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读本(插图珍藏版)》编著者顾颉刚、王钟麒。

本书不依朝代叙述，而将国史分成五编，也就是五期：秦以前为上古、秦到五代末为中古、宋到明末为近古、清为近世、中华民国时期为现代。本书确是一本简要清通之中国史读本，希望所有关心中国史的朋友都能仔细读读它！

《中国史读本(插图珍藏版)》编著者顾颉刚、王钟麒。

《中国史读本(插图珍藏版)》内容提要：本书共分六编：第一编总说，第二编上古史，第三编中古史，第四编近古史，第五编近世史，第六编现代史。适合初级中学分科教学之用。时代精神是历史的主眼，如民族的分合，政治的设施，社会的风尚，学术的嬗递，凡足以表现当时的特征而影响及于后世的，本书便取材于此，都为简单的系统的介绍。

本书不依朝代叙述，而将国史分成五编，也就是五期：秦以前为上古、秦到五代末为中古、宋到明末为近古、清为近世、中华民国时期为现代。本书确是一本简要清通之中国史读本，希望所有关心中国史的朋友都能仔细读读它！

推荐序

编辑大意

第一编 总说

 一 历史与地理

 二 历史演进的各方面

 三 构成中国历史的诸民族

 四史 期的区分

第二编 上古-秦以前(公元前二二一以前)

 一 社会的进化和建国的雏型

 二 洪水的传说

 三 君位世袭和神权政治

 四 封建制度和家族主义

 五 诸侯兼并和当时的社会

 六 思想的激起和贵族的倾覆

第三编 中古-从秦初到五代之末(公元前二二○～公元九六○)

 一 秦的统一和中央政府的确立

 二 长城与匈奴

 三 郡国并行的因果

 四 尊重儒术的影响

 五 域外交通的发展

 六 政治中心的坠落

 七 复古的失败

 八 一姓再兴和表章气节

 九 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创兴

 十 清议和党锢

 十一 三国并立的扰攘

 十二 外族内侵的动机

 十三 五胡乱华和南北对抗

 十四 思想的转变和六朝的风尚

 十五 异族同化和新的四裔

 十六 科举制度和古文运动

 十七 外教的继来和佛教的蜕化

 十八 方镇的专横和朋党的倾轧

 十九 五代的纠纷和当时的社会

第四编 近古一从宋初到明末(公元九六一～一六四四)

 一 群雄的削平和澶渊之盟

 二 西夏勃兴和推行新法

 三 书院的建设和学派的蔚起

 四 金兴辽亡和宋室南渡

 五 蒙古的兵力和亚欧的交通

 六 元朝的政治与特种文学

 七 君主淫威的膨大

 八 海上交通

 九 明代的思想与士风

 十 天主教的影响

 十 一流寇的酿成

 十 二北族的侵扰和满洲的兴起

第五编 近世一清朝(公元一六四五～一九一一)

 一 康雍乾三朝的力征经营

 二 奖励黄教和特开词科

 三 考据之学与时势

 四 鸦片战争

 五 太平天国和捻军

 六 光绪年间外交的失败

 七 维新运动

 八 民教冲突和枝节的改革

 九 日俄战争和门户开放

 十 立宪与革命

第六编 现代一中华民国(公元一九一二以后)

 一 民国成立和蒙藏的态度

 二 两度帝制的倏现

 三 法律争执和南北交哄

 四 最近的外交局势

 五 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

三 构成中国历史的诸民族

我们要根究中国民族的来源，就不能不先明世界人种的始源。但人种的始源，传说不一，考核最难，因此先代的见解，总脱不了神秘的意义。

我们要根究中国民族的来源，就不能不先明世界人种的始源。但人种的始源，传说不一，考核最难，因此先代的见解，总脱不了神秘的意义。据《创世记》所载，则人类的始祖是亚当，经大洪水后，他的子孙，除诺亚一族幸免淹死外，余下的悉数漂没，所以诺亚便是人类的第二始祖。这等说法，与中国纪录盘古的以为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诞生在中间，用斧凿来开辟，然后分出天地，人事乃得渐盛等说是同类的神话，哪里可以置信!其实生物进化的公例，自达尔文创说以来，神话的传疑当然可以消释了。不过人类从原始生物逐渐进化，由猿类进为人类，在有史以前，不知早经过了几多年代，今日却还无从确定罢了!

