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记载西汉史事，相对于记载东汉史事的《后汉书》而言，也称为《前汉书》。《汉书》的主要撰写人是班固。

《汉书今注（共5册）》以南宋蔡琪家刻本作底本，参校其他八个重要版本，并广泛吸收已有的学术成果，力求文字准确，注释简明，文风晓畅，阅读方便。

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记载西汉史事，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组成，共100卷。《汉书今注（共5册）》以南宋蔡琪家刻本作底本，参校其他八个重要版本，并广泛吸收已有的学术成果，力求文字准确，注释简明，文风晓畅，阅读方便。《汉书今注（共5册）》主编王继如教授研究《汉书》数十年，又是中华书局《汉书》修订本的审订委员，所带领的团队成员也多是从事古文献整理和古汉语的专家，保证了本书的学术质量。

第一册

 前言

 十二纪

 八表

第二册

 十志

第三册

 七十传

第四册

第五册

九月戊子①，罢卫思后园及戾园②。冬十月乙丑③，罢祖宗庙在郡国者。诸陵分属三辅④。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⑤。诏日：“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⑥，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库，‘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⑦。’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罢先后父母奉邑⑧。

①戊子：十一日。②卫思后：戾太子之母。所罢尚有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之园（王先谦说），参考本书卷七十三《韦玄成传》。③乙丑：十九日。④“诸陵”句：诸陵先前总属太常管辖，现各依其地界分属三辅管辖。⑤渭城：县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原”上脱“北”字（王念孙说）。初陵：元帝之陵，未有名，故称初陵。⑥垂：后作陲。⑦引文出自《诗·大雅·民劳》。止：语气助词。迄：至此。康：安。中国：此指京师。意谓人民劳乏已久，至此可以小安。施惠于京师，以安抚四方。⑧又罢先后父母奉邑：先后为其父母置邑守冢，以奉祭祀，既已久远，又不合典制，故罢之。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畴。三月，上幸河东，祠后土。

秋，颍川水出①，流杀人民。吏、从官县被害者与告，士卒遣归②。

①颍川：郡名，治所在阳翟（在今河南禹县）。②“吏、从官”句：意思是凡官吏与从官，其本县受灾者，皆给与休假，士卒之本县受灾者，则遣使归家。

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布车骑，大猎。

①长杨：宫名，在今陕西周至县东南。射熊馆：宫倌名，也在陕西周至县东南，秦昭王时建。

十二月乙酉①，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②。

①乙酉：十六日。②因亲尽而毁。详本书卷七十三《韦玄成传》。

建昭元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畴。

秋八月，有白蛾群飞蔽日，从东都门至枳道①。

①东都门：长安城东面北头门名宣平门，其外郭是东都门。枳道：一作轵道，亭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  冬，河间王元有罪①，废迁房陵。罢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①有罪：坐贼杀无辜。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益三河大郡太守秩①。户十二万为大郡。

①其秩由二千石增至中二干石。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立皇子兴为信都王①。闰月丁酉②，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①信都王名兴，见于本书《宣元六王传》、《诸侯王表》、《前汉纪》卷二十三。殿本误引宋祁校语谓当作“舆”。  ②丁酉：闰八月二十日。

冬十一月，齐楚地震，大雨雪，树折屋坏。

淮阳王舅张博、魏郡太守京房坐窥道诸侯王以邪意①，漏泄省中语②，博要斩，房弃市。

①道：用同导。窥道：窥探其意而加以诱导。诸侯王：指淮阳王刘钦。②省中：宫禁之中。

三年夏，令三辅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①。

①原秩为比二干石，今增至二干石。比二千石，即月谷百斛；二千石，即月百二十斛。

六月甲辰，丞相玄成薨①。

①甲辰：十九日。玄成：韦玄成。

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挢（矫）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①。冬，斩其首，传诣京师，县蛮夷邸门②。

①西域：汉时指玉门关、阳关以西，新疆阿尔金山、昆仑山以北，准噶尔盆地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的广大地区。戊己校尉：官名，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置，属西域都护，掌管西域屯田，秩比六百石。郅支单于：匈奴五单于之一，逃窜于西域。挢：用同矫。②县：后作悬。蛮夷邸：接待各族使者的客馆。

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①。

①图书：征讨郅支的画册。

夏四月，诏日：“朕承先帝之休烈①，夙夜栗栗，惧不克任。间者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馑。惟蒸庶之失业，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②，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之士。相将九卿，其帅意毋怠③，使朕获观教化之流焉。”

