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商交收东三省约款情形疏》；《与俄外户部问答二十二次》；《增阿暂章》；《户部口述条款》；《外部初次原稿》；《外部二次改稿》；《电报汇钞》；《俄廷布告罢议原文附》；《与东三省将军往来电报》……《杨儒庚辛存稿》(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是清朝驻俄公使杨儒1900年至1901年与俄国商谈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文电、奏疏、谈话节略等文件的汇辑。

《杨儒庚辛存稿》(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是清朝驻俄公使杨儒1900年至1901年与俄国商谈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文电、奏疏、谈话节略等文件的汇辑。《杨儒庚辛存稿》所收材料大都为杨儒自编的未经发表的钞本，是研究沙俄侵华史的重要材料。对于了解二十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列强对华政策以及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的争夺等，也都有参考价值。

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

卷上

会商交收东三省约款情形疏

与俄外户部问答二十二次

增阿暂章

户部口述条款

外部初次原稿

外部二次改稿

卷下

电报汇钞

俄廷布告罢议原文附

与东三省将军往来电报

杨儒自跋

俄事纪闻

庚辛来往电辑存

杨儒变法条议

附录一：

驻俄代办胡惟德致外部报杨子通星使病殁情形函

杨儒传(一)

杨儒传(二)

书前驻俄公使杨儒事

附录二：

增阿文电

增祺致阿提督照会

增祺、钟灵在新民厅致全权大臣庆亲王、李中堂、荣中堂

函稿(二件)

阿提督致增祺议订暂且章程请画押钤印照会(附章程)

阿提督来电(三件)

增祺致阿提督请将暂且章程画押钤印照会

增祺致阿提督照会

增祺致阿提督商订交收东三省条款照会(附条款二件)

阿提督复增祺商改交还东三省条款照会(附条款)

李鸿章十一月十四日(1901年1月4日)来函

增祺奏周冕前在旅顺所订暂约已作废折

周冕等禀

与阿提督来往文电清册

辛壬来往电选录

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

人名简注

细核改稿，计遵旨更改者六端：北境水师不用他国人训练，全款删去，一也；删金州自治之权废除一句，二也；满洲、蒙古及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于阗等处矿路及他项利益，不得让他国人一节，删蒙古、新疆各地名，改为满洲全境，三也；满洲禁我造路及租地与人两节均删，四也；禁运军火，加照公约句，即允我与公约同时起止，五也；路工未竣，不设兵队，改为应与商定驻兵地方，即允我不设兵队，专指铁路边旁而言，六也。经奴才指驳允行者四端：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改革职为调离，一也；满洲内地巡捕兵与俄商定数目，加地方平定以前一句，二也；巡捕兵供差不用他国人，改只用中国人，三也；铁路赔款，改照公约所拟赔款意旨与该公司商赔，四也。外部出示改稿，即述俄主之言日：国书恳挚，使臣苦心，甚为感动，准将中国驳款再尽力删改一次等因。现改款复经我君核准，即为定稿，限十四天画押，逾期则交收作罢。奴才询以各国借口效尤将何以应，俄素欲保全中国，岂愿我从此多事？外部言此约定后即登官报，宣示环球，满洲自我得之，自我归之，谁能援例！越五日，外部特又约晤，言限期已促，如逾期不订，勿再议交收，勿复言友好。揣其词气，已存一成不变之心，屡次声明执定一字不易之说。盖自始废增阿暂章，继删户部拟款，终又改草约初稿，三次迁就，遂坚执到底不肯展期，亦不肯删改矣。此与俄议约之实在情形也。

查光绪二十年中日之役，日本兵占辽东，遂欲据为己有，嗣因俄会同法、德二国出场力阻，慑以兵威，日本竞未遂所欲，得而复失，心终快怏。二十四年俄订辽东租地之约，而日本愤俄益甚。此次俄议东三省约，日本既嫉其事机之顺，多得利权，遂触其积怨之心，阴图报复。其恐俄渐逼朝鲜尚在其次，其借口爱助中国更是托词。于是内而游说长江一带诸大吏，外而煽惑英、德、美诸大国，欲借众力济其阻挠。实则俄、英早有成约，以长城为界，各不相干。德、英上年之约，亦与东三省不相关涉，其首相曾在议院中宣言之。美向守局外，不预人国事。故德一意中立，英一味迁延，驻俄之美使吐瓦尔与奴才密谈，亦谓目前中外旧好未修，若遽为中国出力拒俄，亦大难事。查日本虽曾向俄询及东三省事，不过谓公约外不宜有私约。迨俄外部告以此约并无碍中国自主及各国利权，又屡次声明，凡关各国之事应入公约，专关一国之事应径向中国分议等语，而日本已无词矣。英、美亦向俄询及，然微示以意，略无诘责之词。德则并未一询。是此四国者，可恃而不可恃者也。否则彼非不知画押限期及俄逼勒情形，何始终无一切实回音，徒令中国为难，卒未向俄切诘乎？

