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导演中，张艺谋是最有争议的一个，如果客气一点的话，算之一，不客气的话，就是最。他不断被解读，从开始的推崇版解读，到后来的夹杂着怀疑、讽刺的符号化解读，也许都是误读的不同版本而已。

这么多年来，他其实并不沉默。在电影宣传期他会频繁接受采访，他说的话也并不是套话，有内容，有锋芒。但是碎片化的记录，加上强烈风格化的作品，捏出来一个标签化的张艺谋。对于张艺谋的印象，仿佛早已准备好各种态度套餐以供选择。

也许我们也可以选择，听听他完整地说一段。方希撰文的《张艺谋的作业》提供了一个侧耳细听和侧身观察的视角，提供一个微妙的距离，也许你会看到多少有点陌生的张艺谋，看到造就他的那个时代和命运这条神奇的绳索，不知道绳索的另一端会捏在谁的手里。

方希撰文的《张艺谋的作业》是张艺谋的第一部图书作品，记录了张艺谋的影像记忆。他在陕西省咸阳市国棉八厂前纺车间做辅助工时，开始自学摄影，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上学，摄影变成了他的专业，直至当上电影导演，包括导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他向世界表达、和世界沟通的方式，要么是照片，要么是电影，要么是演出，都脱离不了影像。他的成长、痛苦和狂喜，都跟影像有关。

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导演，一个标志性的电影人。《张艺谋的作业》记录了“俗不可耐”的梦想、不可思议的偶然、难以言说的命运、不加掩饰的坦言。

这是一份影像工作者的作业。

序

引言

作业

跋

和张艺谋同期进厂的有800名青工，但他武能刷标语，文能刻钢板，灵巧的黑板报也不在话下，加上还有照相的技术，逐渐和其他三位也同样有文体特长的男工脱颖而出，并称为国棉八厂四大才子。这四个人在四五千人的厂里知名度很高。那时候的张艺谋，应该是城镇青年的优秀代表，纺织女工的梦中情人吧。

其他三大才子各有所长。滑尔刚，美男子，魁梧高大，歌唱得好，擅长羽毛球。吉安庆和张艺谋有点像，除了不会照相，能画画，能写字儿。吉安庆从个别角度看起来像阿尔巴尼亚人——那会儿国人也没见过几个活的外国人，见得最多的白人就是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男主角。吉安庆画的是正经油画、水粉，偏艺术气质，张艺谋擅长画人民铁拳打倒四人帮，画大专栏，偏工具气质。要在今天看，吉安庆的人气应该高于张艺谋，不过那时候，工具的价值也许更大一些。刘梦榛也擅长篮球，父亲是西北医学院皮肤科的教授，有这点渊源，刘梦榛也能看点儿病，在医务所工作。这三大才子后来都成了张艺谋考电影学院时做人像摄影作品的模特，美男子滑尔刚牺牲色相扮演了被俘的英雄，吉安庆贡献了一只胳膊充当坏人的代表，还捐出了那时候特别流行的海魂衫做道具——纯洁的工业童话时代，工作和生活交际圈基本一致，工友之间的情谊，亲如兄弟，不分彼此。

张艺谋在较早的一次提起自己的过去曾经说过，自己是“国棉八厂四大才子之首”，后来再次提到这段，停下挥舞的胳膊，改变了主意：“你可别说我是四大才子之首，要不人家三大才子该不高兴了。”

上世纪70年代的工厂，气氛和今天迥然不同，没有利润要求，没有竞争，一切按计划生产。工厂把人的吃喝拉撒睡全管遍了，还张罗各种文体活动，是政治要求，也能愉悦身心，保媒拉纤。张艺谋是车间的宣传员，这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溜出生产第一线。只要在车间里瞟见厂宣传科的人，张艺谋就暗喜。运气好，碰到咸阳市工厂组织的篮球赛，能训练三个月，发鞋、发衣服、发补贴。遇见系统内办大型展览的，那就是张艺谋的嘉年华。

