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先生是我国当代散文作家，诗人。他的文章清朗，隽雅，文采斑斓，意蕴深邃，多有新知新见，体现出对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深厚学养以及特有的诗性之美。

《读文人》中，处处有“我”的身影和“我”之判断，因此好读而清新。书写了文人们的斑斓诗文和他们传奇般波折的身世，并对他们的命运进行了透彻多维的思辨性分析，给人以美蕴的熏陶和哲思的启示。

《读文人》是“王充闾人物系列”第二种，选入作者王充闾写古代文人的系列文章31篇，共17万字，包括庄子、李白、王勃、欧阳修、苏东坡、陆游、李贽、朱熹、纳兰容若、袁枚、曾国藩等文人。其中《寂寞濠粱》、《两个李白》等篇，选入大中学教材。这些文士都有气质、志趣、情操、节概，有的甚至是世界一流的顶尖级诗圣文豪，其生命历程都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个性有明显的人性弱点，具备可言说性。

《读文人》的写作围绕一个中心进行：古代文人多都想解褐入仕，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这是以丧失一己的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性为代价的，这带给他们深重的痛苦并导致其仕途蹉跌，但是他们却因此创作出耀眼的诗文而流芳百世。

序言

庄子：寂寞濠梁

贾谊：洛阳年少

严光：忍把浮名换钓丝

左思：涧底松与山上苗

骆宾王：一檄雄文震古今

王勃：千载心香域外烧

李白：青山魂

王播：扬州旧事

元稹、白居易：文人相重与文人相轻

李贺：此马非凡马

欧阳修：来往亭前踏落花

苏东坡：春梦留痕

陆游：孤枕梦寻

朱熹：撑篙者言

杨升庵：风波中的彻悟

汤显祖：《牡丹亭》中说澳门

袁宏道、李贽：龙湖之会

陈梦雷：灵魂的拷问

纳兰性德：金衣公子

袁枚：其人与笔两风流

黄仲则：深于情者

曾国藩：用破一生心

李鸿章：他这一辈子

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严光：忍把浮名换钓丝

严光受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老庄哲学的影响，面对风波险恶的世路和污浊、腐朽的官场，设想通过避官遁世、归隐山林，挣脱这个锦绣牢笼，给自己营造一个心理上的避风港，进而寻回自我的本根，实现其人格的自我完善。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过高的期求，但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却须以终身的安贫处贱为代价。

一  为绝妙的山水小品《与宋元思书》所吸引，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乘船溯富春江而上，自富阳至桐庐，而后又畅游了七里泷。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那该是多么自在逍遥，任情适意呀！此刻，我对当年驾着一叶扁舟在富春江上恣意闲游的吴均，真是艳羡极了。

吴均生当南北朝时代，精于史学，曾奉诏撰写《通史》；而一部《齐春秋》却使他招了祸，梁武帝恶其实录，下令焚书、免职。看来，他的仕宦生涯并不是很顺畅的。这从这封短简的最后，偏要浓重地缀上一笔：“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意思是，即使像苍鹰那样直上青云的追求高官厚禄者，仰见这样奇丽的群峰，也会止息他们的久慕荣利之心；而那些整天忙于经营世务的人，窥望如此隽美的幽谷，更将在此间流连忘返），也可以察知一二。其间，固然有向友人极力张扬富春山水无穷魅力的用意，但主要地还是抒写其对于避官遁世、退隐山林的向往之情，反映了作者的恬淡情怀，也透露出他的身世之感。

客轮继续在碧绿如油的江流中缓缓行驶，航路回环曲折。但不管怎样左弯右拐，眼前面对的总是连绵起伏的屏风一般的翠岭晴峦，尤其是七里泷，天光、水色、林影、岚烟，澄鲜一碧，景色绝佳。早在两汉之交，严子陵老先生就选中了这个地方，隐居度日，渔钓终生，他的好眼力，好运气，着实令人叹服！

严光，字子陵，会稽郡余姚县人，早年曾同南阳郡的刘秀一起四出游学，彼此结下了很深的交谊；刘秀起兵之后，他帮助拿过一些主意，因而深得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器重。可是，当刘秀夺得了天下，登上皇帝宝座之后，文官武勇，风虎云龙，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惟有严光却躲得远远的，改名变姓，高隐不出。

光武帝深深仰慕他的才情、人品，很想请他出来协助治理天下，便凭着往日的记忆，着人图写严光的形貌，下令各个郡县按图察访。后来，有人上书报告，在富春山下，发现一个身披羊裘，渔钓泽中的男子，形迹颇似其人。光武帝当即派人访查，果然是那个严光。于是，备下车辆和璧帛前往延聘，但是，严光却推辞至再，拒绝出山，使者往返三次，才勉强登车来到京城洛阳。

官居司徒的侯霸，与严光也是老朋友，听说他已到京，便遣人送信，邀他晚上在相府会面。严光问来人道：我的老朋友侯霸一向傻乎乎的，现在可好一些了？

来人答说：他已经位至三公，没有看出来怎么傻呀。

严光紧着摇头说：我看他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

使者忙问其故，严光笑道：你说他不傻，那他为什么不想想：我连天子都不肯见，难道还能见他这个臣子吗？

最后，应使者苦苦请求，严光口授了一封短简给侯霸。大意是，位至鼎足而立的三公高位，很好。以仁义辅佐君王，天下人都欢迎；如果一味阿谀顺旨，可要当心送掉自己的脑袋。侯霸看过，便把短简呈送给光武帝，光武帝笑说：我这个狂妄的伙伴啊，还是那个老样子！说着，便马上登车来到了严光住所。

当时，严光正在躺着休息，皇帝来了也不肯起来。光武帝无奈，只好走进他的卧室，抚摸着他的肚子叫道：  “喂，子陵！难道你就不能协助我治理天下吗？”