至约款虽经删改，流弊仍多，诚如正月二十七日电旨所云，其中细目尚有窒碍之处，恐为各国借口。嗣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李盛铎等先后来电，劝勿画押。又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公同来电，有俄约各国哗然，立待效尤；中国士大夫已多病公，此约果定，中外矢集，窃为公危之语。奴才素性迂拘，不工趋避，久已坚持定见，事苟有益君国，何敢惜一己之声名，未奉画押全权，断不受俄人之逼迫。惟忝膺使职，俄国情形，自应知无不告。至画押与否，大局攸关，安有廷议尚在踌躇而使臣遂尔允诺者哉！奴才虽至愚，亦决不出此。况事体重大，所宜统筹全局，参酌舆情，即朝廷博访周咨，亦未便听一使臣之言，罔顾众论，徇一邻国之请，开罪列邦。夫中国公论惟各督抚知之最真，各国公论惟各使臣探之最确。该督抚等所述情形，谅必审事机之利害，权流弊之重轻，当非漫无所见。故奴才正月元电即有应俟各国答复之拟，二月微辰电奏亦有应采中国众论之言。而外部限期胁制，拒见公使，轻却国书，与格尔斯在京催逼情形，恫吓逞蛮，无所不至，又驳驳乎有决裂之势。正恐贻误大局，辱命强邻，焦灼悚惶，一筹莫展。P3-4

《近代史资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也是国内从事近代史料整理编辑工作最早的机构。自1954年组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不问断地努力，先后编辑出版了120余期的《近代史资料》刊物、数十部《近代史资料专刊》及《北洋军阀》等大型专题史料集，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成长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海内外均具有较大影响。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最初叫《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所长范文澜先生主持下，于1954一年成立了以荣孟源先生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负责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期刊。郭沫若院长亲自为《近代史资料》题写了刊名。除“文革”时期曾一度被迫停刊外，数十年来《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坚持为近代史学术研究与教学服务为宗旨的办刊理念，陆续整理刊出1840～1949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档案文献史料，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因《近代史资料》期刊每期的容纳量仅有20万字左右，针对篇幅较大、期刊无法容纳的专题性史料，从1957年开始又创办《近代史资料专刊》，专门发表专题史料，不定期出版。以《近代史资料专刊》名义出版这些专题史料，不仅选题精道，而且篇幅容量较大，内容充实丰富。某个专题的新史料一次性大量公布出版，往往会对于相关领域或专题的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太平天国史料》、《山东义和团案卷》、《辛亥革命先著记》以及《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等。可以说，这些《近代史资料专刊》的整理出版，都曾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许多都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因为种种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近代史资料专刊》的编辑出版一度中断。但是实际上编译室的同仁并未曾停止专题性史料的整理工作，也陆续整理出版了《梦蕉亭杂记》、《民国人物碑传集》和《翁文灏日记》等，只是未加以专刊之名。近年来，在所领导的支持和学界朋友的鼓励下，我们在坚持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的同时，尝试着恢复了这项传统工作，先后又以《近代史资料专刊》的名义出版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和《倪嗣冲函电集》。然而，对于那些由于出版年代较久，如今已流传较少的专刊史料，精选其中部分重新再版，于学术研究及文化保存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此次重新整理再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最早出版的一本是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最晚的是1984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距今也近三十年了。因为出版时间较久，特别是早期的版本现在存世很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更新换代，以及研究思想与方法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旧的历史结论已经成为陈迹，在审读史料中重构历史，解读其中未曾被重视的历史信息，已经越来越为新的研究者们重视。因此重新整理发表这些珍贵史料，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次再版《近代史资料专刊》，不是简单的旧籍重印，而是将过去50余年中陆续刊出的史料予以重新整理，并按照近代历史发展时序重新编排。各卷目次、初版时间及出版社名称如下：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版。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齐鲁书社1980年版。  《义和团史料》(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华书局1978年再版。

《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徐树铮电镐》，中华书局1963年版。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

《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以上凡22种25册，约1000余万字。

再版整理工作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初版之时的序、前言或编者说明之类的文字原则上不再重印，由再版整理者重新撰写编辑说明，对初版整理工作给予必要的介绍和说明。

 2．对于原稿或初版时因印刷等原因存在的明显讹误之处，再版整理者径加改正；对于校勘修订之处，均于舛误文字后加正文，并以[ ]号标明；脱字或无法辨识者，标以口号；漏字增补者，以【 】号标明；疑问处加(？)标明；原稿文中加注之处，原为双行排印者，均改为单行排印，或加()标明，或用小字排印；原始资料行文或署名中并列双排者也均改为单行，个别文件除外；疑有脱字或衍文者，于页下脚注标出。

3．个别史料中，同一人名、地名前后用字不统一的现象，记录史实前后矛盾或表述不一致的现象，均保留原样未予擅改；清朝或北洋政府文献中对革命党、起义民众等污蔑诋毁之词，也都一律保留原样，以存历史之真，均请读者使用中注意。

此次能将几十年间陆续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重新整理出版，要特别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这种嘉惠学林的眼光与勇气。兰涛编辑不辞辛劳，往来联络指导，以及各位编辑的认真工作，都应该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掌声。

参加此次再版整理编辑工作的有，《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的刘萍、卞修跃、孙彩霞和李学通。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其中如有不当之处，尚请读者批评指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任

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