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非常大的贡献：它结束了封建帝制，确立了共和政体。因此，我们应该弄清楚它的整个历史过程，牢记这段意义非凡的历史。由沈晓敏、倪俊明编著的这本《喋血南国——辛亥革命在广东》就是这样一本可以帮助我们清晰了解辛亥革命在广东的整个历史过程的书。

《喋血南国——辛亥革命在广东》由沈晓敏、倪俊明编著，是“辛亥革命全景录”系列丛书之一。

《喋血南国——辛亥革命在广东》讲述了：

在绚丽多姿的中国辛亥革命画卷中，广东辛亥革命无疑是历时最长、内容最丰富、场面最壮烈而又具有鲜明特色的画面。

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从孙中山着手创建兴中会，到组建同盟会，到策划、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斗争，广东成为革命斗争的重要舞台。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发动的10次武装起义中，有8次在广东进行，特别十黄花岗起义影响尤甚，促进了辛亥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东革命党人在各地组织民军起义响应。广东各地纷纷光复独立。建立了民主共和体制的广东军政府。广东军政府主粤期间，革新司法制度和警政，调整对外政策；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高擎讨袁的“二次革命”义旗……广东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

第一章 内忧外患：清末十余年的广东

一、民族危机日趋严重

二、戊戌变法南粤发轫

三、民变、会党、绿林、反洋教斗争风起云涌

四、爱国运动连绵不断

五、“新政”与预备立宪粉墨登场

第二章 革命初兴：孙中山首举义旗

一、翠亨村走出的革命家

二、兴中会活跃广东

三、乙未广州起义

四、兴汉会的组织和活动

第三章 发展壮大：革命势力迅猛发展

一、兴中会与“两广独立”

二、庚子惠州起义

三、史坚如谋炸德寿

四、洪全福起义

五、当革命者遇到了改良派

第四章 屡仆屡起：革命派坚持武装起义

一、同盟会的发展：从香港分会到南方支部

二、光绪末年的四次起义

三、广州“保亚票”事件

四、庚戌广州新军起义

第五章 碧血黄花：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

一、决策和部署

二、温生才刺杀孚琦

三、悲壮失败

四、浩气长存

五、支那暗杀团

第六章 兵不血刃：广东独立与全省“光复”

一、广东保路风潮

二、省城易帜

三、全粤”光复”

四、海外华人对革命政权的支持

五、挥兵北伐

六、胡汉民随孙中山北上

第七章 共和新政：广东军政府主政南粤

一、共和新气象

二、孙中山回乡与“模范省”计划

三、解散民军与“清乡”

四、军政府与民众交恶

第八章 捍卫共和：广东“二次革命”

一、南北对峙中的广东

二、广东独立讨袁

三、失败收官

参考文献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革命党乘时而起，多管齐下，一方面争取李鸿章实现“两广独立”，另一方面加紧筹备惠州起义，但均未获成功。革命党人史坚如谋炸德寿不成，谢缵泰、洪全福起义筹而未举。革命党与康梁改良派还在政治思想领域展开大论战，大大拓展了革命派在各方面的影响力。

一、兴中会与“两广独立”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引起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吵和分裂。专横独断的慈禧太后不顾光绪皇帝和主和大臣的强烈反对，于1900年6月21日向各国宣战。宣战上谕的颁布，使北京朝廷的激烈争吵表面上趋于平息，主和派势力被强行压制下去，但掌握地方大权的多数督抚强烈反对，坚决支持主和派，形成地方与中央公开对抗与分裂的局面。清政府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以“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静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为由，公开抗旨不遵，积极谋求与各国驻上海领事“互相谅解”，以维护东南现状。两广总督李鸿章身居要冲，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甲午战败，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清政府借此夺其权柄，使李鸿章“威脱权劫”。1899年年底，慈禧太后为了震慑康梁一派在两广的频繁活动，重新起用李鸿章，任命李为两广总督，掌握华南地方实权。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发出“东南互保”的呼叫后，李鸿章和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骥等均表态支持。八国联军开始水陆进攻后，清政府从6月18日起屡屡急电李鸿章北上。稍后又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多年冷落的李鸿章一下子又回到了时局的枢纽地位。此时的李鸿章，正接受港督卜力（Sir Henry Blake）的建议，与孙中山革命派洽商两广独立自主之事。李鸿章一方面与革命派周旋，既不拒绝也不同意；另一方面对清政府则托辞拖延，说水路、陆路交通因战争不通，“广东绅民又因人心惊惶，纷禀暂留震抚。各国领事来函，亦以臣在任则中外相安，臣告粤当自筹保卫”，借以观望时局，拒绝北上。清政府宣战后，李鸿章与张之洞、刘坤一联名电奏，强烈反对宣战，宣战的决策者慈禧太后不仅不怪罪，反而称赞李鸿章等人“度势量力，不欲轻开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并解释其之所以向各国“宣战”，是因为义和团声势浩大，“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6月26日，李鸿章致电盛宣怀，“二十五日矫诏，粤断不行，所谓乱命也”，公然抗旨不遵。同日，盛宣怀与各国领事会商制定了《东南互保章程》。李鸿章闻知后复电刘坤一，“长江一带公与香帅必须严办匪徒，保护商教……鸿在粤当力任保护疆土，群匪觊觎窃发，一动即危矣”，表示完全赞同。

