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29日星期五，我正坐在一辆旅游车上向珍珠港进发，手机的铃声突然响了，调子是很逗人发笑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欢乐颂。我突然有一种不祥之兆，铃声响了几次之后，我才犹豫地接通电话。
“出事了，出大事了。”
打电话的是公司的司库Allen。
“怎么回事，Allen？”我尽可能冷静地问道，因为我不想惊动正在跟我一起度假的太太和孩子。
“实在对不起，在度假的时候打扰你，因为我不能再等了。对方的股东说他们已经拉到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选票。”
“什么？”我失声叫出来，但是马上又压低嗓门，悄悄地问道，“这怎么可能呢？”
“是的，他们是带着律师来的，要接管公司。”
这个晴天霹雳犹如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重演。就像60年前日本空军重创美国海军一样，我在此地遭到突然袭击简直是不能再更富戏剧性了。带着太太、六岁的女儿亭亭和三岁的儿子虎子到夏威夷度假之前，公司的股东为了拉票鏖战正酣。我反复统计了已知的反对票和未决票，算来算去总觉得反对派无法拉到足够的选票来推翻我们。我们的假期早就预订好了，但是因为双方之间的差距甚微，我反复地思想斗争，是否应该取消假期，万一有事可以就地解决。我经常出差，大部分时间在世界各地云游，很少跟孩子们在一起。因为经常跟家人分离而产生的内疚占了上风，使我最后还是决定去度假。登上飞往夏威夷的飞机之前，我制订了应付危机的计划以防万一。
假期还没开始就什么都不顺。我们的班机是从纽约的拉瓜地亚机场出发，我当时完全心不在焉，因为我的国际航班总是在肯尼迪机场出发，于是我就习惯性地把全家带到肯尼迪机场，根本就没有想到夏威夷是国内航班。幸好当时有一班飞往明尼阿波利斯的飞机，我们总算在那儿赶上了转飞夏威夷的班机。
我们的夏威夷假期实在使我大倒胃口。到珍珠港之前，我们先去了有名的威基基海滩。我负责三岁的虎子的安全。我在中学里是校游泳队的队员，可是我太太根本不让我在海里游泳，更不用说把虎子背在背上游了。我稍微往深水走几步她就把我叫回来，老是提醒我：
“你可别忘了Jeremy。”
她不断地提到Jeremy实在是太扫兴了，我后悔真不该选择这个海边的胜地度假。
我问Allen：“你有没有向他们要赢得拉票战的证据？”
“要了，他们只是拿出一沓签过字的选票晃了一晃。”
“你点过票数没有？”
“还没有。我们的人正在会议室里点呢。恐怕要点好久，我等不及了，所以就先给你打电话。”
“你能不能让他们等我回来再说呢？”
“好吧，我试试看。我告诉他们你在度假，他们根本不睬我。我想他们来之前就知道你正在度假。”
“Allen，请马上给我在第一班离开夏威夷的航班上订个座位，到肯尼迪、拉瓜地亚或者纽瓦克机场都行，随便哪家航空公司，什么舱位都行。我会尽快赶到纽约。”我用手挡着嘴悄悄地在电话上吩咐Allen，不想让我的太太和孩子知道，能多瞒一会儿就多瞒一会儿。
“好的，胡律师。”
尽管我自己就是律师，我还是马上给公司在纽约的律师Russel打电话商量对策。暴晒在夏威夷的酷日之下，我的汗衫湿透已贴在背上。我们的导游一路上总是说笑话，把全车人逗得前仰后合的。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既讨厌又毫无意义的杂音。每到一个景点，我的眼睛在墨镜后面杲杲地凝视着蔚蓝的海水，却视而不见。我也在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跟家人合影留念，脸上还强打着笑容，嘴里也说着“cheese”，每张照片上的我都是在打电话。我现在常常自问，我去过夏威夷吗？答案是，我当然去过的。那么夏威夷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我正在珍珠港度假的时候，他们发动了那场“政变”，时间选得实在不能再好了。
我跟Russel的电话不断地被Allen和其他惊慌失措的同事们的电话打断。我让他们尽量冷静下来，但他们还是不断地给我打电话。旅游车上跟我们一起度假的游客们开始用担心的眼光看我，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个在当地丝毫不起眼的亚洲人，居然会在太平洋当中这个宁静而悠闲、天堂般的小岛上打这么久的电话。我后悔出门时带了手机，真希望回到既没有电话、传真机，也没有国际互联网的时代去，最好连电和自来水都没有。我不断地咒骂自己，为什么在上旅游车之前没有把那个该死的电话关掉。
