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这个社会会好吗》选收了作者熊培云有关“这个社会会好吗”的同题演讲或者讲座，除了探讨当下的一些紧要问题，更是着眼于将来的建设。作者希望自己能为这个社会的转型播下一些真正的自由与宽恕的种子。

本书由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托邦时代，为了未来否定现在；功利主义时代，为了现在舍弃未来。当中国从一种极端滑向另一种极端的时候，熊培云以一如既往的乐观态度，唤回人们对理性的信心与热情。

这个社会会好吗？既是疑问，也是期许。《这个社会会好吗》打通古今中外，不仅着重探讨了革命与改良、自由与责任、暴力与宽恕、道德与法律等关键议题，而且从“以己任为天下”的角度，诠释了个体之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性。

《这个社会会好吗》由熊培云编著。

自序：为自由而担责

[革命] 如何告别革命

[观念] 观念与中国

[在场] 围观改变什么

[技术] 互联网精神

[道德] 为什么要相信道德

[传统] 中国人的自由传统

[边界] 国界与自由

[人治] 人治时代的自由

[资本] 从“姓社姓资”到“姓张姓李”

[底线] 底线派

[价值] 解构，但不嘲弄一切

[人心] 人心与制度

[开放] 中国应该向中国开放

[公共精神] 公知的沦落

[暴力] 为什么戾气弥漫

[差异] 寻找替罪羊

[宽恕] 没有和解就没有未来

[冲突] 站在生命一边

[财产] 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

[极端] 我们总得有些长远打算

[救赎] 个人如何改造世界

[时势] 识时务者为俊杰

[超越] 自由在高处

[责任] 大师以后是我们

[阅读] 在书里遇见灵魂

[救世主] 假如危机来临

后记：不在未来，就在去未来的路上

如何告别革命

他们使自由的每一个足音都变成一座坟墓，这种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你们要面包，他们掷给你们人头！你们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血。

——丹东

中国到哪里去？谈到今天的中国，许多人喜欢拿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与之相提并论。比如说它像辛克莱尔《丛林》里的美国，像水俣病泛滥时期的日本，抑或更像政治和解之前的南非——那时候南非也有人会莫名其妙地死在监牢里，而原因据说是他在洗澡时不小心踩到了一块肥皂。

当然，读者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历史截面，说今天的中国像是某个时期的苏联、北非、阿富汗，甚至中东——理由也许只是前些天中国某个地方竟然也发生了自杀性袭击事件。如果遇到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他可能还会皱着眉头说现在的中国像先秦，像盛唐或者晚清。总之，只要你愿意，总能找到几个可以重叠的特征，将两个天遥地远甚至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但那些特征却又是真实的，绝非杜撰。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关于大革命时期法国的评价似乎同样适于今天的“盛世中国”。这里是朝气蓬勃的新世界，又是悖论满身的旧王国。这里愚蠢与聪明交织，黑暗与光明缠绕。这里有的人踌躇满志，有的人垂头丧气；有的人富可敌国，有的人家徒四壁；有的人直登天堂，有的人直下地狱。

一

201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西单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和一位法国学者聊天。他说，今天的中国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欧，也像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我笑了笑，说如果对照法国历史，今日中国所处的时代既像法国大革命之后，又像法国大革命之前。理由如下：

前者，1789年开启的大革命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成功，革命带来了某些方面的进步，同样带来了预料之外的恶果，甚至一次次回到帝制时代。革命不过是历史转型的开始，而承受了暴力之苦的许多法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已经惧怕流血，从而寄希望于日积月累的社会建设。我曾说中国是“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想必以流汗之世纪代替流血之世纪，也是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之所想。