世界人种的始源，既知由生物进化而来，则我们已得一较信的假定了。现在且就最狭的方面说，便须问，构成中国历史的，究系哪几种？哪一种是主要的分子？这两个问题，我们由历来的史书里可以归纳出一个简单的答案来，便是

构成中国历史的民族是华、苗、东胡、蒙古、突厥、藏、韩七族。七族之中，华族是主要的分子。

这七族是否同源，是否就地孳生还是由别处迁来，都没有精确明画的证据可以说明。总之，人是活动的，决不能说他们一定是别处搬来，也不能说他们只许住在一地；种族的区分，也不过各就当时不同的情形，假定一个名色，彼此取便称引罢了，决不是绝然不同的异类!

现在姑且先把主要分子——华族——来做一个代表，略究他们的来源。但华族的来源，说者并不一致，似乎各有各的理由。我们且列举比较有力的两说：

A.东来说这一说出于日本的某学者。他说，华族上古的帝王都生于东方。他的理由是根据中国古代的纬书和小说。如《山海经》、《春秋元命苞》和任防的《述异记》、秦嘉的《拾遗记》上所载的大荒、华胥、扶桑，细按起来，都在东方海中。

B.西来说主张此说的是欧洲的学者拉克伯里。他以为华族的祖国便是古代的巴比伦。他依据西方的史书来作证，如说，公元前二二八二年，那苛黄特率领巴克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达昆仑山的东方。取征于中国的古史，这那苛黄特便是黄帝。又说，那苛黄特族中的莎公即神农，但克即仓颉，并且巴比伦的纪时、文字和一切庶政，大多与中国相同。

综看上面的两说，都不免牵强附会。东来说取材于不可凭信的谶纬传说，更不可靠。西来说较为近情，然也不能必验。不过我们总得承认中国的民族一定经过了许多变化，受到外来的影响一定很多罢了。其余的六族，其实也是一样，虽不能确定种所自来，但受到华族的影响却真不少。如殷箕子■为周臣，逃到辽河流域布八条之教，殷民跟他走的至五千人；秦时移住朝鲜半岛南部的遗民，有建设后韩国的；李陵降匈奴后，汉兵的子孙尚多存于黠戛斯等部落，与他们的种人混合，户籍日增；汉、唐的公主，屡次下嫁给别部的单于或可汗，种系极称繁衍。这许多事实，不都是华族影响到他族的证据么？我们现在且把七族在历史上的大概状况稍微一说，借见分布情形的一斑：

(一)华族此族初繁殖在黄河的两岸，逐渐拓展，便占领了中国本部，建成大一统的帝国。汉、唐两朝，声势尤极煊赫，直到如今，还泛称汉人；在南洋、北美一带，也有人称做唐人呢。他们有文化上极深的渊源，所以在政治上虽也曾几次被异族征服，然结果总是征服者同化于被征服者。所以今日所谓华族，只是一个大共名，里面包含着无数历史上被同化的民族。

(二)苗族古初名苗，中世称蛮，近代又称苗。江淮之间，本是他们的蕃息之域。后来屡次被华族所逼，渐渐退缩，由江南直退至西南山地。如今贵州的大部，广西的北部，还是他们的族聚之乡。但自从改土归流以后，渐渐与华族同化，保持固有状况的便日见减少了。

(三)东胡族东胡的名称，西人音译作通古斯，即周初来宾的肃慎。《晋书》说“肃慎在不成山北，广袤数千里”。不咸即长白山，自今铁岭以北，至吉林、黑龙江，都是肃慎的境界了。秦、汉时候，不大与中国往来。但在秦末，肃慎的别部东胡势甚强，常常侵凌匈奴，匈奴不能耐，把他扑灭。他的子孙便退保鲜卑山，即因山名改号鲜卑。晋时慕容一姓蹂躏中原极久，很可考见这一族的声势了。后来的契丹、女真，都是他们的子姓，因为强健善战，便蚕食中土，先后建了辽、金两朝。明末满洲入关，造成清朝，更是此族势力最膨胀的表示。如今除清室尚保存特别族制外，余下的满人，早就跟汉人同化一气了。

(四)蒙古族蒙古即蒙兀，自古以来，以游牧为生，行则逐水草，住则张毳幕，往来无定，纯然为一行国。有人说他们本是突厥的别部，又有人说他们是鲜卑的一支，现在竞疑莫能明，或者竟是两种的混合种。P8-10