清政府的命令已很难对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发生作用。6月29日，清政府谕令各省及驻各国使臣“停解洋款”，地方督抚们立即群起反对。7月12日，李鸿章领衔，会同德寿、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13人联名上奏清政府，威胁朝廷洋款若停，则外兵必占据海关，骚扰沿海沿江各省，“军事四起，腹地伏莽乘机滋扰，外侮内患，天下骚然”，内地厘税因此大减，“转于饷需有害”。清政府不敢坚持，立即改令各省“按期解还归款，用昭大信”。同时，督抚们对清政府指手画脚，李鸿章领衔会奏要求清政府推行：一、照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二、请别国居间调停，赔礼道歉；三、主动赔偿损失；’四、严厉镇压义和团。早已被八国联军的枪炮吓破了胆的清政府，在其后一一照办。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特殊形势下，孙中山试图谋求与李鸿章合作，共组广东独立政府。

孙中山一直对李鸿章持有幻想，把李鸿章当做“识时务之大员”，曾于1894年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风起云涌，给革命派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孙中山等积极筹备惠州起义，但深感自身力量的严重不足，于是一方面谋求与保皇派合作，以图联合大举；另一方面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合作的力量，遂有与李鸿章进行秘密接触，洽商组织广东独立政府之事。

谋求与李鸿章合作，动议于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何启素与孙中山关系密切。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何启看到形势紧张，中国有面临被瓜分的危机，“粤省如不亟谋自保，决不足以图存”。因此，何启征得香港总督卜力的同意后，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要革命派与粤督李鸿章合作救国，运动李鸿章脱离清政府宣布两广自主，革命派则从中协助。其具体方法为，“先由中国维新党人联名致书香港总督卜力，求其协助中国根本改造，以维护世界和平”，再由卜力转商李鸿章，建议广东自主方案，并由卜力居间介绍孙中山与之合作。李鸿章如果赞成此策，则由李之幕僚刘学询电邀孙回国共组新政府。陈少自立即向孙中山请示，孙中山时在日本横滨筹划惠州起义，“得电大喜，立即电少白赞成”。刘学询曾列名孙中山发起成立的农学会，与孙中山有旧交，向李鸿章自告奋勇，“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在李鸿章的首肯下，刘学询于1900年6月初贻书孙中山，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协同进行。”

孙中山在筹划武装起义时，曾考虑要迫使南方的督抚“参加或承认一个新的南中国联邦共和国”。1898年，与宫崎寅藏等人的谈话中也表示要“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威于四方，奠定大局”。在接到李鸿章的邀请后，孙中山复函刘学询，表示接受李鸿章的邀请。其时的孙中山，起义方针已定，虽然“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仍认为“不妨一试”。其与李鸿章接触的最直接目的，是趁机施展策略，从这位两广总督处谋取一笔经费供革命之用。6月8日，孙中山偕杨衢云、郑士良、宫崎寅藏等人从横滨乘法国轮船赴香港。17日，孙中山一行抵达香港海面，李鸿章派一艘炮舰在此等候。孙中山对李鸿章的真实用意尚未弄清，认为没有必要身涉险境与李鸿章谈判，就派宫崎、内田、清藤三人为代表前往广州与刘学询接洽。在广州刘邸的谈判中，宫崎提出两条件：一、特赦孙中山，保障生命安全；二、贷款10万两。刘学询表示可以转达李鸿章，并应允向孙中山贷款10万两，先付5万两。次日午后，刘学询的儿子将贷款如数送达。