至于说像法国大革命以前，并不是说社会矛盾使中国一定会再次爆发革命，而是说这两个时代的社会心理有着惊人的相似。和路易十五时代相比，路易十六的有限改革已使法国面貌一新：政治由专制走向开明，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国民自由可谓有增无减，然而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生活难以忍受。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所分析的，“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这就好比一个生来手脚都被戴上镣铐的人，当他有朝一日被解除了手铐，自由虽然增加了，但这种局部改善可能让他感受到更深的痛苦，也让他有机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其一，当他开始行使双手的自由时，不仅发现脚上的镣铐会间接限制双手的自由，还有可能将脚上的镣铐视为一切不幸生活的根源，并为此感到羞耻；其二，因为恢复了对现实的疼痛感，在手铐被去除后，他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脚镣同样应该去掉，道理是一样的，而且迫不及待；其三，他不再是个被绑着四肢的人，双手的自由将为他除去脚上的镣铐提供条件。

路易十六的不幸在于，虽然他已经着手改革，但他改革的决心与未来的格局却没有跟上巴黎那些脚戴镣铐的“半自由人”冲向巴士底狱的速度。  谁也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从整体上说，今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较之三十年前大有改观。然而，由于公权力尚未得到有效约束，社会间的侮辱与损害日积月累，再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权利观念的变化，这个“最好的时代”正积累着某种“最坏的时代”才有的革命情绪。

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李泽厚与刘再复一齐喊出“告别革命”时，他们的思考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而在2011年底，当年轻的韩寒因为“不想再讨好任何人”而公开“拒绝革命”时，他却在一夜之间成为“叛徒”，不得不接受来自各方尤其是“革命派”的冷嘲热讽。无论你是否支持或信任韩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最初对“政治不正确”的讨伐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韩运动”，韩寒的“拒绝革命”是导火索。

二

法国如何终于告别革命——在十九世纪末，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生近百年之后？

法国大革命推翻旧制度，被视为历史的进步。然而革命的马车最终失控，冲进了人群。理性的冒险变成了现实的灾难。此后若干年里，法国更是在帝制与共和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说，麻将的魅力是可以推倒重来，可历史却从来不给人假设的机会。

盘点法国如何告别革命，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首先将功劳记在了第三共和国的国父们身上，正是他们给法兰西带来了一套和英美宪政民主类似的民主模式，建立了两院议会等制度。而他的同行罗桑瓦龙则认为关键在于公民社会的成长。自从第三共和国建立以后，法国的工会、政党、选举委员会、合作社、互助社以及更为普遍的社团组织让法国社会渐渐脱胎换骨。

除此之外，知识阶层的痛定思痛同样功不可没。

大革命发生以后，远在英国的思想家爱德蒙·柏克曾警告海峡对岸暴躁的法国人不知道珍视本国的价值与传统，正在让法国变成“文明的废墟”。值得庆幸的是，法国没有走上“不断革命”的不归路。十九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从贡斯当到托克维尔，从圣西门到孔德，从雨果到左拉，法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法国社会理性和心灵的重建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使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以及人道主义、法的精神等在血腥的革命之后得以续接。正是政治与社会的多线并进，使在革命浪潮里风雨飘摇的法国船绝处逢生，像傅勒所说的那样，“大革命驶入了港湾”。

P17-21

为自由而担责

2012年底，我在北京参加一个思想沙龙。与会者多是这些年来在公共领域较为活跃的歌手、导演、商人、网络精英、学者及出版人。那天的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个“中国梦”环节，主持人让最后上台的几位嘉宾谈自己关于中国未来十年的梦想。这样富有时代特征的氛围与场景，对我来说实在太过熟悉。和往常一样，大家集中表达的多是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既安全又有尊严的国家，那里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文化、民主政治，以及持久保障的人权、法治、自由，等等。

还记得1984年，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时的情景。从中国心到中国梦，跨越三十年。不同的是，中国心是以中国塑造中国人，而中国梦是以梦想塑造中国。前者连接过去，后者面向未来。

美国梦，中国梦

这个环节也让我不禁想起了不久前看到的一份有关美国梦的民调结果。据《今日美国》报道，24%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美国梦，40%的人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美国梦，15%的人表示毫无希望，21%的人表示对此并不关心。

什么是美国梦？这个词最初是1931年由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亚当斯在他的著作《美国史诗》中提出来的。“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有机会实现他的美国梦。”“美国梦不是物质丰裕的梦想”，他继续写道，更是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其天赋与能力来获得他的成就，而且他们的成就也能被其他人认可，不论他们出生的环境和地位的偶然境地如何”。