我的奇怪行为当然逃不过太太的眼睛。过了一两个景点之后，她把我拽到一边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哄她说公司里有些急事需要我立刻处理，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但是我的电话还是不断地响，个把钟头以后，我的手机终于没电了。旅游车到了下一个景点，我跑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用信用卡给Allen打电话。他已经为我在当天晚上飞往纽约的班机上订了座位。他还告诉我，原来支持我们的一个大股东投奔了反对派，看来是大势已去了。
我知道已经瞒不住太太。我们中午回到旅馆吃饭，我把她拖到面向威基基海滩的阳台上，随手带上门。
“亲爱的，我想我恐怕不能跟你们度假了。我马上得飞回纽约，因为公司里有一些急事需要我处理。”
“什么？”她吃惊地瞪着我，“几点的飞机？”
“三个小时以后。”
“三个小时？天哪。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大事，就是一点重要的事情。”我装得尽量冷静。
“什么事情那么重要？他们不知道你在度假吗？”
“他们知道。”
“别人不能代你处理一下吗？”
“不行。”
“你是不是不跟我们回上海去了？”
“我想恐怕不行了。”
“今天是星期五，你周末能干什么呢？”
“嗯，有一些事情需要我立即处理。”
“那你叫我怎么办啊？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有那么多行李。”
“你可以把行李放在手推车上，也不用自己提。”
“你说得倒轻巧，两个孩子在机场里到处乱跑，咱们俩都有点看不住呢。”
“非常抱歉，亲爱的，但是我非走不可。”
“那你去多久呢？几天？也许我们可以在夏威夷多待两天等你，你回来以后我们再一起去上海。”
“我也不知道要去多久。也许几天，也许几个星期。恐怕你得一个人到上海去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干？你叫我怎么跟上海家里的人说呢？”
“你就告诉他们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处理。”P1-4
自从1983年出国，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我常常回上海，现在我简直认不出我曾生活过二十年的出生地了。每天都有成排成片的旧房子被拆除，几百个建筑工地同时在施工，建造着高楼大厦。这使我既高兴又惋惜，因为我的许多老朋友已经再也找不到了。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曾有过一些艰辛的经历，有时我会专门去找一些老朋友怀旧，不幸的是，许多老朋友已经永远失去联系了。
我的慈母于2002年2月1日辞世，享年84岁。我从香港赶回上海，在医院的病床边为她送终。
“文革”后，父亲历史问题得到平反，被上海师院和华东师大返聘回去，在古籍研究室给研究生上课。1987年，父亲受普林斯顿大学邀请，赴美讲学，母亲与父亲同行，与我欢聚了九个月。
2004年4月6日家严突然仙逝，享年89岁。老人家头天晚上还在喝黄酒、吃心爱的红烧肉，第二天早上起来气急，送到医院不到一小时就毫无痛苦地平和地离开我们，也是修来的福气。在有生之年先父常有怀才不遇之感，他的遗著《胡邦彦文存》于2007年由湖南岳麓书社出版，希望能够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父亲追悼会后，我重访祖籍镇江。三公公的妹妹四姑婆婆已一百零一岁，仍然健在。三公公的长子，我的大舅丁永选陪我到南山去为三公公扫墓。镇江市政府为三公公树了一块非常醒目的石碑纪念仙老人家为镇江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碑文如下：
丁蘧卿先生捐赠文物碑记
