锋报》、AVUI等媒体报道，中国志愿军的故事便在西班牙流传开来。2011年幸运悄悄来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看到网站上徐祁莲教授写的书评后，找到了我们去参加她召集的座谈会“中国与西班牙，1936—1939：罗伯特·卡帕与全球人民阵线”。刘禾希望我们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于是建议与会评论家鲍昆接洽，不久便获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肯。我们衷心地感谢鲍昆、刘禾和徐祁莲，因为他们的关心和努力，使得大陆读者能够分享这本书。我们很高兴刘禾教授在执教繁忙中拨冗为简体版写序，在此深表谢意。我们还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曹凌志和北京一石文化马健全、王虎的编辑工作，使得出版圆满完成。

2012年3月

写这本书不知不觉前后已经超过了十年。虽然我们两人只是利用业余的时间来做这个研究，但是如果当初知道需要花这么长久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勇气抓住这个题目去探究，还真的不敢说。

当初被几个中国人为了西班牙这个陌生国度的自由，而甘愿献出自己的青春与性命的故事给迷着了。他们是谁呢？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做呢？却发现居然找不到关于他们的记载，于是，我们就上路寻找去了。

路上我们遇见了许多人，其中一个是碧眼金发的美国人， 叫梅根（Megan cogswell）。她说西班牙对她有着无比的吸引力。1973年大学毕业后，她就一个人跑去西班牙，这个斗牛的国度曾经使她的父亲在1937年放弃一切，前去参加西班牙内战。究竟是什么东西那样吸引她的父亲？她渴望能够在西班牙亲身感应到。

在西班牙她找到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学生是一位比她大七岁的年轻律师。有一天她去他的律师事务所上课，学生说太累了，今天不上课，她说那么改天再补课吧。哪知学生说：“不，我们随便谈谈吧。”谈什么呢？话题居然谈到西班牙！

梅根说，他们彼此小心翼翼地谈这个题目，像是在下一盘棋，仔细揣摩对方，然后才接腔下去。

“一个破碎的国家。”律师说。

梅根用心听着，不知他说的真正是什么意思。

“我的父亲心碎了。”律师接着说。

梅根小心问道：“你的父亲为什么心碎呢？”

“从1939那年，我的父亲就心碎了。”

1939年，不正是西班牙共和国战败在佛朗哥的那年！梅根一怔，大胆地说：“我想我的父亲认得你的父亲。”

年轻的律师开始哭起来，嘤嘤地说：“这样的英雄！”

梅根猜对了，律师的父亲和她的父亲，当年都是为了护卫西班牙共和国而战。三十多年来，在佛朗哥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他无法，也不能向自己的同胞流露这隐藏在心底的哀痛，是梅根这异国的善良，使他掀开秘密的一角，却惊异于梅根的父亲是一名参加过西班牙阿．战的国际志愿军，是他心灵崇拜的英雄！ ’

纳瓦罗也是一位西班牙青年，因为参加反佛朗哥的地下组织，60年代不得不逃亡海外。他刚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当年去西班牙参战的美国志愿军。几个礼拜后，他终于找到第一个战士约翰。他惊讶地发现约翰眼里充满了压抑的恐惧，像极了他在西班牙地下工作的同志的眼神，他不知道那是50年代麦卡锡政治迫害的印记。约翰对他显得冷漠，而且很不自在，一直追问他为什么要来见他。经过几个晚上的交谈，约翰终于紧紧抱住眼前这个西班牙青年。

纳瓦罗没有忘记在西班牙的一个寒冬，他的父母要他保证：永远永远不要忘记从异国前来帮助我们作战的兄弟姐妹。并且庄严地跟他说：“将来不论如何，我们将永远敞开我们的家门，和国际志愿军的兄弟姐妹分享我们家中的一切。”

如果纳瓦罗知道有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他也一定会热情地伸出他的臂膀，像亲人一样把他们搂在怀里。同样地，如果那位年轻的律师知道有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他也一定会喜泣唤道：“我的英雄！”