严光仍是佯作睡去，闭目不应，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熟视，说：从前唐尧以盛德著称，但仍有巢父隐居不仕。人各有志，何必相逼呢？

光武帝无可奈何地说：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可是，竟不能屈你为臣呀！说罢，叹息登车而去。

过了几天，光武帝再次亲自前来敦请。他们在宫中忆叙了旧日的友情，讨论了治国之道，相对累日。谈得困倦了，便同卧在一张床上，严光竟“以足加帝腹上”，于帝王之尊，视之蔑如。第二天，太史慌忙奏报：有客星犯帝座，情况十分紧急。光武帝笑着告诉他：不必大惊小怪，是我与故人严子陵共卧一床啊。

光武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但他坚决不肯接受，执意回去隐居，皇帝不便勉强，只好听其自便。这样，严光就回到了富春山下七里泷中，钓他的酸菜鱼去了。

十二年后，光武帝再次聘他入朝辅政，他仍然不出，最后寿登耄耋，安然故去。后人就把他隐居之地称为严陵濑，指认江边两座拔地而起的突兀石台为严子陵钓台，并在钓台旁边修了一座严先生祠，历代奉祀不衰。

参谒过祠堂之后，我应主人之邀，即兴题了两首七绝：

忍把浮名换钓丝，逃名翻被世人知。

云台麟阁今何在？渔隐无为却有祠！

江风谡谡钓丝扬，泊淡无心事帝王。

多少往来名利客，筋枯血尽慕严光！

二

七里泷既然是严子陵避官归隐、耕读渔钓的所在，当日无疑是非常阒寂的；今天却已经熙熙攘攘，游人云集了。但桐庐人毕竟是高明的，他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没有趋时媚俗，像某些风景点那样，在钓台搞一些粗俗不堪的仿古建筑或者游乐设施、神怪景观，而是以弘扬华夏文明为宗旨，坚持高雅、朴素的原则，把钓台建成一处兼具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的高档次的文化景区。从江边的严子陵祠堂到山上的钓台原有一条六百多个石阶的通道。为了增加文化内涵、减除游人寂寞，他们依据山势起伏，在绿树、修竹掩映中，另建一条婉若游龙的长达四百米的碑林长廊，选刻了历代吟咏钓台的诗文名篇，书法家均属当代国内一流，遍布三十一个省、区、市以及港、澳、台地区，题诗、作字的还有国外的一些汉学名家。

风景管理区还从六朝到明、清曾经游访、吟咏过钓台的著名文学家中遴选出二十一位，雕塑成二米高的石像。一个个绰约生姿，神情毕现。

李太白悠然斜卧在青花石板之上，与他所爱慕的“高山安可仰”，“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长结芳邻。

陆放翁、辛稼轩，分别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诗人、爱国词人，他们风格、气质十分接近，又生活在同一时代，只是由于奔波南北，平生缺乏接触条件，令人引为千秋憾事。现在，他们一前一后比肩而立，总算有了诗酒谈欢，酌诗论文的机会。

在翠竹琳琅，亭阁参差的大自然怀抱里，一切纷争、矛盾都会得到淡化、冰释。当年，北宋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一为反对新法的领袖，一为变法的首脑。二人年岁相仿，游处相知之日甚久，却是一对政敌，议事每相龃龉。司马光曾三次致书王安石，对新法陈列了四大罪状，进行无情地攻击；王安石也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予以针锋相对地驳斥。他们在同一年死去，直到最后也未曾和解。九百多年过去了，此刻，闲居于钓台之侧的王安石，正意兴悠然，捻须漫步，一改其生前的峻急、激烈之态；那边，司马光也在信步闲行，二人离得很近了。不妨设想，他们聚在一起，肯定会谈起严光、钓台以及富春山水的话题，也许要说：严子陵真是个老滑头，他可比我们逍遥自在多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竟活了八十岁，了不得，了不得！  我们时而在石径上漫步，仰瞻这些文豪、巨擘的丰采，同他们一起徜徉于青松翠竹之间，欣赏着水色山光，林峦佳致；时而沿着碑廊，骋心游目，不断地为那些警策的诗篇和灵动的笔势拍掌叫绝，完全忘记了登山的劳累。

历代吟咏钓台的诗文，各自的着眼点不同，见解也常有歧异，集中到一块来展读，颇似参加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对于严子陵的品格风范和价值取向，多数诗人、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宋人黄庭坚的诗，可说具有代表性：“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他的意思是，虽然子陵与光武是故知，却不肯入朝享受三公之贵。那么，是否就没有支持光武帝呢？当然不是。严光以其桐江垂钓的一丝清风，使令汉家天子的身价重于九鼎。

有的诗以二者相比，结论是：“世祖（刘秀）升遐夫子（严光）死，原陵（光武帝墓园）不及钓台高”。有的诗说，“汉家世业成秋草，江月年年上钓台。” 在久暂、存亡的对比之中，显现出二者价值的高下。有些诗文借高士严光来讥讽那班热心荣名、奔趋利禄之人。道光年间进士李佐贤有句云：“经过热客知多少，尝被先生冷眼看。”

最有趣的是李清照的《夜发严滩》诗：“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深宵过钓台。”宋室南渡后，女诗人只身漂泊于浙中一带，此诗就是她从临安去金华，船经钓台时所作。

也有一些诗善作反面文字，读来饶有情趣。元人贡师泰有诗云：“百战关河血未干，汉家宗社要重安。当时尽着羊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可说是责问得有理，抓住了要害。是呀，如果都像严光那样披着羊裘钓鱼去，汉家江山还要不要了？那样，云台麟阁的功臣就再也没有了。

还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讥剌严子陵虽以渔钓避官，却也有沽名钓誉的一面。不然，为什么偏偏要披羊裘以立异呢？想来即使起子陵于地下，恐怕也难于置辩。而且，自古以来，一提到“钓鱼”，人们便会联想到磻溪钓叟姜太公“直钩钓王侯”的传说，想到那位“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志在建不世之功的“海上钓鳌客李白”；直到今天，人们还把以小取大的投机行为称作“钓鱼”。

