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选取了《泰晤士报》1901－1912年对中国改革与革命过程中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及报道，给读者提供了那一时期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及全新的观察角度，同时为学习者与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选译《泰晤士报》1901－1911年发表的关于清末改革的一系列报道，以《泰晤士报》的视角，再现了清王朝最后十余年的内政与外交。内容涵盖了这一时期晚清的重大事件，如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之死、禁烟运动、新政、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死和他们死后的政治安排、宣统皇帝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张之洞之死、清末立宪思潮、各省谘议局的设立、武昌起义爆发和扩展、袁世凯出山镇压武昌起义等事件。《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视角独特，论述详细深刻，既是一份珍贵的史料，又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晚清史。

我注目着历史的真相与细节（代序）

1901年

内部改革的问题/2

朝廷的屈服/9

美国的态度/12

帝国海关/14

采访李鸿章/16

醇亲王的欧洲之行/19

李鸿章/22

1902年

皇太后回銮/40

清国的厘金制度改革/44

张之洞兼充督办商务大臣/47

1903年

清国教育改革的一些特点/52

模范租界/60

清国的货币问题/66

“少年中国”/74

1904年

赫德爵士与清国的整编/82

清国的铁路问题/88

“少年中国”被控企图谋杀巡抚/98

清国的教育/100

1905年

1904年的清国/106

清国的确在发生变化/112

清国学生在日本/115

清国的民族主义运动/117

1906年

“中国人的中国”/122

一个清国人对于清国未来的看法/129

清廷大臣出洋考察/130

进展之中的清国改革运动/131

一道帝王的诏书/135

清国的改革运动/137

改革外务部的需要/139

清国改革诏书与日本报界的意见/142

1907年

清国的改革运动/144

清国改革的实际意义/149

北京的派系斗争/154

唐绍仪被弹劾/155

清国的全国运动对外国贸易者的影响/160

改变的与改变不了的清国/165

清国的改革派与反改革派/170

1908年

清国的教育和西方著作/176

清国的禁烟运动/182

清国的困惑和混乱/189

清国铁路与外国资金/193

清国与它的对外关系/199

新的北京/209

清国皇帝/215

清国已故皇太后/223

1909年

一个典型的措施/232

西学东渐时期的医学教育/237

日本在满洲里的行动/241

重访远东（6）——清国：财政的泥沼/245

重访远东（11）——清国：吹皱一池春水/251

重访远东（12）——清国：新酵素在发酵/259

清国的改革——一位死谏者的告白/267

张之洞之死/271

宪政清国/278

清国的自治/283

1910年

北京和各省的债务/288

清国的各省谘议局/295

清国的本土报界/302

清国的司法改革/306

清国的立宪运动：资政院的任命/312

清国的货币改革/315

清国国民大会/318

清国的改革运动：大局当前/320

清国的国家教育/327

1911年

签署贷款协议，以满洲里的税收作为抵押/334

清国与鸦片贸易/336

云南的进步/340

清国的货币改革/344

保路运动/354

赫德爵士之死——非凡的生涯/356

武昌起义/364

清国的危机/368

孙文与康有为在新加坡的一幕/372

清国的革命/374

袁世凯的回归/378

清国的革命/382

清国的危机：起源和发展/386

袁世凯与列强/393

内部改革的问题

（本报特派记者，上海，2月7日。）我刚在长江上结束了一段旅程返回此地。途中，我有机会获取了一些有关西安府的情形，也听到了一些关于清国中央改革派阶层的感受。

一般都认为，如今，朝廷已对极端排外派的策略完全失去了信心，承认了几乎以任何代价换取国际武力从北京撤军的必要性。在逃难的过程中，朝廷忍受了艰难的压力，在漫长的寒冬中，他们沿途见识到那些被饥馑摧残的省份，也曾置身于前所未见的贫穷与肮脏之中。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从那些围在皇帝身边的极端保守的满人与顽固的保守派身上，能看得出有什么真实的改变。他们时不时地颁发一些极可能是似是而非的法令，想要给西方人的眼睛里糅进些沙子，却不过都是些权宜之计罢了。唯有来自官方的任命，才是一些具有实质性的线索，透露出朝廷部署的真正意义。但是这些任命中有一大部分，也还是具有着可能是最糟糕的特性。

