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反腐肃贪
以往由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和需要，海峡两岸对于蒋介石的评价截然相反，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历史中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有关蒋介石日记和档案的开放，推动了民国史的研究，愈来愈多学者开始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对蒋介石予以重新审视，并发表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论著，而且两岸学者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也愈来愈趋于一致，这应该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最近这几年我正在进行抗战以来贪腐大案的研究，希望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每一重大贪腐个案发生的背景、经过以及最终处理的结果予以综合分析和对比，从中寻找一些共性的特征。在这中间，自然会涉及到蒋介石对待贪污腐败的态度，以及他又是如何反腐肃贪的。
应该说，蒋介石个人的生活（特别是中年以后）还是相当清廉，也是比较俭朴的。作为党国的最高领袖，为了政权的稳定，对于贪污和腐败的行为，蒋介石是极为憎恶的，这种言论在他的日记和讲话中可以说随处可见，而且他还经常对这类案件予以严厉的惩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亦曾努力惩治贪污，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在1936年3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行政院通令铲除贪污：（一）侵吞公款，（二）侵占公物，（三）滥用公物，（四）虚靡公物，（五）伪造报销，（六）收官用，（七）浮报，（八）兼职兼薪或津贴，（九）超薪，（十）以公款生息。”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亦曾多次颁布惩办贪污的法令，1938年3月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第十六条即明文规定：“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同年6月27日，颁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3年7月1日，又在其基础上经立法院修订，公布《惩治贪污条例》，并列举了21种贪污的行为。与此同时，财政部亦曾多次下令取缔国家行局以资金投机套利、禁止国家行局人员投机牟利以及禁止官员直接经营商业。但是，贪污的风气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愈来愈盛，特别是自抗战中期以后，这种腐败已经日益具有系统化、体制性的特点，这也是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战争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物资极度匮乏，而大后方人口却迅速增加，物价上涨。为此政府实施战时统制经济，所有出口物资均以统购统销的方式运营，并全面管理外汇，而对事关国计民生的物资则实施专卖。这些举措在战时是必须的，但它却使得那些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所掌握的权力愈来愈大，导致黑市盛行，通货膨胀，而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乃至于囤积、走私、贪污等各种腐败行径大行其道。同时，战争也影响了人们的心理，虽然抗战初期人心振奋，同仇敌忾，然而到了相持阶段，一是溃败的阴影，二是相对的偏安，人们的心态发生变化，特别是在那些官员和商人中，悲观厌战、得过且过、及时行乐的心态日益严重，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对此就有生动的描述，而这些也都成为腐败加剧的客观原因。
就以军队的情形予以说明，当时军队官兵的待遇很低，中下级军官的薪水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士兵的饷费就更少。国军高级将领五十四军军长黄维就曾对蒋介石的侍从唐纵大叹苦经：“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做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混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点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是做好不好，做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
蒋介石对于官场中的这种腐败现象并非毫不知情，他曾指责政府中“做官不贪赃、不纳贿，真是凤毛麟角。什么人不到政界则已，一旦有了地位，便想腰缠万贯了”，为此他曾多次下令严惩贪腐行为。然而这种处罚往往是随意性的冲动，远非制度化的举措，而且惩治的对象大都只是那些较低级的官员，这里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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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欣教授本书，阐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唐绍仪、张嘉墩、章太炎、张自忠、王云五、戴笠，以及唐寿民、孔令侃等人的事迹，大都见人之所未见，述人之所未述。其根据，则或来自南京、台北等地所存民国档案，或来自蒋介石、王世杰、张嘉璈、陈克文、唐纵等人的私人日记或笔记，因而都征实、可信，既可供研究者采用，补充现有史著之不足，又可供历史爱好者知人论世，藉以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物。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三十多年前，我自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这是典藏民国时期档案的国家级档案馆。那时中国刚刚结束文革，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学术界也开始进入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民国史领域更成为极待开发的处女地。身处典藏民国档案的宝库，时逢改革开放的春天，从事民国档案的编辑和出版，从而使我第一次接触到大量的民国档案，如同进人一处宝矿。