但是，平心而论，综观严子陵屡征不就、决意归隐的全部经过，又确实觉得这种“诛心之论”有些过于挑剔，不免为严老先生叫一声“冤哉枉也”。明代诗人汪九龄有一首七律，劈头就讲：“竟日垂纶江上头，先生原不为名钩！” 接着，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有力的辩白，好像是专门为此而作的。围绕着“羊裘”问题展开一番讨论，这也算得是骚坛上的一重公案吧？

三看过了碑廊，我们又循着蜿蜒的石径继续往上攀登。经过几度曲折，来到一处叫做中亭的地方。这里恰在山腰正中，丛林掩映中现出一颗高大的石笋，旁面伸出两条岔路，分别通向左右上方的东台与西台。我们稍事喘息，便顺着路标的指引，向着东面的严子陵钓台奔去。站在百丈高崖之上，眺望滚滚江流，遥想子陵当年僻处江隅，过着耕樵渔钓的近乎原始的生活，该历尽多少艰辛，付出何等代价呀！过去看到一些描写隐士生活的诗文，往往是北窗高卧，长松箕踞，或者寒林跨蹇，踏雪寻梅，都是逍遥自在得很；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词中所描写的，就更是充满了逸趣幽思，诗情画意。实际上，这种诗化了的隐逸生活，只有少数人可能享得，大多数隐士是沾不上边的，起码严子陵不具备这个条件。

古代的隐逸之士为了逃避世俗的纷扰，总要寄身于远离市廛的江湖草野，或者栖隐在山林岩穴之中，过着一种主动摒弃社会文明的原始化、贫困化的经济物质生活，自然难免饥寒冻馁之苦。做过彭泽令的陶渊明，尚且时时苦吟：“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饥来驱我往，不知竟何之”，更何论其他呢！  看来，隐士并不是好当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困难还不是物质条件的匮乏与贫贱的折磨，而是精神层面上的痛苦，所谓“隐身容易隐心难”。隐士幽居与烈妇守节有些相似，与其说要过物质上的难关，毋宁说，主要还是战胜心灵上的熬煎。就是说，找一个远离尘嚣、摆脱纷扰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顿下来，比较容易做到；可是，要真正使心神宁寂，波澜不兴，却须破除许多障碍，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炼功夫。

士者仕也。“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摆在中国古代士人面前的，不是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开放的多元价值取向，而是一条人生的单行线，万马千军都要通过登朝入仕这条独木桥。任何一个隐逸的士人，自幼接受的也都是儒学的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目标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人生“三不朽”抱负，从小就在头脑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子。他们总是以社会精英自居，抱着经邦济世、尊主泽民的理想，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

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的抱负，就必须凭借权势，正如汉代学者刘向说的，“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说苑》）他说，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为什么？就因为一者有权位，一者没有权位。对于封建时代的士子来说，如何才能取得权位呢？唯有沿着立朝入仕的阶梯一步步地爬上去。而避官归隐，却是与此南辕北辙，大相迳庭的。

古代士人的隐心，分自觉与被动两途。有些人是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磨损胸中万古刀”，逐步收心敛性，战胜自我，实现对传统的人格范式的超越。也有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为旨归，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不“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价值观，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以取代那些孔门圣教，在阐发“自然无为”的道家哲理中体悟到人生的真谛，领略着人生的乐趣，并获致精神的慰藉。甚而如同禅门衲子一般，卸掉人生的责任感，进入政治冷漠、存在冷漠的境界，不仅对社会政治不动心、不介入；而且对身外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使冷漠成为一种性格存在状态。

隐心，就要使灵魂有个安顿的处所，进而使心理能量得到转移。隐逸之士往往通过亲近大自然，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和脱掉人生责任的安宁感、轻松感。他们往往把山川景物作为遗落世事、忘怀人伦的契机，或者向田夫野老觅求人情温暖，向浩荡江河叩问人生至理，在文学艺术中颐养情志，在著述生涯中寄托理想，用来化解现实生活中的苦恼和功利考虑，使隐居中的寂寞、困顿和酸辛，从这些无利害冲突、超是非得失的审美愉悦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生命价值的补偿。

隐心，还须战胜富贵的诱惑，陶渊明就有过“贫富常交战”的切身感受。父祖辈望子成龙的期待目光；妻儿、戚友们殷殷劝进的无止无休的聒噪；朝廷、郡县的使者之车的不时光顾；同学少年飞黄腾达、志得意满的显耀，都必然带来强烈的诱惑与浮躁。隐逸之士只有坚守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仰仗着这种精神支柱的支撑，才能从身心两方面来战胜强烈的诱惑。

这里就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了：“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李白诗），那样透彻、决绝，义无返顾地避官遁世，究竟出于何种考虑？

坐在钓台高处，披襟当风，登临远目，我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同所有的真正隐士一样，严光是要以痛苦的磨砺为代价来换取一已之高洁。为的是获得一种超然世外的心理宁贴，“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仲长统语）。

一个人在其生命与人格进入成熟期后，都会有面对人生的自我设计。在那“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各种社会力量互相搏斗、人际关系异常复杂的封建时代，人生总是难以安顿的。从他呱呱堕地、步入滚滚红尘伊始，便被命定地抛向了随时制约他的外部世界，周旋于各种社会角色之间，即使耗尽毕生精力，也难以肆应自如。

严光受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老庄哲学的影响，面对风波险恶的世路和污浊、腐朽的官场，设想通过避官遁世、归隐山林，挣脱这个锦绣牢笼，给自己营造一个心理上的避风港，进而寻回自我的本根，实现其人格的自我完善。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过高的期求，但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却须以终身的安贫处贱为代价。

