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程编著的《大谋略：三国外交智慧书》分十章。第一章介绍了三国外交展开的背景，既有当时的直接背景，也有中国古代外交的总体背景。第二、三章介绍了190年开始的军阀混战到蜀汉夷陵之战为止的外交历史。第四到第七章分国别对曹魏、蜀汉、东吴和辽东的外交战略和国家历史做了梳理、介绍。第八、九章分别从战略和战术层次谈了三国外交思想；最后的第十章介绍的是传统外交的内容。

《大谋略：三国外交智慧书》由张程编著。

这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建设的时代；这是一个建功立业、漫溢英雄传说的时代，也是一个血肉横飞、在刀剑上孕育新生的时代；这是一个千百年来被后人不断追忆怀念的时代，也是一个弥漫演义、神话与疑点的时代！这就是三国。《大谋略：三国外交智慧书》不戏说不夸张不演义，忠于史实，从外交斗争角度还原三国的纷争与精彩。

曹操为什么能够由弱转强，又是如何消灭“高富帅”袁绍的？

四处流亡的刘备与初出茅庐的孙权，为什么从结盟走向内战？

蜀汉小国寡民，诸葛亮为什么还频繁主动进贡最强大的曹魏？

三国纷争，坐收渔利的却是西晋。西晋又是如何终结三国的？

一、帝国的外交遗产

 中国第一位军阀——董卓

 三国时期存在外交吗？

 汉朝的外交遗产

二、天下尘埃落定时

 崛起于四战之地

 官渡没发生奇迹

 风云际会荆扬间

三、寻找平衡的联盟

 兵临城下的结盟

 围绕荆州的是非

 流向同盟的鲜血

四、国富兵强者胜出

 根深蒂固治天下

 攻吴伐蜀谁优先

 为他人作嫁衣裳

五、巴蜀慷慨北伐行

 权相与战争体制

 审时度势再结盟

 巴蜀慷慨北伐行

六、割据南国第一朝

 据长江所及而守

 长江之险可偷安

 金陵王气黯然收

七、首鼠两端的辽东

 独立寒秋忙饮马

 玩转三角终自毁

 海东莫可与相较

八、三国外交战略篇

 综合国力竞争论

 三国地缘政治论

 弱势的理想主义

九、三国外交谋略篇

 用人是第一谋略

 中国特色心理战

 外交谋略大盘点

十、外事四夷的延续

 延续：北方及西域

 开拓：朝鲜和日本

 远航：东海与南海

三国外交年表

参考文献

再版后记

袁绍的外交准备

正月，袁绍发布讨曹檄文，二月进军黎阳。黄河中游形成了十比一的主力决战态势。

袁绍在决战前后也没闲着，展开了密集的外交穿梭。他的外交对象就是分布在曹操四周的大小势力，希望能够形成四周夹击河南的形势。

袁绍外交工作的第一个对象是盘踞在南阳地区的张绣

张绣势力是西凉军团的分支。张绣的叔叔是董卓的部将，在关中大乱的时候“就食”南阳。张绣继位后，与刘表结盟，与曹操为敌。曹操与张绣展开多年的拉锯战，损失了自己的爱子、侄子和爱将典韦，还是奈何不得张绣，张、曹两派结下了仇。

所以，当袁绍在战前派人给张绣和谋主贾诩送去书信，相约结援，共击曹操时，张绣是愿意与袁绍结盟对抗曹操的。但就在正要签约的时候，贾诩却对袁绍的使者说：“你回去谢谢袁绍。告诉他，袁家兄弟都不能相容，还怎么能容天下呢？”袁绍的使节被赶跑了，双方的外交大门也关闭了。

张绣吃惊地问贾诩：“何至于如此呢？那现在怎么办？”贾诩建议张绣归降曹操，并列出了选择曹操的三大理由：“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袁绍强盛，我们以少从之，最多就是个小伙计，不会受到袁军的重视。曹军众弱，得到我们这支力量一定很高兴，很重视，就是第二个理由。有霸王之志者，肯定会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张绣听从贾诩的建议，率众归降曹军。曹操喜出望外，不仅尽释前嫌，还对张绣等人加官晋爵，委以西南方向的重任。袁绍的第一项外交工作宣告失败。