我在二档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还不到七年，但从那时起，就确立了我从事民国史研究的终生道路。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回到了出生地香港，先是在香港大学研究院学习，不久便应聘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自此便有幸一直在这一充满自由的环境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二十多年以来，我不仅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老同事和新朋友们保持密切的关系，经常利用开会和探亲之机前去查阅档案，得到他们的帮助，此外我还多次前往内地的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档案馆以及台湾的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档案，2006年蒋介石日记开放后，我又抽出时间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档案。我的研究方向是战前、战时和战后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以及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的消长，在占有档案史料的基础上，这些年来，除了出版数部专著外，还先后在内地、台湾、香港等地的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近百篇民国史领域的论文。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内地突然兴起了一阵民国热，怀旧的老照片一辑接着一辑不断出版，蒋介石和民国要人的生平秘闻常被摆放在书店最抢眼的位置，而电视屏幕上有关民国内容的节目更是令观众目不暇给，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所谓“民国范儿”亦成为热门的话题。大概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前几年不断有报刊的编辑和朋友约稿，要我写一些民国时期名人的趣事逸闻。我原本不是撰写这类文字的高手，但耐不住朋友们的热情催讨，便试着利用以往收集档案中发现的一些资料，写了几篇文章，没想到反应还不错，网上不断有人转载，这又使得出版界更多的朋友来函索稿，几年下来，我先后在《历史学家茶座》、《南方都市报》、《世纪》、《国家人文历史》以及香港的《明报月刊》、美国的《世界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十来篇这类的文章。承蒙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东晓、总编辑李占领诸兄的厚爱，建议我将其结集出版，为此我又将以往撰写的几篇论文加以改写，使它们成为较为通俗的文字。因为这些文章主要源于各个档案馆的资料，而撰写的对象又多是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民国时期官场的重要人物以及围绕他们所发生的事，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的题目，遂将其定名为《档案中的民国政要》，虽说过于平白，但与内容倒还是挺贴切的。
本书所收的文章都是多年来以查阅上述档案馆的资料为基础而撰写的，特别是近年来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档案和宋子文、孔祥熙档案的公布，以及王世杰、徐永昌、唐纵、陈布雷、王子壮、张发奎、翁文灏、熊式辉、陈克文等众多民国时期名人日记雨回忆录的出版，都成为本书依靠的重要史料。为了适应更多读者的习惯，本书尽可能采用通俗性的语言，增加些趣味性的情节，少了些学术性的规范，同时也选用了一些图片，目的自然是希望文字生动，图文并茂，可读性高。这些图片除了选用一些原始档案外，其他照片源于一些出版物，包括《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吴景平、郭岱君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近代珍贵图片库》（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等画册，还有一些则在网上搜寻而来，恕未一一说明，谨致谢忱。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所有内容都有大量史料为依据，决非胡编乱造，无中生有；同时，在注意寻求通俗的要求下，最重要的原则还是坚守真实。由于这些文章发表在不同时期、不同刊物，尽管在结集过程中尽量予以统一和删节，但为了保持每篇文章的完整，可能还会出现某些重复，这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时值拙著出版之际，我要向多年来接待我前去查阅资料的档案馆以及刊登拙文的相关报刊表示感谢，是他们提供了我学术研究的资源，是他们成就了我发表文章的机会。感谢香港中华书局编辑部高级经理黎耀强兄，是他专业的精神和敬业的态度，使拙著能那么快就展现在诸位读者面前。
郑会欣2013年春
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杨天石
最近几十年，我一直致力于民国史研究，自然，十分关注海内外相关学人的动态。例如，他们有何出版的新著，发现了什么新资料，提出了什么新观点，在哪些方面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等等。其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会欣教授是我十分关注的学人之一。
我之所以十分关注会欣教授的研究，原因很多。其一是他重点研究民国时期的财政经济史。如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活动，人类社会的其他活动，例如政治、军事、外交、文化诸种类型的活动都建筑于经济活动的基础之上，受制于经济和财政状况。不了解经济史、财政史，就无法深人地了解和研究人在其他领域的活动。无法了解一个集团、党派、政权的生存、发展与兴衰。我自己在大学时期学的是中国文学，毕业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研究中国哲学，后来由于命运安排，踏上史学研究之途，可以说，“勾挂三方来闯荡”了。但是，我绝不敢踏人经济史、财政史领域，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著作和文章虽然写了不少，但是，却基本没有写过经济史、财政史的文章，无他，自知学养不足，“藏拙”而已。然而，研究民国史，不了解经济史、财政史又不行。