在朝廷开始议和时，我们坚信列强提出的要求都能够被满足，不但以往的事件可以得到圆满答复，清政府还会同意采取一些内部改革的根本性措施。然而，当议和真的开始了以后，对于内部改革的提及却被遗漏了。清政府就像是得到了鼓励似的，认为只要在他们以往所做的事情上让步，他们那古老的政权便不会受到干扰。

李鸿章便是在大力鼓吹这个念头。他指出，一旦恢复和平状态，俄国将是朝廷唯一需要指望的势力。只要俄国的好意得到保证——当然，也只有李鸿章本人才知道如何去保证——那么，朝廷便尽可以放心地指望它来保护自己。因此，他不仅劝说朝廷接受“满洲里协议”，而且把“清国政权在名义上保留统治的权力”这种要求，也当作是一种有价值的让步。而这一切，也仅仅取决于他个人对于俄国的影响力罢了。或许，他与俄国之间的过从甚密，还可以通过一个更有实际意义的证据加以佐证：一旦各国公使在北京协商出什么重要决定来，他总是能够迅速、完整地将其通报给朝廷。

在西安府，没有人可以制衡李鸿章的势力。在如今被视作中央政府核心的军机处三要员中，唯独王文韶 一人具有改革倾向。但是他势单力薄，又被两位大员——代表北京坏名声的荣禄 和强硬反对派鹿传霖 ——狠狠地压制着。

总而言之，满人的势力仍然牢不可破。据传，他们想得最多的，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向两江总督 这样的改革派汉人官员自由报复的那一天。两江总督凭着自己的坚定意志和爱国信念，遏制了去年夏天的排外浪潮，也挫败了北京的阴谋。皇帝被这样一群顽固守旧的满人官员们围在身边，纵有鸿图大志，也难以施展拳脚。即便如此，据说皇帝与太后的关系也正有所改善，并且就连太后本人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往路线的错误。

清国的改革派现在更多关心的是问题的这一方面，甚至要多于对议和的关注。不管对列强的12条要求是完全接受，还是接受一部分，或是一条也不予接受，他们都看不出中央政府的方针路线里有什么能够挽救国家的根本性变革前景。他们的焦虑一点点地加深着，因为诸如英国、美国、日本这样的列强，一直都在大声宣称他们想要看到清国保全自身、强大自身，但是，他们却似乎既不能也不愿意认识到，整个形势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着。

英国的冷漠尤其导致了他们深刻的失望。

去年夏天在北京持续了长达3个月的混乱状态充分说明，清国局势稳定的真正中心不在北方，而在两江，没有一种更加有力的杠杆，会比总督们的影响力更能给中央政府施加有益的压力。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们凭着自身罕见的勇气与活力所产生的影响，拯救自己的国家并保护相像的外国人。如果他们不挺身而出，去抵制北京那些身居支配地位的派系所表现出的威胁、谄媚并牵制排外阴谋向南方继续推进的话，整个大清国都可能已经被点着了火。