我不知道类似的问卷在中国会得到一个怎样的比例分布，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它是有关国家的梦想，更是个人的梦想。而国家的价值，正在于提供一种相对公正的秩序，使身处其中的个人不必为上访和躲避城管浪费时间甚至丢掉性命，而是专心于实现自己的梦想。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谈中国梦，这是中国希望之所在。即使措辞尖刻的言论，也是国家赖以上进的动力。所谓“爱一个国家，先要学会恨它”。这里的“恨”，是“恨铁不成钢”，是理性之爱，是清除坏事物的斗志，更是痛定思痛后的透彻。

你是否实现了中国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个人还好，至于这个国家，让我再想想……这是许多人的态度。至于这片土地未来怎样，是即将到来的崩溃还是持久的繁荣，没有谁准确地预言过。正如过去十几年来我们所见证的，这个国家有太多的变量，也有太多的恒量。有些方面千年不变，有些方面一日千里。

也有人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在中国多赚点钱，能够早日移民美国实现美国梦”。这不是简单的自我解嘲，而是许多人的真实想法或者生活抉择。伴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投票，走出国门。不过在国外我也遇到许多华人，他们苦于去留两难：对异国若即若离，对故乡藕断丝连。就像韩素音在《瑰宝》里说的一样：“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跑：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这个社会会好吗？无论是准备离开或回到中国的人，还是久居此地的人，都会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里的水、空气以及食品的质量问题，什么时候会有所改善？不受约束的权力，什么时候能够被关进笼子里？中国会像过去一样终点又回到起点，在麦比乌斯圈上徒劳无功地打转吗？

马斯洛困境

相较于战乱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今天的中国无疑是好时代。从整体上来说，社会也是愈来愈丰富、开放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迎来了一个最关键性的变化，即民众在观念上的脱胎换骨。而这些现代观念也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几个月前，我在德国柏林主持一个“为何我们不能互相理解”的圆桌会议，在与会中西方嘉宾为“中国为何不接受西方人权观念”而吵得面红耳赤时，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们：“各位女士、先生，请回到现实中来，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不接受西方人的人权观念，而在于中国不接受中国人的人权观念。” 当然，我这里说的中国是个复数。同样是体制内的人，他们关于人权的想法也并不一样。

不是吗？尤其是经过百年来的冲撞、反思和演进之后，中国人的人权观念整体上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诸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私有财产等等，无论来自西方世界，还是来自东方传统，抑或只是来自人心的自觉，当代中国人都已见贤思齐、克绍箕裘、策驽砺钝，使之成为时代精神了。若非如此，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敢于公开批评政府？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维权的案例和钉子户？只是因为他们是刁民吗？

对于我的这个观点，曾在中国留学的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先生在微博上做出了很有意思的回复：“我七十年代末开始对人权观念感兴趣，是因为发现当时的中国青年，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西方思想影响的情况下，就有很强烈对自由和人权的愿望。民主墙运动是个例子，还有1980年的基层选举。对我来说，人权观念是从中国来的。”

另一方面，随着公民社会与自由网络的成长、阶层的板结、贫富分化的加剧，也包括前文提到的观念变化，现在社会冲突越来越多。从方向上看，这种冲突既发生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也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拆迁户被逼自焚，有的记者被跨省追捕，有的小贩被追打，有的城管被围殴，有的警车被掀翻，有的县长被扒衣……互联网上，人人举起了话筒，同时又掖进了耳塞。过去听太多了，现在只想说。

当公正与信仰被丢弃，当生命被轻视，暴力被纵容，对话被扭曲，整个社会更是戾气蔓延。相较于执政者所追求的政治稳定，社会成员最关心的是个体的安全感。当然，还有尊严。同在德国的那次会议上，我谈到个体尊严同样会体现在他人的不幸命运之中：你吃一千元的冰淇淋，喝十万元的拉菲，却对旁边沙发上正在强奸妇女的歹徒不敢说半个不字，又有什么尊严呢？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广为人知。这位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将人类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分别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需求、尊严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通常，当人的一个低级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会追求下一个高级需求。

