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学之内容
1按照目的分
（1）天命
天命一日自然规律，二日人之本性。自然与人性是国学的出发点，正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国学的第一目的就是“知天命”、“顺天命”、“敬天命”，与天亲密地合为一体。司马迁用简洁的文字概括了天命与国学的关系：“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圣人发现了天的规律与作用，创造了汉字。
“天”由两横与一个人字组成，上边一横代表天，下边一横代表地，人字上触天，下穿地，表明了天、地、人三才的关系（古人称其为“天人之际”）：天（自然）是至高无上的，地在下边承载万物，一部分人生活在大地上，更多的人长眠于地下。这样就把天、地、人的关系表达清楚了，可以归纳为：第一，地与人都要顺从天；第二，人不能居于天之上，人跑到天之上，天就不再成其为天；第三，死人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不能忽视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学就是研究天、地、人三才关系的学问。
（2）地德
国学的二个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
地能生长万物，养育人民，古人把地的这个功能称作地德。顶礼膜拜。目的是为了保护地的这个功能，让大地长久地发挥这个功能。用诗话的语言表达就如卢照邻所说：“岁去忧来兮东流水，地久天长兮人共死。”能与“地久天长”搭配的只能是人类一代人是做不到的。
（3）人道
国学的第三个目的是使人间有序，人与人和睦相处，实现人道。
人道有三义，其一日做人之道德规范，其二日人伦等级之规范，其三日男女相处之规范。这些常被称作“人学”。必须注意，人学只是儒学的一部分，是国学的很小一部分，所以把儒学乃至国学称为“人学”是不恰当的。执是之故，人之道在国学里仅被排在第三位。
（4）国容
国容是国家的礼制节容，国容失则国威失。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宋朝与明朝——因国容不正而失去国威，遭到外族的欺辱。先考察宋朝。
中国人的政治观念是皇帝无种，理论上地痞流氓、和尚僧人都可以做皇帝，只要名正言顺。何谓名正言顺？就是对于创业皇帝来说要符合“君权神授”的原则，对于被打倒的皇帝来说要符合“君权神夺”（即孟子所说的“伐放昏君”）的原则。赵匡胤是后周的臣子，后周的君主并未失德，赵匡胤的谋反师出无名（没有“伐放昏君”的理由）。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西周之前，中国的政治奉行“兄终弟及”的继承原则，西周确立了“子承父业”的原则，而且成为国容的核心内容之一。赵匡胤却采用了两千多年前的旧法，把皇帝传给弟弟，开了恶例，结果宋朝共十八位皇帝，其中八位不是上一代皇帝的亲子。有人以为宋朝屡遭外族侵扰是因为国力孱弱，是个豆腐王朝，实则不然。陈寅恪是这样评价宋朝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法国学者汤因比也表示过如果让他选择在中国生活，他愿意选择生活在宋朝。宋朝确实是很强大富庶的，从军力上说，宋朝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武器，威力甚大，宋之实力数倍于周边金、辽之总和。之所以屡战屡败是因为政治上不清明，皇帝的权力不够大，政出多门，掣肘了军事，使中国不能发挥真正的实力，岳飞被杀就是鲜活的例证。说到底是国容受到破坏，名不正则言不顺，政治总是受到不必要的掣肘。
再考察明朝。
明朝之衰，祸种于朱元璋（如传孙不传子；偏爱道教；杀戮大臣，仅胡惟庸谋反案就有一千五百人被杀；破坏了皇权、相权制衡的原则；确立了以宋理学为论理依据的不正学风），形成于朱棣（如权力来源不正当；以私损公，为寻找朱允炆而投入的成本过高；杀大才子解缙；重用宦官，为后世宦官乱政埋下伏笔；厚今薄古，重利轻教），衰败于后期诸位皇帝之（慵懒，固执，宦官专政，背离儒学正宗）。
一言以蔽之，明朝的时候，国容遭受的破坏有甚于宋朝，到崇祯皇帝的时候，已经无计可施。
宋与明两个朝代的教训说明，国家的礼制节容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了它，表面的强大不过是外强中干而已。
（5）齐家
国学的第五个目的是通过齐家，使家庭和睦，人人安居。
齐是整治的意思，齐家是中国士大夫的基本功之一。核心是一个孝字，几乎所有的家礼都是围绕孝以及孝的延伸物。关于孝，《孝子传》中载有这样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
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原谷的孝子，他的祖父年迈体衰，行动不便，需要照料。原谷的父母觉得老父是个沉重包袱，就起弃老的恶念。原谷坚决不同意抛弃祖父。可是原谷的父母一意孤行，用小车将父亲扔到荒野。