在剧烈危机爆发的时候，英国理所当然地给了他们一些声援。但总让人觉得，这并不是总督们应该得到的那种全心的声援，特别对迄今为止一直声称自己在两江地区具有特殊利益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事件爆发时，人在南京的总督一再敦促向英国提供英、清两国军队对吴淞口和长江炮台的共同占用权。毋庸置疑，这先是引来了一片惊愕之声，然后，北方所发生的令人恐慌的事件占了上风，其他列强都对此表示了默许，因为在一段时间之内，他们绝对需要依靠英国的船只在长江上向各国的外国人提供保护。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假设英国接受了刘坤一的提议，两江总督的影响力将不会被限制在他们自己省份的防御措施上，而是会冲破一切阻碍，显露出远远超出其管辖权限的威力来。也许，在朝廷无望地妥协之前，他们就能因此而扭转北京的整个局面。尽管英国政府得到了别人认真的恳求，最终却丢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不过，虽然像这样的策略我们只实施了一部分，仍足以从中看出，与优秀的地方政府合作，实在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然而，我们却对这样的实例教学表现得漫不经心，一等到北京重新打开了大门，又很快陷入我们的外交策略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曾辛苦开垦过的但除了失败便一无所获的陈旧泥沼之中。

我们再一次忽略了将清国从绝境中挽救回来的活力，如果对其施以正确的引导，清国的生命力可能已经得以恢复。假设我们带头坚持，列强应该只和张之洞、刘坤一这样的人谈判，因为他们证明了自己的诚实与勇气，在风暴和压力之中，他们依然忠于清国的承诺与条约；相反，各国不应接受像李鸿章、庆亲王 这样令人疑虑重重的协商者，倘若如此，不仅对方的建言可以推动谈判的进度，我们也应该能够趁机在他们身上灌输一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于朝廷的内部改革将会起到新的、更健康的促进作用。忽略了他们，我们便剥夺了自己在谈判中可以利用他们实务经验的优势，也削弱了他们从自己的人民那里赢得的巨大声望。他们正在酝酿着某种有益的比对，以自己在两江各省推行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功，来和北京因为采取排外政策所招致的危害相比较。还有，我们以漠不关心来回报他们的服务，无疑使他们暴露在对手的冷嘲热讽之中，这些对手现在会问，“你们如此卖命地为洋人服务，你们对他们又有什么影响力呢？”

张之洞在这方面处境尤其艰难，因为虽然他的影响力在知识阶层中非常大，但他缺少当地力量的强大支持，而刘坤一就能在他的总督席位上及其原籍所在地——湖南省内游刃有余。张之洞远比两江总督更易招致李鸿章长期的敌意。李鸿章诱导朝廷的方式也和列强提出的要求有关，当北京的全权代表接纳了这些要求之后，又对两江总督下了针对某些条款提出修正方案的命令，这一招可玩得够狠的。那成了一出很巧妙的喜剧，试图让人觉察出，一方面，总督们虽然号称是“洋人的朋友”，却无力影响列强们的决定；另一方面，他们让自己这一方身居外地的代表出面阻挠在初步议案上签字，又能动摇列强们对于这些外地代表的信心。与此同时，凭借着张之洞与刘坤一之间潜移默化的分化，又试图狡诈地在两位总督之间播下彼此的不信任感。

至于远避西安府的那群人对总督们心存的真正感受究竟是什么，看看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就会得到足够的说明。不久之前，两位满洲官员自朝廷顺江而下，按照清国的礼节，在经过武昌时，应该要表示一下他们对张之洞的尊重。但其中一位居然轻蔑地说：“跟张之洞在一起，我能做些什么呢？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会裁撤了他，让他无地自容；或许，还有可能让他的脑袋从肩膀上搬家。”

陈旧政权的死而复生，使得接下来的事情仿佛随波逐流一般。恐慌和灰心让想得周全的清国人，倾向于将政府所在地的国都永久性地迁到清国中部的某个地方。在某些地区里，这种想法更是甚嚣尘上。人们深信，假设朝廷不在北京而在其他什么地方，那么，去年夏天的事件就不可能会酝酿出那样的气氛来。如果回銮京都，以后的事情又会无可避免地重蹈覆辙。