丁瑗生于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三日，卒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字蘧卿，号所堂，镇江人。一九二。年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普通文官考试，获最优等第一名，后应民营中南银行聘任文书职，业余研究汉字源流，著《所堂字问》五十万言。病逝于上海，骨灰归里与夫人刘冠君[生于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卒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合葬。先生于一九五二年受聘为镇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三年向省立镇江图书馆捐献古籍四四四一册，一九五三年向镇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捐献古籍一一五二二册，一九六。年向镇江市博物馆捐献名家书画一三三件，特立此石以志。
镇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立
二○○一年九月
因为妻子家在昆明，我每次回昆明探亲都顺便去看望我的恩师王琨教授。他老人家为发展边疆的外语教育呕心沥血，退休后还办了一所私立英语补习学校。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7年春，老人家在2008年2月底仙逝，享年94岁。
我哥当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正教授，执教邓小平理论，2007年提前退休。他的女儿从法国里昂中央大学留学两年回国，再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两年研究院，得到中法两国的双硕士学位，现在法国的一家核电厂工作，已与法国人结婚生子。
我侄女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我还在东北的村子里务农。那时我只盼有一天能够离开乡下，连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会成为美国的律师，经手的案子动辄就是数百万、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现在再回头看看我走过的路，我怎能忘记那些曾经跟我在一个教室里上过课，一口锅里吃过饭，一铺炕上睡过觉，或是曾经在我最潦倒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人呢？
我初中的拜把子兄弟唐大哥没上高中而进了工厂，在换模具的时候被冲床切掉了一个手指头。他在上海的大中华轮胎厂工作了三十多年，2001年，轮胎厂被夷为平地，改成一个大公园，唐大哥也提前退休，他现在自寻出路，在外面做一些临时的工作，聊补菲薄的退休金。
另一位结拜的楼小弟当了几年兵，转业后回到上海，就在唐大哥工作的大中华轮胎厂工作。19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他辞去了国营工厂的工作，自己创业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丢了铁饭碗，自己当老板比较有挑战性。现在他在深圳的一家香港人开的公司里做事。
教我们政治的张老师在“文革”期间成了五十四中学革命委员会主任。“文革”结束之后，他成了“四人帮”的爪牙，被遣送回苏北的乡下。不知道他现在盖的被子是不是芦苇花做的？
我们集体户里最有才华的小蒋，因为腰不好，在乡下待了两年之后就病退回上海了，在一家玩具厂当美术设计。许多年之后，听说他的腰动了手术，我才相信他当年在乡下腰痛是真的，并不是假装“巴黎圣母院”里的驼背打钟人卡西莫多。现在他已经退休，还是在关心时事，博览群书，除了英语之外，还学了法语和德语。下乡时没有相机，最近他为我的回忆录画了许多插图，重现了那些珍贵的情景。