当然，严光的毅然决然高飞远引，还有全身远祸的考虑，所谓“贤者避世，明哲保身”。西汉初年屠戮功臣的血影刀光，彰彰犹在眼目。正像后来的诗人所咏叹的：“遂令后代登坛者，第一思量怕立功！”光武帝在历代帝王中虽为少见的未杀功臣者，但他的废黜发妻郭后和太子疆，难免时人的腹诽心谤，后代的诗人就更不客气了。明初的学者方孝孺写过这样一首诗，算是窥见了严子陵的深心：“敬贤当远色，治国须齐家。如何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见几，独向桐江钓烟水。”从内容上可以判定，这首诗是批评光武帝的，诗人却偏偏标为《题严子陵》，也透露了个中消息。

其实，杀戮功臣这类举措和封建制度相关，原不宜以君王的个人品质、性格作简单的诠释。封建君主要维护其万世一系的“家天下”，就必然要对那些可能造成威胁的佐命立功之臣和封疆大吏严加防范，因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君臣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它的性质与利害关系决定了最后必然导致冲突的爆发。而且，封建君主的独裁专制也容不得臣子的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严光要摆脱王权的羁縻，把握一已的命运，维护其人格独立，就唯有逃开伴君如虎的官场之一途。

严光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果然，在他死后四年，就发生了伏波将军马援蒙冤遭谴的事件。马援戎马终生，功高盖世，北征朔漠，南渡江海，“受尽蛮烟与瘴雨，不知溪上有闲云”（袁宏道诗），立志为国家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最后，竟因从交趾载回一车薏苡粒，被诬陷为私运明珠、文犀，在“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的情况下，光武帝勃然震怒，削官收印，严加治罪。其时马援已死，妻孥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唐代诗人胡曾深为马援鸣不平，有句云：“功成自合分茅土，何事翻衔薏苡冤！”

劳苦功高如马伏波者，尚遭遇如此惨痛下场，等而下之的就更被君王玩于股掌之上，操纵其生杀予夺之权了。严光尽管隐身渔钓，对于朝中故人的情况想必也有所知闻：侯霸只是因为举荐了一个为光武帝所不喜欢的人，险些遭致杀身之祸。而他的继任者韩歆，因为直言亟谏，触怒了光武帝，最后，被逼自杀。

四

从严子陵的避官遁世，大家自然地联系到了隐士的类型以及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隐士本是一个群体，他们各各不同，但总有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大家觉得有必要画一幅能够概括这些特点的粗线条的隐士肖像：一是隐士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层次和道德修养的士人——古代的士人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二是虽然他们的智慧与才能高出于一般人，但却不求闻达，不入仕途，洁身守素，远居山林，许多人在经济生活方面都处于一种原始化、贫困化的状态；三是他们以放弃仕途的富贵荣华为代价，博取更多的精神自由和更高雅的审美体验，看重个体生存形式和精神活动的自由自在；四是他们忽视物质的享受，追求精神的超越，鄙弃以利相交、虚伪夸饰的人际关系，向往恬淡自然、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五是他们往往都有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

就封建时代的士子隐居遁世的情况来考察，清人陈日浴说：“或有执志而有所待者也；或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也；或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也”。（《续高士传》序）这里既含有对客观现实的评价，也包括主体的价值判断，应该说，有一定的概括力。

但要排列顺序，首先应是“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如传说中的帝尧时期的巢父、许由。晋皇甫谧《高士传》中记载，许由初隐于沛泽，因帝尧欲以天下让之，而逃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后来，帝尧又召之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而洗耳于颍滨。适逢巢父牵牛犊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缘由，便责备他隐居不深，欲求名誉，以致污秽犊口，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这类自甘退出社会舞台，彻底放弃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关怀，绝对排斥入世而超然物外的狂狷者流，当属于原根意义上的隐士。严子陵也应属于这方面的典型。

他们认定社会现实、仕途官场是污浊的，因而不愿与时辈为伍，与俗流同污，洁身自好，独立超群，“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要在攫取爵禄、奉侍王侯之外，创造自身的存在价值，实现自我选择、自我主宰，保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否定外在权威，卸却自身责任，远离功利，逆俗而行，成为他们处世待人的标志。据《庄子》记述：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奋力追求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对于此类隐士来说，这就是一切。

唐代诗人贾岛对于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涯有过生动的描绘：“虽有柴门长不关，片云孤木伴身闲。犹嫌住久人知处，见拟移家更上山。”这使人联想到庄子讲述的南郭子綦的故事。他隐居于山洞之中，齐国君王来看望他，引得周围许多人向他致贺。他据此进行反思：我必定是先有所表现，他人才能够知道；我必定是名声外扬，对方才前来找我；我有了行动表现，名声外扬，才招惹周围的人前来致贺。经过这么一番痛切反省，他终于大彻大悟了，从而变成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实现了主体心智的全面泯灭。

至于“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最典型的应是庄子。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作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宁可终生安贫处贱，也不去涉足“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置身于严重无序状态的乱世，更不去当那时时有性命之虞的卿相。庄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乱世全身之隐者，还有阮籍、嵇康。魏晋之际是中国社会最动荡、政治最混乱的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火并激烈，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年不断，“名士鲜有存者”。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嵇、阮无时不存忧生之惧和避祸之念。他们佯狂隐迹，肆情放诞，或箕踞啸歌，或纵酒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力求弭灾避祸，保性全身。在这种所谓“魏晋风度”的影响下，当时仕与隐的界限比较模糊，先隐后仕，先仕后隐，亦仕亦隐，五花八门。但佯狂自全的特征却是一致的。