袁绍外交工作的第二个对象是掌握湖广大地、兵强马壮的刘表

刘表满口答应了，表示一定与袁绍一起灭曹，发兵北伐。袁绍那个高兴啊，谁知道等了好几个月，毫无湖广方向的消息，才知道刘表其实是口惠而实不至，按兵不动，坐观成败。正如郭嘉对刘表的评价：“表，坐谈客耳。”刘表这个人，指点江山发表意见还行，但真正要落实到行动上，则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刘表根本就没有夺取天下的决心和能力。尽管谋士们一再劝告主公要有明确的争霸战略，但直到刘表病死都没有确定争霸的战略。第二个原因是刘表当时的精力并不在袁曹之战上。有三件事情牵制了刘表北向的决策：第一是江东的孙策正在觊觎荆州，发兵进攻江夏郡；第二是刘表派遣吴巨南下，正在争夺交州地区；第三是自己娶了小老婆蔡氏，生了小儿子，家事令他烦恼。事情一乱，刘表这个坐谈客头脑也乱了，能够口头答应袁绍，已经很给袁绍面子了。

袁绍外交工作的第三个对象是“江东小霸王”孙策

孙策听说曹操和袁绍在黄河中游相持，早就谋划偷袭许县了。所以在周围诸股势力中真正能够对曹操构成威胁的是孙策。曹操在发兵前，也特地在东南方向留下李通部，来防范江东方向的进攻。谁知，孙策为人不拘小节，在一次打猎中遭到刺客偷袭，伤重而死。江东陷人权力交接，人心动摇族；庐江的李术反过来投降了曹操，偷袭许县的计划早被抛到爪哇国去了。

袁绍的外交努力相继宣告失败。

然而，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曹操阵营内部还真出现了变乱。

比袁绍更不成器的族弟袁术在淮南称帝后，横征暴敛，后来混不下去了，就将帝号让给了哥哥，向哥哥靠拢。曹操派遣投靠自己的“皇叔、宜城亭侯、左将军领豫州牧”刘备去徐州截击袁术。结果，袁术倒是被消灭了，但是刘备也乘机攻杀了徐州刺史车胄，重新占据了徐州，与袁绍遥相呼应。曹操就派遣刘岱、王忠领兵攻打刘备，没有成功。曹操走了一着险棋，他不顾反对，亲自从官渡前线率主力回师东向，进攻刘备。

此时，袁绍的谋士田丰建议袁绍乘曹军主力东征之机，赶紧派大军突袭南进。刘备也向袁绍求援，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在关键时刻，袁绍体现出了个人素质对外交决策的关键性影响。袁绍不敢突袭，借口自己的儿子脚生病了，拒绝进军。结果曹操大军一举击溃了立足不稳的刘备，收复徐州。刘备只得投奔袁绍而去。袁绍又后悔了，亲自出城迎接刘备，表示歉意。

袁绍和曹操的决战

好了，所有的前期准备和幕后外交对抗都做了，大家该到前台来正儿八经地过招了！

主力决战的序幕在白马拉开。四月，袁绍派颜良进攻白马，计划夺取黄河南岸要点，以保障主力渡河。曹操亲自率兵北上解救白马之围。

曹军兵少，难以直接接招。曹操先引兵至延津，伪装要渡河攻袁军后方。袁绍分兵延津，减少了白马主战场的兵力。曹操乘机率轻骑，以张辽、关羽为前锋，急赴白马，短时间内在某地对袁军形成优势。颜良仓促应战，被斩杀，袁军溃败。白马之围解后，曹操主动放弃这个渡口，迁徙白马的百姓沿黄河向西撤退。袁军追击，在延津南抢夺曹军故意散落的辎重财物，阵势大乱。曹军突然回身反攻，击败追军，杀名将文丑，顺利退回官渡。

