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文文学奖提名奖、郭沫若文学奖得主祝勇最新力作；

优美的文字+珍贵的史料+40余幅历史实景图片精彩呈现；

透过细节、人物内心为你揭开历史真相。

谨以祝勇编著的《1894悲情李鸿章》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20 周年及李鸿章诞辰190 周年。

一个人，一支舰队，一场战役和一个世纪的“长恨歌”

在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李鸿章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大清帝国“危急存亡”之时，他所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而这一切，尤以1894年为最。

李鸿章，晚清军政重臣，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正当他在官场与商场如日中天之时，一场外来侵略战争彻底改变了他和大清王朝的命运，他从“中兴名臣”变成了“千古罪人”，大清王朝的复兴强国梦也随着他创建的那支威名远播的北洋舰队一起覆灭了。

《1894悲情李鸿章》以珍稀的史料和图片，从当时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角度客观地描述了甲午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而这场战争的关键人物李鸿章也在受辱与自尊之间竭力挣扎，活脱脱地再现了一个身处风口浪尖上的悲情人物形象。

《1894悲情李鸿章》由祝勇编著。

序言 对历史“理解之同情”

第一章 “世界第三伟人”

李鸿章与其他官员毕竟不同，他是一个想办事的官。李鸿章深信：“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做成一两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他清醒地觉察到此际的大清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第二章 日本也有“李鸿章”

如果说毛利敬亲是抵抗英军的“林则徐”，那么伊藤博文就是力促日本“师夷长技”的“李鸿章”。只不过伊藤博文对日本的改革更加彻底，不是“日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体”“用”全部西化。

第三章 “清国水兵事件”

几十年后，当伊藤博文的遗著《机密日清战争》出版时，人们才知道，这一事件对历史的深刻影响，不仅在于它丢了人，培养了日本人的自信心，而且丢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大清帝国用汉字译电的密码本。

第四章 啊！海军

李鸿章就在这时获得了关于海战的电文，但关于战果，他一无所知。没有人比他更加焦急，他像热锅上的蚂蚁等待着最后的结局。他知道，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维系在这场战斗中。

第五章 鬼子来了

日本与大清争夺海洋，目的还是争夺陆地，如果大清能够阻止日军登陆，也算亡羊补牢，然而，所有这些计划都是纸上谈兵。此时的大清帝国，仿佛浑身的关节都已经脱节，纵然头脑清醒，也无法做出有效的动作。

第六章 海宇升平日

金州形势危急的时候，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排除一切干扰，将庆典进行到底，已经成为慈禧心中不可动摇的信念。不知这是出于对日本军队的藐视，还是出于对战争的无知。

第七章 “此血可以报国也”

形势迫使李鸿章必须带伤坚持工作。4 月10 日，李鸿章面缠绷带，又回到谈判桌前。双方唇枪舌剑，有攻有守，伊藤博文看到李鸿章受了枪伤，做了一亿两白银的让步——李鸿章苦笑，这一枪挨得值。但李鸿章仍不甘心于此。

附录一 海军大事记（节选）

附录二 李鸿章函稿选

附录三 李鸿章奏折选

主要参考书目

1894年9月8日，甲午年八月初九，中日两军在朝鲜剑拔弩张，双方都闻到了战争的气味。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引起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骇人听闻——腐败、通敌。

在这篇《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中，向来以敢言著称的张仲炘，除了指控李鸿章在军事部署上“举动乖张、机宜坐失”、私放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外，还指控李鸿章资敌：

至海上有事，米煤例不准出口，乃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上海以米三千石售于倭人，候补道张鸿禄为之经手，绝不避讳。倭商定开平煤三万吨，战事以兴，局员拟不售给，而李鸿章乃谓订买在未失和之先，且促其速交，满载而去。其畏敌乎？其媚敌乎？反复思之，竟不知其是何意见。

张仲炘进一步指控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与日本王室攀亲，说李经方此前出使日本时，曾认日王之女为义女，此后甚至商议将此女聘为儿媳妇。李经方在日本还开了一家洋行，资本800万，盛宣怀在其中亦有股份，至今仍在经营。

