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是北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他一生著作甚多，有20种500余卷，其中他领导编撰的《资治通鉴》一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继司马迁《史记》以后最优秀的一部通史巨著。从它问世以来，一向为历史学者所推崇，对我国以后的史学发展起过巨大的影响。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丁明秀编著的《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为“中国文化知识读本”系列之一，以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有关内容。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丁明秀编著的《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为丛书之一，介绍了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有关内容。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司马光不凡的一生

二、《资治通鉴》的问世

三、《资治通鉴》的主要内容

四、《资治通鉴》的主要思想

五、《资治通鉴》的编写方法与原则

六、《资治通鉴》的价值

（二）清廉 直谏 远谋

司马光一生追求朴素自然，在物质方面，他“淡然无所好”。在洛阳居住期间，仅有田三顷，妻子病故后，任官近四十年的司马光，连安葬妻子的钱都没有。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体面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司马光把自己的一块田地典当出去，才料理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为官清廉，他曾给子孙留下丧事不可奢华的遗嘱。i086年10月11日，官至宰相的司马光在中风的病痛折磨中去世，他的子孙按其生前嘱托，殓人早备好的薄棺，遗体以一块旧布覆盖，随葬的只有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布衾铭》。前来吊唁的太皇太后、皇帝和大臣看到司马光家中除了满屋书籍外，家徒四壁，床上铺的只有一张旧竹席，慨叹不已。 司马光正直无私，两袖清风，除俸禄外，不谋取外财。还经常用俸禄周济他人。庞籍死后，留下孤儿寡母，司马光将他们接到家中，像对待自己的母亲和兄弟一样奉养。司马光十分憎恨贪官污吏，他认为皇帝的赏赐也是非分之物，不应当接受。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诏赐臣下百余万，金银珠宝，丝绸绢帛，光彩夺目。见钱眼开的庸俗之辈，全都乐不可支。司马光丝毫不为所动，先是上疏“国家近来多事之秋，民穷国困，中外窘迫”，力辞不受；当推却不成时，就用所得珠宝充当谏院公使钱（办公经费），而金银则周济一些穷困的亲戚朋友。

司马光个人生活也十分俭朴。年老体弱时，他的朋友刘贤良打算用五十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当即写信谢绝，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司马光在洛阳写《资治通鉴》时，身居陋巷一处仅能避风雨的茅檐草舍。一个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的三九寒天，一位东京来客慕名前来拜见司马光，因室内没有炭火，客人冻得瑟瑟发抖，司马光感到很抱歉，只好熬碗姜汤给客人驱寒。

司马光不仅自守清俭，而且时时教育子孙应节俭朴素。在司马光的一生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做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便认真地传授给他爱护书籍的经验和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而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子女们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形式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强烈反对生活奢靡，极力提倡节俭朴实。在文中，司马光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其一，不满于奢靡陋习。他说，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又说，近几年来，风俗颓弊，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脚上也穿着丝鞋。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大操大办。他非常痛恶这种糜烂陋习，为此，他慨叹道：“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其二，提倡节俭美德。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李亢、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为儿子援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告诫儿子这句至理名言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接着，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其三，教子力戒奢侈以齐家。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鉴戒。他曾对儿子说过：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子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侈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准生活豪侈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誉于后世。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仕途上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谏，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特别是他担任谏官以来，从维护朝廷的根本利益出发，小自后宫封赠、外国供品，大至官员任免、边防治要乃至帝王继统，司马光历来指陈是非，直言敢谏，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帝王定选皇位继承人是直接关系封建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自古以来，即使是权重的大臣也不敢妄言。宋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朝野很多有识之士着急却又不敢表示意见，只有谏官范镇首先提出个人建议。当时远在并州任通判的司马光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立即写信鼓励范镇—定要死力相争，而且自己也有奏章，还特意当面跟仁宗说起此事。仁宗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沉不住气，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原以为会使您有所行动，谁知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匆匆忙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难道以往出现得还少吗？”仁宗听后大为感动，立即命令送中书商议。经过司马光、韩琦等人的筹划、奔波，终于将后来的英宗册立为皇太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已。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令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但没有奏效，于是他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宋神宗时，百官欲上尊号。这对皇帝来说，自然是既荣耀又惬意的事。司马光却不愿随声附和，他力排众议，直陈个人见解：“以前先帝亲自举行郊祀大典时，也不曾受过尊号。后来有人提议，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对方有尊号而我方却没有，这才由于特殊情况而有了权宜之举。古时候，匈奴冒顿曾经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却并不曾听说过汉文帝增加过什么名号。但愿遵从先帝本来意愿，不要接受这种名号。”神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还特意写下了诏书表扬了司马光。