一

本书为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王钟麒编著。顾先生女婿张振声先生对此有个简略的说明，可令我们明白当年编印这本书的原委及所引发的争议：

这本书原是上中下三册《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由顾颉刚、王钟麒(伯祥)编辑，胡适校订，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9月、1924年2月、6月陆续出版。

1922年春，顾颉刚向北京大学请长假回到苏州家中陪侍病重的祖母。由胡适介绍他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后因祖母去世受大刺激，失眠症大发作，无法定心编书，遂交于好友王伯祥续编。同年12月初顾颉刚到商务印书馆编译馆任专任编辑员，与王伯祥合作编成了这套分上中下三册的初中本国史教科书。

此书不提“盘古”，对“三皇、五帝”仅仅略叙其事，加上“所谓”二字，表示并不真实。1929年2月，山东省参议员王鸿一等联名提议案弹劾此书，说它“非圣无法”，要求查禁。主持会议的戴季陶说：“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又说：“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虽经民国元老吴稚晖说情，免除了原议中对商务印书馆的巨额罚款，国民政府还是严令禁止了该书发行及学校之使用。顾氏为自己给商务招了大祸向总经理王云五道歉，王认为遭祸另有原因：“商务营业既大，为他书肆所忌，而此书尤畅销……”又谓：“商务有此事亦甚荣耀。”

中国工人出版社现在重排出版此书，邀我写点什么。盛情难却，只好提供上述这么点背景材料来交差。至于这本八十多年前编的历史教科书有些什么特色？为什么曾畅销一时，几年之内竟印刷五十版(次)？说实话，我自己此前也从未读过此书，前些日子从书箱里把它们找出来拍照时翻了翻，直觉得跟我中学时用过的历史课本很是不一样。在天翻地覆大变化了的今天，来读一读这本八十多年前由刚经受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学人所贡献于社会的历史读本，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感受，这是我敢预告于读者朋友们的。

此书不提三皇五帝而遭弹劾并禁止发行，自然与顾颉刚疑古的立场有关。但禁而不能止，此书仍然畅销，迄今亦仍有再读之价值，也与顾颉刚之学术观点有关。因此底下谨就顾氏学思状况，对本书做些介绍。

二

首先应先补充张振声先生所说关于顾氏这本书在当年遭到攻讦的事。这种事，并不只顾先生遇到过，例如吕思勉先生于1923年刊行《白话文国史》时就也碰过。吕先生后来在《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中回忆道：“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余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由此可见当时借史述生事者本不罕见。王云五先生对顾颉刚说的那番话，也未必非事实。只不过，顾先生因疑古而遭谤，情形又远比吕先生严重罢了。

顾颉刚是二十世纪学术发展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得名虽在胡适之后，治学方法也深受胡适影响，但胡适撰《中国古代哲学史》，只从老子讲起，上古史部分并未述及，故中国上古史的开拓，自应推功顾颉刚。其次，民俗学的整理研究，他虽晚于刘半农，而开山大师之位，亦非他莫属。另外，古代地理和边疆地理的研究与提倡，居功厥伟；译注和点校古籍，流泽万世。皆足以起后学者无穷之思。

而且顾氏不仅本人能做开创性的研究，也善于结合同道，开创学术事业，因此影响格外深远。有些人，尽管不尽赞同《古史辨》和顾颉刚的意见，对顾氏为人处事之诚恳悫谦，却极有好评，如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就提到顾颉刚本与他不相识，第一次见面，读到钱氏的著作，便立刻将他推荐到中山大学；钱氏不去，遂又邀为《燕京学报》撰文：“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不过，顾颉刚的传奇，并不仅建立在此。他考辨古史所引起的争辩，乃近代思想发展和学术史上夹缠复杂的大问题。顾颉刚当然不是这一切问题及风潮的唯一中心，但他是极关键的人物。可供后人探索的面相，远比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要复杂、丰富。顾颉刚的传奇，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逐渐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顾颉刚的努力，也象征了那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的焦虑与探索，既自信又卑屈、既积极又迷惘。长期失眠，而又神经衰弱的顾颉刚，遂成为“对一般读者来说，多少带点神秘的色彩”的传奇人物了。

这个人，生于光绪十九年，幼读唱本小说及简明古书，好听神话故事。八岁时即曾将盘古以来尧舜禹汤等事，联串成一篇古史，起于开辟，终于孔子殁、门人欲以所事孔子之道事有若。因此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他是个天生有历史癖的人。

