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的风水，日本的京都
鉴真的到来，将唐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使得日本对大唐的崇拜之情上升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并非夸张。
之前就说过，在孝谦上皇摄政时代，朝廷曾经把所有的官制都一一对照，并起了相应的中国名(唐名)，其实据说当时还有人提出不但官位要用唐名，最好人名也改成唐式的，好在女皇大人冰雪圣明，当场就给驳回了，不然用不了多久，整个平城京里头就该遍地走着李家的人了。
改名还只是其一，接下来说其二。
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十月二十二日，桓武天皇下令迁都，把京城从平城京搬到了山背国北部的葛野，然后把山背国改名为山城国，接着又将葛野改称平安京。
著名的“平安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
山城国就是今天的京都府，平安京大致就是现在的京都市。
就这座城市的本身而言，堪称是唐文化，尤其是唐代建筑文化在日本的极致体现。
平安京的内部规划构造严格仿造了中国的长安城和洛阳城：西侧仿长安，东侧仿洛阳，基本上就是两城的等比例仿照版。不过后来西侧废弃，因此实际上的主要市街只剩下了东侧的洛阳部分，故而人称小洛阳，在古时候的日本，去京都也被叫做“上洛”。
直至今日，“洛”仍是京都的简称，那里不但有“洛阳交运”“洛阳堂”，还有一家名为“洛阳工业高校”的学校，著名影片《御法度》(北野武主演)的导演大岛渚，正是毕业于此。
不过当时日本大都市规划仿唐并非稀罕事，几乎可算得上是惯例，国家首都更是如此。但关键在于，自打迁都平安京，在此之后的整整一千余年里，日本的首都都不曾挪过地方，不管国家闹腾得多厉害，京城永远是这一亩三分地，天打雷劈海枯石烂也不动摇。
为什么？
我们在上一本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日本历史的大致进程，也知道日本古代的主要政治中心要么在九州，要么在奈良，最次也在大阪，京都一带在那个时代尚属待开发地区，平安京所在的那个位置更是一片荒芜，堪称不毛之地，可为什么桓武天皇偏偏就要在那里建都呢？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平安时代之前日本的首都一直在变，迁都从来就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儿，但不管迁到哪，首都就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这一点却从未改变。而平安时代之后，虽然日本的首都被定格在了京都长达～千年，可国家的政治中心却并非一千年不变地都在那儿，比如丰臣时代的政治中心在大阪，德川时代在江户，等等。至于京都这个地方，到了后来纯粹就成了皇城，只是一个供天皇居住的地方，虽然那地方因为半仙天皇的存在，仍然是国家的首都，并且颇具神圣性，但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在那个天皇沦为象征乃至傀儡的岁月里，堂堂一国首都却不再是政治中心了，甚至几乎和国政都失了缘。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都这样了为什么还不迁都？
从历史经验来看，“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勾当很明显是应该把天子挟在身边才好掌控，可后世的众多日本实权统治者，既没有自己跑去京都执政的打算，也似乎并不准备让天皇迁都到镰仓或是江户(当然天皇本身也不肯)，这又是为什么？
换句话讲就是，为什么古代日本人在国都方面会如此执著于京都这个地方？
个中的理由，说得铿锵一点，是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说得玄乎一点，是因为那地方的风水好。
但不管怎么说，平安京的脱颖而出都和中国文化有关。
桓武天皇迁都的原因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是光仁天皇的儿子，也是天智天皇的曾孙，不过在他继位之后，天智一族的力量已经非常薄弱了。虽然他贵为天子，可当时整个平城京乃至整个大和国(今奈良县)里都没几个肯听他的，各路豪族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对中央朝廷置若罔闻，一副无所谓有无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天皇就想到了搬家，预备换一个环境再换一套班子。 新都城的地点一开始被选在了山背国的长冈，也就是今天的京都府的向日市附近。那地方算是当时山背国那一片里头最繁华的了，从延历三年(公元784年)开始，秦氏一族就奉了天皇的旨意，在那里搞开发。
本来迁都长冈这事儿已然是定了，连长冈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长冈京，可就在桓武天皇都开始收拾细软准备开路的当口，意外发生了。
简单说来就是在搬家前大和国发生了一场地震，接着周围又出现了饥荒，遍地饿殍都还没来得及埋下去，滔滔洪水又席卷而来，等到洪水退下，大伙都以为灾难到此为止，谁知道瘟疫又蔓延了开来。
和瘟疫一起四散的还有谣言，整个奈良国上到朝堂下至江湖，都流传着诸如天皇失德，没资格当天子之类的说法，一时间人心惶惶。于是桓武天皇当然就吃不消了，众所周知，日本的天皇主要是以“神威、神德、神道、神迹”服众，结果现在却弄得天怒人怨，如果不想办法来弥补的话那肯定要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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