袁绍初战，虽然占领了黄河沿线渡口、突破了曹操的第一道防线，但损兵折将，消耗了有生力量，尤其是两大名将被杀，严重影响了士气。

之后的战线在官渡固定下来。对袁绍来说，官渡是进军许县的最后一站；对曹操来说，保卫官渡是保卫政权存亡的生命线。曹军当时只有万人左右，集中防守几个要点，更要命的是后勤补给困难。袁军当时连营成一线，进逼官渡。曹操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全军动弹不得。

有很多人建议袁绍不要将全部兵力都集中在官渡。袁绍手中的筹码比曹操要多得多。沮授献策说：“北方士兵数量多，但是斗志不及南方士兵；南方粮草少，物资储备比不过北方，所以曹军利在速战，而我军利在鏖战。我们应该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沮授其实是重复了自己先前的观点，建议主公秣马后兵，回军河北着力内政，最终以实力取胜。

许攸则建议袁绍说：“主公现在没必要与曹操在一点上相互攻击。应该马上分军，其中一支军队取道他途，进攻许县迎接天子，那样大事就可以成功了。”许攸的策略其实是全面进攻的战略，在将曹操主力牵制在官渡的同时，出奇兵偷袭许都，将皇帝抢到手。袁绍不同意，坚持要在官渡和老同学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吾要当先围取之”。

田丰也对袁绍说：“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军队虽少，但也不能轻视。”田丰同意沮授的持久战战略，认为袁绍应该“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同时，田丰综合了许攸的观点，认为应该分头进攻，对曹操展开全面攻击：“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这样不到二年，北方就能取得对河南的胜利。田丰的观点不失为明智的战略选择，但是袁绍还是听不进去。田丰一再恳切劝谏，袁绍生气了，认为田丰不仅公然违背自己的决定，而且打击斗志，将田丰关押了起来。

在袁绍阵营中的刘备见到这副情景，不禁对袁军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他借口要去汝南联合农民军，开辟第二战场，取得了袁绍的同意，带着自己的部队脱离了袁军，又一次自立门户去了。汝南地区的黄巾军刘辟等人响应刘备，和刘备合军，计划攻略许县。曹操再次乘刘备立足未稳，派曹仁率军进攻。刘备拍拍屁股走了，投靠刘表去了。倒霉的刘辟做了替死鬼。

事实上，袁绍多少接受了谋士们的建议，多次派遣精锐轻骑，包抄、切断官渡战线背后的曹军粮道。《任峻传》载：在官渡之战中，“太祖使峻典军器粮运。贼数寇钞绝粮道，乃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复陈以营卫之，贼不敢近”。可见，袁绍派出了小股部队多次偷袭曹军的粮道，影响了曹军的正常粮草运输。然而遗憾的是，袁绍此举仅仅是“抄粮术”的运用而已，他并没有增派兵力，增加密度，扩大战果。曹操这边负责后勤的任峻被弄得灰头土脸，最后采取集中运输和武装护送的办法，才限制了袁军偷袭部队的骚扰，保证了官渡前线的粮草运输。当然了，曹操也多次派遣轻骑偷袭袁绍的粮道。于禁、乐进等人就多次率军骚扰袁军后方。曹操的成果比袁绍取得的要大得多。史载曹操“遣奇兵袭击绍运车，大破之，尽焚其谷”。

偷袭粮道失败后，袁绍只能将希望都寄托在官渡，计划通过强攻取得胜利。袁绍先造起高橹，堆起土山，居高临下向曹营射箭。曹军只能举着盾牌在营中行进，士气低落。曹操造了发石车，以下向上攻击袁绍的高楼，取得胜利。袁绍又造起霹雳车向曹营发火箭、火球。曹操于是用发石车还击巨石。袁绍又造了地道，想从地下偷袭曹军。曹操就在营地里挖起了长堑，断绝敌人的地道。袁绍在学堂没玩尽兴，现在和老同学玩得不亦乐乎。曹操实力不够，但也只能勉力支撑，陪着玩。