然而，与这样的观点相反，在其他地方，也一定有同样强烈的信念，远离北京的王朝不可能维持与北京之间的传统联系，除此以外，俄国要么会否决迁都，要么会把它变成自己继续向南扩张势力的借口，如控制奉天一般地控制整个北京。这两派意见在某一点上取得了一致，那便是，不要指望能从俄国那里得到任何改良与变革的肇因。清国人是精明的观察家，他们意识到，俄国并没有兴趣像其他商业强国那样看待清国——这些国家希望能看到清国走向强大并重新焕发出活力；与此相反，俄国的兴趣只在于使清国目前的干枯腐烂一直持续下去。

令某些清国人不能明白的是，他们一直相信其他那些列强的动机是真诚友好的，这些列强应该已经让一个绝佳的机会白白地溜走了，这个机会既有弥补过往的承诺，也有修正未来的保证。举例而言，他们一直被灌输着这样一种念头：没有什么比让清国民意去接受由列强所提出的条款更重要的了，它甚至比迫使满人们停止享受其所谓与生俱来的种姓特权的“规定”还要来得重要，而这一“规定”的必要性，已经从满人们在义和拳乱期间所扮演的角色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内部改革的全盘问题也是如此。两江总督一直不断地向皇帝上疏，假如他们所说的完全没有被皇帝听进去，这不仅要归因于李鸿章用心险恶的影响力，也有满人们一直存在着的优势的因素，此外，还因为列强们对其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在现阶段，清国政府能够对未来的修正作出的最好承诺，便是提供一些实质性的证据，以证明他们只信任那些赢得列强信任的汉人政治家们。即使最近列强在商讨在华永久利益的过程中忽略已经造成了的损害，但是，只要英国——或是独自，或是与其他国家一起——坚持叫朝廷放手让两江总督在他们自己管辖的省份中推行他们一再提出的改革方案，并且保证总督在一定的时限内不会在推行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受到任何借口的干扰，这些损害便可以得到修补。至少，我们有责任对朝廷明明白白地表示，它对于两江总督的态度，会构成我们权宜之计中的一个主要依据，以决定我们对于清国的宽容度究竟会有多少。

几个月前，朝廷就已经预备好罢免两位总督的诏书，但是，由于英国和日本代表们的干预，这份诏书被延迟发布。然而，我们相信它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变成了某种消极的陈述。我们不能根据这一点就放松自己对于履行义务者的责任。为了要完成一些我们先前敦促他们去完成的事情，这些人曾冒着——并且一直在冒着——被杀头的危险。

今天，我只能从那些意识到什么是最佳利益，并且希望以这样的意识将自己的国家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清国开明人士的立场，来谈这个问题。但是，整件事情若只是从较为狭窄的英国利益的观点来看，也是同等重要的。清国的完整和健全至今仍是英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这意味着清帝国必须要通过一系列谨慎而又稳定的改革措施来加以巩固。我们现在想要什么都不必做就将这些希望清国采纳的条款强加给它以推动其内部巩固的做法，只会和来自外部的肇因一起，简单地加速它来自内部的分裂。

然而，英国的民众似乎都保留着一种印象，无论我们多么想要维护清国的完整，也不过是一个完美的计划，而不是一种实际的目标，一言以蔽之，如果必须要放弃这种计划，我们也只能镇静自若地看着它消失无踪。由于过去发生在清国的变故，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优势地位，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在其他地方并不顺遂的情形。我必须在这一问题上先有所保留，以期做出更加完整的解释，但同时，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说，这一印象是由大家所信任的公使提出的意见造成的。有关英国在长江流域上已经获得的影响力在任何方面都可与俄国在北方、德国在山东的影响力相类比的说法，其实只是一种陷阱和错觉。距离我上次访问长江沿岸一带，已经过去了四年半时间。在这期间，相对于我们都应该已经有所耳闻的、有关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发展来说，英国在各方面的影响力都可谓有减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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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目着历史的真相与细节