6月15日后，清政府迭电谕令李鸿章北上，李鸿章心存观望，借故拖延。为了维护英国在珠江流域的特殊利益，港英当局也希望李鸿章留在广东，对李鸿章与革命派合作之事兴趣甚大，支持何启提出的李鸿章与兴中会合作实行广东独立的计划。李鸿章为稳定华南局势，对这个计划颇为心动，与革命派进行谈判并给予贷款。但随着局势的渐趋明朗，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决定改变态度，离粤北上。

7月17日，孙中山自新加坡抵香港海面。英国政府训令港督卜力：如果李鸿章同意与孙中山会晤，才可撤销5年前对孙中山的驱逐令，允许孙中山上岸。同日晚，李鸿章北上途经香港。卜力连夜通知孙中山，谓其将于次日上午11时与李鸿章会晤，劝阻李北上，如李愿意中止此行，即可允许孙中山上岸共同密商。孙中山认为“李无理议（想）之信念，复无观察大局之眼识，年已垂暮，功名亦非其所深愿，故虽有港督之谏止，当必为李所不容。虽然，是亦大旱之片云也，惟作万一之预想”。果如孙中山所料，李鸿章拒绝卜力的挽留，拒绝会见孙中山，并力劝卜力禁止颠覆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基地。同时，清政府几乎以哀求的口气第七次谕令李鸿章“该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要求李鸿章“无论水陆，即刻起程”。李鸿章认为君臣之义犹在，停止观望，于7月18日离粤北上。李鸿章坚持北上，使得兴中会与李鸿章的合作尝试最终落空。

本来，孙中山赞成与李鸿章合作后，香港兴中会即着手准备。为争取港督卜力的支持，香港兴中会负责人、《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起草致港督书，经何启、杨衢云、谢缵泰等译成英文，以孙中山领衔，与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8人联名上书，约于1900年7月中旬（另一说为8月上中旬）经何启递交港督卜力，这就是所谓的“平治章程”。

在书中，革命派历数清政府之积弊：任私人，屈俊杰，尚诈术，渎邦交，嫉外人，虏民庶，仇志士，尚残刑；指出其目前之“凶顽”有：诲民变，挑边衅，仇教士，害洋商，戕使命，背公法，戮忠臣，用偾师，忘大德，修小怨。清政府失政于先，又不补救于后。“当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摇，各省地方糜烂，受其害者不特华人也”，但“政府冥顽，转圜不易；疆臣重吏，观望依违”，希望英国政府“转商同志之国”，极力赞成革命党人推翻“庸懦失政，既害本国，延及友邦”的清政府，“愿借殊勋，改造中国，则内无反侧，外固邦交，受其利者又不特华人已也”。为此，提出“平治章程”六条：一、“迁都于适中之地”，如南京、汉口等处。二、“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中央政府由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主办对外交涉。自治政府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由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制。惟于年中所入之款，按额拨解中央政府，以为清洋债、供军饷及宫中府中费用”。中央设议会，地方设省议会，议员由民选组成。以本省人为本省官，由省议会公举。三、“公权利于天下。如关税等类，如有增改，必先与列国妥议而行。又如铁路矿产船政工商各业，均宜分沾利权。教士旅居，一体保护”。四、“增添文武官俸”。五、“平其政刑。大小讼务，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许律师代理，务为平允。不以残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六、“变科举为专门之学”。

P89-93

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到现在整整100年了。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对辛亥革命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解决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问题。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是不够的，往往讲它的消极和失败的方面比较多，讲它的历史意义和对中国历史的推进作用比较少。这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于1941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讲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当年的青年现在如果还在世的话已经九十来岁了。林伯渠同志70年前讲这番话的时候尚且如此，今天的青年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严重不够也就不难理解了。

时代的原因也很重要：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改变。孙中山也总是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所以在民主革命阶段，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先进人士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面，以鼓舞人们继续奋斗去夺取胜利。因此，以前对辛亥革命的不足方面讲得比较多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已经过了100年，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回过头来看，我们自然可以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冷静、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