马斯洛没有回答——在什么情况下一种需求才算是得到真正的满足，如何量化？又为什么有些官员在貌似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甚至包括爱和归属需求之后，却没有随之而来的尊严需求？否则，过去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他们宁愿背负骂名也不愿实行官员财产公开，不愿启动必要的政治改革？

马斯洛错了吗？似乎没有。从需求层次理论来看，那些拒绝财产公开、抵制进一步改革的人的需求仍然停留在第一或者第二层次，姑且称之为“马斯洛主义”的初级阶段。

反讽的是，当一位已经进入需求第四阶段、试图拥抱一种有尊严生活的公民提出要求，希望某些官员公开财产时，后者可能会出于自己的安全考虑，动用手中的关系与权柄，使前者重新回到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两个初级层次上。

如果人格化国家，读者还会发现，当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的维稳同样面临“马斯洛困境”，即安全需求永无止境，而尊严需求遥不可及。什么时候，这个国家能够满足安全需求，并进入到爱和归属的需求、尊严的需求，乃至自我实现的需求？

光明与黑暗

这个社会会好吗？回望各国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曾经有过的腐朽与曲折，实在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将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不是为当下中国不好的一面辩护，只是从时间与人性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演进与文明的共性。英国出现过羊吃人运动，美国出现过食品危机，日本发生过水俣病，但只要对症下药，建立起相应的规则，这些时代的混乱就一一落幕了。问题只在于，那些与正义和秩序相关的规则将在什么时候得以确立。

2012年底，受美国卡特中心的邀请，我到美国考察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在投票之前的若干天里，我在美国东中部的几个城市里问了不少人，他们几乎都准备将选票投给奥巴马。理由也差不多，奥巴马代表公正。然而为什么几个月来美国的媒体和民调机构都在告诉我另一个事实，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票数可能一半对一半，甚至有可能会重演十二年前布什对阵戈尔时各胜一筹的尴尬局面，即罗姆尼赢了民众票，而奥巴马赢了选举人票。

这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支持罗姆尼的人哪去了？为什么我很少遇到？当然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抽样有偏差，因为那些天我接触更多的是美国社会的底层，是少数族裔。事实也是如此，投票日的出口民调结果表明，超过九成的非裔、七成以上的西班牙裔美国人都投了奥巴马。

我没有预测错大选的结果，奥巴马的确获得了连任。但是上面的这个细节在不经意间解开了我关于中国的另一个疑团。过去几年间，我在中国接触了许多人，公民记者、自由知识分子、开明的官员、有良知的律师、有情怀的商人、渴望探寻真理的学生以及热忱的义工，等等。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希望朝着一个开阔的地方去，可是相关改革却举步维艰？甚至国退民进的曲线在近三十年走成了马鞍形？只是因为利益集团作祟，或者有理想的人没有组织起来吗？

前面说了，我的抽样有点小问题。所谓人以群分，如果我仅以眼前接触的人来判断中国的未来，以为90%的人想的都和我一样，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一方面，有太多的做着黑暗勾当的人我从来没有接触到；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我所遇到的人，在他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光明形象也未必是其精神全貌。不是吗？一个反感香港人骂内地人是“蝗虫”的上海人或者北京人，也有可能为了自己一己之私而大骂那些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人是“蝗虫”。

关于人性中的幽暗，美国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在其著作《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中有过精彩论述。是的，人类社会不乏光明之子，但是这些人总是把社会变革想得太过简单，甚至以为只要像他们这样的人多做点牺牲，世界就一定会朝着好的方向走。理论上当然是这样，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无以计数的黑暗之子，他们看重的是现实利益。如果时候到了，他们会滑向光明之子一边，如果时候没到，他们只会死守自己的一城一池，甚至与光明之子势不两立。