例如，不了解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就无法理解他们何以未能长驱北上，“直捣黄龙”；不了解上一世纪二十年代江浙金融集团和广东、两湖等地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就无法深入理解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清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至于其他一系列全局性的、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例如，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谓“三座大山”之一的“官僚资本主义”等等，恐怕更无从置喙，只能人云亦云了。会欣教授是研究民国时期财政经济史的专家，著有《改革与困扰——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尝试》、《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及其经营活动》、《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贸易研究》等书，他的这些著作都能匡我不逮，引我思考。
原因之二是会欣教授曾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七年，高度熟悉民国档案，善于发现并利用珍贵档案，解决疑难问题。历史研究是实证科学，需要从史实出发，靠史实立论。史实已逝，需要靠史料还原、重建。在众多的史料中，档案最为重要。有些历史事件，当时就扑朔迷离，事后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就要查找可靠的、有权威的档案资料加以论列。会欣教授由于熟悉档案，因此常能利用这一优势，解决民国史上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以1947年孔、宋家族套购外汇一案为例。当年7月29日，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刊载消息：声称财政、经济两部奉令查明：自1946年3月政府开放外汇市场到同年11月修正进出口条例，强化管制的八个半月中，孚中实业公司共结外汇153，778，723美元，扬子建业公司共结汇180，691，069美元，中国建设银公司结汇87，762美元，三者相加，共达3亿3千余万美元，占同一时期中央银行售出外汇3亿多美元的88％弱。这三家公司分别是宋子良、孔令侃、宋子文创办的，属于豪门资本。消息刊出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愤慨。但是，两天以后，《中央日报》却又刊登《孚中、扬子等公司结购外汇之实数》，说明前登消息，有“数处漏列小数点”。按照新公布的“实数”计算，三公司的结汇数字仅为330余万美元，原报道夸大了一百倍。但是，这一更正不能为人取信，被认为是官方的庇护、掩饰，社会的愤怒和声讨更烈。甚至在多年后，原报道人、《中央日报》记者陆铿仍坚持旧说，并称“漏列小数点”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为化解危机而采取的高招。这样看来，孔宋豪门套购巨额外汇一案似乎已成铁案，无可怀疑了。然而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会欣教授从当时经营进口的商品机构、进口货品的种类、价格等方面分析，认为《中央日报》最初报道的数字显然过于夸大，与事实“相差实在太远”。不仅如此，会欣教授更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中找到当年财政部的《签呈》和经济部的《会呈》，证明原文确有“小数点”，《中央日报》在据以报道时确实将之漏掉了。这就为解决这一多年疑案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
这样的情况非仅一例。抗战时期，孔祥熙的美金公债舞弊案，我曾根据蒋介石日记、国民党党史馆档案、傅斯年档案等多种资料，论证其事，并且仔细阐述了蒋介石查处此案的经过。拙文发表后，《历史研究》杂志转来了会欣教授的同一主题的文章，要我提出意见。我读后发觉会欣教授的文章由于有二档馆等处的资料支撑，因此比拙文更翔实、更丰富，便大力推荐此文。而收在本书中的《唐绍仪被刺的原因》和我的一篇旧文所述大体相同，甚至利用的主要档案也大体相同，但是，拜读后，我仍然感到，会欣教授的文章所引用的资料比我丰富，在若干方面的论述比我深入。
会欣教授本书，阐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唐绍仪、张嘉璈、章太炎、张自忠、王云五、戴笠，以及唐寿民、孔令侃等人的事迹，大都见人之所未见，述人之所未述。其根据，则或来自南京、台北等地所存民国档案，或来自蒋介石、王世杰、张嘉璈、陈克文、唐纵等人的私人日记或笔记，因而都征实、可信，既可供研究者采用，补充现有史著之不足，又可供历史爱好者知人论世，藉以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物。 我和会欣教授相识多年，多次在海内外的档案馆和学术会议上相见，得到过他的许多帮助。我所希望于会欣教授的是，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在民国财政、经济史和民国人物研究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2013年12月8日，时在新自台北归来之后
有关民国时期重要人物轶事的论述与评论浩如烟海，然而有多少真正从原始的历史资料作出考证？《民国政要的私密档案》作者郑会欣长期从事民国档案及民国史研究，多年来穿梭于各地的历史档案馆和研究所，仔细翻阅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包括民国政要的档案、日记、电报、回忆录等，从蛛丝马迹中发掘被忽略的历史真相。《民国政要的私密档案》揭开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谜团：
蒋介石是如何查处孔祥熙与美金公债舞弊案的？
蒋介石得悉雅尔塔协定后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宋子文为何会在政坛的高处跌下？
蒋、孔、宋三人有着怎样微妙的关系？
战前、战时和战后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是怎样的？
唐绍仪被行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本书将以真实的史料为你一一解答
郑会欣所著的《民国政要的私密档案》作者长期从事民国历史及民国档案的研究，书中所记乃依据内地、台湾、香港、美国等地的历史档案资料、民国人物日记撰写而成，当中揭露了民国时期一些重要事件的真相，如孔祥熙涉嫌贪污美金公债的证据、宋子文在官场中的起伏、蒋介石得知雅尔塔协定内容后的态度及其转变、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被刺的原因等。此外，本书引用了多位民国政要如蒋介石的日记及电报资料，展现了民国政要的内心世界及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此书虽然不是传统的学术研究，但所依据的史料扎实可信，引人入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