等到他逐渐成长，在晚清今古文争论的旋涡中打转时，这种癖好便主导了他一生的事业方向。尤其是入北大后，受胡适影响，又与钱玄同讨论，开始点校《伪书考》、编《辨伪丛刊》，展开歌谣和孟姜女故事传说的研究，并在三十岁那年，发表了著名的“古史层累地造成说”，已把他毕生努力的主要规模和面对历史的态度方法，做了一番美丽的开端。

民国十三(1924)年二月八日，胡适撰《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认为：“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虚心地仔细研究他”。顾颉刚的史学地位于焉奠定，当代中国史学的大风暴于焉展开。至今翻开民国十五年出版的《古史辨》，仍可以嗅到满纸的硝烟。而就在这烟硝战火弥漫之际，顾氏南下厦门与广州，任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这也即是现在中研院史语所的前身。在此，他除继续其《清代著述考》之外，并推动民俗学。旋返燕大，转而进行古代地理和边疆的研究。

民国廿年，他撰成《研究地方志的计画》，次年在北大、燕大开讲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筹组禹贡学会、出版半月刊。又因探考古史地理而经常往西北考察，进而组织边疆研究会，设立了边疆文化研究所。这部分工作，大概持续到抗战结束。钱宾四先生谓抗战期间，顾氏即已不太谈及早年《古史辨》中的问题，而“晨夕劬勤，实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者，即为这个阶段。这部分的成果，最重要的，当为《浪口村随笔》，是结合历史、地理和民俗知识而撰成的著作；其他笔记，则散见于《责善半月刊》、《文史杂志》等处。

顾氏为学，甚为勤劬，幼读《日知录》《困学纪闻》，爱其时出新义，即时常在自己所读的经注上，加上许多批抹。后来在北大，因爱看戏，就作《论剧记》的笔记，写了好几册，又有读书记，自云：“二十岁后，略识为学途径，始经常写作笔记，思虑偶有会悟，闻见或喜惬心，便纵笔录入”(史林杂识小引)。这批笔记，民国十二年起，以《读诗随笔》和《读书杂记》之名，发表于《小说月报》，多是衍郑樵姚际恒之绪，而与孕育完成古史层累构成说有关的。

《古史辨》出版后，顾颉刚继续研究五德终始说，并开始探讨秦汉间的方士与儒生。这个时期，他同时也在《民俗集镌》上发表了《周汉风俗和传说琐拾——读<淮南子)<吕氏春秋)笔记》。抗战期问，旅行西北西南，从事边疆文化及古地理之研究，赁居昆明北郊浪口村，又撰成笔记若干，分期发表于《责善半月刊》等，抗战胜利后整理成六卷《浪口村随笔》(民国四九年曾拣择其中十九篇辑入《史林杂识初编》)，自谓：“半系读书与教学时之所感触，半则旅行少数民族地区之所见闻，藉斯启发，往往可以评论战国游士之臆说与汉魏经师之误解，不负少年时所蕲望”。在此之后，顾颉刚便几乎不再有论文发表了，但笔记仍然不辍，民国三十年起，他主编《文史杂志》，便陆续刊有他的《宝树园杂记》，多讨论戏剧、传说及古史地理，中间偶有与《浪口村随笔》重叠者，如论“抛彩球”一条，即先见于《浪口村随笔》，后又增补收入《史林杂识》。

这些笔记，跟他的论著间，有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是他撰写长篇论文之前的准备，因他白幼即患神经衰弱，每遇值得注意的问题或材料，便抄入笔记，以代记忆。一方面又与他的论文相发明，例如《小说月报》十四卷八号载有他《古诗与乐歌》的笔记一条，认为诗三百篇是乐工歌诗，而非徒歌；其后遂本此意，于民国十四年撰《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到了编《史林杂志》时，仍有《徒诗与乐歌之转化》一条考论此事。可见读顾氏书或文，不能忽略了这些零缣散记，因为在这些笔记短论中，可能就蕴含了一个大问题、一篇大文章。而这些笔记，有些长的，本身就是一篇论文了。

三

顾颉刚的学术成就，自以《古史辨》为中心。民国十七年一月三日傅斯年曾致函顾氏，说：“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可是从你发挥后，大体之结构已备就，没有什么再多的根据物可找。……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百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如此评价，可见顾氏在当时人眼中的分量。