小唐跟我在一起整整十六年，从上高中到去小宽下乡，然后又抽调到同一家拖拉机厂工作。1981年他到杭州去探亲，他姐姐为他介绍了一位女朋友，是一位丝厂的女工，比他大一岁，他只谈了两个礼拜的恋爱就匆匆地结婚了，婚后调到海宁，是上海和杭州之间的一个小镇，当时他调动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每天都吃上一口大米饭。1993年夏天我回国“留学”，在华东政法学院的暑期进修班研习中国法律，结束后我到海宁去看他。他在一家燃料公司当会计，一家三口只住一间屋子。因为我们当时在小宽曾经睡过一铺炕，他坚持要我住在他家，同榻怀旧。盛情难却，我怕他多心，只好勉强同意。当时正当盛夏，我们吃了许多西瓜，上床后不久就积了一大泡尿。唐家室内没有厕所，他们都在痰盂里方便，当时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夜深人静，尿溅在痰盂里的声音清晰可闻。当时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实在下不了决心在痰盂里撒尿，只好憋着尿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不眠。我借口要锻炼，黎明即起，出得门来狂奔到附近的公共厕所，两三分钟才将一泡大尿放完，顿时觉得如释重负。三年后又见到他时，我们都已五十而知天命。他被单位买断了工龄，在外面做点临时的工作补贴家用。我2005年到上海任摩根飞尼根办事处的常驻合伙人后，小唐每周从海宁到上海来一天，为我们记账。我们可以常常见面，在一起回忆当年在小宽插队和长春拖拉机厂的往事，倒也其乐融融。
小陈跟我同时离开小宽，他到长春铁路局当了一名养路工。1974年我去看过他一次，他跟几十个工人住在一个工棚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在那儿住了一宿，夜间有若干列火车呼啸而过，使我无法入睡，他却酣睡不醒。他说若是没有火车的轰隆声还无法入睡呢。当了十多年工人之后，他调到铁路局的子弟中学当会计，娶了一位当地的姑娘，就在长春扎根了。
小李1975年离开小宽，到梨树县去上技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个叫榆树台的小镇上教中学的物理。在1980年代知青回城高潮中，他回到上海。1999年聚会的时候，他已经下岗了，在外面打些零工维生。他姐姐50岁退休，其他的女同学多数也已退休。虽然我们是同龄人，她们的孩子已经上大学、研究院或是工作，有的已经在谈论第三代了。因为她们已经退休或是即将当奶奶、外婆了，所以无论从外表还是心理上都比我更成熟。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的精力还是非常旺盛。同时我又非常羡慕她们，因为她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很快就能孝敬她们了，我培养下一代还任重而道远呢。
我们的小户长小马是集体户里最精明的一个。我离开小宽六个月后，1972年夏天她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上海第二医学院学医。他们的学制本来只有三年，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学工、学农和学军。毕业后她被分到上海的一家精神病院当医生。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她义无反顾地放弃行医，毅然下海经商，买卖医疗设备。聚会时并没有任何人感到意外，因为她向来是哪头炕热往哪头挪的。
我初学英语时的榜样卢景文于1978年初考取苏步青教授的研究生，这是早于全国正式招收的首届研究生，当时在长春几乎家喻户晓，成了陈景润般的神话人物。毕业后卢君留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颇受学生好评。
我们在吉林大学时曾经上演过Thornton Wilder 1938年的话剧《我们的城镇》，我演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Sam Craig，浪迹天涯几十年之后回到家乡，发现许多故人已经作古，感慨万千。
我1972年离开小宽，1982年大学毕业后离开吉林，但是我和吉林似乎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总是想回去看看我年轻时曾经生活过十三年的地方，并且特别想回到小宽去看看那些纯朴、厚道的乡亲们。我常常梦想能回到小宽，买上几头猪，打几百斤白酒，让全村的老乡们“可劲造”一顿，报答他们在我当年最潦倒的时候对我的关怀和帮助，也算是一个豪举。有一次我在拉斯维加斯的Circus Circus赌场吃自助餐，餐厅之大，食物之丰富使人震惊。当时我曾幻想包一架飞机，把小宽全村的乡亲们都接到拉斯维加斯，让他们放开肚子饱餐一顿，然后每人发一百个硬币到吃角子老虎机上去试试手气。