把辛亥革命看作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的主要历史功绩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这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于辛亥革命的表述。但这句话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说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说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上提出了新的目标。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到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中华民族在古代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是到近代却大大落后了。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因为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丧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拥有的完整主权和尊严，走上了听凭外国殖民者欺凌和摆布的半殖民地道路。此后，中华民族逐渐陷入苦难的深渊。当时，压在中国人心头的有两块巨石，一块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块是清政府的反动腐朽统治。

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此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亲历这场事变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竞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可见甲午战争对中国人的震动和影响之大。

但事情的发展远没有到此为止。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租胶州湾，自此各国纷纷在中国强租领土，划分势力范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后，八国联军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并实行分区管制，居民要分别悬挂占领国的国旗。这种耻辱，不能不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90年后邓小平同志还谈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OO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接下来的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日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朝两国历来唇齿相依，唇亡齿寒。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又给了中国人很大的刺激。中华民族已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

长期以来，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许多国人盲目自大、安于现状。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但一般人的认识还很不足，危机意识不强。1894年甲午战争前夜，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看到“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的严重局面，觉得需要危言耸听地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但是在书名中一定要加上“盛世”两字，不敢说已是“衰世”，不然受到的压力就太大了。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第二年，改良派的严复写了一篇《救亡决论》，最先喊出“救亡”的口号。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反映出当时中国人那种焦虑和急迫的心情。

我们再来看看清政府的状况。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流亡西安的清政府发出一道上谕，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此时的清政府已俨然成为一个“洋人的朝廷”。清政府还是一个极端专制的政府。在民怨沸腾、革命高潮日益逼近之际，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的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它还规定国家颁布法律、召开议会、调集军队、对外宣战、签订条约等权力都集中在君主手中，特别强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可见，即使已到了穷途末路，清政府依然坚持那种极端专制的制度。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大体在白银八千万两。而甲午战争失败后向日本的赔款就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加上分期缴付所需利息，相当于三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辛丑条约》按照人均一两白银的标准，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这些钱从哪里来？一方面，清政府大量举借外债，这大大加深了对列强的依赖；另一方面，只能加重税收、加紧搜刮国民。至宣统三年，国家的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白银。当然，这不是生产发展而只能是加紧剥削的结果。

如何改变这样的危局？中国的出路在何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维新变法等许多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不仅首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组建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也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并且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尽管孙中山的思想中有着空想的成分，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毕竟激励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为之奋斗。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历史重担。多少年来，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制度，而君主专制制度反过来又从政治上保障维护了封建土地制度。君主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巅。《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就得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而辛亥革命砍掉了皇帝这个封建社会的“头”，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从此以后，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南京政府，像走马灯那样一个接一个登场，旧社会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来。这样的状况和辛亥革命以前显然不同。

有人评价辛亥革命导致了中国军阀割据，社会更加混乱。似乎革命徒然造成社会的混乱，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这其实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实际上，辛亥革命将清政府打倒后，旧势力只能靠赤裸裸的野蛮的军事统治，显然这是无法持久的。而且，军阀混战使旧统治势力四分五裂，也有利于以后，人民革命的开展。所以尽管军阀混战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极大，但如果从稍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这种动荡和阵痛是社会转型期常需经历的过程。可以说，辛亥革命在这方面正给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打开了道路。

三、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的大解放

民主意识就是指国民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里，一切都是皇帝“乾纲独断”，老百姓根本谈不上有对国家建议和管理的权力。戊戌变法前的“公车上书”当时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但上书的都是有功名的举人，并且由于都察院拒绝代递，所上之书也没有能送达朝廷。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特别提出要写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他最看重的一点。虽然中华民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当家作主的现实，但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民国成立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报纸杂志空前活跃，群众活动多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因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创造的这种社会氛围和民众心理状态，五四运动很难发生。另一点是思想的解放，辛亥革命将过去被看得至高无上的皇帝推翻了，连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能怀疑、不能推倒呢？陈独秀在《新青年》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出众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命全国，称作元首。一旦亡了国……比寻常人还要可怜。”五四运动时期对许多旧事物的怀疑和批判，同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有很大关系。