光明之子之所以功败垂成，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黑暗之子的力量。在尼布尔看来，虽然光明之子创造了现代文明，但如果不能清醒地理解和应对黑暗，文明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光明之子必须明白自我利益在人类社会中的力量，他们必须拥有这种智慧，以便能够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引导、调停和控制个体或集体的自我利益。意识到这一点，就知道社会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变得麻木，不论是非。我平时温文尔雅，有时候也免不了会愤怒，哪怕只是些看似微小的事情，比如在用Google查找资料的时候，好端端的网页总是被重置，这种拦截实在令人生厌。谁不厌恶呢？就好比你心急火燎赶到河边，要到对岸去办件重要的事情，你好不容易找到了桥，正要过去，谁知这桥突然被人拆了。

鼓掌的人

今天的美国，华盛顿的雕塑随处可见。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国国父们，对美国独立及宪政的落实无疑居功至伟。但是，伟大的华盛顿并未成就一切，他虽有能力拒受王冠，却没有能力解放黑奴。两百年后，奥巴马有朝一日能够问鼎美国总统，得益于其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是林肯、道格拉斯、罗莎·帕克斯、马丁·路德·金，还有数以万计的无名氏。

格莱美获奖黑人歌手Jay-Z曾这样深情地说道：“罗莎·帕克斯坐下来了，所以马丁·路德·金可以走路；马丁·路德·金起步了，所以奥巴马可以奔跑；奥巴马奔跑了，所以我们可以飞。”

1955年，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因为占用公交车的“白人专座”而被逮捕。随后，为了反抗恶法，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发起了罢乘运动。

荷尔普斯有言，“推动世界这部水车运转的水浪，发源于人迹罕至的地方”。罗莎·帕克斯不会想到，那一天筋疲力尽的她，会以坐下去的方式让美国黑人站起来了。2012年的一天，当奥巴马在亨利·福特博物馆里坐上罗莎·帕克斯坐过的编号为2857的公交车，他作何感想？曾几何时，那位黑人母亲，只因为要在这个座位坐下去，竟然会被逮捕。而现在，有着相同肤色的他，当选了美国总统。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罗莎·帕克斯拒绝让座的前几年，有位黑人牧师在公交车上受到侮辱，被白人司机勒令下车，当他号召车上其他人一同下车以示抗议时，却无人响应。然而这件事在罗莎·帕克斯那里不一样了，许多人参与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来，拒乘公交车。从12月5日起，蒙哥马利市的4万黑人开始用各种方式出行，有的人甚至是走20英里上班，就是不乘公交车。381天的坚持，不仅改变了美国黑人的地位，也改变了盛行种族主义的美国。

我时常听人感叹中国没有华盛顿，其实没有又如何？过去没有不意味着将来没有。别人不做不意味着你不能做。就算你也做不了华盛顿，你还可以做马丁·路德·金。做不了马丁·路德·金，你还可以做罗莎·帕克斯。做不了罗莎·帕克斯，你还可以做一个为他们鼓掌的人。如果你连这也做不了，没关系，你还可以回归动物的本能，就像特里西娅·奈特(Tricia Knight)所做的那样，举起手中的摄像机，保卫自己的孩子。

身处转型时期，对自由的争取与保护，对公平与正义的谋求，正因为不可一蹴而就，所以更需要日常的持久的参与。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能隐忍的民族，不幸的是，这种隐忍通常都用错了方向。人们有耐心忍受苦难，却没有相同的耐心去结束苦难。

事情也并不那么糟糕。就在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看到两条新闻。一是2012年10月14日出版的《东方今报》为冻死在立交桥下的流浪汉降低了报头，并且标榜“我们降低报头，是为尊重生命”。过去这些年，有关降国旗的讨论不绝于耳。其实即使国旗不降，你仍可以像这家报纸一样，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弱者的同情。

二是《新京报》报道了兰州男子陈平福终于被撤诉。陈平福原本是一家国企子弟学校的教师，企业破产后，他靠在街头拉小提琴为生。2007年以来，因为在网上发帖、转帖批评政府，他先是在2012年6月被监视居住，接着在8月被以颠覆国家罪公诉。在兰州市检察院的干预下，法院裁定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陈平福说自己发帖不过是“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点”。这样的进步在中国意义深远，在我看来，这是小提琴战胜了大喇叭，是音乐战胜了暴力，是手握权柄的人战胜了自己，站到了良知一边。