原谷在后面跟踪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于是等到父母回去了，他便把祖父安置在原地，自己推车回家了。父母见到小车对原谷说：“小车是凶器，不吉利，把它扔到外面去。”原谷不慌不忙地说：“不能扔，将来你们老了，我还得用这个车推你们呢！”原谷的父母羞臊满面，立即将自己的父母请了回来。可以这样总结：齐家的目的就是完成尊严所付出与得到之间的转换，尊严在转换中增值。 （6）安民
国学的第六个目的是安民。
君主与百姓关系是国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人认为君主安民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统治，这种看法过于简单了。之所以要安民是因为“民”是中国农耕社会之本，本不安定，君也不安定，两者之利害是紧密关联的。魏征将这个特点总结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水指的就是“民”。
（7）事功
国学的第七个目的是让人们最大限度完成事功，实现自我价值。
事功是儒家的主张，这个主张的根据是天地一刻不停地在运转，在生成各种自然景象，在孕育各种生灵。天地之伟大直观地体现在事功上。既然人要向自然学习（这一点儒家与道家完全一致），当然也要讲事功。老子嘴上讲人要效法天地，在实际生活中却又逃避事功，这是一致言行不一的表现，应该批评，恐怕这也是司马迁将这位杰出思想巨匠放在列传且只占四分之一篇幅的主要原因吧。
（8）名检（留名青史）
国学的第八个目的是让士大夫或志士留下名检。
文天祥死后，在其衣袋里发现一段赞词：孔曰成仁，孟日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段赞词就是对“名检”最好的诠释：人死了，名留在历史中永不泯灭。
（9）心斋
国学的第九个目的是帮助人修养身心。
庄子喜欢用坐忘这个词。《庄子·大宗师》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天，颜回告诉老师：我有进步了。孔子说：愿闻其详。颜回说：我忘掉仁义了。孔子说：嗯——还不够。过几天颜回跑过来又对老师说：我进步了。孔子问：怎么讲？颜回说：我开始忘记礼乐了。孔子说：嗯——还不够。过了一段日子。颜回对老师说：我又进步了。孔子问：怎么回事？颜回说：我坐忘了。孔子大吃一惊，问：什么是坐忘？颜回说：就是忘记自己身体，忘记学过的知识，与大道融为了一体。这就是坐忘。孔子听罢感叹道：与万物一体，就没有偏私了；参与万物的变化，就不偏执了。你真是贤人！我只能从其后了。
《庄子》一书中另有“心斋”一词，即排除思想、欲望的修养之法，与“坐忘”之义相同。
（10）传统
国学的第十个目的是让国家的文化形成传统，代代相传。
在国学的经典著作中几乎从未出现过“传统”一词。传统变为常用词汇是近一百年的事。仔细想一想，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传统。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就是对回忆能力的保有，死亡就是失去过去的时间，处于永恒的“现在”。试想一个人只知道“现在”，完全不知道过去的事情，那会是怎样的情景？应该说那就是死亡。民族何尝不尔？所以，国学就是教人保存记忆的学问。这种学问表现在经书里、民俗里、信仰里、各种形态的文化传统里。P28－33
《国学正义》，顾名思义，是一部为国学正名的书，不是全面讲解国学的书，也不是国学讲义。随着年事的增高，为人师讲国学的勇气我是越来越小了。国学这东西越接触越觉得自己浅陋无知，涉及国学问题时总是如履薄冰，倘若真的以师自居侃侃而谈，恐怕真会坠入冰窟。话虽这样说，也不能把国学神秘化，认为一点不能碰。正因为如今半文盲们忙不迭地大讲国学，我才有了为国学正名的机会，对被歪曲的地方做些拨乱反正的工作。
由于是讲稿，文字有些口语化，虽非我愿，想来也是不可避免的。若有机会，再对文字进行润色，那倒不是太难的事。
王文元
庚寅年季冬
于北京社科院哲学所
为什么华夏大地生长出国学的参天大树？
为什么华夏大地生长出国学的参天大树？
须从朦胧意识说起。凡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朦胧意识。比如：
古希腊人：奥林匹斯山是人类的中心，诸神居住在这座神山上。
日耳曼人：通过茂密的原始森林的树冠空隙仰望星空，能体会到世界的奥妙。
犹太人：世界上只有一个万能的神，那就是上帝，上帝创造了世界与人类。
日本人：日本有八百万神，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森林有森林之神，这些神统治着人间，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儿子。
中国人：混沌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春夏秋冬），人是自然变化的产物，是在阴阳和合的过程中产生的。
《易经》、《道德经》等著作是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朦胧意识的概括，是用直觉方式，以阴爻与阳爻两个符号为载体描摹自然万象，以展示自然外在规律，进而效法自然的经典。