2003年夏天，我在出国留学九个春秋之后，第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国。面对满目翻天覆地的巨变，我的心情远远无法以“心潮澎湃”来形容。贵为门户之地的上海，改变早在我出国之前就已成型，并不令人有太多惊喜。但是当我回到合肥探望父母时，才惊觉，原来改变远远不是几个大城市才有的专利，中国正在变化的事实是明显的、全局的、宏观的，无论是气势还是实质，均是如此。合肥并非我的祖籍或出生地，但从求学年代起，我便跟随着

在此地工作的父母，度过了十几年的时光。在我的认知中，若谈起模糊的“故乡”概念，这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城市始终是第一位的。

某个酷暑的夜晚，母亲领着我们去逛久违的淮河路步行街。当步行至三国时代曹操点将的“教弩台”（后亦称“明教寺”）和张辽大战东吴的“逍遥津”近旁时，我惊喜交加地看到了“李鸿章故居”。回想当年，我的初中母校就在距离淮河路不远之处；许多年后，我还曾在距离当地咫尺之遥的一间公司里短暂地工作过。对于淮河路近旁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处景点，我都异常熟悉，但是这么多年来，却从来不曾知道，李鸿章的故居原来就藏在那层层叠叠的街巷之间，并且藏得如此云淡风轻，如此不着痕迹，如此讳莫如深。

夜色中，匾额上那黑漆为底、金漆书写的“李府”二字，在故居大门前两盏大红灯笼晕染而开的一片红光中，显得赫然醒目。那一刻，我突然想，在这个变化的年代里，李鸿章应有的地位和评价，是否已真的被公正诠释？而以他为代表人之一的那一段中国历史，是否已真的在还原之中？

犹记当年在大学求学之时，每每有来自各地的同学询问出自合肥的著名历史人物时，我都如数家珍，远一点的有包公、杨兴密，近代的有刘铭传、聂士成、段祺瑞，当代的有龚澎、杨振宁。然而，对于最为世人熟知的合肥人李鸿章，我却始终不愿提及。在我们当年被反复灌输的观念中，能和李鸿章之间画上等号的，似乎唯有人人避之不及的“卖国贼”一词。那次回国，行程杂乱而匆忙。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踏入“李府”的大门。

直到三年后再次回国省亲，在一个细雨迷蒙的下午，我才终于带着还愿的心情，独自前往李鸿章的故居参观。修缮一新、前后五进的“李府”，据说只是当年真正李家大院的一小部分而已。庭院深深，门槛重重，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整座庭院在逼仄的空间中，时见别有洞天的开阔；两层木制，四围相连，正是旧时江南传统中国士绅家庭典型宅院的建筑结构。而最吸引我眼光的，还是过厅正中屏风上方高悬的那块匾额，上书的“钧衡笃祜”四字，据说这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由光绪帝亲笔御赐的手迹。“钧衡”指的是重臣，“笃祜”指的是厚福，光绪的这四字所指，无非是称李“官显福厚”，是君王给臣子的盛誉，也是赐福。

但历史却总是和人开着大玩笑。李鸿章的七十大寿在1893年，在那一年之前，他人生中的大半时光，确实可用“风光显赫”来形容。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三岁入京会试，投曾国藩门下，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八岁授翰林院编修。之后，便是入了曾国藩的幕府，开始了和太平军、捻军的常年缠斗，其间，不止一次得朝廷封赏。1863年，在“不惑”之年中，他兼署“五口通商大臣”，正式开始创办洋务。其后，又出任湖广总督、湖北巡抚，直至在1870年，因处理“天津教案”有功而调任直隶总督，后再兼“北洋通商大臣”。五十七岁时，他开始创设海军，设立天津水师学堂，试办上海机器织布局，设立天津武备学堂，奏请兴建卢汉铁路、关东铁路等事宜。这些非同寻常的大事，都是在他七十岁前完成的，因故，在大寿之时，得皇帝封赏“钧衡笃祜”四字，可谓实至名归。倘若李鸿章与他的恩师曾国藩一样，就此收手，一生大可落个功成身退的结局，而倘若真的如此，这淮河路上风光显赫的李府，谅不至于被冷落至今。