2002年3月，我在外面云游了三十年之后，终于有机会代表我的客户到长春出席一个股东会。我想去看看当年曾在那儿做过六年工人的长春拖拉机厂，人们告诉我工厂还在那儿，但是已经“黄了”。多数工人已经下岗，只留下少数人看守厂房，希望有投资者来把工厂买走。
在长春开会的三天我还去看望了当年教我英语的大舅舅王雒文两次。1990年我曾邀请他到美国，他去路易斯安娜Baton Rouge访问他的母校，并到休斯敦去看了他的女儿。我又陪他周游纽约，还一起去了华盛顿和尼亚加拉大瀑布。当时他75岁，身体和精神都很好。我每年圣诞节都给他寄英语的贺年信，几年前，他女儿告诉我他已经不能看英语的信了，但是我没想到他的情况会那么糟。他得了帕金森氏症和老年痴呆症，已经完全无法行动。也许他还能够模糊地记得起我，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坐在他的轮椅旁边，两人握着手，眼泪汪汪地相对无言。饮水思源，如果当年没有他的话，我现在又会在什么地方呢？2005年我再次到长春开会时他老人家已经住在医院里昏迷不醒了。不久便与世长辞了。
2002年股东大会之后，接待我的地主非常殷勤，专门派了一辆轿车送我去小宽。沿途的大部分公路都不错，每小时可以开80公里以上，只有最后的7、8公里还是土石路。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小镇上都有饭馆和加油站，这在1970年代是根本没有的。那些小镇上居然还有迪斯科舞厅和桑拿浴场。
接近小宽的时候，我开始想像阔别三十年的小宽会是什么样子，我认识的人当中有多少还活着。我们的车子终于到了村子旁的加油站停下，我下车去问路。一个男人撂下他的摩托车，迟疑地向我走过来。他揉揉眼睛，看看是不是认错人了，然后问我是不是当年下乡的上海知青小胡，把我惊杲了。离开小宽后的三十年，我经历的事情如沧海桑田，但是居然还没有使我变得认不出来。他抓住我的手使劲握着，力气之大，离开小宽之后已经有三十年没有人像那样握过我的手了。他手上长满了老茧，皮肤又粗糙又干。他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头发灰白，已经开始谢顶了。我觉得非常窘，因为我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是谁。当他告诉我他是老项家的小儿子时，我大吃一惊，因为我1972年离开小宽的时候，他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小学童。他才四十多岁，看起来却像是五十开外的人。他已经有了孙子，样子确实也挺像爷爷的。如果我在那儿扎根的话，三十年下来又会像什么样呢？对比之下我真是够幸运的。我甚至开始觉得惭愧，我在村子里只待了三年，他们却得在那儿待一辈子。
小宽的变化之大，我简直不敢认了。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有了显著的提高。为了做生意方便，整个村子向公路移了几百米。路边的第一幢房子就是老于家。富农嘎牙子鱼因为成分高，当年曾被贫下中农批斗，用鞭子抽，现在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老于家的人脑袋比较好使，也比较能干。1940年代末土改的时候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分给了贫下中农。因为是阶级敌人，他们还受贫下中农的监视和管制。然而即使在大家都最穷的时候，他们家的自留地总是全村最绿的。
1971年是我在小宽的最后一年，那年最强的劳力一天挣10个工分才值1毛5分7厘，还不够买两张国内平信的邮票。他们告诉我1972年更糟糕，种子、化肥和农药的成本超过收成，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居然还要往生产队倒找钱，而且是干得越多，倒找得越多。为了使大家不眼巴巴地饿死，老于家的儿子义福自告奋勇，要求当队长。经过反复辩论之后，公社党委终于勉强同意让他试试。上任后的第一年，义福居然把小宽一队变成了全公社最富的队，每个劳动日的价值2元，相当于当时城市里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倍。