曹操底子太薄，河南地区原本几乎就是一片赤地。经过几个月的相持战后，河南百姓疲乏，开始出现叛乱响应袁绍；而曹军也出现了严重的粮草缺乏。袁绍尽管一再被曹军偷袭粮草，但依然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供给。这天，淳于琼等人率领一万多人护送上万辆运粮车来到前线。沮授建议袁绍加派军队护卫粮道，避免曹操的偷袭。袁绍对沮授的建议是一概不听。淳于琼等人将粮草囤积在乌巢，距离袁军大本营四十里。

这时候发生的一件事给正勉强支撑的曹操带来了关键转机。陈寿只用一句话来记载这件事：“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

P40-45

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人们对中国的历史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出现了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历史结合的热潮，不少学者和学生开始对中国外交的历史和特点发生了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经过越来越多的学人的共同努力，我相信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会认同，中国的外交与西方的外交有共性，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学人们应当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或“中国的外交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程的《大谋略》一书也是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一次探索和尝试。

曾经有一位韩国学者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希望能就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也就是国内通称的朝贡体系进行研修。朝贡体系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外交事务。可见中国古代有着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和思想。这些是先人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外国的相关学科已经开始注意研究中国古代的外交制度、思想和实践。因为这些宝贵的外交遗产一直流淌在中国的外交血液中，影响着今日的中国外交。国内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外交历史的研究，从中汲取养分。但是国内对中国外交遗产的挖掘还远远不够。

理解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要看西方的历史，可是我们不一定非得用西方的历史来理解当今的国际关系。西方的很多成功的例子在中国就遭遇了“水土不服”。为什么只是一味去关注古希腊和威斯特伐利亚，而不去关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三国呢？我们对西方历史的了解肯定比不过西方人。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展示中国的特色。中国应该有一部分人去研究中国自己的外交史和外交思想。

现代国际政治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之上。中国是现代国际体系的迟到者和被动接受者。在西方外交思想和规范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本土的外交思想、规范和实践开始不断衰落。其实，与古希腊、罗马的那些城邦国家相比，中国更有资格炫耀自己悠久灿烂的外交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就形成了华夏体系。这个体系日后逐渐发展完善成稳固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彻底崩溃于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近代屈辱的历史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创伤和紧随而至的对西方先进文明及制度的学习，似乎使我们忽视了那些遥远的外交身影和曾经响亮的声音。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重识外交历史，在国际政治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是我们迪在眉睫的任务。

《大谋略》一书就是挖掘中国外交遗产的有益尝试。我曾经做过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本书则将对古代外交的研究延伸到了秦汉之后，同时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中国内部政权。在书中，作者以翔实的史实梳理了三国时期的外交历史，归纳出相关国别的外交战略。其中对吴蜀两次外交联盟的介绍和对联盟理论的穿插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特色的联盟征伐情况；其中对蜀吴荆州战略的深入分析，将盛传的“借荆州”细化，纠正为“换江陵”，为我们理清了一桩纷繁复杂的历史公案。书中有关秦旦通三韩、张特守合肥城等有趣的外交故事，向我们展现了古代外交生动有趣的一面。

正如作者承认的，本书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并没有严格区分外交斗争和政治、军事斗争，对三国外交战略和战术的分析概括也略嫌简单。另外，还需要提醒读者的是，三国时期虽然魏蜀吴三个政治实体各有各的地盘、军队和居民，互不隶属又相互承认，它们之间的交往具有典型的外交的特征，但它们都是在秦汉统一中国的历史前提之下出现的，又都以实现中国的统一为最终的战略目标，而且后来三国又在几十年后重新成为一个统一国家。这又与一般国家的外交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该书不失为一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外交史作品。

中国的外交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传统，有不少知识和传统一直影响到当代中国的外交。相信张程的这本《大谋略》会丰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外交的认识，对人们理解中国外交的历史会有裨益。