不过，古史累层地造成说，只指涉了传说变迁发展的一面。古代历史，在后世的历史叙述中，固然不免有所增饰、扭曲或变形，但这并不即是有意的伪造，也并不能据以否定历史存在的真实性。换言之，疑古未必足以考信。且像顾氏那样相信有一“历史的真象”是客观而稳定不变的，只要揭开后人传说层层增饰的面纱、排除后人伪造的成分，即能显现出来，更是充满科学想象的浪漫历史观。需知所谓历史的真象，并不是客观稳定而唯一的，也不是一个超然的存在，它不断流动于每个时代的诠释者和叙述者之间，是不断被“改写”与“重组”的人文成就，其中充满了“对话”的过程，舍离了这些诠释与叙述，即无所谓历史的真象。

而这些诠释与传述，又不仅仅是“层累”而已。语言在传播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扩散、断裂、衍异、流失。故基本上，它不是层累地“造成”，反而是解构(deconstruct)的，饱含分裂、变化、矛盾以及难以掌握的播放。传说的语意内涵，遂因此而随时变衍，永远受制于阅读或传述者的阅读经验，不仅无法产生定点的指涉，“传说”和“阅读”根本就是互为指涉或互补的。我们既不可能掌握并了解传说所有的流传状况，则任何传说或故事的母体或本源，就都是不定的、或不可能的存在。企图以文件资料的堆积，外加堆积者心机上的附会，以建立或溯求传说的原始形态，恐属缘木求鱼。顾颉刚喜欢看戏，由看戏中发展出对传说转变的意见，且至老笃信此一意见，未能觉察到这个意见有严重的缺陷，不能不说他为时代所限。

但经由顾颉刚的努力，开启了有关上古史、民间传说的研究，却在材料和视野的拓展上，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反对他的人，纵或诋毁《古史辨》为洪水猛兽，对此亦当低首下心，深致敬仰。

四

顾颉刚虽在民俗、传说、歌谣、历史地理等各方面都有建树，但成名主要在编《古史辨》，因此往往予人古代史研究专家之印象。而且疑古成名，认为三皇五帝并非信史，大禹之史亦多由传说层累堆积而成，引起许多非议，有些人虽赞成其拨开历史迷雾的事功，却也不免批评他“有破坏而无建设”。

其实顾颉刚对中国史是有通贯理解及论述能力的，不只能考古，亦能述今；不只能破坏，也能建设。《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就是一个证明。

写这部书时，顾颉刚还没编《古史辨》，也还没提出“古史层累说”，但尔后一些基本观念，却早蕴于此。且此书通贯古今，具有通史的识见，足钤后来者批评之口。

顾先生曾在评论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时说：“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通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自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当代中国史学》下编)。这段话，用来评价顾氏自己所编的这本书，恐怕也极为恰当。

本书不依朝代叙述，而将国史分成五编，也就是五期：秦以前为上古、秦到五代末为中古、宋到明末为近古、清为近世、中华民国时期为现代。这样的分法，是参照欧洲史上的上古中古近古之分，再加上近世现代两期，顾先生、王先生虽未说明其分期之依据，但当时胡适写《古代哲学史》《中古思想小史》，用时也是这样的分期。后来“唐宋变革期”及“资本主义萌芽”引起的争论，则跟五代、明末做为哪一个世代的下限有关。依马克思史学之分法，上古为奴隶社会、中古为封建社会、近世为资本主义社会，当时马克思史学尚未流行，本书亦无此种观念，故只是依历史本身所呈现的段落来区分。

因不依朝代来叙述，是以本书亦不附帝王世系表、不用帝王年号纪年、不承认正统观念。民国初年史学界倡议新史学、反对传统史家只以廿四史为帝王一姓家谱者，大抵都具有这种观念，如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中便曾倡议之，本书则是一种实践。

在这个新框架内，上古时期被他们称为“域内文明的成人时代”，就是中华文明诞生到逐渐成熟的时期，建立了国家政权及封建制度，思想上也有许多开创。秦到五代末，则是“中国民族文化蜕变的时代”，封建之局结束了，但政治上一直是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分裂政局相起伏，华夏民族和四裔相争衡，而文化上又相融相斥的时期。中国固有的文化，由于吸收了新血，所以蜕变成更灿烂的文明。宋代到明末、辽金元入侵，构成了对中国民族更大的挑战，形成了中国内部各民族的争存时代，而此亦是中国近世文明演进的时期，文化有较大的发展。清代，不但是异族入主，也是西方文化对我造成冲击之时代，故称为“东西文明的接近期”。至于中华民国肇建，乃是结束帝制，创立共和国家，而且一切学术都带有世界化之色彩，故为现代的“中国文明之世界化时代”。