①休烈：美好的事业。休：美好。烈：事业。②临遣：当面说明注意事项然后派出。赏：人名。③帅：用同率。

P170-172

一

《汉书》，记载西汉史事，相对于记载东汉史事的《后汉书》而言，也称为《前汉书》。《汉书》的主要撰写人是班固。

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在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生于建武八年（32），卒于永元四年（92）。其父班彪字叔皮，方正之土，在动荡的年代中能选择合适的走向，好著述，专心于史籍。当时续司马迁之书者不乏其人，班彪博采遗事，旁贯异闻，独出机杼，作成后传数十篇。书未成而卒，时在建武三十年（54）。班固早慧，十三岁时得到王充的赏识。父卒后归乡里，即萌生补苴父著、完成遗业之志，并着手著述。后来有人上书明帝，告其私改国史，遂被捕下京兆狱，家里的著作也遭没收。其弟班超怕其兄被严刑逼供，不能自明，乃上书明帝，得召见，而被没收的著作也送到朝廷之上。明帝觉得班固有才，授官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这期间，班固撰述本纪、列传、载记等二十多篇，奏上，终于得到认可，可以继续修《汉书》以记载西汉一代之史。从永平中受诏，至章帝建初中，历二十馀年，班固覃思博考，基本上完成了这部大著。

班固自为郎后，日见亲近。和帝永元初，外戚窦宪大将军出征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燕然山勒石记功之文，，即出自班固之手。但班固没有教育好诸子，诸子多仗势而不遵法度，甚至班固的家奴也敢于冲撞洛阳令种兢。至窦宪失势自杀，，其宾客皆被逮捕，种兢也以此逮捕班固，班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岁。虽然有诏书谴责种兢，办主事者之罪，但《汉书》终成未完之作，还有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写就。

于是和帝诏班固之妹班昭（同郡曹世叔之妻）到东观藏书阁以踵成其事。《汉书》始出时，多未能读懂，后来成为大儒的同郡人马融，也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马融之兄马续，又受诏继班昭以成其书。

所以《汉书》一书，肇创自班彪，主要撰写人是班固，最后续成者是班昭，一家两代三人，经三四十年之努力，方成此书，而马续也参与续成之事。  二

记载史事，以时间为纲，则为编年体，如《春秋左氏传》。以事件为纲，则为纪事本末体，此类著作出自后代。以人物为纲，则有纪传体。纪传体的史书，创自《史记》。

史书体式，以纪传体最为完善。因为这种体式，实也兼有编年之善。纪传体史书，第一部分必是“帝纪”，这固然有尊崇帝王为之立传之意，但帝纪实际上就是该帝王在位期间的大事记，起到编年的作用。

史上最重要的是典章制度以及人们赖以活动的地域和时间等，在纪传体的史书出来之前，这些材料比较分散。纪传体的史书，创立了“志”（在《史记》中则为“书”），除了集中记载和人事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典章制度外，还集中记载了和人事活动有重要关系的天文历法地理灾异等，这对我们了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天文灾异等的记载，对于研究天文史、灾害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纪传体的史书，虽说以人物为纲，但实际上涵盖了大事记、典章制度史以及天文历法地理灾异等史。

《史记》开创、的体式，厥功至伟。而《汉书》继起，也有创新之处。《史记》实为通史，自上古写到当代。《汉书》则为西汉断代史，除《古今人表》包括汉以前的人物外，一般只叙述西汉之事。这开创了后代正史的体式，后代的正史，无不只写过去的一个朝代，甚至有“当朝人不写当朝事”的说法。这种做法，自然反映了专制制度的强化与史家的自戕，但这是无可奈何的。另外，《汉书》不立“世家”，改《史记》的“书”为“志”，志中立“刑法”、“地理”、“艺文”、“五行”诸志，对后代影响至巨。如今日欲了解中国历史地理者，非熟读《汉书·地理志》不可，即是一例。

就叙事而言，《史记》和《汉书》相较，各有千秋。《史记》立意高远，叙事曲折详明，时出细节，以传神情，带有文学意味，行文如流水之自然，后代史书难以企及。《汉书》体式严明，叙事朴直，惟是求真，而文辞简奥，读者难晓，似乎立志藏于馆阁者。至于《史记》论议之风发，《汉书》评骘之含蕴，读之觉得相映成趣，然也可明风尚之趋移，专制之强化。

