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来编著的这本《百年火车》以火车为主线，采用多视角的讲述方式讲述了百年火车的故事。书中知识体系庞大，内容涉猎广泛，但不失严谨，尤其对历史史实的考证凸显了作者深厚的功底。

书中故事大气磅礴，引人入胜，贯穿百年历史，带读者领略先人的智慧与铁道的风采！

《百年火车》是诗人、小说家、独立学者北来创作的文集。内含文论、散文、小说、书评等形式，讲述了火车的百年历史变迁，以及在百年的变迁中火车对生活、情感、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的影响。经作者考证，《百年火车》还原了诸多关于火车、铁路的历史真相。

第一辑

 北京宣武门外：中国第一条铁路始末

 吴淞铁路迷魂阵：还原中国第一条营业铁路

 唐胥铁路：中国历史上真有过马车铁路吗？

 慈禧太后的火车

 中国铁路史源头：皇室烟云或慈禧

 颠覆大清的川汉铁路

 鲁迅坐火车

 民国时期的成渝铁路

 成都火车站的前世今身

 小时候的火车站

 成都铁路上的老房子

第二辑

 抵达铁路

 穿越禁区的成昆铁路

 一条铁路的夏天①

 大滑坡

 一条铁路的夏天②

 成昆铁路大隧道

 高山落石

 一条铁路的夏天③

 世界级石拱桥

 成昆铁路的翅膀

 泥石流大袭击

 泥石流杀死第三座桥

 一条铁路的夏天④

 成昆铁路沿途秘境

 夜行列车

第三辑

 丹麦，安徒生的火车

 英国火车与作家

 法国火车与作家

 德国火车与作家

 远去的火车头

 超乎想象的铁路信号

 望见铁路信号

 世界铁路桥：跨越之快乐

 中国铁路桥，什么情况？

 一个人的守车

纵然新的解读与新的发现，在很多方面已把过去的结论覆盖，但即便在今天，我们要简单说出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仍要踌躇再三。因为依照有些人的说法，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似乎共有三条：吴淞铁路是第一条洋人擅筑的营业铁路，唐胥铁路是中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另有一条是英国商人杜兰德筑造的广告铁路。

然而，不管怎样，以时间先后而论，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条铁路无疑是1865年7月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筑造的一华里小铁路。尽管以往的看法认为它够不上一条完整意义上的铁路，因而相关的历史记载也极少，但这条铁路毕竟存在过，震撼过，不仅加深了中国人对铁路最初的神秘感，而且铺筑起来并非易事，也非一时心血来潮，当是中国铁路之始。

之前的几十年中，英法两国不断攻占中国西南边境邻国后，就已准备再插入云南，打开中国的后大门。到1858年4月10日，英国驻印度退休军官理查德·斯普莱大尉在给英国政府外交大臣马尔梅斯伯利勋爵的信中说：“阁下，我们将来对华贸易上的敌人，正在某一处设法进入中国内地，这处地方是我们的商业永远不能到达的……”因而提出修一条从缅甸仰光，沿萨尔温江到达云南思茅的铁路，引起朝野不休争论，史称“斯普莱路”。争论到1862年，英属殖民地印度新任总督詹姆斯·布鲁斯——此人即文献中所译的伊利近，或额尔金伯爵，1860年曾作为英国谈判代表、全权公使随军至北京谈判，为报复随行的外交使员被虐杀，下令焚毁圆明园——又提出修一条由仰光沿伊洛瓦底江，经八莫到腾越（今腾冲）、大理的铁路，被谓之“八莫路”，引起英国更大的反响。

在中国西南边境建铁路，论证和勘测将是长期未卜的，却唤醒了东南沿海的洋人。

至1863年7月，英美洋枪队帮助清廷即将拿下被太平军占领的苏州，27家驻沪外国商行和英美法领事趁势请求钦差大臣李鸿章和上海道准修苏州到上海的铁路，皆被拒绝；同年秋，“八莫路”设计者布鲁斯52岁命归西天，英国驻华协和洋行从印度清来54岁的英国工程师麦克唐纳·斯蒂文森，研究中国铁路，上奏朝廷又一个计划，劝清政府以汉口为中心铺筑几条铁路，并于次年出版《中国铁路》一书。杳无回音之下，极有可能受指使的杜兰德才出资出面，在宣武门外直接铺了真正的铁路，“以小汽车驰其上，迅即如飞”，好让朝廷眼见为实。但小蒸汽机头拉着几节车厢吼叫着跑了几天，“京师人诧所未闻，劾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结果被步军统领以“见者诧骇，遥逐纷起”下令拆除，才“群疑始息”。

记述杜兰德火车的李岳瑞，曾为朝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书事务官员，熟悉国故朝典。后人仅从他几十年后初版的书中能了解些许情形，但已难想见其时，见了火车惊诧害怕的京师人当中是否也有朝廷官员，又有什么谣言纷纷而起，也难以理喻像李鸿章那样的人后来谈及此事时何以说“前此铁路一里，轰动都人”，却能想起杜兰德火车现身之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英法联军攻打京城刚过5年，此一战又正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和扩大，非但禁烟未如愿，反使中外交恶，禁烟钦差大臣林则徐被革职，进而使英国倾销鸦片合法化。而这一回，拆一条铁路的命令，需要出自步军统领——官从一品，由皇帝破格特命满洲亲信大臣兼任，掌管京城九门钥匙、白塔信炮，统帅八旗步军及巡捕营将弁上万人，专司查稽盗贼，维护京师治安——必定花去不少时间，确定杜兰德之举是否英国国家行为，以免重蹈覆辙，可见情形之谨慎。

杜兰德铁路虽被拆除，同年至后两年，上海的洋商、烟台的英商、乃至驻华英国公使阿礼国，仍接二连三交涉修筑铁路事宜。同时，朝廷命官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使馆参赞威妥玛又先后递交《局外旁观论》、《新议论略》，以开导清廷。清廷虽然不会知道英国“开发东方帝国的政策，以新辟的道路和交通来代替旧时的战争和吞并领土的政策，成为我国越来越明显的真正的政策”，但这些用心，不可能奏效，尤其是英国人的角色更容易事与愿违。因为，到了国与国之间，到了国家情感的层面，朝廷抵制的真正的原因已不只是谨慎，还必有朝廷没齿不忘的1860年夏，英法联军兵临京城，清王朝丧权失关，军破城丢，咸丰帝一行被迫逃往热河行宫，皇宫圆明园被焚抢；至次年，咸丰死，子即位，生母慈禧太后痛杀顾命八大臣，改年号I司治，26岁起垂帘听政——这些被洋人所逼的一桩桩的祸事才过去，不可能再让洋人的火车在中国跑起来。

其时，朝廷或民间所知的火车在中国古籍上就早有记载，即古人打仗攻城的战车：以两轮车，车厢中设炉，上施镬，满盛油，炽炭火，烧令沸，四面积薪，推至城门楼下，纵火而去，若敌以水灭之，则油得水其焰益高，可燔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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