《易经》告诉人们：自然万象在不停地变化（“易者，变化也”），没有一个“物”会有哪怕瞬间的暂歇。想弄清楚其内部机制是徒劳的，不若观其象而度其意，伏羲就是本着这样的思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画出了八卦。孔子经过反复思考看出了乾卦与坤卦的主要特征，那就是：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
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筒以知阻。
这段话意思是：乾是天下最刚劲的，它的德行就是按照同样的规律变化与运行。坤是天下最柔顺的，它的德行就是以最简单的方法——逆来顺受——来体味天道的艰险。
可以把孔子的话延伸为：人类生活在大地上，应该与大地同呼吸共命运，而不应该站在大地的对立面，用违逆大地本性的机巧（科学）将大地上的物产攫为己有。
老子把自然、万物、人三者的关系总结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刍”是草，“刍狗”是用草扎的狗，古代刍狗用来祭祀，由于草的资源很丰富，刍狗用一次之后便将其丢弃（日本至今仍保留这种原始的祭祀方法）或当柴禾烧掉。老子以刍狗用后被丢弃的现象说明：万物也都是一次性的，转眼再看，已经不是先前的那个了（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说的“一个人不能两次过同一条河”有异曲同工之妙）。“天地不仁”是说天地没有大仁大爱到把万物永久性地赐予人类，只是让万物像刍狗一样，出现一次之后就不复再现。“百姓”在这里指人类，圣人也没有办法施展大仁大爱，让生命永驻。生命如同刍狗，也是一茬接一茬，每一茬生命都转瞬即逝。
老子对待变化不居的万物的策略是：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
屈，动而愈出。多闻数穷，不如守中。意思是：天地所组成的空间好比一个巨大风箱，虽然内中空虚，它的力量却永不枯竭，外力越大它释放的力也越大。与其作为太多，不如保持虚静的常态。
可见，老子对天地万物的态度是“无为”或少为。
孔子同样观察到天地不仁的一面，但孔子将其概括为“天行健”，“天行健”指天的运行非常刚健，永不停歇。当然也可以将“天行健”理解为是倒装句，意思变为天善于行，就是说天善于变化。那么，人用什么对策回应天的这一特性呢？——“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种以变制变的策略。显然这与老子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思路。
《易经》揭示了“天行健”与君子“自强不息”之间的关系。古人发现，天体是自左向右（顺时针）运行，地球是自右向左（逆时针）转动，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万物——包括人类——永远逆势、逆风前行，须要刚毅与耐性，否则会被这种逆势、逆风刮倒，用现代词汇说就是被外力异化。
孔子提出避免被异化的方法——自强不息，并且以仁人对待自然，以仁心对待同类。许多人望文生义，认为“仁”由两个人字组成，“仁”当然是针对人的，是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理解不符合孔子的原意。
仁字产生于老子、孔子生活的时代，至今我们尚未从老、孔之前的典籍中发现这个字。造字者将“仁”与“忍”（坚韧性）、“姬”（繁衍，转义为生存）同音，寓意深远，坚韧性与人类生存都是天地所赐（“仁”的右半边的上面一横代表天，下边一横代表地），所以要做到仁，首先要尊敬自然，其次才是处理好人际关系。
孟子在孔子仁的理念基础上，着重阐释了“义”。义者，宜也。义就是为人处世的分寸。
荀子发现，光有“义”的理念很不够，须要进行制度建构，以确保义的贯彻执行，于是苟子建构了礼制体系。从此，儒家文化体系的建构基本完成。
孔子、孟子、苟子的学说偏于人性层面，没有和政治制度挂钩。这个工作由西汉的董仲舒完成。董仲舒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提出“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说，提出“君权神授，君权神夺”，这样就把孟子“伐放昏君”的理念具体化了：君主分为有道之君与无道昏君两类，有道之君的统治权是神授予的，如果有道明君变为无道昏君，神可以收回权力。所以，虽然陈涉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他领导的起义发生在秦朝君主无道的场合，还是具有合法性，司马迁要将陈涉列入“世家”。 题外话，中国的这一政治传统对日本政治的影响非常大，日本历史上多次发生过伐放昏君的事情，只不过他们不采用革命的方式处理昏君。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儒家学说臻于完善，所以汉武帝宣布“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说明：