然而中国志愿军早已消逝人间，连同他们在西班牙的经历。我们走遍了三大洲，去各地聆听古稀战士回忆他们中国战友的点滴，去寻访中国战士的亲友，去翻掘中国战士的资料，才拼凑出十三位中国战士残缺的面貌。虽然明知他们早已作古，可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毕道文医生在政变中丧生的传闻时，竟伤心地流下泪来。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战士恐怕不只这十四位。在我们收集的外国资料里，还有一些零星的关于中国护士、中国伤兵、中国战士的记载、诗篇和照片，却无法找出他们的姓名。究竟有多少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呢？有一说是“近百佘人”，然而比较中肯的数字恐怕是1939年《新中华报》编者写的“数十人”。期望以后能够有人继续挖掘下去。

在寻找中国志愿军的资料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其他的亚洲人——菲律宾、日本、印度、越南和印尼人，也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其中数日本战士白井的资料最丰富，在日本还有两本他的传记，但是关于其他的亚洲战士，几乎没有什么记载，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我们在这本书里只列出他们的名字和简介，希望以后有人能够研究这个题目，使他们的历史能够活现出来。

对于许多国际志愿军，西班牙不是他们生命中的变奏，而是他们一贯的生命脉搏。譬如毕道文，还有十几位外籍医生，他们参加西班牙内战后，便志愿去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等到毕道文终于返回印尼，他合弃了公家分发的汽车洋房，每天一身布衣，像街坊的一般贩夫走卒，骑着脚踏车去麻风病院看病人。譬如像纳尔逊这些美国老战士，他们在美国民权运动、反越战、反核武、支援中南美的运动里，都是让人刮目相看的老兵。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这么活着呢？

有一回，我们在巴黎跟一位当年也去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波兰医生欧斯勒聊天，他正在研究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四百多位医生，书已经写得差不多了，话题谈到这些医生，包括他在内，为什么当年会去西班牙参战。欧斯勒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总有一些人，他们不能满足于日常生活，即使那是丰衣足食的生活，他们内心有一种渴望，想追求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使他们甘愿做出被人们认为是合己利他的行为。譬如史怀哲，他跑到非洲去行医；譬如现在的“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Border‘s），他们专门去最危险最痛苦的地方去救人，像索马里、波斯尼亚、科索沃……这些地方，明知炮火的危险、病毒的传赧惨淡的生存环境，他们还是执意地去了，，不要求任何的报偿。欧斯勒说，其实那些人是为了自己，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饥渴而去的。

突然，欧斯勒把话锋一转，问我们：“那你们为什么去寻找中国志愿军的历史呢？”我愣住了，然后不解地说：“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就问过我们这个问题。”那年是1 991年。当时我们答复过他，显然他并不满意，八年后他还是问着同样的问题。

“也许我们也是为自己而做吧。”望着欧斯勒，我终于这么说。的确，我们想探视他们攀登精神高峰的神秘力量，使我们分享世间任何物质也不能给我们带来的鼓舞与生命的意义，使我们在现世涌现的昏暗中，没有理由颓丧绝望，要像他们一样，无惧于任何挑战。

1999年12月12日，就在这本书写到尾声时，悲哀的太阳沉落在波罗的海的海平线下。德国志愿军白乐夫医生在他九十三岁生日当天离开了人间。

在这十几年当中，许多接受我们访问的国际志愿军，相继病老去世。白乐夫医生算是高寿的，也是我心爱的朋友。我无法忘记六十年前他是怎样从西班牙战场赶去中国，参加抗日战争。我完全了解西班牙青年纳瓦罗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拥抱美国志愿军，因为我也曾经是这样激动地拥抱白乐夫医生。

白乐夫医生走了，可是就像比他早走的国际志愿军一样，他的心却留在人间。讣文上这样写道：“献金请交给cuba si，为古巴儿童买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