义福和我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当年干活歇气儿时常常在地头摔跤玩。因为我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大家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去。久别重逢是非常动感情的，我们俩抱在一起哭了好几分钟才止住眼泪。义福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孙子，经济改革开放后，于家变得更富了。他开了个草场，将收购来的稻草切开打包后出口到日本去喂神户牛。城里的工人正在大批下岗，他却为村子里创造了二十多个就业的机会。现在于家住的是砖房，家里有灌装石油气、电饭锅、电动水井、29英时的彩色电视机、录像机、光碟机和立体声音响设备。他在家里一边跟我聊天，一边用电话指挥草场里的工作。1970年代，有五千多口人的小宽大队只有一台电话，如今几乎家家都有电话，义福出门办事的时候还有一个手机。当年人们见面总是谈论年成好坏，一个工分“够多少钱”，一口人吃多少斤粮食，现在义福跟我谈的是人民币对日元的汇率，以及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影响他草场的生意。
义福留我在他家吃午饭，我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指控我被一个真正富裕的农民拉拢了，不仅因为李老户长已经不在，更因为现在是谁致富谁光荣了。我特别问主人家是否能给我来点棒子面窝头、高梁米饭和野菜。他们无法满足我的要求，因为他们家没有粗粮。尽管东北还在种玉米和高梁，现在玉米高梁都用来喂牲口，人们只是偶尔吃一顿粗粮尝尝新鲜。他们让我下次去之前预先通知，他们好提前准备。午饭非常简单，但是味道好极了，白花花的大米饭、酸菜粉条炖肉片、水煮鹅蛋和鸡蛋，还有炒土豆片。所有的食物都是绿色食品，在城里已经很稀罕了，即使有也价格不菲。他们自己养猪和家禽，没有生长激素和抗菌素。我们喝的啤酒在1970年代是无人问滓的，他们认为啤酒的味道像马尿，大家都中意喝60度的白酒，因为那是最便宜的买醉的方法。三杯下肚之后，气氛开始轻松起来了。大家开始讲一些略微带荤的段子，当年我们下地就是靠荤段子来调动大家的士气和解乏的。三十年过去了，我居然还记得那些荤段子，他们都非常吃惊。没曾想在这三十年里我总是在回忆下乡的往事，包括荤段子。吃饭时他们还给我一张卫生纸当餐巾，我一直等到吃完饭才问他们，曾记否，当年如厕后是如何处理的，众人异口同声地喊道：“糨秆。”(高梁秆)笑得前仰后合。即使在小宽，吃饭的时候讲厕所的事情也是不雅的。
三十年故地重游，很多人已经不在了。张队长的去世尤其使我难过，他是义福的表哥，只比我大两三岁，几年前才五十来岁就英年早逝。张队长的对头李老户长也去世了。义福还记得当年老户长指控我抢他女儿的包子吃，现在当年被抢包子的受害人已经出落成一个三十刚出头的少妇，穿着色彩鲜艳的毛衣，苏格兰式的格子呢裙子、尼龙连袜裤和高帮皮靴，我真不敢相信她是一个农村的妇女，1970年代男女老少全都穿黑的。午饭后，义福陪我去看那些我认得的乡亲们。
第一个看见的是老张家十老二，当年他是坏分子，我曾在他家喝过两盅酒。他还记得李老户长把那事无限上纲，变成一宗严重的政治事件。张十老二至今还是耿耿于怀，免不了又是骂骂咧咧的，还特别关照我别去看李老户长家的遗孀，显然当年结下的怨恨还在，只有让时间来慢慢地医治过去的创伤了。
打头的张老九也去世了，他的孙子已经大学毕业，在通讯业工作。2004年我在香港工作时我们相约到深圳见面，我托他在东北给我买一顶狗皮帽子。可惜现在已经没人戴狗皮帽子了，他让家里把张老九的狗皮帽寄到深圳。打开包裹，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那就是我1972年离开小宽时送给他的那顶棕色狗皮帽。32年后居然完璧归赵。现在他常跟我通电子邮件，准备出国上研究院。
李眯缝眼原来是村子里最穷的，往他家去的路上，义福告诉我他仍然是全村最穷的，从他的衣服和家里的摆设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过他家的生活还是要比过去强多了。春节之前，政府救济贫困户。给他家两口人免费发了两袋子白面(每袋50斤)。1970年代一个四口之家全年白面的定量都不到50斤，现在政府的救济居然是当年细粮定量的四倍多。老李家的土坯房子塌了，他又没有钱盖新的。有人将三间旧的砖房借给他住，作价7，000元，让他分期付款。他只还了2，000元，还欠5，000元。那天我口袋里正好有2，000多元，我不假思索地掏出了2，000元给他。我们俩推让了半天，他还是收下了。后来回想起来有点后悔，我怕我的慷慨伤了他的自尊心。
