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王子今，以大量惊异离奇的故事，带你进入历史的幽暗地层。《中国盗墓史》(插图珍藏版)是一本有著名历史学家所写的最权威的盗墓史。

《中国盗墓史》(插图珍藏版)详细介绍了各个时代的盗墓现象和反盗墓斗争，穿插盗墓引起的复活、发墓求亲、打旱骨桩、发墓鞭尸等各种盗墓心理和现象，以及盗墓技术的历史发展和客观上对文化发现的意义。

著名历史学家王子今，以大量惊异离奇的故事，带你进入历史的幽暗地层。《中国盗墓史》(插图珍藏版)是一本有著名历史学家所写的最权威的盗墓史。

《中国盗墓史》详细讲述了各个时代的盗墓现象和反盗墓斗争，分析了盗墓引起的复活、发冢求亲、打旱骨桩、发墓鞭尸等各种盗墓心理和现象，梳理了盗墓技术的历史发展线索，论述了盗墓活动客观上对文化发现的意义，是一本由著名历史学家所写的最权威的盗墓史。

序

引言

一 原始时代的丧葬习俗与早期墓葬扰动现象

 墓的由来

 随葬品的实用价值和象征意义

 “二次葬”

 史前墓葬破坏现象

二 厚葬风习与盗墓现象的发生

 厚葬之风的兴起

 先秦盗墓记录

 伍子胥“鞭尸”故事

 秦公1号墓：盗洞最多的古墓

三 项羽事迹与秦始皇陵之谜

 秦始皇陵营造的防盗设计

 项羽“掘始皇帝冢”疑案

 “牧火”传说

 刘邦“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的意义

四 汉代盗墓史事

 司马迁笔下的民间盗墓风习

 赵佗“先人冢”

 掘冢：不法贵族的游戏

 赤眉军发掘帝陵

五 汉魏之际盗墓的高潮

 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

 汉魏之际民间掘冢行为

 曹操疑冢七十二

 严厉的遗言：曹丕终制所透露的陵墓安全意识

六 两晋南北朝盗墓之风

 《广陵散》的来历

 丘墓夷灭：十六国时期的盗墓运动

 南朝发墓史迹

 北朝发墓史迹

七 唐五代陵墓破坏事件

 唐代丘墓毁废史实

 军士残人之墓

 风雨乾陵

 碑来·悲来

八 宋元“夷丘墓”案例

 “淘沙官”：作为政府行为的冢墓破坏事件

 “妄发居民冢墓”：权贵阶层的暴行

 盗发古冢

 战时冢墓破坏

九 明清发冢纪闻

 陈奉掘墓事件

 凤阳烟火

 “侵损”古墓诸例

 战争中的冢墓发掘

十 近世盗墓史

 东陵大盗

 长沙“土夫子”

