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编著的《1984》是一部杰出的政治讽刺小说，与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合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该书自1949年出版以来，已被译成65种语言，全球总销量超过5000万册，被誉为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经典之一。该书曾入选美国《时代周刊》“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英国《卫报》“人生必读的100《1984》”、兰登书屋“100本20世纪最佳英语小说”，并被多个国家列为中学生必读书目。书中创造的一些新词，例如：“新语”、“双重思想”、“老大哥”、“停止犯罪”等已被收进权威英文词典，由作者的姓氏也衍生出“奥威尔式”、“奥威尔主义”这样的通用词汇，并且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此外，该书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广播剧、舞台剧、音乐剧和网络版连环漫画。

在《1984》里，乔治·奥威尔为我们展现了他惊人的想象力、伟大的创造力、深邃的洞察力，用他独有的风格和高超的技巧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泯灭亲情、爱情、人性的恐怖世界。书中描写了一个叫做“大洋国”的极权统治社会，在那里，人性遭到扼杀，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历史每天都在被伪造，所有不利于统治的历史记录都将被毁掉，记忆不再可靠，人们每天在仇恨中生活。人性也堕落到不分是非善恶的程度。虽然书中描述的是对极权主义恶性发展的预言，但是却让每一个经历或熟知该类历史事件的人看过《1984》后都会产生一种触目惊心的契合感。书中刻画的人类生存状态，仿佛一个永不退色的警世标签，警醒世人提防这种预想中的黑暗成为现实。

温斯顿看着眼前那由木材撑着的墙头、钉着硬纸板的窗户、盖着波纹铁皮的屋顶、东倒西歪的花园围墙组成的十九世纪的破败老房，以及被空袭得只剩下破砖残瓦的地上长出的野草丛，还有许多鸡笼似的、像是忽然从炸弹清出的大块空地上冒出来的肮脏木房子，他努力回想着童年时代的情景，以证实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幅景象。可是，他根本就回想不起来。他的童年记忆一片空白，仿佛发生过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按照新潮语的叫法，真理部应该叫真部，真部的大厦与周边视野中的其他任何建筑都截然不同。它有着金字塔式的庞大外形，外部是发亮的白色混凝土，总共有三百米高。白色的墙面上，用极其漂亮的字体写着党的三句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上和地下各有三千个房间。外表和大小与其相同的建筑，在伦敦其他地区还有三所。它们周围的建筑都只是陪衬而已。这四所高大建筑，可以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一览无余，它们组成了整个政府机构。真理部掌管新闻、娱乐、教育和艺术领域，和谐部处理战争问题，仁爱部维持法律和社会秩序，富民部管理经济事务。按照新潮语的说法，应该叫它们真部、和部、爱部和富部。

仁爱部最让人感到害怕，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温斯顿从未去过仁爱部，就连靠近仁爱部大厦半公里的范围内他都没有涉足过。因为，这个地方只有处理公事才能进入，里面除了到处都布满铁丝网和铁门以外，还有许多隐蔽的机枪；甚至在大厦周边的大街上，也有警卫在巡逻。这些警卫都穿着黑色的制服，携带双节警棍，看上去一脸凶相。

突然，温斯顿转过身来，表情祥和而乐观。他是迫使自己这么做的，他认为这是面对电子屏幕时的最好表情。他走出起居室，走进了狭小的厨房。他离开真理部时正是吃午饭时间，但他没有在食堂吃。厨房里除了一块发黑的面包之外，根本没有其他可吃的东西。就连那块发黑的面包，也是他原本打算明天早上吃的。架子上有一瓶无色的液体，瓶身上贴着一张白色的标签，上面简单地写着“胜利杜松子酒”几个字。这种酒就像中国的米酒一样，散发着一种令人难受的油味儿。温斯顿拿下这瓶酒，倒了将近一茶杯，硬着头皮一口吞下，那样子就像在吃药似的。

 喝完酒，他立刻面色通红，眼角还流出泪来。这玩意儿跟硝酸似的，喝下去时，只感觉后脑勺上像是被人打了一记警棍，肚子里像有一把火在烧。不过，这种火烧感接着就消退了，他的感觉也跟着就好多了。他拿出一盒胜利牌香烟，从挤瘪了的烟匣中抽出一支烟来，却一不小心把烟竖了起来，结果烟丝全都掉到了地上。他成功地抽出了第二支烟，然后回到起居室，在电子屏幕左边的一张小桌子跟前坐了下来。他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支笔、一瓶墨水和一本厚厚的空白笔记本。那个笔记本是四开的，装订讲究，底面是红色的，封面上印着大理石花纹。