大型展览的好处在于，张艺谋可以借此和系统内的美术专业人士厮混。有个叫杨庚绪的美院高材生是办展览的主力。张艺谋心中有首歌，歌词大意是，跟着老杨办展览，那是傍大款。轻纺系统有大量的美术人才，他们集中在织布、纺纱、印染工艺室做图案设计，多是美院和工艺美院的大学生、美院附中毕业的高中生和中专生。“1966年以前的美院和附中毕业生水平非常高，”张艺谋说，“我也是跟着他们才长了见识。七四年七五年之后，我才开始真正接触油画、国画、水粉，以前只见到红卫兵大专栏，跟着美术专业人士偷偷看些名画，受了点儿熏染。”就算是业余的里头也藏龙卧虎，厂里有一个叫吴德功的，他摹过列维坦名画《深渊旁》，画得非常好，极有才华，张艺谋看了很震动。

氛围是重要的，张艺谋学画画是从努力争当工具开始的，跟着别人看了真正的美术作品，知道自己那两把刷子差太远。几年下来，这些人给张艺谋的提点，美学知识有了点基础。“一个工人，什么都是业余的，没有一个氛围的熏陶，你不能建立一个价值评价体系，这个画好不好，好在哪儿，你根本不懂。”

这段经历对张艺谋影响很深：“直到今天，我这半瓶子，其实都不算半瓶子，就一瓶底儿粗浅的美学知识，仍旧发挥着功用。我自己的体会是，拍电影的时候，你其实也不需要对美学了解那么透，你知道了粗浅的基础性的东西，就可以举一反三。比如对于国画、水粉、水彩、油画、素描，对点线面这些美学常识，我就那么几年粗浅的了解，在你的判断体系和价值取向都有的前提下，在你对呈现的介质有深入理解的前提下，你就有了支点，在深度和广度上，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效果。当然，如果你要拍一个画家的电影，还是不够的，需要做更深入的功课。坦白说，后来上北京电影学院，从专业上来讲，大学学的东西没有我在工厂跟那些人学的东西多。大学里真正关于摄影构图、摄影用光、中外美术分析的课程也就是点到为止，反倒是在工厂这些完全不知道未来用得上的学习，如饥似渴的学习，勤奋的反复磨炼，更为扎实。”

张艺谋有些模仿国画意境的摄影，就来自那个时期的影响。《中华神奕春来时》拍摄于1978年4月，上电影学院之前。取名生硬，带点儿不太通透的文采。上面的毛笔字是照片洗好以后写的，章是拿小狼毫用水粉画的。“这名儿够假模假式的，装文青。”张艺谋现在看也别扭。

字儿张艺谋也练过，“那时候自己借一些字帖来练。还弄过素描，整过水粉，试过油画，行草篆隶，啥都练过，啥都没练成。我现在还记得大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怎么写”。他拿张纸划拉起来，写到“毛”字，“忘了”，他说。丢开笔。“我现在悬肘写字没问题，架子在，造型好，就是字儿差。有时候去些地方，冷不丁人家案子铺开，要让你留个‘墨宝’，我就哆嗦了。我这字儿，写可以写，上不了台面儿。”

跟着美术人才混，张艺谋也有让人高看的地方。一是他爱学的那份诚恳，一是他摄影的专长——至少他们不会。有一次张艺谋去工艺室，桌上摆了一盆文竹。他觉得有意思，跟人打个招呼带回去了。在家弄了个一百瓦灯泡做逆光，后面拿白纸一垫，拍了剪影，错位放大，再有一个阴影出来，这就是《青竹》。照片放出来，写上毛笔字，画好章，还文竹的时候一起给人看。虽然之前不少人都看过张艺谋的照片，也很赞赏，这次不同，一盆不起眼的文竹，在他的捣鼓下成了一幅具有中国画意蕴的摄影作品，变魔术一样。