精英的迷惘

2012年夏天，我在新加坡参加慧眼中国论坛，其中一个议题是“中国是否会发生动荡”。我无法判断未来中国的走向，但我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比如长期的社会不公正、权力的无所不能以及精英阶层的缺失或者没有真正担当起社会责任。

半年后，我在北京参加百年职校举办的慈善晚宴。那天晚上来的多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有企业家、政府官员，还有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亲临现场，并代表使馆捐了几万美金。短短几个小时，一共募集善款两千多万元。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参加立人图书馆项目，记得在那次年会上，全年的募款目标也不到三十万，而且还颇有难度。在此，我没有贬低草根阶层的意思，而是看到了精英阶层参与救济社会时的效率。

我所理解的精英并非独以金钱衡量，我更倾向于将他们归类于有思想的行动者与建设者，即加塞特所定义的那些对自己有着较高要求、不随波逐流的人。

有网友在给我留言，“故历代仁志之士，举社会变革首当改造自身。从改造自身开始以促社会进步者，乃真精英。若只见批贬社会而不见自身行动者，则为一愤青而已矣。今日之社会，危机所在，非唯制度，在精英阶层之缺失也”。此话不虚。

当然，制度会影响精英的生产与消亡。回想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之所以走向彻头彻尾的暴民政治，正是由于精英阶层的土崩瓦解、全尽无余，所以，当许多人声称要反思“文革”时，我却认为这种反思从一开始便搞错了方向。既然“文革”是中国各行各业社会精英被消灭后的结果，那么最负责任的反思应该是梳理这十年以前的原因，即历史何以至此，而不仅是十年之内愈演愈烈的暴力(结果)。当其他各阶层的精英都被政治精英加以暴力改造、削足适履，当理性与权利的屏障被拆得一览无余，曾经呼风唤雨的政治精英最后同样受到失去理智的暴民的清算，实乃种瓜得瓜，自作自受。刘少奇不能用宪法保卫自己，是因为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保卫宪法的人。

和改革开放以后世俗精英逐渐消亡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精英、文化精英都得到了恢复性成长，政治精英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了现代文明的观念。如果仅从个人奋斗而言，其中许多人都可以说是实现了自己的“中国梦”。然而中国梦不能脱离中国本身，如果社会发生转型危机，相较于普罗大众，他们将有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为了避免在不同的监狱之间转移人民的暴力循环，避免社会运动蜕变为将张家的猪赶进李家的厨房，精英阶层更应该有紧迫感，以推动中国走出唐德刚意义上的险象环生的“历史三峡”，直下宽阔太平洋。

而现在，从总体上看，精英仍是迷惘的。时至今日，中国的政治精英本可以是非常幸运的一群，现有体制已积累足够多的恶例，他们只要稍微做点事(比如在任内废除千夫所指的劳教制度、建立民心所向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便足以让他们因此建功立业，留下不朽的名声。遗憾的是，在最近这些年，无雨点亦无雷声，许多人虽然身居高位，却并没有珍惜历史给予他们的机会。至于社会精英，他们当中不乏有心推动社会建设甚至政治变革者，但又不得不在现实的羁绊下踌躇不前——就像河南企业家曹天所遭遇的困境一样，当他宣布竞选郑州市长，得到的教训是他的企业很快被当地税务部门罚税三四千万。

自由与责任

荷马说，“当一个人成为奴隶时，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对此，阿诺德补充说，“当他想摆脱这种奴隶状态时，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人被奴役的时候会失去自己的美德，人争取解放的时候也会失去自己的美德，如此一针见血的对比着实让人赞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在被压迫时卑躬屈膝，丧失人格，而一旦有力量解放自己时，又变得飞扬跋扈，伤及同类？

