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人物，经典解读；复旦大学历史系老学者朱永嘉先生作品。心平气和论理，各取所需读史。

项羽为何失败，刘邦为何能胜出？刘邦这样的历史人物，他奠定了汉王朝数百年统治的基础，有何过人之处？其中经验教训至今影响深远。《刘邦与项羽(精)》作者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学术修养，秉持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史学宗旨，知人论世，从而得出富有教益的观点。

《刘邦与项羽（精）》是一部解读楚汉风云人物的论史著作。本书以风云四起的秦末为背景，根据《史记》、《汉书》等史书，鸠集传记，增广时闻，有评有述，详细解析刘邦、项羽及相关人物，全面破译了楚汉争霸过程中二人一成一败的个人因素和历史根由，揭示了历史演进与个人命运的联系。

《刘邦与项羽（精）》作者朱永嘉先生，出生于1931年，早年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从事秦汉史、三国史、明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等。朱永嘉先生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学术修养，秉持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史学宗旨，知人论世，从而得出富有教益的观点。

前言

一、刘邦的出身及其社会关系

二、项羽早年的出身与性格特征

三、陈胜其人及其起兵的经过

四、刘邦起兵的原因及经过

五、项梁与项羽起兵的原因与经过

六、关于陈胜失败的原因

七、刘邦与项羽进击秦军的比较

八、鸿门宴——项羽带兵入咸阳以后的失策

九、楚汉之争

十、垓下之战，霸王别姬

十一、田横及贯高之死与五百壮士

十二、刘邦称帝

十三、刘邦在洛阳南宫与功臣宿将探讨刘、项成败的原因

十四、战后军队士兵安置的问题

十五、刘邦如何论功行赏

十六、刘邦处置异姓王的问题

十七、刘邦与知识分子群体

十八、刘邦关于身后事的安排

后记

一、刘邦的出身及其社会关系

据《史记》的《高祖本纪》，刘邦是沛县丰邑的中阳里人，沛县在秦国属泗水郡，那时的沛县在今微山湖的南岸，今江苏徐州的东北，丰邑即今之丰县。姓刘，字季，其父为太公，母日刘媪。太公是对其父的尊称，媪为年老妇女的泛称，实际上，刘邦父母只有父姓，母姓不详，父母之名亦不清楚。季为排行第三，其上还有两个兄长。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刘邦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并不高，说一声布衣出身，还是客气的。

跟随刘邦一起的功臣宿将，大都是沛县人，如萧何、曹参、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周緤、周昌、周苛、任敖，都是沛县人，而卢绾则与刘邦同乡同里，这些人都是刘邦倚以起家的功臣宿将。

刘邦的容貌，《史记》称：“高祖为人，隆凖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凖，指鼻子，隆凖是高鼻子，脸有龙状，须髯美。说他左股上有七十二黑子，那是后人添加上去的。其为人，《史记》称：“宽仁爱人，意豁如，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讲这个人比较喜欢结交朋友，也好讲义气，说大话，在家里则不好好劳动生产，喜欢在外游荡。《史记》还说他“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从在酒店饮酒打白条不付酒钱，到年底便赖账。这样看来，刘邦实际上是一个地方上的无赖。刘邦早年在家里常受父母责难，但人不可貌相，时势也会造就人。他在汉九年（公元前一九八年）给自己父亲太上皇上寿时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汉书·高帝纪》）结果是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可见当年刘邦在家人心目中确是一个无赖，他排行第三，不如老二踏实肯干。作为皇帝在朝堂上把父亲当作取笑的对象，亦形象地反映了他的性格。《史记》还讲到他：“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壮年，应该是刘邦三十四五岁左右。刘邦生于秦昭王五十二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刘邦已三十四岁，他担任亭长应在秦灭楚以后，秦灭楚是在始皇二十三年，那时刘邦三十岁左右。这里应先说明一下亭长是怎么样一个角色，那就要先了解一下秦国县以下基层组织的状况。《汉书。百官公卿表》：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这里要注意的是以乡统亭是县城以外郊区的行政机构。所谓里，在《后汉书·百官志》讲到里以下有什、伍，即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里十什，换一句话说一里有一百户，如果十里一亭，那么一个亭管辖的范围有干户人家，如果十亭一乡的话，那么一乡便有万户人家，这不可能。县以万户为限，万户以下的县长官称长，万户以上的称令，沛县是万户以上，故其长官称沛令。实际上秦代不仅在农村设亭，在城市也设有亭，亭不一定是一级行政组织。如东汉的洛阳，据《后汉书·百官志四》的补注引蔡质《汉仪》日：“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可见在城市里也设有亭这一机构。乡镇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也设有亭。P9－11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重读《史记》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时，填了一首《贺新郎·读史》的词，今引其全文于下：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这首词的上阕概括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化的过程，从猿到人，经过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才慢慢进入阶级社会，群雄彼此在疆场上角逐统治天下的权力，认识到这一点，经历了几千年人类历史。词的下阕则是讲了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并没有真实的实物根据，但后人却信从不疑，故称其骗了无涯过客。他赞扬的盗跖、庄蹻是战国时期的农民起义领袖，陈王指陈胜，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他歌颂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正是这种无数次革命斗争才带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歌未竟，革命胜利了，革命的精神要永葆不息，这在毛泽东同志身上贯穿始终。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抗秦暴政，自立为王，号张楚，前后不过六个月时间，被其御者，即驾车的庄贾所杀。陈胜虽死，最终推翻秦王朝的都是陈胜派遣的王侯将相，其影响最大的便是刘邦与项羽这两股力量。