 工程建设与墓葬破坏

 文物走私与盗墓之风

十一 盗墓技术的历史记录

 奸心与奸技

 盗墓技术的发明与传承

 盗墓遗迹遗物

 洛阳铲

十二 物利：发墓动机的心理分析之一

 营生手段：求生与求富

 盗墓者的特殊追求

 发取墓材

 占用墓圹

十三 怨仇：发墓动机的心理分析之二

 对墓主个人的政治惩罚

 对墓主家族的政治惩罚

 极端的复仇形式

 心理征服：战争中的盗墓行为

十四 象征：发墓动机的心理分析之三

 厌气破势

 发冢求亲

 打旱骨桩

 盗墓之嗜癖的心理诊断

十五 盗墓的社会规范与文化评价

 传统礼制对墓葬的保护

 历代禁止盗墓的法律

 对盗墓的舆论否定

 盗墓恶报传说

十六 盗墓行为与再生奇迹

 放马滩秦简“穴掘出丹”传奇

 正史中的掘冢复生记录

 《太平广记》所见“发冢”“再生”事

 《醒世恒言》“多情周胜仙”故事

十七 发墓史的文化分析

 生死界交

 衣冠冢与羽化遗蜕传说

 掘冢再生传说的人类学意义

 墓：深杳的文化内涵

十八 镇墓形式

 墓的守卫：门神与门吏

 镇墓兽

 镇墓俑

 古墓文字遗存所见镇墓符文与防盗咒语

十九 传统反盗墓技术

 疑冢与虚墓

 石椁铁壁

 储水积沙

 机弩·伏火·毒烟

二十 盗墓与文化发现

 珍物宝玩流散民间的意义：工艺继承与艺术传播

 骨董收藏与金石研究

 汲冢发现：中国文化史的幸事

 盗墓对科学考古的干扰与破坏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墓葬中随葬品数量增加所反映的私有财产的出现与私有制的发生，被看作文明进程起始的重要标志之一。

古来有“事死如事生”Ⅲ、“事亡如事存”的说法。于是，财产的占有，有时并不因生死的界隔而发生根本变化。“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殉葬到坟墓中，以便他在幽冥中能继续使用。”在人们的意识中，当财富成为生世炫耀的光荣的同时，似乎也可以成为死后生活的保障。而在宗法制度下，政治权力及社会权力的继承者要明确正统身份，维护正统地位，丧葬礼仪也是表明“尊尊”“亲亲”之关系的重要形式。于是，传统社会的道德秩序，规定了“厚葬”的合理性。

商王陵墓区中的墓葬多经历代盗掘。王陵的浩大规模以及零星精美随葬品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葬事的豪华。

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是甲骨文发现100年来，殷墟考古发掘70年来，所发现的唯一1座尚未经历盗掘的王室贵族墓，也是迄今唯一能与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的1座商代王室贵族墓。墓主妇好，就是乙辛周祭卜辞中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殷墟5号墓中出土随葬器物的数量、品种以及有铭文的青铜器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司母辛”组铜器数量虽然有限，但是非常重要，例如其中的2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司母戊”大鼎。2件四足觥的形制也极其别致罕见。此外，还出土石雕卧牛1件，上有“司辛”2字，可能是“司母辛”的省文。墓中出土器物共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种类器形齐全，几乎包括了以往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品种，制作精致，纹饰华美，造型凝重。随葬玉器755件，工艺水平极高。又有绿晶、绿松石、孔雀石和玛瑙珠47件，水晶制品2件。珍贵的象牙雕刻品等，也显示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奢贵。

妇好虽然是王室贵族，但是与商王还是有地位尊卑高下的差异。通过殷墟5号墓的考古发现，可以推知殷商帝国最高权力者商王的墓葬，随葬品一定会更为豪奢富丽。

周人以长期经营农耕事业的成功逐渐兴起于西方。在战胜殷商之后，也部分继承了殷商贵族的奢逸之风。周人文化建设的成就，则突出地表现在宗法关系的政治化与制度化。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周人在宗法关系政治化的过程中，不但把殷人已经实行但尚未明确总结的‘亲亲’原则观念化，更明确地在思想和制度上区分嫡庶，提出了‘尊尊’的原则，把宗族内部本来因血缘亲疏相同而居于同等地位的人进一步依嫡庶身份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从而使宗族内部的等级关系更加细密和固定，并通过‘礼’的强制约束使这种等级关系制度化。”

在周人专政的年代，礼制对于丧葬的规定细致而严格。不同阶层死者的丧仪、墓穴、葬具以及随葬品的规格，都有明确的制度。周代礼制，明确对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的等级序列的严格区分。士的上层以上的社会阶层，属于贵族。贵族身份是世袭的。贵族统治其结构的稳定性，是依靠血缘纽带得到保证的。而礼制的基本宗旨，是维护这种血缘关系。士的下层分子以及在社会中占广大比例的庶人，属于被统治阶级。身份称谓各个不同的各种奴隶，也同样属于被统治阶级。按照周时正统礼制的规定，死者生前的地位越高，则丧仪越隆重，棺椁越华美，随葬越丰厚。