从概念上说，它关系到对自由与权利的理解。托克维尔曾经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嘲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仇恨主子”，也正是因为仇恨大于自由，法国大革命最终血流成河。反抗与仇恨都不等于自由，自由是一种普遍权利，真正的革命不是为了奴役别人，更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持久的自由秩序，以便让所有人能够在这种秩序中平等地生活。

从政治上说，它关系到对强力的约束。没有谁甘愿受人压迫，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奴役，不是因为这个人强而另一个人弱，而是因为那里奉行暴力逻辑，强者的力量未能得到约束。在此前提下，弱者不得不屈从于强者。同理，只要这种暴力逻辑不被打破，当有朝一日强者转弱，弱者转强，类似恃强凌弱的悲剧仍会再次上演。暴力的方向发生了转变，但是暴力的结构并没有变化。如阿诺德所揭示的，在暴力的施与受的双重进程中，人类几乎失去了全部的美德。

从历史上说，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以反抗始，以悲剧终”的革命或者反抗。如果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由，而只是为了反抗或者解放本身，就意味着革命不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新的价值。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哭”，不革命，百姓苦，革命，百姓甚至更苦。当革命因对暴力的迷信而冲出应有的边界，否定人的意义本身，革命不仅毁坏了过去的文明，也迷失了未来的方向。

简而言之，转型期的中国，有关自由的思考并未完成。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讲座中我多次谈到，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就在于假自由泛滥、真责任缺失。在政府方面，表现为权力大而责任小，很多方面自我授权，为所欲为；在社会方面，则表现为各种底线的缺失，对于可能到来的时代巨变，社会也没有做好充足的观念或者心理上的准备。

美国著名心理医生弗兰克尔曾经建议美国人不能只在东海岸建一座自由女神像，还应该在西海岸建一座责任女神像。一个从纳粹集中营中死里逃生的人，按说最珍视的就是自由，但为什么他还要强调仅有自由是不够的？因为他知道，与自由对应的还有责任，没有责任也不会有自由。责任女神像的价值就在于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套用《新京报》当年的一句广告词，责任感不仅能使我们出类拔萃，责任感同样会给我们自由。所谓美好社会的密码，无外乎人人能为自由担起责任。

我的人生，我的土地

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尤其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的变革少不了外部力量的卷入。前不久，读到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如果德国的民主受到了威胁，他还会以老迈之躯冲上街垒挥舞拐杖，但如果将民主引进一个发展中国家，他是一点力气也不愿出的。

我不想将施密特的这段话简单归类为国外政客的势利或者犬儒主义，积极一点说，我更愿意视其为忠告，即不要渴望别人来帮你多做什么，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当务之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

而这也正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缘起之一。近几年来，我之所以在各地做有关“这个社会会好吗”的同题演讲或者讲座，除了探讨当下中国的一些紧要问题，更多的是着眼于将来的建设，希望自己能为这个社会的转型播下一些真正的自由与宽恕的种子。虽然力所不逮，忧思之心却是赤诚。

相较于讲堂前的麦克风，我更喜欢的是书斋里的文字。我不是一个喜欢争强好胜的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好争论的人，就像罗曼·罗兰笔下的奥里维一样，只希望自己能够保持目光明亮。奥里维之所以不愿斗争，并非害怕失败，而是由于对胜利漠然视之。那个时代，谁反对仇恨，谁就被打成叛徒，谨慎的人被称为胆小鬼，有人性的人被称为软弱的人。

今日中国话语暴力与仇恨情绪同样盛行。这里不仅缺少底线派，也缺少茨威格所说的“思想上的英雄主义”；这里不仅缺少中产阶级，也缺少中间意见阶层。在各种“主张的冲突”中，底线派与中间意见阶层往往也是遭受各方误解和伤害最多的，因为他们离开战壕，手无寸铁地走到了枪林弹雨的中央，走到左派与右派、政府与民众等各方火力的交叉点。那又能怎样呢？被民众围攻、被朋友孤立，甚至被权力嫉恨，本来就是独立思想者应受的。客观上说，这也是其价值所在。