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序言中说：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日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在五年之间，中央政权三次更迭，司马迁感到有史以来，历史的变迁从未有这样急速过。这五年是历史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从读史者讲，都喜欢这一个急剧动荡变化的历史时期。乱世出英雄，所以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人物角色特征鲜明，即使如项羽这样的悲剧人物，读《史记·项羽本纪》也能让人动情。在中国几干多年的历史上，最有兴味的往往不是什么盛世，而是由盛而衰，乱世历史更显精彩，这里面有故事有人物。秦汉之际是如此，两汉之际是如此，汉魏之际是如此，隋唐之际是如此，元明之际是如此，明清之际亦是如此。这是历史剧烈转折的时期，也是底层大众奋起反抗斗争的时期，无论其成还是败，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历史正是从这种矛盾冲突的激烈斗争中不断前进的。历史知识的普及，演义小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前身是都市经济发展以后，在宋代出现的书话，即说书先生的文本，后来演化为演义小说。而演义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此外还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流传亦广，这是因为三国与隋唐之际包括战国时期都是乱世，这里面人物多，故事多。毛泽东读史偏好于乱世，主要是王朝更迭之际，如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大概也就是这个道理。从个人生活讲，还是太平日子好过，那样的乱世日子可难熬了啊！战争极其残酷，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饥荒，逃亡，这些艰难的日子，不是大家都喜欢过的吧。还有我们现在读史的时候，要知道现在全球化了，这个世界在经济上各个国家互相的依存度加强了，但是这些年来战争还是不断，霸权主义者还在国门前不断地耀武扬威，战乱的威胁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我读史也比较喜欢读分裂时期的历史，如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朝分裂时期，很有趣，战乱不断，兴亡不断更迭，这里面也是各种类型的事件多，人物多，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也多。从生活上讲，我希望社会还是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大家生活可以安定一些。读史的爱好，和对生活的追求往往并不一致。这个矛盾也是好事，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经过风风雨雨几十年的斗争，成为执政党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为民而执政，如何保持往日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如何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可不能躺在父辈过去的功劳簿上酣睡，把执政视作我之产业，借之以奉我逍遥之花息。可不能因此而变成群众革命的对象，更不能变成敌对势力分化瓦解的对象。那么让大家多知道一点兴亡的故事，多知道一点分裂时期的战乱和痛苦，可以更加明白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可贵而珍惜之。多知道一点由盛而衰的历史，对我们有益。历史从来没有长盛不衰的事，懂一点这方面的教训，能益人心智。中唐文学的发展，是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而衰，时人对盛唐时期安定生活的追思和怀念。李白和杜甫的诗，自居易的《长恨歌》，都离不开那个时期世道的剧变。由于中国历史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读史应有所选择。

再说政治家读史，与史家的读史，二者有同有异。政治家读史，是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史为鉴，也就是以古人成败得失为鉴，他并不要求系统地研究，他把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案例来思考和借鉴。所以往往可以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构起他独特的联想。毛泽东读史，一方面他系统地读，反复地读。他读《资治通鉴》十七遍，读廿四史，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都很熟，过去介绍毛泽东读史的书很多，只是说他读了什么，读了多少遍，介绍他如何挤时间读，而没有介绍他是在什么时候读什么，他为什么读这个篇目。要知道他对历史的关注点，往往随形势的变化而跳跃。他推荐别人读史，都是有感而发，有所指而为。如他在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之后，六月在武昌重读《南史·陈庆之传》及《南史·韦睿传》，是为了应对苏军进攻的。他能从《南史》中挑选这几篇传，是他长期读史积淀的结果。史家则比较强调在系统和完整地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事件和人物作出比较全面的记录和评价，强调对史实的订正。修史，无论是编年、纪事还是纪传，强调的是完整、系统、全面地掌握资料，和准确地进行表述，这需要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和长年累月的积叠。政治家则没有那么多功夫去这样做。然而这二者又是互相呼应的。史学，作为学术，有它相对独立的一面，但它不可能与政治绝缘，关键是它为什么服务的问题。脱离现实需要钻象牙塔可以由少数人去做，但毕竟不是史学发展的方向。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经常会成为毛泽东关注的对象。史学家也应该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一个个案例，对其利弊得失作一点细微的分析，既能提高人们读史的兴味，又能供人们去参考借鉴。史论式的札记便是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它对后人认识历史还是非常有益的。刘邦和项羽这两个楚汉风云变幻中的历史人物也是毛泽东一再关注的人物，他们一成一败，都是乱世英雄。既然同学们点名讲刘邦（这是我三年前上课给学生发的讲稿，故作如是说），那我们在下面先说一下刘邦其人其事，顺着这个次序谈秦汉之际楚汉相争的历史过程，及刘邦如何稳定他所创建的“规模弘远”的汉王朝。从刘邦和项羽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历史遭际讲，他们的成与败、得和失，有鲜明的对比性。或者从历史事件讲，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人们反复思考。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关注到这两个人也不是偶然的。