李老户长的老婆还活着。我让义福带我去，他先是找借口推托。我劝他过去的事儿就算了吧，他心里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把我带去了。老户长的老婆也七十多岁了，跟她的两个儿子过，大儿子有点精神病，二儿子在外面晃膀子。我进屋她一眼就认出了我。1972年我离开小宽到长春去后，曾给老户长寄了一点药。后来听说李老户长消除了对我的成见，因为我离开之后已经无须再去贿赂他了，居然还能寄药给他。不过我还是能够感觉到张、李两家之间的芥蒂。
大部分乡亲的生活水准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许多家庭有彩色电视机，大家的衣服都不错，特别是孩子们。我看见一些孩子在骑自行车，那在1970年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当年的孩子们根本就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玩具，更不用说是玩了。他们惟一的玩具就是在树枝上拴一根绳子，当鞭子甩。
1970年代所有的房子都是土坯的，300多人的村子连一栋砖房都没有。现在大部分人家都住上了砖房，全村还剩下两栋土坯房，都是外来户盖的临时过渡房。
1970年代的社会还比较平均，大家一起挨饿，虽无甘可同却还能共苦。现在有人开始抱怨贫富不均，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了。即使如此，现在穷人的日子显然要比过去强多了。然而从总体上看，我觉得原来的贫下中农现在相对还是比较贫穷，结果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如果李老户长还活着的话，不知道他对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会有何感想。
最后我们走到当年我们集体户的房基地。我们的房子早就不见了，现在是外来户临时盖的土坯房，跟我们原来的房子看起来差不多。那天刮着大风，因为农业对植被的破坏曰益严重，沙尘暴越来越多。天空中漂浮的沙粒把晴朗的天气变得阴沉沉的。我觉得时间好像凝固了，时钟被往回拨了。过去三十年的人和事，就像一部褪色泛黄的黑白纪录片，一幕一幕地重现在我的眼前。义福把跟着我的那群孩子撵到五十米之外，远远地看着我。暴风把沙子刮在脸上就像鞭子抽似的，让我回想起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诗句：“时间的鞭挞和诅咒，压迫者的倒行逆施，盛气凌人者的谩骂，失恋的痛苦，法律的延误，政府的蛮横无理，以及老百姓的逆来顺受。”我竖起风衣的领子，在风沙中站着，深深地陷入回忆之中。
当年就是在那块地方，我们每天都要举行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也就是在那同一块地方，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光着屁股，在豆大的油灯光下举行抓虱子的仪式。当年就是在那块地方，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都要被那半截铁轨敲出的丧钟般的噪声从梦中吵醒，咬咬牙挣扎着从炕上爬起来出工，每星期七天，一年三百六十四天，周而复始，年复一年。也就是在那同一块地方，我们在一年惟一的一天假日，大年初一的清晨被小马户长叫起来出去拣粪，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当年就是在那块地方，我们种菜、养猪和养鸡。当年就是在那块地方，我吃了整整一吨高梁米籽儿和棒子面窝头，还是饿得一个劲儿直淌虚汗。当年就是在那块地方，我们一边抽自己卷的大炮蛤蟆烟，一边讲荤段子解乏。当年就是在那块地方，我们洒下了青春的热血、汗水和眼汨。当年就是在那块地方，为了让社会主义祖国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们奉献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我跪下身去亲吻着东北的黑土地，在我们当年应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地方捧起了一把土。我还想再看那块地方一眼，但是盈眶的泪水使我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我那把东北的土壤存放在一个铝饭盒里，那是我1972年到长春后买的。在后来十年里，我用那个饭盒又吃了整整两吨高梁米籽儿和棒子面窝头，还是老觉得饥饿。未来，无论我叶落何处，我将让我的儿女把我的骨灰和那养育了我十三年的东北的沃土混在一起，撒在中国的大地上。