当然，有的也不能尽如所愿。嵇康在山阳隐居二十年，不求仕进，不问功名，但是，最后终因隐身而不能隐心，还是做了司马氏的刀下之鬼。阮籍比嵇康聪明一些。司马昭为了把他拉到自己的圈子里，要娶他的女儿作儿媳，而阮籍既不情愿结这门亲戚，又不敢公然拒绝，便从早到晚喝酒，整日烂醉如泥，连续沉醉六十天，媒人无奈，怅然走开，司马昭也只好作罢。下场虽然不像嵇康那样惨，但他内心的苦痛却是无时或已，异常强烈的。他常常驾车载酒，漫不经心地向前行驶，突然马停了，原来路已到了尽头，不禁放声大哭，把那无边的积懑一股脑地抛洒出来。

在中国，历代隐逸的士人，多是社会制度不合理的产物，总体上说，隐居避世也是对统治者反抗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反抗往往是消极的。面对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忧患频仍的现实，当一些仁人志士舍身纾难、拼力抗争之时，他们却置身尘外，不预世事，彻底卸去两肩责任，一味考虑保性全身，追求生命的怡悦。虽然，较之同流合污甚至助桀为虐、为虎作伥者高洁得多，但是，终归难免“无补于世”之讥。

当然，人们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大动乱时期，就创造、保存和传递文化成果、文化精神来说，隐逸的士人有时能够起到那些入世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在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历代隐逸之士都奉《庄子》为圭臬。《庄子》一书对后代士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玄远、旷达、淡泊、飘逸，成为士人追求的人格美，从而也成为文学艺术的审美追求的高标。正是由于隐逸之士对政治与事功的背弃，实现了价值取向的调整与精力的转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文化博大宏富的万千气象。

所谓“有执志而有所待”，是指一些隐逸之士有大志也有能力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并不急于出山，而是审时度势，择主而从。隐居待时，一出即为帝王师，是这类士人的理想际遇。他们奉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孔门圣教，在他们看来，出世与入世是统一的。隐居并非忘世，乃是养志守道，为将来的闻达作思想与智能的准备，隐居山林的过程也是充实、完善自己的过程。正由于他们把“隐居”与“行义”看作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所以，虽然身在山林，却并不完全脱离朝政，而且，往往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时的吕尚，三国时的诸葛亮，元末明初的刘基等。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时，即常常会友交游，纵谈时政，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后经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建业，终于夙志得偿。

还有身在山林却萦心魏阙、心系朝廷，甚至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的隐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称的南北朝时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岁之前，曾被朝廷辟为诸王侍读，后来，因求宰县未遂，而挂朝服于神武门，辞官归隐。梁武帝即位后，屡次召他入仕，均被拒绝。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要找他咨询，月中常有数信往来，时时参与朝廷政务，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员。

另有一类隐士，实际是以隐逸作掩护，而从事最前沿的政治。他们绝不与朝廷合作，以至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如殷朝末年的伯夷、叔齐，明末的八大山人、王夫之、黄宗羲等。黄宗羲认为，没有亡国之痛就是无人心，遗民的责任是以不仕新朝、不予合作来表示抗议，但又不能止于抗议。一味地“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终究无济于事。所以，必须“不废当世之务”，也就是要落到实际行动上。这些遗民中的隐士，往往以道德抉择代替理性判断，有些人始于狂热而终于冷漠，最后由绝望堕入虚无。这种人往往都是政治家、思想家。

至于以退为进、以隐求官者，如唐代的卢藏用之流，则不应纳于隐士之列。若要算上，以备一格，也只能说是假隐士。据《旧唐书》本传和刘肃《大唐新语  隐逸》篇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后，未得调选，便先去长安南面的终南山隐居，学炼气、辟谷之术，但心中却时刻结记着登龙入仕，被人目为“随驾隐士”。后来，果然以隐士的高名被朝廷征聘，授官左拾遗。品格十分卑污，以谄媚权贵获讥于时。有道士名司马承祯者，尝应召入京，届临还山之日，卢藏用想要夸耀一番自己曾经隐居的地方，便指着终南山说：“这里面可是大有嘉处啊！”司马承祯毫不客气，徐徐答曰：“依我看来，不过是仕宦的捷径罢了。” 从此，“终南捷径”就成了从事政治投机的讽刺语。

五

隐士的话题，可谈的实在太多，还是回到严子陵吧。

这里要提到两部书，一部是《古文观止》，里面选了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另一部是《留青日札》，载有朱元璋的《严光论》。前者是人们所熟知的，在历代赞颂严子陵的诗文中，可说是调子最高昂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真是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后者就十分生僻了，绝大多数人都未必知道朱元璋还能够撰写史论，而且，着眼的居然是隐士严光！文章劈头就讲，严光的行迹，“古今以为奇哉，在朕则不然”。接着阐述理由：严光“之所以获钓者，君恩也”，“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最后得出结论：“朕观当时之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不仕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斩钉截铁，切齿之声可闻。

其实，这种思想并不是这位朱皇帝的发明，宋代诗人杨万里在其《读严子陵传》一诗中就曾写到：“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易曹操为赤眉等，用事更显贴切。当然，他所师从的不是文弱的诚斋先生，而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专门为帝王提供对付士人权术的战国时的韩非。在韩非看来，许由、务光、伯夷、叔齐之辈，都是些不听命令、不能使令的“不令之民”。他们“赏之誉之不劝（不能受到鼓舞），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恩威并用，软硬兼施，都无动于衷，那还怎么办？干脆杀掉。韩非首创以思想罪、独立罪除杀隐士，后世付诸实践的代不乏人，朱元璋乃其尤者。

看过严子陵祠堂和碑林之后，我曾想，应该把朱元璋这篇《严光论》刻出来，让它与《严先生祠堂记》列在一起，使寻访钓台踪迹、研究隐逸文化的人，对于古代中国如何对待隐士的问题，有个全面的理解。

其实，尊隐也好，反隐也好，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无非是维护统治、巩固政权、治民驭下的两种相反相成的手段。不管推行哪一手，都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历史上，一般是把光武帝刘秀划为尊隐一派的。他有一封《与子陵书》，是古代小品中的名篇，后人评说：“两汉诏令，当以此为第一”。全文只有五句话：“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但是，“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 ，须杖而行”。我实在离不开你。——可谓情辞恳切，语语动人。

