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金堂去世了，我心里很难过。回想过去……
那是1973年，一位老首长对我说：“咱们晋察冀有个有名的战斗英雄，叫樊金堂……去延安学习，后来到了东北，现在在辽宁。他挨了好几回整，目前下放某地，想回山西来，你帮个忙，把他调回来吧。”我说：“行。”会上研究通过，然后发个函，不久，这人就带全家回到太原。
人回来了，情况也逐渐清楚了。有些人背地里嘀咕，说我调回来一个“坏人”。我不放心，就问那位老首长：“听说他蹲过监狱……”他说：“扯淡！运动当中态度不好，抓起来的……他从来没有态度好过……哈哈。”
樊金堂回到太原三个月不能分配，后来当他知道这些情况时，直奔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长们。他人还没回来，电话就来了。当时的省革委员会主任过问此事，指示：“妥善安置。”有些人顶不住了，同我商量怎么安排，我说：“好办。”樊金堂抗日初期就是县大队的大队长，到70年代才只是十六级，一次会上决定，安排在省测绘局任办公室主任。
他回来以后，我们才认识。我的老首长曾经多次向我讲述樊金堂的战斗故事。我同他认识以后，便常常问他，我是想检验一下老首长说的是否真实。现在要从头说那些战斗故事，读者也未必爱听，再说我也不善于描写。我曾经想过，边区的著名作家不少，怎么没人写樊金堂呢？有个朋友对我说：“如果写樊金堂，那是宣传什么呢？”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继续说：“宣传，宣传，不要忘记宣传……”我说：“宣传抗日还不行？”他说：“正是抗日，不能宣传……”我不能说服别人，只好说服自己。我说宣传抗日，也是顺着“宣传”的竿儿爬……文学是人学，它应该着眼于人。多年来，见物不见人，记吃不记打，呜呼哀哉！
樊金堂本质上是个侠客。他年轻时剽悍得很，他的大队最善于行军，尤其善于夜行军。他说打哪里就打哪里，三十里五十里，转眼就到，说拿哪个据点，手到擒来。搞得日本鬼子顾此失彼，焦头烂额。认真说来，日本鬼子也向他学习，学会了长途奔袭。
有一次，军区抗敌剧社在某地演出，日本鬼子六十里奔袭，两路包围。聂荣臻司令员立即命令樊金堂大队去解围。电话上说：“把演员们都抢救出来，一个不能损失！”樊金堂的大队跑步赶往出事地点。他要求他的战士们：“男演员一个战士拉一个，女演员跑不动，背也要把她们背出来！”他们赶到时，日本鬼子的包围圈已经合拢。他们冲进去，把演员都救出来了。那真是枪林弹雨……日本鬼子也懵了。他们绝没有想到，樊金堂会有这一手，他真敢往包围圈里头冲……所幸，演员没有损失。他当时的警卫员叫张培华，我们不久也认识了，他对我说：“老林，那场战斗，我背出来一个女演员，她就是胡朋。”张培华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村青年，淳朴、腼腆，招人喜欢。晚年他耳朵背，可是喜欢跟人说话。他听不清别人说什么，只为自己的话哈哈地笑。我常想，现在的农村，已经不大见这种青年人了。
别人打日本，樊金堂也打日本，樊金堂把日本鬼子打得心服口服，自称“朋友”。当时驻军定襄县一带的一个日本联队长，相当于团长，叫什么，樊金堂说过，我忘了。这位联队长也是突发奇想，忽然给樊金堂写了一封信，说：“非常佩服樊大队长，想同樊大队长见一面，不知能否垂允？”这一类的话，倒也十分客气。樊金堂的豪爽气概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批其信尾，说：“愿奉教。”定了时间，地点，最后是：“在下恭候，樊金堂。”在约定的时间，那联队长带了一个翻译，不带武器，真的来了。战士们问：“来了两个鬼子，打不打？”樊金堂说：“别打哟！人家这是客人，咱们要以礼相待。”两人见面，互致敬礼，握手言欢，然后就在农村茅舍里的土炕上分宾主落座。
那联队长首先说了一大套如何敬佩樊大队长的话……樊金堂忙命炊事员炒了几个菜。我问：“都是什么菜？”他说：“就是炒鸡蛋，炒豆腐，记得有个炒干豆角，别的记不清了，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有啥算啥。”我说：“喝的什么酒？”他说：“白干。”两个人除了不谈打仗的事，别的什么都谈，主要是互相问候，家里有几口人等等。根据樊金堂的描述，我猜想这位联队长很可能是个绅士，很有派头，文质彬彬，翻译说他懂中文，熟悉中国古代典籍。而他对面坐的樊金堂，却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成分中农，父亲是乡村教师。樊金堂身板粗壮，异常憨厚，初中毕业，不善言谈，只是说：“今日相见，万分荣幸，请喝酒，请用菜……”翻译问：“联队长请问，樊大队长娶媳妇没有？”樊金堂差不多脸都红了。那时候他才19岁，还没有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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