他这间起居室里的电子屏幕，安装的位置不同寻常。通常情况下，它应该被安装在进门正对的墙上，以方便看到整个房间；可是，现在它却被安装在对窗户的墙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温斯顿走到电子屏幕旁边一个浅浅的壁龛边上，坐了下来。当初修建这个壁龛时，大概是打算在里面放书架吧。温斯顿坐在壁龛里，尽量远离电子屏幕的控制范围。当然了，这只能让他的行动躲开电子屏幕的视野，他的声音还是能被听到的。这间屋子奇特的布局让他所处的位置可以避开电子屏幕的监视，他想到了该做他现在要做的事。

不过，他的这个念头也是刚刚才有的。就在他刚才从抽屉中拿出那个本子的一刹那，他想到了要这么做。这个记事本特别精美，纸张虽然有些发黄，却十分光滑。这种纸张，至少是四十年前生产的，因为近四十年来一直没有再生产过。他猜想这个本子的寿命远不止四十年。他第一次看见这个本子时，它还在本市一家发霉的旧货铺里。这个小旧货铺位于伦敦某区一个破破烂烂的贫民区里。当时，这个本子就躺在旧货铺的橱窗里，他一眼就看中了它，一心想着怎样才能得到它。照理来说，党员是不允许去普通店铺里购买东西的，那就等于是“在自由市场上交易”。不过，不去“自由市场”怎么买鞋带、刀片这类东西呢？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渠道能获得，所以这条规矩执行得并不严格。这么一想，他朝四周张望一下发现没人，就溜进小铺子，用二元五角钱买下了这个笔记本。当时他并没有想到用它来做什么。他把它放进皮包，忐忑不安地回了家，就像自己犯了罪似的。这样一个本子，即使里面是空白的，也很容易被人怀疑。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始写日记。由于早已没有法律了，那也就无法可犯，所以说做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当然包括写日记。不过，如果被人发现了，即使不会判死刑，也至少要服二十五年苦役。温斯顿把一个笔尖插在笔杆上，又吸掉了上面的油。这种老古董式的鹅毛蘸水笔，就连签名时也没有人再用了。不过，这支笔可真来之不易，是他花了不少力气才偷偷弄来的。因为，他认为只有真正的笔尖，才配在这个精美的乳白色本子上书写。事实上，他已经很久没有手书了，所以有些不习惯。平时他一般都用录音器口授，用笔写的不过是一些简短的便条。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当然是不可能用录音器口授的。他用笔尖蘸了墨水，停顿了一下，觉得肠子里一阵翻动。随后一个标题从笔下流到笔记本上，1984年4月4日，字体纤小而笨拙，他用后背倚着椅子，感到一阵束手无策。首先，今年是不是1984年，他一点儿把握也没有。不过，这个日期大致应该是对的，因为他肯定自己今年三十九岁，而他生于1944或1945年。但是，要想知道自己生日的确切日期，在当今的世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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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O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作家。在世界小说界，有所谓“反乌托邦三部曲”，即苏联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奥威尔的这部《1984》。

简单地说，本书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情节离奇、怪诞，却似乎符合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小说描述了极权主义的恶性发展，展望了一个可怕的结局一人性被扼杀，自由遭剥夺，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单调。

同本书一样，奥威尔的成名作《动物庄园》也是一本很有洞见一虽然同样偏颇一的小说。书中主人公全是动物，故事情节荒诞不经，颇有喜剧色彩，这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恐怖的感觉。但是《1984))则完全脱去了喜剧气息，恐怖入骨的感觉弥漫着整个作品。

这里所说的恐怖，不是血淋淋的具体场面，而是一种人性泯灭的无望之感。比如，小说描述了一种官方语言，叫做“新潮语”，它被强制使用，其目的在于把单词量减至最小，这样一来，除了国家颁布的概念，人们将无法思考其他任何东西。又如，每个党员都无权拒绝官方的监视，每个房间都装有无法关掉的电子屏幕，而屏幕会把每一种声音准确地传递给“思想警察”……

《1984》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不但受到普通读者推崇，更是深得学者的青睐。小说中独创的几个词语，比如“老大哥”、“双重思想”、“新潮语”、“思想警察”等等，已经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并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大家公认，《1984》是对集权主义的最形象描述，也是最尖锐的反抗。《纽约时报》赞誉此书：“这一代人中，没有其他任何一部作品能像本书一样，唤起我们对自由的深切渴望，以及对专制的切齿痛恨。”很多人坚信：“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会多一份自由的保障。”

事实上，《1984》并不是单纯的政治小说，而是试图追问人性的善恶、美丑以及实现的途径。对于人性的关怀，使小说没有沦落为干瘪的教科书和宣言。否则，它不可能吸引全世界范围内的广大读者。小说中，即使谈论的是政治，其背后所关注的仍然是人性。使政治与人性水乳交融，这也许是奥威尔创作的最成功之处。

总之，这是一本略显深奥的书，可以反复阅读，每次都有更深的理解。对于读者来说，本书既是智力的挑战，也是获得智慧的一个难得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