“好多人因为这个原因高看我，虽然我是业余的，他们更专业，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小子还行。”田钧是印染厂工艺室的，进厂前，他是西安美院附中的学生。他对这幅《青竹》大加赞赏。如果没有他给张艺谋的建议，张艺谋连北京电影学院都没听说过，更谈不上进入这所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大学。张艺谋说：“我这命里尽有贵人相助，就我自己，弄不成。”

P31-37

2010年底，要拍《金陵十三钗》，将在南京待半年多。出发前的几天，我都在整理东西，意外发现几十年前拍的照片。正巧两位作家肖克凡、周晓枫在，便拿给他们看，不免感叹一番。不料两位作家更为感慨，建议我干脆为这些照片出本书。

出书？吓我一跳！从没想过自己要出书，观念中，那总是跟“树碑立传”之类的联系起来。外面流传的许多关于我的“书”，都不是我写的，充其量是访谈的汇集，还有一些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我，对“书”和“作家”这类名词是充满敬畏的，很仰视，不敢做非分之想。

坦白说，我又很受诱惑，这些照片都发黄了，再搬一次家搞不好就弄丢了，成了书，当然会非常体面地保存下来，我第一次动了心。

之所以想保存这些照片，并不是怀旧和自恋，而是它们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也许是人生中某个时机的契合，那是许许多多挣扎和徒劳中一个最意外的结果，无法设计和捕捉。我不能解释“梦想”这个词，虽然我们常常拿它来造美丽的句子。对我来讲，梦想曾经是：能不能有个好出身，能不能大吃一顿肉，能不能不上夜班，能不能去陕西画报社……它是非常入世、非常具体的，甚至俗不可耐，是我生活的各个阶段中非常现实的想法。

这些照片都是我“梦想”的记忆，幸亏我学的是摄影，还有影像为证，许多人的梦想恐怕连影子都找不着了。

感谢方希和周晓枫，她们用合适的方式打消我的顾虑，使我免于遣词造句以及自我标榜的尴尬，我只是说话就行了。因为职业，说话我还行。

我很同意“作业”这个说法，人生在世，都有一份作业。

如果不是去参加过几次张艺谋电影的剧本讨论会，不是面对面跟他有过接触，旁观过他和别人的交流，大概我对张艺谋的印象，会和很多人差不多。张艺谋的电影，有些我喜欢，有些不喜欢，有些很厌恶。除了电影之外，总有或多或少的信息、八卦、评价，会影响对电影背后的人的看法。

我也会觉得，他是不是太自大？觉得拿个什么东西出来，都会有人排着队欢呼叫好；他是不是个贪婪的机会主义者？投机心太重，什么热闹来什么，什么都想要；他是不是太世故？从来没有听过他对同行的点评，要么是他做超然状，要么是他觉得别人跟他不在一个层面？他是不是太傲慢？还有，他是不是太土？根子里并没有深邃的思考，冷静的批判——如同很多人一样，对于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评判和揣测，并不以自己是否具备类似品格和能力为标准，你只会觉得，他应该具备，否则他就配不上他的名声。

后来发现，他并不像各种八卦信息和深刻评论糅合出来的那样。他诚恳、清醒、坦荡。他对于批评，包括面对面批评坦然接受。他对自己问题的剖析，无情、精准。有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年轻影评人，对他提出修改意见和推介影片，他会直接表达：“听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自己没看过多少电影。”他反刍这些意见时，管那位年轻人叫“那位爷”——“爷”这种尊称里表达的敬意，北方人能心领神会。

再就是他的勤奋、刻苦、极度自律。我是70年代生人，也有着和陈丹青这些老知青相近的倾向，我认同下狠力气干事的人。一个人每天保持旺盛的精力，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看小说、选剧本、搞创意、弄研讨、做功课，几乎从不间断。敢问谁能做得到？不管你是不是从事电影这个行业。

张艺谋老说，电影是拍给年轻人看的，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看到这样一个人，如此虔诚地面对热爱的行业，不断锤炼自己的手艺，顽强地求生存，磨砺意志和忍耐力，会不会觉得，少了一些潇洒，缺了一点酷？或许也可能觉得，这是另一种特立独行、并不轻飘的酷。张艺谋当真当得起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至于他的作品是否受欢迎，是否让具体某个人或某群人喜欢，另说。他的标杆性已经存在，无法忽视。