是为序。

叶自成

2007年3月5日

感谢各位读者阅读本书。

古代中国有着丰富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遗产。以“大使”这个外交官职为例子。我一直在使用这个名词，但很少知道这个词的来由。我在写作古琉球国与清朝关系论文的时候，第一次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注意到了“大使”这个词。当时古琉球国到北京朝贡的使团有专门住处，那就是位于现在北京市正义路一带的“琉球馆”。礼部在琉球馆派驻有管理、接待官员，称为“琉球馆大使”。琉球官员拜见礼部官员、领送公文和进宫参拜，大使都要全程陪同。这个“琉球馆大使”和现在意义上派驻他国的大使功能有些相似，但又有根本不同。因为他是被动地在国内接待、处理外交事务。其背后的外交观念与现代截然相反。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查阅了黎虎教授的系列著作，才明白“大使”称谓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人们将天子所遣使节称为大使，《礼记·月令》：“是月也，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这种“大使”是天子遣往诸侯的使节。这里的“大使”是重要使节之意。到西汉后期也有将正使称为“大使”的。可见大使一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词汇。在中国接受近代的西方外交规范的时候，大使这个词被古词新用，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辉煌的中国古代历史有着独特的、成熟的外交制度，其中就包括相当规范严整的外交使团制度。除了官员层级的官属、随员之外，外交使团中还有翻译、警卫、杂役等各种服务人员。我不禁要汗颜的是，自己对祖国外交历史和遗产了解太少，以至于在认识现代外交事物的时候常常不明就里。

本书就是揭开中国古代外交神秘面纱的一个尝试。我尝试着从外交角度讲述三国历史，评论三国的人和事。这里的外交既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也包括中国内部各政权之间的纵横捭阖。

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指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当今国际政治讨论使用的是西方概念、西方思维，连案例也是西方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总是夹杂着那么一丝无奈和不甘。好在外交学领域正在兴起两大热潮，冲击了现存的这一状况。第一，呼唤挖掘中国外交传统和历史宝藏。比如国际政治学界提倡的政治研究的中国视角，其中的重要方向就是重视、整理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传统。第二，已经有人开始做中国古代外交和外交思想的工作。叶自成老师的著作《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是国内迄今为止在中国外交史和外交思想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也是外交学专业的必读书目。而张大可教授在《三国史》一书中则将东汉末期军阀割据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直接称为“三国外交”。乘着前人的风气，希望我的这本作品能够参与到这两大浪潮中去。

我感觉现在的三国外交史研究，历史学科与外交研究尚有待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作为显学的三国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包括对外交流史、内部政治史和专门史的丰富内容。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在三国时期存在。包括以西域为中心的各国外交、以辽东为枢纽的三角外交（魏一辽一韩日，吴一辽一韩日，魏一吴一辽）、以岭南交陆为中心的南方外交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容。这些是外交研究的基本内容。再将三国外交延伸至内部的双边关系，将是另一个绚丽多彩的领域。但是外交学研究偏好关注更热的显学和实际问题，而历史学界也无暇顾及挖掘三国历史的外交内涵。

已有的三国外交史研究成果有限。现在站在外交立场研究三国的作品多是平淡地移植三国历史研究的成果，进行简单的分析。对三国外交的大致脉络、三国外交思想、具体行为体的外交战略缺乏深入分析，对传统外交和三国内部外交的关系缺乏涉及，对具体的外交事件和外交家的思想研究也有待继续深入。

现有的三国外交史的进展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但是对三国外交的整体梳理工作还没有展开。已有的历史论文和外交研究集中于特定国家或者特定时期，缺乏全面的研究。三国时期人物和事件中的外交思想具有相通之处，按照国别、事件和人物将完整的外交历史和外交思想割裂都是欠缺的。

还有一个不足就是《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历史实在是太有名了，人们在演义小说和传闻的影响下对三国历史耳熟能详。但遗憾的是，演义小说中有一些虚构的情节和史实，与正史相掺和，在人们意识中难分真伪了。