从已经发掘的西周贵族的墓葬出土情况看，事实与礼书记载的贵族列鼎而食的制度大体相合。

礼书所反映的当时的贵族用鼎制度，大致可以分为5等：“士”一般用一鼎；“士”在特殊情况下用三鼎；“大夫”用五鼎；“卿大夫”用七鼎；“天子”用九鼎。用簋数目，往往与列鼎相配合。根据《仪礼·聘礼》、《公食大夫》与《礼记`玉藻》的记载，四簋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八簋与九鼎相配。其他有关盘、匝、壶等器用的数目，也都有相应的规定。关于天子用鼎的数量，《周礼·天官·膳夫》也有“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的说法。有的学者于是以为：“天子的用鼎数恐应以《周礼》为准，是十二件鼎。”

在考古实践中，九鼎墓、七鼎墓、五鼎墓、三鼎墓、一鼎墓，以及不随葬鼎的小墓都有发现。

春秋时期，社会出现被称为“礼坏乐崩”的剧烈动荡。进入春秋中晚期之后，埋葬制度中“礼”的约束受到严重冲击。

对于传统列鼎制度的僭越，已经相当普遍。不完全符合周礼的规定，不严格遵受周礼的约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在属于统治阶级的墓葬中，尽管还保存一定的等级界限，但是在每个等级之中，都存在严重的僭礼越等的现象。”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随葬陶鼎的小墓。而鼎原本“是标志贵族身份最重要的一种礼器”，“庶人用陶鼎随葬”，“应该是一种严重的‘违礼’现象。”当然，我们在注意到这种社会倾向的时候，也不能作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过度夸大的评价。P41-43

王子今教授的《中国盗墓史》，是一项杰出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历代的盗墓史料，不论是文献的还是考古的，作者广搜博采，用力甚勤。应该说，这是当代有关这个问题的值得称道的著作。

盗墓因于中国传统厚葬风习。顾亭林《日知录》卷一五《厚葬》条引《吕氏春秋·节葬》说：“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宝贷，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十分明白，顾亭林引《吕氏春秋》这段话在于说明“厚葬”是盗墓的主要根源。从西汉之初上溯战国时期，盗墓竟成为发家致富的手段之一。司马迁《史记》的《货殖列传》说过：“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尽管被被视作“奸事”，但司马迁仍将“掘冢起家”的田叔，与“行贾”的雍乐成、“卖浆”的张氏、“洒削”的郅氏等并列。《游侠列传》也说，当时著名游侠郭解在“不可胜数”的多种活动中，“掘冢”同样是其中之一。《庄子·外物》甚至还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按其鬓，压其频，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不论这是否“寓言”，当时社会生活中应该确有其事，庄子才能够有所反映。说明不但在司马迁的时代，不但是田叔、郭解这样的人物，即是“大儒”、“小儒”们，他们也都加入了“发冢”的行列。

鲁迅先生说过：“洛阳邙山，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在这篇杂文中，鲁迅先生还提到“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花边文学·清明时节》)这见于“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代袁绍所作声讨曹操的《檄文》。曹操除“设立”‘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外，还有同一类的“发丘中郎将”，“发丘”当然就是盗墓，不仅如此，曹操还曾“亲临发掘”西汉梁孝王的坟墓，“掠取金宝”。目的十分明白，这是为了利用冢墓之“厚葬”，借“摸金”、“发丘”来养活自己拥有的大量军队。曹操尚“通达”，轻视世俗礼法，因而这不可能是出自敌对者袁绍的诬蔑，而是事实。

梁孝王不过是西汉景帝的亲弟，至于皇帝，当然更大大超过了诸侯王。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的《孝文本纪》正义引《汉晋春秋》说：“愍帝建兴三年，秦人发霸、杜二陵，珠玉彩帛以千万计，帝问索琳曰：‘汉陵中物，何乃多耶？’对曰：‘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既久，比崩，茂陵不复容物，赤眉贼不能减半，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也。”’汉文帝的霸陵和宣帝的杜陵，是被称为“俭者”的，但“珠玉彩帛”仍然“以千万计”。至于汉武帝的茂陵，因为“享年既久”，以致“不复容物”，经赤眉发掘之后，到数百年后的晋愍帝时，还是“朽帛委积，珠玉未尽”。对这种厚葬的陵墓，直到近代还有军阀大规模盗掘清王朝“东陵”之举，乾隆和慈禧陵墓的地宫均遭破坏。