马、班二家，都是私家撰述，却转成官史。后来诸史，承《汉书》体式者甚多，能发扬《史记》精神者趁少，使《汉书》对后代史书传统的影响反大大超过《史记》。然以文章论，则爱《史记》者远远多于爱《汉书》者。《汉书》整饬简明，为求真实而删除史事的枝叶，惟恐传闻之失真，作为史籍而言，固然有足多者，但作为文章而言，则恐少了一些曲折之致，摇曳之姿，也就少了一些动人之处。其行文庄重典雅，多用古字，大有高居殿堂之上的意味，连马融也得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可见理解之难，这自然也吓退了相当多的读者。

三

《汉书》虽然文字古奥，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史书，由于阅读的需要，问世不久就有人给它作注释。

据张傧生的《汉书著述目录考》（载《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二卷第二期），自东汉末年到三国时代，有《汉书》的注释音义之作二十六种（今已全佚），除去存疑者三种，还有二十三种，足见其被重视的程度。至两晋，有十五种；南北朝，有十一种；隋，有四种；唐，有十八种。其中除颜师古注一百二十卷今存之外，全佚。

至宋，有二十八种。宋人颇重《汉书》的版本和校勘。如宋真宗敕刁衍等校定两汉书三百四十九卷又正字六卷，宋《国朝会要》云：“咸平中，真宗命刁衍、晁迫、丁逊覆两汉书板本。迫知制诰，以陈彭年同其事。景德二年七月，衍等上言：汉书（引者按：此当指两汉书）历代名贤注释，至有章句不闻，名氏交错，除无考据外，博访群书，遍观诸本，校定凡三百四十九卷，签正二千馀字，录为六卷以进。”此当为景德监本，今已不存。随后有宋仁宗敕余靖等校勘《汉书》，即今存的景祜本。景祜元年秘书丞余靖上言：“国子监印两汉书（引者按：当指景德监本）文字舛讹，恐误后学。臣参括众本，旁据他书，列而辨之，望行刊正。”诏送翰林学士张观等详定奏闻。又命国子监直讲王诛与余靖偕赴崇文院雠对。二年九月校毕，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损二百一十三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十三字。另有吴仁杰《西汉刊误补遗》十卷，今尚存。

至明，有十四种，但多为评点之作，有关史事和训释者寥寥，仅有唐顺之《两汉解疑》二卷、郑维岳《西汉书旁训》六卷，皆存。

清代考据之学大盛，有关《汉书》者有九十一种，人所熟知的王先谦《汉书补注》一百卷，就带有某种集大成的性质。自然，此书对其前的有关著作也不能搜罗无遗，如姚范《援鹑堂遗书》中，笔记部分有与《汉书》有关者，就未见采撷。王氏对所用材料的评判，也有不够允当之处。在此书之后，也仍有考释之作。

高质量的考据之作问世，在现代则有马叙伦《读两汉书记》、杨树达《汉书窥管》、吴恂《汉书注商》、陈直《汉书新证》、施之勉《汉书补注辨证》等。李廷先也有一些论文，笔者也有若干篇考释之作。

域外，日本掘毅《秦汉法制史论考》中梳理了《汉书》的版本系统，狩野直喜有《汉书补注补》，载《东方学报》第九册～第十二册第二分册（日本京都），发表时称未定稿，至《礼乐志》止。

《汉书·食货志》日本影唐写本，有《古逸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汪之昌《青学斋集》卷十五有《食货志校补》，即用此本，但所校较粗。笔者有详校。

民国年间张元济出版的百衲本《汉书》，是一个新的版本。该书以景祜本为底本，但有修改之处。今《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汉书校勘记》已问世，阅之可知。

敦煌文献中的一些抄卷，虽然数量和篇幅都甚少，但也可以用来校勘《汉书》。

总之，有关《汉书》的校勘考释之作，今日可见者；亦甚夥矣。一个好的注本，当尽量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本书虽想尽力向这个目标前进，但限于时间、精力、见识，都远未能如意。如天假以年，或者可以完成《汉书》汇注性质之著。

四  本书目的在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汉书》文本，并用今日白话作注，使原文便于理解。

文本方面，此书在比勘九个《汉书》版本的基础上，对《汉书》白文作了认真的校勘。

这九个版本是：四个宋本和一个元本，即：北宋刻递修本（即景祜本）、南宋庆元刘元起家塾刻本、南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白鹭洲书院刻本、元刻明递修本，另有武英殿本、王先谦《补注》本、涵芬楼百衲本、中华书局1962年的点校本。

