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有疾》是苗炜最好的小说，是“反成功主义”叙事杰作。

大部分读书人和文艺青年都知道三联有个“闷骚苗师傅”，但只有读过《寡人有疾》，人们才会意识到他作为一个严肃小说家有多么优秀。

翻开本书，在满纸智识乐趣中，看三个失败的医生如何徒劳无功地治死自己的病人。

《寡人有疾》一共有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叫《诗人与医院》，讲唐朝诗人卢照邻，得了麻风病，遇到医圣孙思邈，虽然治不好病，但诗人信奉孙思邈的哲学；第二个故事叫《蒙古兵和瘟疫》，蒙古入侵开封之前，开封城里闹瘟疫，名医李东皋控制住了瘟疫，蒙古兵随后杀进了城；第三个故事的背景在民国时期，名字叫《父与子》，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医生，用现代化的医疗手段，治死了他的父亲。

《寡人有疾》由苗炜编写。

卷一　诗人与医院

卷二　蒙古兵和瘟疫

卷三　父与子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这是唐代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的一段，写下这首诗的时候，卢照邻三十五岁，给邓王李沛做门客。他盼着邓王李沛能早点儿将这首诗献给皇上高宗李治，高宗看了这首诗，一定会让工匠把它刻在石碑上，立在朱雀门外。高宗皇上看到歌颂朝廷的好诗，都是这样处理。这些日子，朱雀门外的石碑是杨师道的一首诗：“桂户雕梁连绮翼，虹梁绣柱映丹楹。朝光欲动千门曙，丽日初照百花明。”杨师道立在那里两个月了，卢照邻想取而代之。这样往来长安城的百姓、商贾、读书人都有机会读到他的《长安古意》。

邓王李沛把这首诗绣在绢上，送到宫中，迟迟没有下文。卢照邻住的院子，是邓王李沛的产业，除了养着这么一个诗人，还养着一群歌伎，每天早上这帮歌伎起来就哼哼唧唧地吊嗓子，在前院里转悠。卢照邻在后院晨读，只听得小曲唱道：“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卢照邻心说，我也想喝金杯酒，到处寻花问柳，可这都要花银子。他心中郁闷，又拿出《长安古意》诵读，越读越觉得自己写得牛逼。书僮双喜正好进屋，卢照邻就问：“双喜啊，你觉得我这首诗写得如何？”双喜回答：“老爷这首诗势必会传唱千古。”卢照邻说：“传唱千古？你会唱哪一句啊？”双喜回答：“‘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这两句诗，后世之人必然会反复吟唱。”卢照邻心中甚是得意，这书僮跟着我十多年，不仅识文断字，还颇有几分见识。书僮双喜接着说道：“不过，今天朱雀门又推出新的诗碑了。”卢照邻一听就明白，自己的《长安古意》还没能发表出来，“这回是谁的诗啊？”双喜说：“这回是皇上自己的诗。”随即朗声念诵，“韶年启仲序，式庆天地春。欢酣朝野同，生德区宇均。云开洒膏露，草疏芳河津。丝竹岂云乐，忠贤惟所亲。”卢照邻心说，这么首烂诗难为你还给背下来，嘴上说：“好诗，好诗，你明白这诗的意思吗？”双喜说：“明白，这诗说我大唐朝野和谐，天地同春，皇上的德政就像天上洒下的露水，地上的河流都跟着欢欣鼓舞，大臣们都有干劲，要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卢照邻微微点头，“你说得很好。”双喜憨憨地一笑，将手中的信笺呈上，“老爷，这里还有一封书信。”卢照邻打开书信观看，原来是户部侍郎徐永元差人送来的请柬，邀请他三日后在长安城北三十六坊的“双燕轩”吃饭。这徐侍郎曾向卢照邻讨教诗艺，以他的收入来看，在双燕轩请客显得有点儿奢侈。