然而，从七十大寿之后的第二年开始，随着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李鸿章的命运也开始了真正的颠簸之途。那一年，他先被赏戴三眼花翎，却因甲午战败又被拔去。再过一年，他被授予“全权大臣”之名，赴日议和，其间受尽屈辱，终签下同样“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过一年，他应俄国的要求，代表清政府参加了沙皇的加冕典礼，并周游欧美各国，虽在所到之处受到礼遇，但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却令从此东三省沦为沙俄的势力范围。而1901年，即“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的第二年，他再一次被逃至西安的朝廷“请出山”来收拾残局，与八国签订了为后人更加诟病的《辛丑条约》。就在签订此条约后不久，李鸿章魂归西天。

如今，历史爱好者们对于李鸿章的这段历史早已不再陌生。我第一次对它有全面、周详的了解，始于1995年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之后。当时，我还在美国的某大城市求学，因互联网技术刚刚起步，网上几乎无从找到中文资源，随身带去的中文书里，除了大学时用过的教科书，只有两本可以稍稍慰藉心灵的“闲书”，因为每晚放在床头翻阅，早已被我翻得卷了毛边。后来，我在台湾人的“华侨文教中心”里觅得不少历史书籍，如获至宝，其中除了这本单本印刷的《李鸿章传》，还有任公先生的《饮冰室合集》、全套《清史稿》、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部分集卷等等。虽然当年课业繁忙，但只要能抽出些许闲暇，我总爱去那里待上一会儿。囫囵吞枣地翻阅几章，一段日子下来，感觉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如今回想，那时翻阅到的不少资料，可能在当年国内中小城市的公共图书馆里，都不容易觅到。在张文襄公和任公先生对于李鸿章的评传中，常直接以“合肥”二字来称谓李中堂本人。以原籍代替人名的用法，是不少前代文人在行文中的一大特色，本不稀奇。但我每每读到“合肥”二字，联想到它叙说的却是李鸿章其人，两个概念因为互补而带给我的冲击力却是格外奇妙而强烈。“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在《李鸿章传》中，最后的结语部分“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最能鲜明突出李中堂鲜明的个人特色和他对于当时中国时局巨大的影响力。的确，李中堂不仅是“大清帝国”最后七十年的一大支柱，也应该是合肥的一大骄傲。

而这本《李鸿章传》带给我的影响力，也远不止于对合肥人李鸿章个人的重新认识。它是某种开端，很自然的让我萌生了想要了解他所处年代整个变局的兴趣。既然历史存在着可以被重新解读的可能性，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而支撑真相的细节又在哪里？

任公先生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几句充满苍凉与不忿的评语，此后一直深深烙印在我心田。想起李鸿章，总仿佛看到一个高大清癯、形单影只的背影，叠映在一个个历史画面中。那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老者，在无可奈何的时局与潮流中，为了他所效忠的朝廷，身负骂名，勉力一搏却又无力真正挽回什么的背影。他说过，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在他裱糊了一辈子的大厦将倾之时，虽仰天长叹“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却还是毅然选择了“不识时务”之道，我不知道该以什么确切的词语来形容这种选择，但它却令我肃然。拜访李府后的那几年间，我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一批新时代的史学家身上。感谢他们探寻真相、还原历史的决心、恒心和信心，感谢他们从泛黄、褪色的故纸堆中挖掘出来的更多历史细节。在他们的笔下，自民国以后由于政治和其他原因被刻意忽略、扁平化乃至丑化的晚清变局，终于以一番新的面目，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所有像我一样的好奇者面前。