刘邦是秦汉之际的一个人物，孟子说过“知人论世”，要理解一个历史人物，都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那个时代由一大群人物组成，秦末起义的领袖有陈胜、吴广，在江东也就是现在浙江宁波起兵的，有项梁和他的侄子项羽。那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要说在那场逐鹿战争中，为什么刘邦能够胜出，总有他的道理。项羽进入咸阳，应该说是一个胜利者了，他的力量也远远超过刘邦。在楚汉相争中，从战役上讲，刘邦往往是失败者，而最终却是他取得胜利。

一个历史人物的成功，总需要考察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才能弄清楚其何以成功的道理。对于刘邦这样的历史人物，他能奠定汉王朝数百年统治的基础，总有他的过人之处。尽管刘邦距离我们有两干多年，但他在那个时代，与对手相处，与自己部属相处，他对那许多复杂事件的处置方法，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作为喻旨和联想，对后人思考问题时还会有启迪和教益。我看到过一份回忆录，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结束后，回到住地，一边吃饭，一边手上拿着《史记》，那时他读的《史记》还是线装的武英殿版的殿本中的一册，亦还是《项羽本纪》与刘邦的《高祖本纪》，毛泽东在革命胜利的时刻，在共和国成立的那个时刻，读这两篇东西，还是很有意味的事情。他思考的亦还是项羽何以败，刘邦何以胜，胜利以后刘邦何以立国的经验教训。一直到晚年，一九七三年七月，毛泽东还曾要我们把《史记》中的《陈丞相世家》、《黥布列传》、《绛侯周勃世家》、《灌婴列传》、《陆贾列传》标点注释以后印成大字本送给他看。这些人物都是随刘邦在逐鹿战争中立有大功的文臣武将，又是在刘邦身后对汉王朝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这时候毛泽东要看这些人物的传记，无非想看看刘邦如何处理身后事。

人们都喜欢引用韩信被处置时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讲刘邦杀功臣宿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刘邦去世时，留下的功臣宿将还有不少呢，被处置的大都属于他过去的同盟军，并非所有的功臣宿将。“白马盟誓”便是刘邦与他的功臣宿将之间的契约，《汉书。高帝纪》讲到刘邦“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史记》的汉功臣年表中，讲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由此可知刘邦与功臣宿将之间的关系，《汉书》还说刘邦“虽日暇不给，规模弘远矣”。故对刘邦生平的许多事还是要具体分析，不能人云亦云，要用脑子思考一下。我这里主要是把刘邦与项羽楚汉相争的五年，作为一个历史案例来研究和分析的，当然，也要涉及统一以后的人和事。毛泽东曾经说过“分析好，大有益”，所谓分析，就是实事求是地解析事物的方方面面，人和事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多元的，由此及彼地弄清其中复杂的相互关系，也许它会使我们在应对现实问题时，自然产生某些相似的联想而从中受益，说到底便是以史为鉴和古为今用，这才是我们读史的基本宗旨。

这是过去上课用的讲稿，上课之前先发给学生，然后在课堂上只提纲挈领地讲一两个小时，因为课前学生已看了讲稿，用不到我再念了。讲稿中引用原文的部分较多，是为了引导学生去阅读那些经典，写这份讲稿的目的，也只是希望借此引起阅读和思考，课堂上的讨论还是非常活跃的。楚汉之际，刘邦与项羽这两个历史人物各自的成败得失，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征，确有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学历史读古书，不能停留在史实考证的阶段，史实的考证固然重要，因为最起码你要弄清相关人物与事件的时空之定位，更进一层的话，那就要弄清人与事所以成败的原由，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才能从各自成败的原由总结出相应的经验教训，惟其如此，历史才能为后人所用。中国史学传统著作的体例是非常丰富的，有纪传体，以人物为主；有编年体，以时间为线索；有纪事本末体，以事件的叙述为中心；有以典章制度的演化为线索，若杜佑的《通典》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是从编纂学的角度讲；有以地域为线索，若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各地的地方志。此外还有一种史著，那就是史论。在各正史之列传后皆有史臣日，那是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史论。唐宋之大文学家都好作史论，如苏轼便是史论的大家。史论的目的是为了致用，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便是以论的方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清人好作札记，如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都偏重于史论，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则偏重于考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我们读史都是从读史论起步，然后循序去读经典原著，这样能使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思考，带着问题去考证其事实的究竟，并沟通古今，着眼点则放在致用上，对后人的思考有所启迪，这才是我们论史的目的。这一篇讲稿也只是提出了问题，读者阅读以后同样可以作进一步的思考。其中难免也有错失之处，望读者指正。发表此作的另一目的，是希望借此对当今史学盛行考证的风气进行反思，再次倡议注重史论、注重经世致用的治史途径。可或不可？让读者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