张仲炘承认这些都是风闻，“始闻之而诧，继而不能无疑，如果属真，则自无怪乎纵容奸细、售买米煤之种种乖谬矣”。

接到张仲炘弹劾奏折的第二天，军机处便给出了处理意见，除了指控张士珩涉嫌采办军械时以劣充好、因关系到军务大事应稳妥查证外，其余所谓李鸿章纵释日本间谍、李经方向日本人出售米煤以及与日王攀亲等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

查阅李鸿章八月初九电报，我们发现，就在受到弹劾的时刻，身在直隶总督衙门的李鸿章总共发出9封电报，密切关注着朝鲜半岛的局势。其中给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2封、金州铭军统领1封、威海抚台1封，作战争部署，行文急促，透着大战临头前的紧张感。

李鸿章，一介江淮儒生，24岁考中进士，25岁入曾国藩幕府。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仿照曾国藩创立的湘军，照猫画虎地创立了淮军，上海一役，在大雨中向太平军阵地发起攻击，这些脚穿草鞋、头裹破布、满嘴安徽土话、被人瞧不起的“大裤脚蛮子兵”，居然以3000敌10万而胜，太平军死者万众，浦东一带尸堆如山，一举扭转了帝国大军在东南战场上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李鸿章也一战成名。39岁时就被任命为江苏巡抚，随后封肃毅侯、一等伯爵，戴双眼花翎。47岁时，他接替了自己的老师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兼任北洋大臣。1894年，为了体现皇恩浩荡，朝廷又赐他三眼花翎，这是汉族官员前所未有的崇高荣誉，这一年，71岁高龄的李鸿章几乎到达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

看看年过七旬的李鸿章，“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这是梁启超的说法，吴永则说他“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点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只有中午多吃一点，“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所以他体态清瘦，只是掉了好几颗右牙，致使面颊呈左满右陷状，但他超过一米八的身板，常常只穿一袭单衣，“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别有一番风骨，代表大清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丝毫不见“东亚病夫”的迹象。

梁启超说：“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后来在《中国人本色》一书中这样描述李鸿章：“他的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一名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充满饱满的精神，给人感觉非常平民化，易于接近。”曾经以《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访问过李鸿章的英国人布兰德在《李鸿章传》里则记载了74岁的李鸿章在一个英国人眼里的形象：“当我走出下院时，我忽然迎面遇见了李鸿章，他急匆匆地走进去听一场辩论。他个头极高，一脸和善的表情，作为一个来自另一世界的陌生人，穿着一身蓝色的袍子，显得光彩夺目，步态与风度颇有尊严，嘴角挂着谦和的微笑，表明他对见到的一切都很欣赏。就外表特征而言，很难想象这一代或上一代的任何人能够亲近李鸿章，并不是因为他给了你功勋卓著或大权在握的印象，而是因为他的风采中散发出一种高贵的人品，如同半神半人的自我满足和超然物外，而又老于世故，向劳苦大众屈尊降贵。”

对身高格外敏感的日本人，在他们出版的明信片上，把李鸿章列为世界五大伟人中的第三位；欧洲雕塑家卡登堡为当时世界三大伟人制作了一尊雕像，这三大伟人分别是俾斯麦、李鸿章、格兰斯顿。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李鸿章的最早一张照片，拍摄者是19世纪后期苏格兰著名的旅行摄影家，1862年到1872年的十余年间，他携带着笨重的摄影器材，经印度、柬埔寨来到大清帝国，使用湿版法拍摄了大量风光和人物照片。从这张李鸿章的全身照上，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刚刚主掌直隶和北洋大权时的精明干练和踌躇满志。据说拍摄这张照片时，李鸿章先后换了几次装，表明他对摄影这门“高科技”的认可和重视，这在把摄影视为“摄魂”之术的帝国官员中，实不多见。这张照片20多年后刊登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杂志《卡斯莫莱廷》上，发表的这一年，刚好是1894年。P2-9

谨以此书纪念李鸿章诞辰190周年(1823—2013)及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1894—2014)。