说起本书的成形，由来其实颇为偶然。2011年的上半年，为了跟踪阅读一位著名学者的思想和文字，我在某网站开设了一个微博账号，在那里，巧遇了年轻的新锐历史学者兼出版社编辑李刚先生，但彼此本无甚交集。某一日，他突然来信，询问我人在海外，是否方便找到一些以海外观点审视晚清历史的资料。很快，我们便一起想到了最为脍炙人口的英国《泰晤士报》——这份创刊于1785年的英国报纸，随着晚清年代里英国在华利益的不断扩张，将其新闻触角不断地向中国的各个角落延伸。这种延伸的直接效应之一，便是它的史学参考价值。可以说，对于晚清的时局、动态和人物走向，《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是观察最为细致入微、也最具信服力的两大英文报纸。两份报纸中的不少新闻稿，为今人了解当年的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李刚询问我，可否从中挑选一部分内容翻译出来。对于这个提议，我则犹豫不决了好久，毕竟，中学以后，我不再有机会在课堂上学习过一天的历史。虽然十几年来，作为某种个人爱好，我始终在翻阅有关的书籍、资料，但作为一门学科，毕竟对历史缺乏整体且专业性的了解；我甚至非文科出身，少年时代在汉语文字上打下的一点根基，随着近二十年的海外生活，也在一天天地消磨殆尽。但李刚却一再鼓励我，可以先作尝试，再行决定。于是，我试译了三篇，未曾想他给我更大的鼓励，诚恳之词终于使我下了决心。

《泰晤士报》有关中国晚清的报道浩如烟海，以我个人之功，绝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如数译出。那么，就必须确定一个明确的主题，并以这个主题来挑选出合适的文稿。几经斟酌，尤其经过李刚的指点，我决定在清朝最后11年的“新政”上“作文章”，原因在于，首先，这11年代表了“大清帝国”告别历史舞台前的最后形象，其中牵涉的事件、人物，尤其是“新政”的失与得，都与紧承而上的民国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再者，因为所处的历史阶段和一切外显的前因后果，这段历史，尤其是当年所谓“预备立宪”的动机和尝试，对于启迪后代、引发国人的反思和警醒别具意义。所以，将清朝的这最后一个“大动作”中的若干细节放大来看，我们可能会更清晰地看到历史潮流的趋势、朝代更替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第三，“新政”的第一年，也恰是李鸿章去世的那一年，作为李鸿章经营半生的洋务运动的结果，“新政”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对洋务运动的深化和扩展，在这一点上，算是包含了我的一点个人私心吧。而同时，因为李刚本人就曾写过脍炙人口的《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一书，我想，译文中若有任何疏漏之处，他正好可以帮助修改、指正。

在2011年7月至11月的三个半月时间里，为了编译此书，我经历了一种全新的体验，有激动、亢奋，也有低落、迷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大半的时间都交付在了这部书稿里，支撑我坚持到最后的，除了李刚不时的关切与询问，还有一种完成“自我启蒙”的期许，因为我同样渴望从这些泛黄的篇章中，了解到历史的真相和细节。

不可否认的是，报纸是国家利益的喉舌，其报道、评述的视角，不可避免的会以本国的利益为切入点，在这一点上，《泰晤士报》绝不会例外。但我觉得，还原历史，需要参考方方面面的史料，即使每一份史料都带着明显的主观色彩，但当越多资料摆放在一起时，其中的客观色彩就会越发明显、清晰，正仿佛一幅巨大的拼图，其中的单独一片或许不具备太多意义，但联为一体时，画面的含义却变得不言自明。