如此分期，自然就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史的整体看法，一是注重民族间的关系，二再由此扩大到中国与西方世界之关系，三则由此民族间之文化冲突与融合，推动着中国史走向世界史，形成进化的历程。

在本书印行之前，梁启超曾于一九。一年写过《中国史叙论》，提出中国史三阶段说，认为上古至秦，是中国自主时期；秦汉至清中叶，为中国参加亚洲历史之时期；清中叶以后，则是中国参加世界之时期。其后，傅斯年也有一种分法，反对用西方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主张用种族的标准，分上古至南朝为纯汉族之中国，隋至南宋为胡汉混合之中国(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北大日刊，一九二二年四月十至廿三日)。当时学界占势力的，乃是日本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四期分代说，梁傅均是不同意该说的。顾颉刚、王钟麒这本书无疑近于梁傅，皆是着重中国史扩大与绵延之问题，而就地域、种族、文化等方面着眼。如此论国史，不仅可突破传统讲中国史只注重于政治的方面，更可打破汉族中心主义，而亦非以欧洲史为框架来削足适履地看中国史，因此至今仍是值得参考的分期架构。

在各期内部，具体论述时，本书除上面所谈，颇注意民族间之冲突与融合外，在政治部分，较注意制度之变迁，而非政权之更迭，例如官制、地方制、税制、选举制、兵制等。在社会部分，风俗、宗教、家族制度、社会组织，及学术文化部分，如儒学、玄学、理学、文学等，也都花了较多笔墨。这些，都是本书深具价值之处。像在中古编特辟专章讨论尊重儒术的影响、表章气节、佛道教之兴起、科举与古文运动；近古编谈书院与学派之蔚起、明代思想与士风；近世编谈奖励黄教与特开词科、考据与时势、民教冲突；现代编谈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更都能把学术思想或风俗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及政策，如何与政治甚或国族命运之发展结合起来看，这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可注意的是：编本书时，顾氏王氏均当青年，顾氏的主要学说尚未创立，但本书首揭历史与地理之关系，指出治史者往往“即地可以证史，就史可以证地”，打开了近代历史地理学的视野，也成为顾颉刚后来在北大、燕京大学讲古代地理沿革史、筹组禹贡学会等工作之发轫。本书关于民族问题，则为尔后顾氏西北考古与边疆研究之先声。而本书“把荒远难凭的传说存而不论”，认为传说中的帝王只是文化史上几个时代变迁的象征，尧舜的故事，一部分是神话，一部分出于周末学者的“托古改制”等，更是《古史辨》时期顾颉刚着力发挥的论点。故本书虽成于早岁，且系与王钟麒合作的书，却不难看做是最能代表顾氏整体史观与史学规模之作。许多在本书中简单的论断，后来顾先生也会用较繁复缜密的论著来说明，但说来说去，大旨其实亦不外本书所述。试比较他《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和本书论汉儒“把方士的迷信硬披上儒家的外衣”云云，就可明白了。据此而言，本书在近代史学史上之重要性，显然要远超过一般历史教科书所能具有之意义。

纯就教科书而言，本书分编分章既如上述，具有条理及史识，其文笔与观点又颇具特色，当然极受欢迎。我觉得最可称道的是它的叙述能力，在史事繁赜驳杂之中，甚能提纲挈领，说得不蔓不枝，像五胡乱华、五代十国那样纷纭的变局，要用如此简练的笔法讲清楚，真是不易。它的辅助工具，乃是图表和附注。凡史事之不易叙明者，或用图表以助理解；凡观念之需考辨、史迹之待补充者，则附注以申发之。有些注，如论正统论、考雕板印刷术始于隋等，都很重要，不容放过。时贤所作历史教科书，固然学力各有优长，但普遍笔舌木强，话讲不清楚，且往往轻重夫伦，比起顾氏王氏，不免有愧。