光武帝还下过一个《以范升奏示公卿诏》。起因是这样：太原隐士周党被征召，面见光武帝时，自陈“愿守所志”，拒绝行臣下拜君之礼。博士范升启奏，要求以“大不敬”罪惩治周党。光武帝在诏令中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结果，不但没有加罪，还赐帛四十匹，遣归田里。朱元璋的文章，直接针对着严光和周党这两个人，实际上，对于光武此举，也是大不以为然的。

看来，朱皇帝毕竟是个粗人。他没有看清楚，东汉开国当时是很需要这类高士的。当王莽篡汉之际，绝大多数公卿、士大夫都非常看重仕途、地位，而并不重视名节。因此，进表、献符、俯首称臣者实繁有徒。对此，光武帝深为戒虑。所以，开国之初，尽管百端待举，万事缠身，他还是拿出很大精力，去一一访求那些不事二姓、避官归隐者。为了提倡名节，对于那些“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的隐士，不但厚予赏赐，旌表嘉奖，而且，调整了西汉末年的取士标准，把这类人列为四科取士之首。严光、周党这些名士，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他所要树立的标杆。

这里有一点必须指出，就是这些名士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完全脱离政治的漩涡，绝不会给朝廷带来任何麻烦。这恐怕是光武帝尊隐的一个大前提。非徒无害，而且有益，这桩生意，光武帝当然乐得做了。

一篇《严先生祠堂记》，曲折道尽了光武帝和严子陵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妙谛。一方面是“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一方面，归卧江湖，“泥涂轩冕，惟光武以礼下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没有严光，不能成光武之大；没有光武，也难以遂先生之高，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说开来，尽管隐逸之徒极力摆脱政治的羁绊，但是，常常不免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统治者的工具。由于隐逸的实质是远离政治纷争，不介入社会矛盾，以极度冷漠完全消解其入世之心，进入一种无是无非的超然状态，“万事无心一钓竿”，因此，尊隐必然能够收到缓解社会矛盾、减轻朝廷压力的消释作用。这叫做无用之为大用。

尊隐的另一种考虑，是隐士的“滤毒效应”。“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因此，“莫不攘袂而议进取，怒目而争权利，悦愚谄暗，苟得忘廉”。（见《梁书  处士传序》和沈约的《高士赞序》）封建统治者清醒地看到，提倡隐逸的高风，有助于激励士风、荡涤时浊。唐明皇之所以特意颁发一个《赐隐士卢鸿一还山制》，目的就是要借助嵩山隐士卢鸿一的“固辞荣宠”，以敦士品，以厚风俗。既然鼓励一大批士人遁迹山林，有助于树立廉让不争的良好士风，进而可以减轻士人争相入仕，“粥少僧多”的压力，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以为，严子陵的高风，经范仲淹提倡之后，在北宋初年得以大行其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恰好适应了当时天下底定，四海承平，释兵权、削相权、集皇权的政治气候的需要。

闲翻史籍，看到有些帝王为了博取礼贤下士的令名，往往发优诏，备安车，礼聘隐士入朝，以装潢门面，点缀太平。如果一时找不到隐士，有的甚至要特意造作，结果传为笑柄。据《晋书》记载，桓玄推翻东晋王朝，自立为帝之后，看到历代均有隐逸之士，惟独本朝没有，“乃征（西晋隐士）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然后指）令（他）让而不受，号曰高士”。由皇帝出面，亲手制造“隐士”的假冒伪劣产品，这也够得上旷世奇闻了。

六

凭眼睛看，两座钓台相距很近，可要一一攀登上去，却也颇费周折。原来，它们中间隔了一道堑壑，先要傍着一丛丛的长林古木，从东台下去，走到岔路丫口，然后折转身来，拐个六十度的锐角，再沿着那条通往西台的曲折山路，穿过林莽，一步步走上去。

太阳渐渐地热了起来，原来站在东台的高处，“桐江波上一丝风”，吹到身上甚是凉爽；现在回到山坳坳里，顿时觉得热汗涔涔。好在这段山路不算太长，耐着性子，很快就走到了。上到西台，依然是凉风扑面，而且，视野更加开阔一些。出乎意料的是，西台的石亭竟逃过了“十年浩劫”，有幸保存下来，亭子前面，立着刻有谢皋羽的名作《登西台恸哭记》的石碑。石亭的两边柱子上，镌刻着清人徐夜的诗联，是描写南宋著名爱国志士谢皋羽的 “生为信国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邻。”这副对联简要地概括了谢皋羽的生平。

他为人耿介拔俗，少有大志。早年应试科举，不第。公元一二七六年，元军南下，文天祥（因他进爵至信国公，故称“信国”）从海路至福建，任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传令各州郡发兵勤王。谢皋羽率先响应，尽散家财，招募乡勇数百人加入抗元队伍，被委任为谘事参军，与民族英雄文天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年后，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次年押解燕京，在三年的囚禁中，面对元世祖忽必烈的威逼利诱、百计劝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公元一二八二年，慷慨就义于燕京柴市。

对文天祥之死，谢皋羽悲痛至极，终生引为恨事，从此避匿民间，杜门不出。但时时缅怀故交，经常梦中相见；每逢文天祥忌辰，都要痛哭野祭，寄托哀思。一次，他登上富春江边严子陵钓台的西台，面对渺渺苍空，下临滔滔江水，北望吊祭，哀恸欲绝。这篇感天动地、泣血吞声的《登西台恸哭记》，记叙了这次祭悼亡友的经过和愤激、隐秘的心曲。此后，便往来于浙江中部，遍访宋末遗老，历游山水名胜，四十七岁时病死于杭州，归葬与严子陵钓台隔江相望的白云村，这里也是唐代著名诗人方干的终隐之地。