（1）儒家学说与思想可以涵盖道家、农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诸家精华，儒家理应成为华夏文化之代表与主流。
（2）对于欲逆天而动、强行追求与刍狗无异的“物质利益”的学问而言，争论有助于逻辑思维能力的增长；而对于顺从自然规律，顺自然而行的学问来说，争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用直觉的方法观察万物不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鸡毛蒜皮的问题上争来争去没有任何意义。
（3）只有确立一种范式，才能形成强大的保守力，甚而形成古今一致的传统。
（4）在多数场合，学术争论只能增加混乱。这个规律被西方人称作“普朗克定律”，可以这样描述“普朗克定律”：
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照例不能用说服对手，等他们表示意见说“得益匪浅”这个办法来实行。恰恰相反，只能是等到对手们渐渐死亡，使得新的一代开始熟悉真理时才能贯彻。
普朗克定律也适用于科学之外的领域。
逻辑理性是单一的，中国的人文文化则是多元的，光有理论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打下理论基础之后，中国人在多元发展方面下了很多工夫，建立了国学（国家设立的学校）、国字（确立国家使用的文字）、国医（中医）、国画、国术（中国武术）、国容（国家之礼仪）、国风（国家之风俗）、国乐、国号、国体（国家之典章制度）、国纪（国家之礼制）、国教（国家之教化）、国本（立国之本）、国史（国家之历史）……这些统统都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广义“国学”之列，体现了国学知行合一的特点。
中国不以儒家为正统，不以孔子为先师，换成其他任何一家或一人都是不行的，这是由儒家与孔子的立场与主张决定的。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普遍缺乏荣誉感，不讲道德，总是用武力说话，以至于社会秩序面f临瓦解。当时的人们发现中国人所遵从的信仰、制度、法律、习俗与各种社会意识都不是出于自己的创造，都是前人遗留下来的，它们越来越不适合“今天”的实际情况，人们普遍存在取缔这些文化遗存的冲动。这时，中国的文化制度、礼仪风俗就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你推一下我踹一脚，大厦行将倾倒。
面对危局，志士仁人该怎么办呢？
管子等人巴不得把大厦推倒，好建一个新的、以刑法为材料的新大厦。他主张变法，抛弃陈旧的规章制度与礼仪风俗，建立能使国富民强的崭新的意识形态与法律体系。
老子、庄子看到大厦将倾，一边躲得远远的，一边告诉世人一定要“绝圣弃智”、“掊斗折衡”，意思是永远远离礼乐，过清静无为的生活。
杨朱管不了那么多，只顾自己逃命，千万别被瓦砾伤着，他可是连拔一毛可以利天下的事情都不愿意做的。
墨子谴责推倒墙的人，他反战、兼爱。问题是现在大厦已经十分危险，面对将倾的大厦光喊“住手”无济于事，于是他便组织团体，以保护自己。
唯有孔子的态度特别，他反对墙倒众人推，但他并不一味阻止其他人推，而是趁大厦尚未被推倒，抓紧时间描摹大厦，画出大厦的图纸，准备将图纸留给子孙后代，让后人在条件成熟时重建与原来一样的大厦。
孔子画的图纸就是被后人称为五经的典籍：
《易经》——阐述儒学理论；
《书经》——记录先人实践；
《诗经》——传播教化，纯净风俗；
《礼经》——确立法律与礼仪；
《春秋》——道德立法。
这五部经典构成了国学经典的骨架。
中国人营造国学的目的：
（1）与天恒舞；
（2）增加人生意义；
（3）让社会和谐有序。
为什么华夏大地能长出国学的参天大树？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中国人早早就产生一种朦胧意识：在这个世界中，自然是主人，人是宾客，人的一举一动都不能违背自然的意愿，更不能损害自然。人类唯一能够做的是向自然学习，按照自然的样子制定规章制度，以保证长久地与天和平共处。
王文元编著的《国学正义》内容简介：国学囊括中国人的精神信仰、认知方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它们或表现为文化，或表现为学术，或表现为典章制度，或表现为风俗习惯，国学常常寓于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与精神，使中国人成为蔑视物质财富而钟情精神建树，主动将“天权”置于“人权”之上，但求长治久安不求一夜暴富的特立独行的民族。
《国学正义》是一本畅销的国学书籍。
王文元编著的《国学正义》介绍：著名学者王文元先生梳理了当下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国学观，分析其利弊得失，同时又扼要地点评了近三十部最重要的国学典籍，可视为简明的中国文化史。从整体上而言，《国学正义》是一部极具特色的国学读本。一部最全面、最简明、最鲜明、最流畅的国学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