五

当然，每本书都烙着时代的印记，此书亦不例外。本书论九流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崔述疑古，用胡适说；论正统论、论匈奴与罗马盛衰有关，用梁启超说，都属这类例子。谓任侠出于墨家，则用蒋智由说。梁启超于光绪三十年作《中国武士道》一书，推溯侠之渊源本于孔子。蒋智由“序”却主张出于墨家，谓：“墨家者流，欲以任侠敢死，变厉国风，而以此为救天下之一道也。”后来此说较侠出于儒更为流行，顾氏王氏也采用此说。但此仅出于今人之历史想象，侠既与儒无关，当然也与墨无关，《史记》说得很明白，侠是“儒墨皆排摈不载”的人物，怎能说侠风出于墨行呢？此即可见本书论事，所采当时研究所得及通行之见解，在今天看来，有不少是还司商榷的。

例如五四运动以后，批评儒教成为一种风气，认为儒学都被汉儒宋儒搞坏了，汉儒迷信、宋儒玄虚，故凡批判儒家者，往往就获推崇，如汉代的王充、清代的戴震，就是被推崇出来代表反省批判儒学流弊思想的人物，本书也不例外。因此说王充为自然主义，一扫汉人把天看成是有意识的天帝之虚妄。这是那个时代的“意见气候”，现在脱离了那种意见气候，我们才知道王充根本跟自然主义无关。他批评当时儒生藉天变灾异来警示帝王，可是他赞成讲君王贤德天就会降下祥瑞，又相信占梦、相信有妖怪、相信谣谶、相信气会变化出兵书，这都不是自然主义的态度。本书由胡适校订，论王充及汉魏思潮也深受胡适影响，故未及细勘王充《论衡》原书，以致论析不免失中。凡此之类，皆是时代所限，然亦不妨说恰好可视为了解当时思想界一般意见之史料。

又如本书说南北朝分立以后，南北融合、隋唐之习俗、宗教、官制、族望等大多上承北周后魏，与汉魏两晋不同。此种意见，买亦为矫正以往论史者偏于汉族本位故于南北朝较重南方之弊而发，如后来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即是把这种意见详细论证了的名作。但此等矫枉之言，实亦仅得一偏。因为唐代制度源于南朝者却也不少，文学与思想更是南胜于北，唐初修纂《五经正义》便深染南学，唐人所修《隋书·经籍志》且明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可知说南北融合而特别注意北方异民族对隋唐文化之贡献，是偏颇的。

这些都是在当时意见气候及研究倾向中形成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类问题，则来自作者的疏忽或知识不足。本来，历史涉及了人类总体记忆及活动，要掌握它，所需要的知识，可谓浩瀚无涯。可是史家无论如何，知识总是有限的，某些地方即不免照览不周。像本书论宗教，说唐代时伊斯兰教“已托根于天山南路，因回纥人以传入内地，于是回教之名便由此成立”；说西晋灭亡以后，生出悲观消极之思想，“所以自然主义的道家哲学，末流竟一转而成为求仙炼丹的出世主义”；说佛教“北派先来中国、南派至梁武帝时始显”；说摩尼教出于祆教等等，就全是错的。伊斯兰教来中国，主要由海路。天山南北路在唐宋时期尚无伊斯兰教之传布，回纥信仰的是佛教与摩尼教，回教之“回”，并不来自回纥。道教则在汉代已盛，非西晋灭亡才兴起。东晋葛洪那类讲炼丹的人，更不是由道家哲学转来，其《抱朴子》不但直接批评老庄，外篇也只讲儒学，不谈道家。至于佛教，本身无所谓南派北派，只有大小乘、部派佛教、密教之分。传入中国以后，先在北方，东晋时南方却已甚盛，并不迟至梁武帝时，因此这是误把禅宗达摩来华的故事当成是整个佛教南派始传来中国。五四那一代的新青年，因反对宗教迷信、提倡科学，以致对宗教事务并不十分熟稔，发生这类失误，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除了这些偶可商榷者外，本书确是一本简要清通之中国史读本，我很希望所有关心中国史的朋友都能仔细读读它!

历史的演进乃是向多方面展开的，但多方面演化的情形却各各小同。我们研究历史的，一定要注意历史的各方而，而小容仅偏一隅去记诵几个朝家的隆替和儿辈英雄的成败。

时代精神是历史的主眼，如民族的分合，政治的设施，社会的风尚，学术的嬗递，凡足以表现当时的特征而影响及于后世的，本书便取材于此，都为简单的系统的介绍。

——顾领刚 手钟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