正如作家黄裳先生在《钓台》游记中所说，并立着的两座钓台，似乎向游人分别宣示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一种是在鸡鸣风雨、暗夜如磐的破国亡家之际，以极热的心肠，椎心剌骨，奔走呼号；另一种则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以至一头扎进寂寂的空山，完全与世隔绝，表现出至重至深的超拔与冷漠。但事物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不似画图中的颜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比如，严子陵与谢皋羽，表面看来，他们代表了上述两种划然对立的思想境界，各据一端，如隔重城。其实，并不这样简单。综观严子陵的言行，他的避官遁世原有逃避“新莽”的意向在焉，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钱牧斋在序《钓台汇集》时就曾指出了这一点。

也是在《钓台汇集》序言中，钱牧斋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世上的学者全都不了解严子陵的深心，揣度起他的“不仕光武”之故，各执一词，却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唯独南宋的谢皋羽深知此中奥义。“何地不可痛哭，而必于西台？以谓子陵之于西京，信国之于南渡，其志其节，有旷世而相感者也”。钱牧斋认为，严光对于西汉，和文天祥对于南宋，有“旷世而相感”的深情，所以，谢皋羽才选中了钓台这个特殊地点悲歌痛悼的。

对于一度腼颜事清的钱牧斋，后世一向是薄其为人的，他的有关严子陵的发覆，人们也未必一体认同。但是，隐逸不仕，恰如钱氏所言，实在是一种颇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如果只从避离俗尘、寻求解脱这一角度来加以诠释，必然会失之简单，流于肤浅。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度，曾像古代中国那样出现过那么庞大的隐士阶层。如何对这一社会现象予以恰中肯綮的剖析，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应该是研究隐逸文化的学人共同关注的课题。可惜，我这篇文字已经不算短了，只能到此打住。

P22-42

王充闾先生是我国当代散文作家，诗人。他的文章清朗，隽雅，文采斑斓，意蕴深邃，多有新知新见，体现出对文学、历史和哲学的深厚学养以及特有的诗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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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的出版，将为广大青年读者认识历史和文化，提供一条有效并且有益的路径。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年8月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泛称士子，或儒生、儒士；做了官就叫做士大夫。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就广泛得多了，一般指中专以上学历的读书人；它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古代知识分子则专指掌握四书五经的人，医生、术士、工程设计者并不包括在内。

古代知识分子，有些什么重要品格、基本特点呢？

其一，强调不仅要有知识，同时必须有社会责任感，所谓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眼睛。单就这一点看，倒有些和西方的知识分子概念相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担当意识，有绵延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也正是为此，他们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地位，文化传统上有其特殊价值。中国古代被称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那三类分担着社会人生的实际工作，唯独士承担着治国理政、传播道统的特殊使命。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据钱穆先生考证，夏商周三代就已经有了士的存在；像春秋时代的列国卿大夫中的柳下惠、管仲、晏婴、子产等人，都已经成为后来士的代表人物。他们是贵族，有地位，有特权。而被称为“素王”的孔子，则是平民学者的典型。但其思想塑造着尔后两千余年的文化人格，因而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看得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即使到了封建的末世，我们依然可以从鲁迅先生的小说（如《长明灯》）中看到普通民众对于知识分子近乎痴狂的信服甚至崇拜。

其二，古代知识分子具有“游士”性质，即流动型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地位特殊、价值崇高，这就衍生出“欲得天下，必先得士”的社会现象。当时列国诸君，尊贤养士之风十分炽盛，以至于平民学者取代了贵族阶级在学术文化上的权威地位。为了行道，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率领弟子们冒着仆仆风尘周游列国。他先是在鲁国参政，三年后，对朝政感到失望，率领部分弟子前往卫国。这年他是五十四岁。中间三起三落，待了四年，又去了陈国。人家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后来又遇到战事，只好从陈国逃离，奔往楚国，路上忍饥挨饿，所谓“在陈绝粮”。尽管这样，他也并不灰心丧气，还是信念十足地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但是，终究还是受到楚狂人的讥讽。不久，便又离楚回卫，发现并无重用之意，最后返回鲁国。这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在外面足足转悠了十四年。亚圣孟子的处境，要比孔子好一些。仕途上虽然并不得意，但他在周游列国时，仍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梁惠王、齐宣王等当时最有权势的君主，都想笼络他。如果孟子稍稍迁就一些，即可以“立谈便至卿相”。

其三，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那时的士具有一种超越品格。这首先表现在超越个人的经济利益上。孔子并不反对常人希求鲜衣美食，但他提出，倘使作为一个“士”，就应该“不耻恶衣恶食”。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而且，也不计较眼下或将来的报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士显现出一种宗教精神。特别是，当读书士子介人了政治生活，领取了国家的俸禄，就更应该夙夜在公，不能谋求个人私利。这就是说，士的凭藉是在道上，在人文理想方面，士的行为志向不以个人经济利益为转移，人生实践超越经济的制约。因此，有点类似于宗教。——和尚、道士都是超越个人经济利益和人生处境的。不同的是，庙里修行的是“单料和尚”，他们虽然没有家室之累，没有经济方面考虑，却并不参与政治；而中国的士是“双料和尚”，一方面，他们拥有家庭，只是不谋私利，“不别治生”，专事讲道、治学；一方面，还要参与政治，承担修、齐、治、平的社会责任。钱穆先生这种“双料和尚、单料和尚”的说法，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士人的超越性格和宗教精神。

