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医药学遗产和戏曲遗产的整理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个是蓬蓬勃勃，一个是万紫千红。历史遗产的其他方面，如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化学、建筑、机械、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文学、哲学等等的整理工作，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祖国史学有长期的历史，有浩瀚的典籍，它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但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注意一下。
我认为，在努力开拓史学工作的新园地、提高不断耕耘的质量的同时，适当地分出一些力量来研究史学遗产，对于发展我们的新史学是有意义的。我想，这至少可以得到下列的几种好处。
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
自殷商“有册有典”以后，国史的编修大权主要是掌握在奴隶主国家和封建主国家的手里。在封建时代里，官史没有不咒骂农民起义的，没有不把对农民的镇压写成神圣的“正义”行动的，而又往往把官兵对老百姓的残杀掳掠写在起义农民的账上。改朝换代了，回护本朝的短和夸大前朝的罪恶和错误，这就成了新修史书的一个政治任务。如果在封建割据的时期，不同割据集团的史书就会互相对骂起来。
也有进步的或有进步倾向的史学家写出了触犯统治集团利益的东西，他这个人或他的这部书就要倒霉了。司马迁揭了封建统治者的疮疤，他的《史记》就不如班固的《汉书》在当时易于流传。东晋的孙盛写了一部《晋阳秋》，揭了桓温的底，触怒了这个当权的人物，他不得不另抄一个副本寄存辽东以防书稿的毁灭。清初的庄廷钱案是一个有名的历史书狱。只因触犯了清廷，庄氏的墓被发掘，他的尸骨被烧成灰，他的父亲、兄弟和侄儿，编书、刻书、卖书和其他被牵连的，共有七十多个人被砍了头。
一切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受作者历史观的支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总可以从不同的阶级利益上得到解释。但历史观在反映阶级利益的时候，往往是错综曲折，不一定明显确切。再加上史学传统的继承性，就使我们对于史学遗产进行阶级分析的工作更加复杂化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研究史学遗产才更有意义，才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史学在现实斗争中的具体特点。
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
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有它的不同的特点。先秦的历史著录，如甲骨卜辞、钟鼎文字、《尚书》、《春秋》、《竹书纪年》、《世本》等，表达的形式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纪王公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单篇，就是连续的片断。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体的撰述较多，后汉史有十一家，晋史有十二家。而名人传记可考者近二百家，姓氏书有七八十种。唐中叶以后，大部头的通史相继出现。清代是考据多，地理书多，注释辑补改作旧史的书多。为什么在不同时期有这样不同的特点?这一定有它们的规律。
中国史学史上还出现这样一个传统：在中国历史遇到一定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春秋战国之际，《春秋》这部书写成了，总结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汉在武帝时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统一，司马迁写出了一百三十卷的《史记》，总结了自传说中的黄帝以至武帝时的历史。唐代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有了较多变动的时期，刘知几写了《史通》，总结了前人编写历史的、经验，而杜佑写了《通典》，总结了唐中叶以前的典章制度。北宋结束了五代的纷争，司马光主编了到五代为止的《资治通鉴》。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都是中国政治史上很大的变局，马端临编撰了《文献通考》，王夫之写了《读通鉴论》、《宋论》，顾炎武编撰了《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写了《明夷待访录》。这样的传统也不能单从形式上来考察，它也必然有跟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相结合的具体规律。
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史学一方面受所处时期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接受前代传统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中国史学在悠久时期里又是独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规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研究史学遗产，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论意义。P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