这种为了财宝的“地下劫夺”，无疑给田野考古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事例太多，历经盗掘的“秦公墓”即是最为显著的一例。

古代墓葬中除珍宝外有的还埋藏有文献典籍，当前田野考古中即有多次发现，如1957年武威磨嘴子出土的《仪礼》木简，1973～1974年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黄帝四经》等古佚帛书。可惜的是，古代盗墓者的目的根本不在文献典籍，如西晋初年被盗的“汲冢”——汲县的一座战国时魏国的古墓，就埋藏有大量的古籍简策，而且相当完整，尽管“发冢者烧策照取物宝”，但这批劫余的“断简烬札”还是装了数十车，《穆天子传》和仅存佚文的《竹书纪年》，即是出土于“汲冢”的。当时为《汉书》作注的“臣瓒”不但引用了颇多的《汲冢古文》，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引用过《茂陵书》，十分可能，这同样是汉武帝茂陵的劫余。

王子今教授参加过田野考古工作，长期从事于历史教学，著述宏富，这部杰出的新作，为当前史学研究填补了重要空白。我有幸先读了本书文稿，现略举所见，爰为之序。

1999年上海

1998年到1999年间，有学友问起近来所作的课题，得知正在写这本书，或似欲言又止，表情之微妙，隐约透露出对这一选题的某种睨视。大约许多人认为盗墓是历来人所不齿的社会丑恶现象，以此作为专业研究课题，似乎是不适宜的。其实，作为历史遗迹，所有的现象都可能包涵有重要的文化信息。况且历代盗墓行为的出发点是多有不同的。且不说在经济与政治极不平等的时代，发掘墓葬有时可以看作一种表现财富平均意识和政治复仇行动的方式，历史上因盗墓而获得的直接的文化发现，也是不可以忽视的。

本书以中国历代盗墓及相关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期望通过必要的历史总结，说明这些历史文化现象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影响，以求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认识。这样的工作，当然是初步的。在有的方面，只能进行很简略的分析。更有成效的研究，还有待于将来可能的续作和其他学者的工作。

本书写作最主要的参考书，是西江大学周苏平博士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丧葬习俗》。

利用国际互联网查询二十五史等中国古代典籍，可以实现较高的工作效能。本书是作者第一部借助这一手段尝试探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成果。就此应当感谢台湾“瀚典”、“寒泉”，大陆“象牙塔”、“唐研究”等网站的策划者和工作者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爽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梅敬忠教授等学友教示有关方法，提供大量资料，使作者得益甚多。

陕西省文物保护技术中心张在明研究员，国家文物局宋新潮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焦南峰研究员，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信立祥研究员，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刘福德研究员、马振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玉贵研究员、定宜庄研究员、王震中研究员、盂彦弘博士，中共中央党校马小军教授、李书磊教授、刘悦斌教授、陈宇飞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吕微研究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蔡万进博士等，在选题拟定、结构设计、资料辑集等方面对作者提供了各种无私的帮助。

这本小书，实际上是凝聚了诸多学友深厚的学术友谊的成果。作者谨此深致谢意！

本课题的研究和本书的写作，得到了方诗铭先生的鼓励和教示。方诗铭先生在笔者1984年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时任答辩委员会主任。此后15年来，每学有疑问，写信求教，方先生总是从容告语，谆谆不倦，而尤重于勉励支持。此次作盗墓史的探讨，方诗铭先生知道后，在多次来信中都曾经有所指导。书稿完成之后，又得知方先生愿意赐序，作者深以为欣幸。作为学生，对于先生的勖勉，不仅衷心感激，同时也看作一种鞭策。

谨此对所有提供支持和帮助使本书终于顺利完成的师友，表示深挚的谢忱！

王子今

1999年5月4日

于北京大有北里11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