在创意这个环节，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创造力和反应能力，半点做不得假。每个人的工作习惯和状态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很深刻，苦思冥想来篇文章，字斟句酌弄点声张，到创意会上，也就是“你说怎么办”的时候，很容易被打哑。张艺谋有层出不穷的创意，很多东西让人耳目一新，叫好声未停，又被他自己推翻，再来——逼干榨尽最后一点想象空间。陈丹青说，他比电视上采访时聪明得多，大概也有这个因素。

谈话过程中，张艺谋很专注，他面对正在做的任何事，都有这种专注。他会尽量挖掘记忆和感受，从没有闲散和漫不经心，他不断观察你感兴趣的内容，争取在这个部分多讲一些。我们讨论书的做法，在有些问题一时谈不清楚时，也会发现他轻微的不耐，但这被他良好的教养迅速掩盖。

张艺谋说：“你随便写，明枪暗箭，直指人心。多尖锐都不怕。”他不是在表现宽宏，是在让我放心，他不会干预写作过程。

不过我也无法采用他所假设的这种张扬的方式，我并不讨厌他，他也没有任何事例让我觉得可以发挥一下刻薄，故意作态反而会有轻浮的文风，让书中的描述减少了可信度。这本书的主角是张艺谋，不是我，我侧耳聆听，更侧身观察，希望能给读者一点冷静的事实，一点拉开距离的旁观视角。煽情不必，所以也没有。

所有成名成腕的人，其实都像一张画，只是上面贴满了宣传广告和大字报。左一层右一层，厚得像鞋底。画还没完成，还有笔触的添加，甚至底色的修正，不过外人看过去，还是满眼的宣传广告和大字报——有歌颂，有批判，画本身什么样，倒在其次了。我希望，这本书能撩开一个角，让有兴趣的人看到一点真画。

也许有人怀疑，我看到的也是假画。不过我想，首先，我并不是个狂热崇拜他的文艺青年，不至于天真到失去对人的判断，更不至于受宠若惊到影响我的观察；其次，张艺谋没那么多瞎功夫逗看客玩，非要精心摆个POSE，每天上浓妆，给自己刷点儿门面。他自己的正事儿还忙不过来。

从选材上，首选是新材料，比如书里的大量照片和他的影像发展逻辑；如果不是新材料，尽量多点新细节、新线索，比如他传奇的家族故事，以及开幕式时他的真实状态；如果也不是新细节，那就多点新观点、新表达，比如对电影节和地下电影的分析和评点。就算如此，张艺谋还是旧的。如果他每次回忆的历史都不一样，那他也就是个骗子了。

对于一个被定义、被描述、被归类、被评价的人来说，喧嚣的底层也有一些被沉默的声音，包括主角本身，不是没有说话，而是声音被淹没。还有一些，可能是真正喜欢这个人的人群，他们只顾默默喜欢，并不发言参与争论。我希望我老老实实地观察和记录、查证资料，能够对得起你们的购买和阅读——看盗版的就算了，你们不在我的敬意范围之内。

有人问我，书里有八卦爆料吗？会说他的情感问题吗？确实没有。几十年了，还在嚼这条蛆，就算再嚼二十年，它也出不来红烧肥肠的味儿。

鉴于张艺谋在写作过程中的尊重，我不得不说诚恳地说句套话——请放心，如果他一开始就控制这本书的写法和内容，我一定不会这么大方——书中的错误，包括写得如何不合您的口味，这是我个人的责任，跟张艺谋无关。如果您说张艺谋所有的事您都清楚，您还有多少多少未经公布的独家内容，那么恭喜您，您有可能获得长脚的百科全书之无所不知奖，请您写出来，任人观赏。只要您说的是真的，都有趣。

感谢周晓枫，感谢为这本书付出努力的所有写了名字和没写名字的人们。

鞠躬。侧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