写李鸿章的冲动由来已久。很久以来，我都陷入对这个白胡子老头儿的迷恋之中。对此，我自己也有些迷惑不解——论长相，他并不漂亮；论文章，他一生留下的诗文极少，前几年出版他的全集，凡2800万字，大部分是奏折、函稿；论名声，他在历史中留下的名声并不太好，可以说身败名裂，尤其在我的中学时代，一提到李鸿章，老师就咬牙切齿，因为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大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李鸿章签署的。至于他发起的洋务运动，因为拒绝了政治改革，同样成为讥讽和批判的对象。

但只要在史料中稍加沉潜，教科书的局限性就轻而易举地显露出来了。教科书是结论之书，只提供结论，不负责论证。而对于一个历史的窥视者来说，结论恰恰是最不重要的，因为人是会思考的动物，每个人都会根据事实本身做出自己的判断，因而最重要的是事实。李鸿章生逢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身处这样的大变局，李鸿章出现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最关键的节点上，试图凭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这份担当也是“三千年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打破传统价值观、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先驱。与中国人自己的唾骂相比，美国前总统克利夫兰对他的评价绝对“另类”：“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为后人诟病的原因之一，是他领导的洋务运动只重器物，不重制度。实际上，兴办工厂、创建海军、培养人才，在当时已经算是离经叛道了。当洋人决计在大清的国土上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认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而李鸿章则迅速抛弃了传统的风水观，支持在大沽口至天津之间开通了第一条电报电缆线。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写道：“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可恃。”1870年又在函稿中写道：“惟练兵、制器相去甚远，正须苦做下学工夫，做到那处，说到那处。吾师弟在位一日，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耳。”对于这个暮气十足的帝国来说，丝毫的改变都有如蚍蜉撼树，何况李鸿章如此大踏步地学习西方运动？大清国不是小日本，在当时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全盘西化”，是根本不现实的，只能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循序渐进，摸石头过河。否则，再宏伟的改革蓝图，都会半途夭折。这一点，已经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不能以“马后炮”的英明来要求彼时彼刻的李鸿章。何况，器物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无一不是观念的载体，中国人重器物，也不仅限于器物本身，比如商周的青铜器，就是国家权力和礼仪的象征。犹如电报电缆瓦解了传统的风水观，和洋务运动中的西洋器物一起进来的，当然是西方的科技、西方的思想。正是由于他倡导的物质革命，导致了科举的终结、新式教育的兴起，进而促使了传统社会的彻底解体。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挫折，也是李鸿章个人遭逢的最大挫折。它是国家的失败，也是李鸿章个人的失败。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与光绪皇帝领导的戊戌变法，因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李鸿章的下台而没有得到衔接，大清的改革运动断裂为两截，改革力量的分散又注定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史自此进入了恶性循环。

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故意把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变得难以辨认，成为一个“肃”字，这足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本书将李鸿章的一生浓缩在这风云激荡的一年里，自然是延续了《辛亥年》的写法。希望这一年的大开大合、冰炭相激，能够催生一个好的文本，也让我们对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多一层了解。

最后需要声明两点：其一，本书无意为李鸿章“翻案”，只是为我们观察历史人物提供一个更加妥当的视角。我的博士生导师刘梦溪先生常说，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要有宽容之心，抱以“理解之同情”。如果说“同情”李鸿章会遭到某些人的非议，至少“理解”还是应当的吧。理解了李鸿章，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那段历史。不知从何时起，国人习惯于以后史来否定前史，似乎唯有如此，方能证明历史的进步。但这样一来，就使前人的努力变得没有意义，而后人的成绩也成了“横空出世”。有如那则吃饼的寓言，有人吃第七张饼时，饱了，便说早知如此就不吃前面六张了。李鸿章是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第一张饼，没有他，我们或许今天还在饿肚子。其二，本书所做的文章，还远远不够，它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希望自己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完成一部对李鸿章和晚近中国进行重新阐述的专著。

最后感谢所有对本书写作提供帮助的朋友们，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者雷颐先生，《李鸿章全集》编纂者之一的刘申宁先生，将本书内容拍成纪录片的中央电视台导演余乐、张晓敏夫妇，凤凰联动老总、我的老朋友张小波，以及本书的编辑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