从近代历史上说，太平天国洪秀全做了天王实际上还是皇帝；戊戌变法是想靠一个好皇帝来实现；义和团运动打的还是“扶清灭洋”的旗号。从世界范围来说，世界大国实行共和政体的只有美国和法国，其他的都不是共和政体。辛亥革命在中国建立了共和政体，这件事不能小看。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严重的弱点和不足。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并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第一，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没有足够的认识，许多人认为推翻清政府后革命就成功了，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第二，它没有广泛地发动并依靠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辛亥革命的主干力量是受过近代教育的爱国青年。他们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后能够迅速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它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群众，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它并没有能依靠和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在农村没有一个大变动。而没有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参加和支持，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就觉得自己势单力孤而易于妥协，这是它失败的重要根源。第三，同盟会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内部就四分五裂，无法形成一个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坚强核心。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没有一个能提出科学的明确的革命纲领、能依靠和发动最大多数群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党。因此，尽管辛亥革命取得了那么太的成绩，但仍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这也促使许多投身过这场革命或受到它影响的爱国者不能不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找新的出路。  走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和第三步。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历史事件是一步一步走的。中国的近代史就好像接力跑一样，后来的人以前面跑到的地方作为起点，接棒，然后又远远地跑到前一个人的前面去。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10年的历史，是不断探索、不断在矛盾中前进的历史。它留下的经验教训，不仅使我们了解共产党建立的必然性，而且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

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取得众所公认的突出成绩。但有一个问题仍是很值得注意的：中国版图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多样。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风俗习尚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异。辛亥革命是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它的发展在各个地区并不是以同一模式再演。共同性和差异性同时存在，这在研究中国各个时期历史时都需要重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目光只集中在少数最引人注目的地区，很容易有简单化的缺陷，不足以完整地表现出这场革命的全貌，也难以看清这场革命在整个中国造成怎样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分省研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比较。这部丛书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省区。中国各地的情况复杂多样，丛书各卷分别对这些省在辛亥革命前的社会状况、哪些社会力量发动了当地的革命、清朝疆吏是如何应对的、革命引起了哪些巨大的社会变化、旧社会势力怎样反扑等等，都有相当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就便于进行比较研究：从相同的地方可以加深对这场革命共同规律的理解，从不同的地方又可以看到各个地区的不同特点，这就是中国的实际国情。不作这种比较，既难更深入地把握住这场革命的发展规律，也难以看到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所以，这项工作对推进辛亥革命研究走向深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期待着的。

但是，要进行这样全国性的大协作谈何容易。我很钦佩人民出版社和各省人民出版社有这样的眼光，下决心齐心合力来从事这项巨大工程。由人民出版社和17家地方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划并组织出版的这套《辛亥革命全景录》丛书，在新闻出版总署支持下，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其中，《共和大业——聚焦1911》作为综合卷，总述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地方卷几乎每省一册（《直隶惊雷——辛亥革命在京津冀》包括了今天的两市一省）。这样，便全方位地概述了辛亥革命在各地的发展（可惜缺少了新疆、广西、福建和东北）。

承担了这项任务的出版社都把这项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各社社长担任丛书的编委会委员，亲自抓，称为“社长工程”。编委会先后召开三次编辑工作会议，确定：作为历史性纪实丛书，内容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虚构；图文并茂，注意可读性；还制订了丛书的装帧设计方案和印刷技术标准等。

丛书作者都是年富力强、学有专长的本地学者。书稿重点突出地方特色，对辛亥革命中的全局性活动及跨界活动，不写或只作简单的交代。由本地学者写本地事件，有许多优点：史料搜集相对较易，除充分使用现存的文学资料外，作者还亲历有关历史遗迹，走访当事人及其后代，收集整理了不少口述史料，经认真考证后使用，使本书提供了较多新的资料。为了做到图文并茂，责任编辑协助作者查阅大量档案资料，找到不少以往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图片，为丛书增色不少。

总之，这是一部集体努力的产物，必须归功于人民出版社、各省人民出版社和当地专家学者。我所做的工作很少很少，由出版社邀约而承担了主编的名义，主要是表示对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支持和能够顺利完成的兴奋。我很希望各界学者能够充分利用这部丛书的成果，并且指出它的不足之处，以便把辛亥革命研究更有力地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