本书选译了数十篇由《泰晤士报》所发表的、自1901年至1911年11年间有关“大清新政”的新闻稿，体裁包括报道、评述、专访等，内容则涵盖了与“新政”有关的方方面面，包括清廷在教育、官制、货币、财政、报界、铁路建设、司法、军队、警察、外交、禁烟、医学、成立议会等方面改革的尝试，付出的努力，其间的所失与所得，并试图从事件的本身来推论其后的因果关系。这11年的前5年中，因为“新政”的缓行，可资参考的内容不多，故每一年只收录四五篇相关的新闻稿；1906年，因为“五大臣西洋宪政考察”归来，清廷宣布了《仿行立宪上谕》，自此“改革”的动作明显多了起来，所以这些年份中收录的篇数也相应地有了增加，从每年六七篇到十篇以上不等。除了与主题直接相关的新闻稿之外，也穿插了几篇时事报道，以期串起一些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

虽然这些新闻稿宏观地概括了有关清末“新政”的诸多细节，但将它们放在一起时，却并不会成为一本体例完整的书；每一篇各自相对独立的稿件，也无法完整、清晰地交待所报道事件的背景和来龙去脉。为稍作弥补，我和编辑们在部分文稿前附加了一小段说明性的简短文字或页下注，以尽可能地对这些新闻稿中提及的人物和主要事件作一交待。而更为周全、详尽的资料、书籍，如今已可非常容易地找到，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朋友们可自行参阅。

此外，我对新闻稿中提及的所有姓名都作了细致的查证，其中有两篇涉及普通官员和百姓的姓名，因为无从查证其中文原名，故保留报道中的英文音译。对于涉及的外籍人士，则尽可能地使用了他们当年在中国使用或通行的汉名，并在注释中列出其原名。

因为涉及著作权的问题，此书在完成编译后延宕了一年有余的时间未能出版。直到重庆出版集团下属的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愿意为此书与《泰晤士报》交涉并获得出版权，本书才有了出版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有幸经李刚的介绍而结识了该公司的徐宪江编辑。虽未曾有机会谋面，但和徐编辑常有电邮来往，对他和他的出版社同仁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给予我的一切指点、帮助，我深表感激。

我个人一直认为，专注于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人，多半都在心中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存着一份独特的省思。他们阅读历史，研究历史，无非是想要从过往的兴衰成败中，得出教训，受到启迪。在他们当中，若是有幸掌握着话语权，还希望能藉此去影响当代历史的进程与潮流；对于普通人士来说，虽人微言轻，但一腔情怀也多是赤诚可鉴。从高中毕业直到如今，我虽遵循着父亲当年的期待，一直从事着工程或医学类的工作，远避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来美国后更是安身立命，为了一家人的温饱而勉力辛劳，但在我的心底深处，却总是萌动着某种无法形容的心绪。出版这本书，也算是对这份心绪作了一种交待，完成了一种“自我启蒙”。“位卑未敢忘忧国”，对于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来说，无论命运如何安排，民族情怀总是一面猎猎飘扬在眼前的旌旗，让人不能无视。

本书的编译终于告一段落，但我对于了解历史真相和细节的努力却绝不会停滞。我也深信，愿意一读此书的读者朋友们，你们的努力也不会停滞。

谨将此书献给我挚爱的家人。没有家人的鼎力支持，也不会有我这本译作的完成。

方激

2011年11月初稿

2013年10月修订

清帝国最后十年，新政方案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建立近代教育体系、自开商埠、司法改革、刑律修订、筹建责任内阁，等等。本书以第三只眼睛观察并记录了晚清改革的点点滴滴，让读者得以从细节处把历史看得更真切。

——张宪文（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南京大学资深教授）

许多历史的本相和谜团，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搜求一切可以掌握的资料，经过严密的考证与分析，才能准确地再现出来。新闻不同于历史，但若干年后，新闻报道本身会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和线索。这正是本书的独到之处。《泰晤士报》对晚清政局的报道，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不同视角了解真实的晚清的窗户。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泰晤士报》眼中的晚清改革史。皇帝与太后、皇族与重臣、内政与外交、教育与司法、海关与金融、改革与守旧、改良与革命……外国人的视角，新闻的语言，生动的叙述，让史料更加翔实，让历史的内容更加丰富。

——王开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