此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比后来的北京城要大上三四倍，朱雀大道宽一百五十米，比之后世的柏林裤裆大街、巴黎香榭丽合大街、苏黎世的火车站大街都要气派。高宗之前的皇帝，就是唐太宗，喜欢在朱雀大街上阅兵，原来每五年搞一次，展示军威。攻城的云梯、投石器是先头部队，弓弩队、骑兵队、战车队和步兵方阵列队行进，石油部队押后，八匹骏马拉着大车，车上是一桶一桶的石油。起先观礼的百姓不知道这桶里装的是什么，阅兵参谋就将木桶数量减半，立上十六根火把，待到下次阅兵之时，老百姓就知道了这是火攻部队。大唐江山初定，四下里时有叛乱，太宗皇上对军备是常抓不懈。高宗即位之后，天下渐渐太平，老百姓丰衣足食，阅兵式就很少搞了。高宗皇上喜欢在立春前后巡游京畿，在城外搞祭天耕地的仪式，朱雀大街两旁的观礼台也就慢慢拆除，改造为商铺。最靠近朱雀门的黄金地段是几十家珠宝店，贩卖金银饰品、珊瑚、翡翠、珍珠、玛瑙、碧玺等等，外乡人来到长安，无不感叹首都的富足，波斯人、阿拉伯人、日本人乃至南蛮各族看到各色珠宝也不由得赞叹大唐国强民富。

这些商人到长安都是做买卖结交权贵，城中的餐饮业自然发达，各式茶馆、饭庄、酒肆、客栈散布于城内。北三十六坊新近开了一家西域风情餐厅，门口的招牌上画着一匹大骆驼，餐厅主营烤肉。每到午间，就有一群群苦力聚拢而来，他们吃不起肉，都带着自己的馍，闻着肉味儿吃馍，咂巴着嘴，看着进出餐厅的胡人。其中有消息灵通者，会向同伴指点隔着一条街的月满楼酒庄。这酒庄在日暮时分才营业，伙计们个个漂亮，据考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同性恋酒吧。三十六坊的双燕轩是长安一座老字号的娱乐场所，相传隋炀帝在这里流连忘返，看中了好几个姑娘都接到了后宫。双燕轩在各地寻觅佳丽，每有所得就知会宫中，直到隋炀帝迁都洛阳。这些前朝往事在社会上流传，更增添了双燕轩的传奇色彩。前几年，有个波斯商人在双燕轩喝酒，带了一把波斯的乌得琴叫歌女弹奏，不料没有一个歌女会弹这种胡琴，波斯商人就吵闹，引得许多客人来围观，其中一英俊男子说：“我要买下你这把乌得琴。”那波斯人随口说道：“你掏一千两银子就卖给你。”那男子说：“我给你一千两便是，明天我给你拿钱来，买了你的琴，在这里弹，还请你评点。”第二天，城中的豪客都知道了此事，纷纷聚到双燕轩，那买琴的外省青年果然拿了银子前来，波斯商人只得将琴卖了出去。那青年随手弹奏了一曲，众人还没有听出个所以然，就见他把那琴往地上一砸，摔了个稀烂，朗声说道：“我有华章百篇，为何要弹你这胡琴？”说罢慷慨而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随后自我介绍，“我叫陈子昂，刚才唱的是我自己的诗，这就是我华章百篇中的一首诗。”长安城里的大文人和大商人当时都在座，看了这陈子昂的气派，听了他的诗歌，都要请他喝酒，陈子昂的名声立刻轰动了京城。卢照邻在京城前后住了十来年，只去吃过一顿饭，未见陈子昂当日的盛事，可听陈子昂豪掷千金的故事，见其声名鹊起，就觉得酸溜溜的，更对那双燕轩多了几分向往。