本书用南宋蔡琪家塾刻本作底本，可斟酌之处，则参校其他诸本，并参阅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汉书校勘记》。如：

《高帝纪上》：“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此文据北宋、庆元、蔡琪、白鹭本，而刘敛在“宛必随”下按日：“文少‘足下’二字。”殿本遂加此二字，王先谦《补注》本据汲古阁本也加此二字，中华本从之，而百衲本已知明北监本、汪文盛本、元大德本、汲古阁本都重“足下”二字，不从。宋本本来可通，上面的标点就说明了问题。这段文字，《史记·高祖本纪》文作“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汉书》删去“足下后”三字，正见其行文之简洁。《册府元龟》卷八百九十一亦作“引兵去，宛必随。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

《公孙弘传》载弘复上疏日：“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民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这里，“位”与“民”对举，“民”与“吏”对举，下文即说明“吏”对“民”的影响，吏邪而使民薄。文意甚明。这段文字，据北宋、庆元、蔡琪、白鹭本。今流行本“有先圣之民而无先圣之吏”句中“民”误作“名”，意义遂晦。

自然，蔡琪本也不是处处皆对。这时，我们引用他本正确的文字在注中作说明。如：

《高帝纪上》：“有顷，沛公起如厕，招樊哙出，置车官属，独骑，樊哙、靳强、滕公、纪成步，从间道走军，使张良留谢羽。”“独骑”下，庆元、蔡琪、白鹭、元本、殿本均有“与”字，王先谦《补注》本据汲古阁本也有“与”字，中华本从之，百衲本也见明北监本、汪文盛本、元大德本、汲古阁本有“与”字，而北宋本无，据北宋本而认为“与”字衍。鸿门宴中，沛公“置车官属”，未辞而别，既然自己“独骑”，又如何“与”诸部下“步”呢？据北宋本认为“与”字作衍字近是。《资治通鉴》卷九作“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无“与”字，《册府元龟》卷三百九十四作“沛公留车骑，独骑马，哙等四人步从，从山下走归霸上军”。卷三百四十同（惟不重“从”字），亦无“与”字。

训释方面，由于笔者对此书作过训诂研究，自然会将其成果吸收到书中，如：

《汉书》和《史记》都见到的“文毋（或作无）害”，（《汉书·萧何传》：“萧何，沛人也，以文毋害为沛主吏掾。”）自来聚讼纷纭，此书解释为“于法律条文无所阻遏”（即精通律令文之意）。这个正确的解释，是通过认真的考释而得来的。主编有《释“文毋害”》一文，从用例、语源、字源等几个方面考释了“文”指的是法律条文，“害”之义是阻遏。

“谁何”是汉代常见的一个语词，（《汉书·陈胜项籍传赞》：“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就旧注归纳，有三种解释，今日学者的意见也不一致，归纳起来，也有三种解释。此书说“谁何”就是诘问，盘问。“谁”“何”本均为表疑问的代词，由此引申而为表问义之动词，二字复用，则为表问义的复词。其论证令人信服。

史书中，志这部分关系于历史上的典章制度甚巨，但由于比较难读，读者大多望而却步。笔者对《汉书》诸志，均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就《刑法志》和《食货志》都发过训释和校勘方面的长文，《（汉书·刑法志）校注》，载台湾《孔孟学报》1992年2期（总64期）；《（汉书·食货志）补疏》（上、下），载台湾《孔孟学报》1994年1、2期（总67期、68期），故本书对志的注释，会更为可靠。

特别是《汉书·律历志》，素称难读，笔者从张汝舟先生学习过古天文历法，指导作注者用三年之功研读该志，注者能将《汉书·律历志》和《史记·历书》联系起来考察，并从理解汉代的天象历法乐律的关系入手，厘清该志作者的思路，弄清其计算的方法，纠正前人误说多处。

自然，作为一个今注本，我们的研究成果不可能在注释中完全展开。但正是因为有这些研究作为基点，注释就显示了更多的正确性。本书的撰写，启动于1996年，撰写之艰难，姑且不言，其间迭经变化，艰辛备尝，而三百万字初稿完成时，竟然遇出版社撤丛书选题毁约而不作分文赔偿之事，我等书生虽意有不平，却无暇亦无力争讼。幸赖凤凰出版社有前四史今注之规划，此稿获新生之机，经数年重新整理，终于面世。

本书多历年所，与事诸君认真负责，不断修改，虽如上所述有其长处，但限于水平和精力，疏漏错误在所不免，敬祈读者指正。

王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