在从政生涯中，司马光一直坚持这种直谏忠正的原则，被称为“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司马光过世后，墓地碑文是宋代文学家苏轼所书，而苏轼生前从不轻易给人写墓碑，平生只给五个人写过墓志铭，司马光即是其中一个，但苏轼与司马光的政见并不一致，二人经常在朝堂上吵得面红耳赤，苏轼曾称司马光为“司马牛”，虽然是骂人的气话，但也形象地表明了司马光的性格和为人。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定积极意义。  宋英宗时，朝廷曾下令在陕西征兵二十万，致使百姓惊慌，社会秩序混乱。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妥当，所以质问掌管军事的韩琦。韩琦回答说：“军事上都注重先造舆论，现在外敌桀骜不驯，让他们突然听到征兵二十万的消息，这难道没有威慑作用吗？”司马光反驳说：“所谓军事上注重制造舆论，乃是有名无实，况且仅可以欺骗对方一时罢了。如今我们增加了兵力，实际上又不能使用，不过十日，对方必定能了解清楚，到那时人家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韩琦又以先前乡兵可以“永不充军戍边”为由，来说明现今政策的可行。司马光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由于朝廷曾经失信于民，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大臣也不能不产生怀疑。韩琦被驳得理屈词穷，但并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意见。仅仅过了几年，司马光原先忧虑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任谏官的日子里，为了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司马光忠心耿耿，还先后提出过不少重要的治国谋略。例如，他曾经向仁宗进献所谓“保业”“惜时”“远谋”“重征”“务实”的“五规”学说，强调“此皆守邦之要道，当世之切务”（《传家集》卷二十一《进五规状》）等等。但是，比较起来，尤为引人注目并最能代表司马光深刻见地的，要数他论述君德的《三德》论和论述用人之道的《御臣》论了。

《三德》论，讲的是人君之德。在司马光看来，但凡英明有为之君，都应当具备三方面的品德，这就是：仁、明、武。所谓“仁”不是生养抚育、迁就容忍的代名词，而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这才是“仁君之仁”。所谓“明”并不是繁杂苛细的观察，而是要“知道谊（即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这才是“人君之明”。而所讲的“武”决不是强横残暴之义，而是只要道义所在，便可“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这才是“人君之武”。人君具备“三德”，国家必然富强。缺一则衰弱，缺二则危险，三者无一就一定会灭亡。

《御臣》论，讲的是朝廷用人之道。司马光认为，所谓“致治之道”没有其他内容，无非三条而已：一是任官；二是信赏；三是必罚。这三条的具体内容是，在用人方面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依材授任，量能授职。有功则晋级奖赏，不要迁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另选贤能任之；有罪则施以“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长此以往，则朝廷必尊，万事必治，百姓必安，四夷必服。

因为《三德》论和《御臣》论属于治国要道，是司马光的重要政治主张，所以尽管这一理论最初是在仁宗时期提出来的，但后来他对英宗、神宗也多次论及。司马光甚至深有感触地对神宗说过：“臣获事三朝（指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皆以此六言（即论述君德的仁、明、武和论述用人之道的任官、信赏、必罚。）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宋史》本传）情深意切，尽职尽责，司马光对朝廷的一片赤诚，于此可窥一斑。

P16-28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的历史沉积。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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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