更能消几番风雨
挚友胡果威的大作《解放之子》中译本即将付梓，来函索序。由于一种荣辱与俱的亲切、共鸣和感动，所以我未遑多让，欣然从命。
果威兄和我同岁，出生在上个世纪的1949年。
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带着稚嫩的庄严，带着创世的激动，集体步向了整齐划一。
后来，古老中国的深邃竟被挤压成为一个潜符号：“不患贫而患不均”。
再后来，更被推向了史无前例的极致。
与时俱进，我和果威们被炼成了纯色，无论精神还是生活。
果威兄的故事，在整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只能算是凡人小事。在全人类苦难之旅的颠簸流离中，更是鸿爪雪泥一般的印迹。然而，因为是实录，所以感人。因为关合着时代的足音，所以震撼。尤其是在大潮涨落的过程中，虽然被裹挟的个体互不相识，但只要听到了别人的无奈叹息，就立即回到了自己记忆中的随波逐流。
譬如，我读着果威兄远在白山黑水间的“小宽”，脑海里显现的却是我青春遗落的皖北荒滩。读着果威兄苦尽甘来的录取通知，就仿佛回到了我魂牵梦绕、失而复得的课堂。
果威兄的书名起得好：《解放之子》。我想，岂止一部书，我们是用一生在诠释着、质疑着、证明着自己在解放之子意象上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循环往复，无尽无休，直到生命的永远。
一切都过去了。因为我们曾经年轻，因为我们曾经憧憬。所以，一切的经历都成为令人艳羡的财富，虽然有时会反刍着淡淡的悲壮。
将来，我们的儿子们会不会自豪地说，我们是“解放之子”之子？我们没有把握。但这些记忆会因为这部书传下去，不会再丢失，这就够了。
果威兄的英文很好，《解放之子》的原稿是用英文写成的，后来又由他自己译成了中文。果威兄虽不是中文科班出身，但能做到“意到笔到”、甚至“笔在意先”，已是相当好的境界了。
这就不能不说说他的家学影响。他的尊大人胡邦彦先生旧学功底深厚，书法宗晋人而自成一体，尤工诗词曲赋。我拜读过老人家的《咏红楼梦二十四绝句》，题在刘旦宅所绘《红楼梦人物画》的上面。诗画双绝，珠联璧合。记得还见过一幅老人家专擅的“诗钟·嵌字”，题为《元夜》：“万盏上元灯火盛，几人中夜运筹多”。“元夜”分嵌于第四字，是典型的“蜂腰格”。
虽属游戏一道，亦必精益求精。较之近年间鼓噪甚嚣的所谓国学大师们，张口不知出韵，落笔不知平仄，实在不能不让人有“梧桐巢燕雀”的感喟。
自小在这样的家庭里被耳提面命，熏也熏成会“码字”的人了。这是果威兄的得天独厚处。而在那个颠倒了的年代，即使“得天独厚”，老人家又敢将满肚子的学问私授给儿子多少呢？这就是为什么果威兄在国学一道，始终未能“雏凤清于老凤声”的缘由吧？当然，这也成就了果威兄文笔平实的风格。
果威兄的书是朝花夕拾式的自传。从年龄上说——年方花甲，写早了；从记事上说——逝梦依稀，写迟了。
但我还是羡慕他，我没有他的幸运，早年的日记，全部被自己毁去了。倒不是因为文人经常会“悔少作”，而是被当时频发的噩梦吓着了。总梦见日记被举报，总被惊悸得大汗淋漓，无论冬夏。
说起来是个悖论：我常被目为文人一类，最怕的事却是写文章。别人问起来，只好自我解嘲日“圣人述而不作”，其实是坐下病了。
金圣叹说过这样振聋发聩的话：“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 果威兄与我同在“庶人”——也就是普通老百姓之列，但他能够“竭董遇三余之功，兴仲奎十年之恨”，以小见大，实录了时代的脉动。而我却再三踟蹰，不敢触动心底的旧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令我肃然起敬。
是为序。
周岭
2009年岁杪于纽约旅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