我仅以对蜀汉势力的推崇为例子说明一些问题。《三国志》成书的时候，陈寿是以曹魏为正统的。晋朝的习凿齿写了《汉晋春秋》，顾名思义是以蜀汉为正统了。宋朝朱熹以来，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同意习凿齿的意见而否定陈寿的做法。陈寿身为晋朝大臣，而晋朝承继的是曹魏的国统。如果否定曹魏正统，就是否定当朝，因此尽管陈寿是蜀人，还是要以曹魏为正统。习凿齿时，晋朝已经南渡，情况类似于蜀汉的偏安。习书的倾向有为偏安者争正统的意思在里面。宋高宗南渡临安以后，南宋偏安江左，情况更与蜀汉相似。当时北方原曹魏的土地全部进入了金国版图。因此南宋诸儒纷纷起来以蜀汉为正统。长期的尊蜀抑魏，造成《三国演义》小说中有许多倾向性明显的故事和史实，它们深深刻人了人们的脑海。我在写作中尽量依靠《三国史》，但演义小说在人们头脑中植入的条条框框自然也影响了我。我和本书也难以做到完全不受演义小说的影响。

我对于三国历史的兴趣，起于在《文史哲》上看到的一篇有关三国时期蜀汉对外交通道路的考证文章。当时我感叹原来历史可以做得如此精致。之后我购买了黎东方先生的《细说三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一书，对三国历史的兴趣大为增强。本书在写作中以陈寿著、裴松之注的《三国志》为核心参考书目。史实皆以此书记载为准。书中没有注明出处的引用都是来自于《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解。部分三国末期内容遵照《晋书》相关内容。

马植杰先生的《三国史》、张大可教授的《三国史》全面分析了三国风云和器物，是主要参考书目。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三国历史，这两本《三国史》都是不错的作品。而黎虎教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则是从制度史角度出发讲外交。书中有对三国时期的外交记载，可以作为背景参考。如果仅想泛泛了解三国历史，可以阅读张岂之教授的《中国历史·秦汉三国南北朝卷》，在头脑中搭建基本框架。

外交学领域的相关推荐文献和参考书目首推叶自成教授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在书中叶教授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外交条分缕析，做了开拓性的尝试。叶教授的作品是本书的参照系。我的最初想法和许多启发都是因叶教授的著作而起的。叶教授的相关作品还包括：《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载于《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相信阅读后，大家会对中国古代外交有更深入的了解，对挖掘中国外交遗产的宝藏充满信心。

何芳川老师的《“华夷秩序”论》也是研究中国外交和外交史的后来者的必读论文。何老师在书中指出了许多现在已经成为公理的命题和观点，对我们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在古代东亚的外交营建努力极有帮助。我对中国传统外交的基本看法就是这篇论文奠定的，并且在这篇文章的指引下做出古琉球国史和朝贡体系的论文。

其他相关参考论文在各自的专题领域进行了有价值的分析，对本书提供了许多帮助。笔者已在《参考文献》中一一列出，在此表示感谢。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复杂多变。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历代政治区沿革》一书可以为大家在理清行政区划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本书的相关地理区划也是以本书为标准的。

本书分十章。第一章介绍了三国外交展开的背景，既有当时的直接背景，也有中国古代外交的总体背景。第二、三章介绍了190年开始的军阀混战到蜀汉夷陵之战为止的外交历史。第四到第七章分国别对曹魏、蜀汉、东吴和辽东的外交战略和国家历史做了梳理、介绍。第八、九章分别从战略和战术层次谈了三国外交思想；最后的第十章介绍的是传统外交的内容。全书在称谓问题上，多种习惯用法并用。比如对于孙权建立的吴国政权，就有吴、东吴、孙吴、江东等不同称谓。书中没有详细介绍许多出场的三国人物和涉及的三国事件。对于三国历史不太熟悉的读者可能阅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在此我表示道歉。

本书是在我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我的导师叶自成教授对本书的成形和论文的答辩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叶教授对“三国外交”研究的鼓励是本书写作的重大动力。叶教授对中国外交史和外交思想的开拓性研究，给予我这样的后来者巨大的思维启发和创作刺激。本书曾在2007年春夏之交出版，此次由现代出版社再版。我要感谢现代出版社的臧总编和吴庆庆编辑，感谢现代出版社的同仁们为本书编辑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我要特别感谢唐琳娜对本书再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谢谢大家！

张程

初稿于2007年3月

修改于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