其四，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它现身之日起，就和政治纠结在一起。他们总是密切地关注社会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知识文化的最主要特点。这与西方古代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时期，知识精英强调理论的理性、思辨的理性，叫做“静观的人生”，与后来的“行动的人生”是相互对立的。到了中古时代，基督教行世，宗教信仰压倒了古希腊的理性，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知识分子在中古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存在的空间。即使有理想，也是在天上，而不在人间。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发生了变化，他们关心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从来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但真正的关键是改变它。”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大思想家，真正只想做“哲学家”，像古希腊时那样，只想做一个世界“静观者”，而不想去改造世界的很少很少。中国也从来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有组织的统一的教会，说是儒、释、道三教并立，但儒家始终处在主体地位。儒家追求“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强调人生“三不朽”，主张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北宋大儒张载那里，目标就更高大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种原则指引下，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个宏誓大愿，就是按照圣人规定的理想目标去改变世界。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和政治不可能分割开来。

为了参与政治活动，实现政治主张，孔子、墨子都毕生奔走于列国之间，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至于专意讲学著书，那是晚年的事。即使如道家始创者老子、庄子，他们无意做官，但仍然通过著书讲学，表示对政治、理想的关注。他们在那里抨击政治、批判现实，同样证明了他们并没有抛掉政治意念。特别是老子，堪称“中国的政治艺术之父”。老子主张“无为”，他是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与权谋。可以说，以国家、社稷为重、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和忧患意识，是后世历代知识分子的主题词。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如同余英时所言，越是遭逢“天下无道”、“世道浇漓”的乱世，孔子的“圣教”便越发显现出它的力量，参政、救世也就成了立身之本。从汉代知识分子在党锢之祸中，誓“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到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四

谈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必然会涉及出世人世这样一个根本出路问题。

在古代，所谓人世，其实就是人仕。大体上有两个途径：一是绝大多数通过科举入仕。自隋唐以后，科举占据了中国士人生活的大部分，如当今的高考一样，孩子们在幼年时候便开始接受适合这种模式的塑造型教育，士人们在乡间三年一考，成为举人，举人取得去京城考试的资格，然后成为进士，进而参加有皇帝当主考官的殿试，到达顶点。最后只有个别人成为幸运儿，有的人一辈子也考不上，结果把一生精力全都耗在接二连三的应试中了。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愤慨激昂地指出：封建制度下的士子，“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当几十年差，非挨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待到捞得“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时，已是“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了。宋朝时，就有七十多岁的老者赶考，进了考场写不出来，只能写“吾老矣，不能为字也，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有个乾隆时代的老书生谢启祚，屡试不第，直到九十九岁才考中了举人。他也写了一首自嘲诗，以老处女自喻，抒写他中举之后苦辣酸甜、百感交集的心情：“行年九十九，出嫁弗胜羞。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女，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当官的另一种途径是入幕。据资料介绍，幕宾，或称幕友，被主官延聘入官衙或者营辕，以其知识与经验佐助主官，称为人幕。幕宾与其主官虽是雇佣关系，然而既非属官，亦非奴仆。主官对幕宾要待以客礼，遇事相咨相商，有如宾友。幕宾由主官私人付酬，年终或节庆主官另有馈赠。经主官保举，还有可能获得朝廷奖述，进身官场。这种寄人篱下被供养的方式在中国古代十分普遍。这也是在中国古代往往会出现以某些人为中心的政治圈子、学术圈子的缘由。

那么，出世呢？最常见的形式，就是隐居不仕。这里分种种不同情况：

最高超的是像东汉初期，富春江上终身渔钓的严子陵那样，即使皇帝亲自来请求，也不入仕。战国时的伟大思想家庄子，也是这样。

他们为了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的价值观，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以取代那些孑L门圣教；通过亲近大自然，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和脱掉人生责任的安宁感、轻松感。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有一些人是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便折向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逐步收心敛性，战胜自我。有些人开始是登龙入仕，干了一些年，幡然省悟，抽身而退。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去来兮j还有郑板桥，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退了以后干什么？大多数隐居不仕的人，并不是像庄子、严光那样，渔钓终生，而是从事各种社会事业，只是不肯当官。有些人著书修志，教书授徒，或当家庭教师，或执教于某些教育机构，比如书院，作为谋生手段。历史上，大量隐士其实又是政治人物，他们奉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孔门圣教，在他们看来，出世与人世是统一的。隐居并非忘世，乃是养志守道，为将来的闻达作思想与智能的准备，隐居山林的过程也是充实、完善自己的过程。所以，虽然身在山林，却并不完全脱离朝政，而且，往往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时的吕尚，三国时的诸葛亮，元末明初的刘基等。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时，即常常会友交游，纵谈时政，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后经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建业，终于夙志得偿。有的身在山林却萦心魏阙、心系朝廷，甚至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的隐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称的南北朝时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岁之前，曾被朝廷辟为诸王侍读，后来，因求宰县未遂，而挂朝服于神武门，辞官归隐。梁武帝即位后，屡次召他人仕，均被拒绝。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要找他咨询，月中常有数信往来，时时参与朝廷政务，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员。

当然，也还有一些坚贞之士是不肯俯首就范的。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学者把人格独立看得至高无上，重于功名利禄，甚至重于生命，立志终身不仕，潜心著述，粹然成为一代宗师。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猛烈鞭挞封建君主专制，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确指出，专制王朝的法律是帝王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法乃天下之公器，应该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法意》中论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提前一个世纪左右。康熙年间，陕西有个李二曲，抱定坚决不与新朝合作的态度，称病在家，不去应试博学鸿词，官吏一再催逼，他便以拔刀自裁相威胁，只好作罢。后来，干脆把自己反锁屋中，“凿壁以通饮食”，不与任何人见面，朝廷也拿他没办法。清初遗民中有一位天文学家，名叫王锡阐，隐居故里苏州吴江，夜夜爬上房顶，静观天象，发誓永不仕清，平常写字用篆书，不想使人认识，出门穿古装衣服，不使用清朝钱币，死时遗嘱，把棺材放在树上，不入葬异族土地。按说，本来已经隐居乡下、退出政治舞台，但还情系前朝，心怀故国。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斩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