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与韧性的坚守》为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退休后的一部思想性作品。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关注时代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投以深切思索。以敏锐的发现和亘接的剖析，展开了诸多事件与世象中不常为人所省觉的一面。学术规范，大学改革，世界和平，文化重建……都能从历史经验与现实分析中透出浓厚的人本关怀。

2002年6月27日钱理群上完最后一课，告别北大讲台。钱老曾言，退休以后有一种自由感：从此可以不受身份与地位的束缚，无所顾忌地“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了。本书即是这样的“乱想”与“胡说”的产物，取名为“退思录”，从字面上说，就是“退休之后的诸多感想的记录”，也还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思。因为是放马似地野跑，写出来的东西也就零散而漫无边际，编串起来，达五卷之多。《智慧与韧性的坚守》是其中的一卷。

《智慧与韧性的坚守》中，钱理群以敏锐的发现和亘接的剖析，展开了诸多事件与世象中不常为人所省觉的一面。学术规范，大学改革，世界和平，文化重建……都能从历史经验与现实分析中透出浓厚的人本关怀。

【辑一】在台湾讲鲁迅

 漫说“鲁迅左翼”传统

 部分台湾青年对鲁迅的接受

 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

 课后感言

 语文教育座谈会追忆

【辑二】文学、学术沉思录

 革命者、大地赤子的文学

 疯狂时代真的人的声音

 “咬住不放”

 “假如郭小川还活着……”

 读钱谷融先生

 用个}生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

 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

【辑三】直面教育

 “予所奔走者，从未离教育二字”

 王尚文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其命运

 《教育思想者》丛书总序

 《底层教师的声音》丛书总序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直面存在困境

 日常教学的琐细中隐含着深长的教育意义

 坚守，需要韧性与智慧

 让真正的教师成为教学研究和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

 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

 让诗歌伴随一生

我想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鲁迅左翼”。

首先，我试图做一个区分，把三十年代的左翼传统区分为两条脉络。一个是“鲁迅左翼”，另一个是“党的左翼”。

这个区分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鲁迅博物馆的王得后先生，也是我的朋友，他最早在2006年的《鲁迅研究月刊》第2期，发表了《鲁迅文学与左翼文学异同论》，指出在三十年代的文学运动中，鲁迅的文学与左翼文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深刻的分歧。我下面的想法基本上是受他这篇文章的影响与启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发挥。

三十年代的“鲁迅左翼”和“党的左翼”之间，有非常复杂的缠绕关系，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这是我们首先要肯定和强调的。他们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以致形成一个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左翼阵营。鲁迅有一个概括，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在和革命的劳苦大众同战斗、同命运这一基本点上，“鲁迅左翼”与“党的左翼”之间是有着深刻认同的。鲁迅一直把左联的共产党人视为“战友”，并不是偶然的。

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运动，同时是国际左翼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的重要背景，是世界经济危机，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经济萧条，唯独社会主义的苏联经济建设获得了相当的发展。这就导致全球性的知识分子的左倾化，同情苏联，向往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普遍倾向。当时就有“红色三十年代”之称。鲁迅的左倾也就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就鲁迅而言，他参加国际性的左翼运动是有自己的内在逻辑的。他曾专门写过文章，说他早就从俄罗斯文学那里知道，世界是以“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来划分的。他原来就有这样一个思想基础，现在就更加自觉的认同左翼运动的国际性。这突出表现在他和东亚国家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在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遇害之后，鲁迅在悼念文章中，很明确地说“日本和中国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国际性的运动，何况他们和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还有组织上的联系。尽管有不同背景，但对左翼运动国际性的认同，也是鲁迅和共产党联合发动左翼文学运动的重要思想基础。

但“鲁迅左翼”和“党的左翼”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是不能忽视的。

王得后先生的文章对他们之间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我这里就不再重复。本来，通过使自己成为执政党来实现政治理想、执政理念，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就在于，当掌握和巩固权力成为目的以后，就可能发生革命党向既得利益集团的蜕变，理想、信念和权力的要求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必然将权力也即既得利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这就跟鲁迅这样的一直以实现理想、信念为根本目的与追求的知识分子发生分歧。

三十年代中后期，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改变策略，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在文学上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对“国防文学”口号并不反对，但是有点担心，如果过分地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会不会掩盖或者美化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会不会因此损害工农民众的基本利益？他有这样的担心，就提出另外—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时代的大众文学”，强调战争的革命陛，要维护大众的利益，也就是要坚持他的左翼立场。

本来“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时代的大众文学”，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可以并存，互为补充的，至少是可以讨论的，但当时却不允许，认为提出了一个口号，就必须服从，而不允许另提口号，否则就是破坏统一战线。鲁迅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逻辑，于是就发生了激烈论争。  这里我们可以顺便讲一下郭沫若的态度，开始他对“国防文学”口号也有所保留，但是当党派人告诉他这个口号是党提出来的，郭沫若立刻改变态度，说：我服从党的决议，我要做党的喇叭。鲁迅与郭沫若的不同态度，标示了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

对这一点，鲁迅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这涉及鲁迅对政党政治到底怎么看。

这里有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许广平是一个政治意识很强的激进青年，所以在1927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曾经有加入国民党的想法，她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就对她说，一个政党是要靠组织力量来实现它的理想、信念的，所以政党是要强调纪律性的，要求党员绝对服从政党的决议，有的时候就要牺牲个人的意志。因此你要求入党，就必须想清楚，你是否愿意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个人意志，如果愿意就加入，如果不愿意，要始终保持个人意志和独立性，就别加入。这大体代表了鲁迅对政党政治的基本看法。

而且对自己这样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作家，和革命政党的革命家之间的关系，鲁迅是有清晰的认识的。他在1927年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文中说，当反对旧社会的黑暗势力时，左翼文艺家和革命家、政治家之间，是可以合作的。但是当革命胜利，革命政治家掌握政权以后，这时候他就希望维持现状。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