在收笔之前，还是让我回到故乡。因为演讲的关系，去年底我回了一趟九江，并且再上庐山。这里曾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场，遗憾的是，当年庐山孤军浴血奋战的故事，渐渐被国史无知、无情地淡忘。不过，山间有文字的地方总还是免不了让我感到慰藉与着迷。这里不仅有刻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墓，在东林寺的藏经楼外我还看到这样一副对联——“自修自持莫道此间非彼岸，即心即佛须知东土是西天”。而且，我立刻喜欢上了这副对联。

实话实说，我在外地演讲的时候曾经借花献佛，把它赠给了所有在场的听众。现在，借着这本书的机缘我也把它献给所有的读者。这副对联既是决心，也是愿望，更是对“中国梦”的最好注解。当时有人问我这副对联是什么意思，我便自作主张，将它翻译成了几句大白话：我将用心于此生此地，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圆满；这是我的土地，我必让它自由。

与读者共勉。

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写于家中

不在未来，就在去未来的路上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收尾，书稿快完了，我也快完了。昨天世界末日，我还在通宵达旦地忙碌。我真是怠慢了世界末日。它来时，我在敲字；它走时，我还在敲字。不过这种感觉还算不赖，它敲它的钟，我敲我的字，我与世界末日井水不犯河水。

几天前，我在学校上了末日前的最后一堂课。快下课时，有学生向我提了一个末日问题：“老师，假如世界末日真的来临，而你只能带三样东西，你会带什么？”我低下头，发现自己桌上的东西正好是三样：一个随身带的本，一支笔，还有一瓶水。我说，“就它们了”。

这都是些我平时出门最常带的东西。水维持我的肉体生命，纸和笔记录我的精神生命。它们都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没想到我这么轻松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我把每一天都当末日过了吧，即使末日真的来临，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安排，没有什么值得格外畏惧。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生命多一些了解，就知道没有谁是一天死掉的。你夜以继日活了一辈子，也就夜以继日死了一辈子。每一天死一点点，每一天里都有无数生死轮回。所以我说，“我看到今日镜中的自己，像是看见初生的婴儿；我看昨日照片中的自己，又像是遇见亡灵”。

向死而生，带着点末日心情生活是美好的。它让你知道生命中什么最重要，知道什么是浮华与虚饰，知道这世界从来没有什么天长地久，有的只是尽自己的本分花开花落。正如这些天，我废寝忘食整理手中的这部书稿。

这个社会会好吗？我只能给出愿望，却没有能力在书中给出答案。今日中国有太多维度与变量，看不清的链条与因果，但是无论如何，它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今天和昨天不一样，明天和今天也不一样，早上和晚上不一样。而这种变化，也为一个社会由坏向好提供了无数种可能。我的演讲与写作，不过是种种变量中极其微细的一种。我愿以我的能力为未来的中国种下善因，也期望它结一些善果。至于将来究竟如何，只能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了。

“或许我们毕生都难以实现我们所怀抱的理想和最美丽的梦想，也达不到我们最热切的期望。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已经尽到了他应尽的职责，而且不负朋友们对他的期望，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贵的经历，一种辉煌的成就。”南非成功转型之前，曼德拉在信里这样对朋友说。我不相信这一代中国人的努力会一无所成，即使不如预期的那样美好，至少我们也在成就自己。而这永远是一个美好社会的基石。

不在未来，就在去未来的路上。借着这个机会，我要特别感谢几年来我在各地遇到的读者朋友，南开大学的学生师友，他们的鼓励与帮助给了我莫大的慰藉。感谢理想国团队。同时感谢谢刚先生和新星出版社几年来的支持和理解，尤其要感谢好朋友于飞，书中部分演讲事宜，正是由她帮着忙前忙后联系。所有深情厚谊，不可分割。

最后，同样要感谢耐心看完这本书的读者。这个社会会好吗？合上这本书，你也许觉得这个问题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想要怎样的时代与人生。或许你也和我一样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你能决定生活在怎样的社会，而是你能选择过一种你认为美好的生活。

作者谨识

2012年12月22日，世界末日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