P3-6

它如此重大，所以我没把它当回事儿

苗炜

2011年4月1日，愚人节，我开始写《寡人有疾》。人到中年，不好意思再按“文学青年”的套路写，希望自己能写点儿严肃的东西。故事的开头原本是在2020年2月，男主人公坐着飞机回到北京。每一节都用阿拉伯数字标明序号，写完一万多字，我停下来。耶茨说过，别让过高的标准困扰小说的开头，可我心底那个评论家冒了出来，这么写真没劲。我看过不少长篇小说，但坚持从头到尾看完的没多少，究其原因，就是看着没劲。

到6月，我在工体的“茶马古道”吃饭，那一晚，美女美酒纷至沓来，大家喝得高高兴兴，我忽然想，干嘛我不能写得高高兴兴的？我可以写一个章回体的小说，把评书和相声里的叙述技巧用到小说里。是的，我想写一个严肃的长篇小说，这事儿对我颇为重大，它如此重大，所以不能把它太当回事儿。布洛克有一本书叫《给小说家的四十七讲》，里面说，要放松写，这只不过是一本书。想明白这一层，我从心底乐开了花。

你看我前面这两段，又说耶茨又说布洛克，不过我认真一琢磨，长这么大，我最为熟悉的叙事大师是单田芳。小时候上公共厕所，都抱着收音机听他讲《隋唐演义》，就算我憋着要向普鲁斯特致敬，可稍微改改，就跟《白眉大侠》差不多。

写作过程中，偶尔也会被问道，你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我的回答是，我写的是三个医生的故事，一个唐朝的医生，一个金国的医生，还有一个现在的医生。这么说着，就觉出不对劲，我写的可不是医患与疾病的故事，也没有生命悲欢的唏嘘。相反，那种从心底乐开了花的状态，时不时在写作过程中重现，有时候，想着将要写下的情节，我就乐不可支，不得不提醒自己收敛一些，我要写的东西是严肃的，有时候会荒唐，但不是为了逗乐。英国剧作家品特说过，他并不在意哪些台词会让观众大笑，他更在意哪些台词能让观众沉默。

《寡人有疾》一共有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叫《诗人与医院》，讲唐朝诗人卢照邻，得了麻风病，遇到医圣孙思邈，虽然治不好病，但诗人信奉孙思邈的哲学。第二个故事叫《蒙古兵和瘟疫》，蒙古入侵开封之前，开封城里闹瘟疫，名医李东皋控制住了瘟疫，蒙古兵随后杀进了城。等这两个故事写好，我原本构思中的第三个故事忽然显得不好玩了，2011年年底，第一稿完成。2012年2月，春节假期，我把第三个故事的背景挪到了民国时期，重写了一遍。名字还叫《父与子》，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医生，用现代化的医疗手段，治死了他的父亲。情人节后一天，整本书修改完成。

这本书写作之初，我和一位外科医生长谈过几次，写完了请她审阅，她说：“哟，你的中医造诣不错啊，都快赶上张悟本了，能写养生书了。”既然写的是医生，里面自然会有些医学的东西，写的又是古代，自然会有些文言文，此书的第一批读者都反映，要压缩里面的古文。我在修改过程中尽力压缩那些古文，说实话，我对那些“文化精髓”没什么好感。为了写这本书，我读了不少参考书，最喜欢的一本是《蒙藏药典》。读者读到《蒙古兵和瘟疫》那些章节，会看到很多有奇怪名字的草药，那不是瞎编的，确有来历。

一位小说编辑，看过《寡人有疾》之后问我，你把这三个故事放在一起，究竟是什么道理。是啊，我有我的道理。可我又说不出来。它如此重大，所以不能把它太当回事儿。

我一直觉得，苗炜身上有很典型的90年代文学趣味烙印，在美国作家中他喜欢马克吐温与海明威，东欧作家中喜欢恰佩克与米兰·昆德拉，他喜欢简单中机智的俏皮，不喜欢那种阅读起来累赘的沉重。由此，“好玩”成了趣味的一个代言词。俏皮与幽默，原是中国文学中稀缺的东西……

——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