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时，我家卜居北京西城酒醋局胡同，当时家父在京任职，母亲也随同住在北京。因我三岁即随母返乡，对那里没有留下印象，这一地址是一位同族长辈后来告诉我的。
我们张家世居农村，薄有田产，到我祖父渐致丰裕，也许可说是中等地主。祖父有子七人，吾父行六。祖父读书而未应科举，四伯父张润应举中拔萃科，是为张氏应举之始。吾父众清公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改庶吉士，入进士馆肄习法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授职翰林院编修。
辛亥革命以后，到了民国七年(1918)，吾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此后，曾任沙河县知事、枣强县知事，也就是县长。赋闲后在北京居住，担任燕冀中学的校董，经常过从往来的朋友有尚节之(秉和)先生、陈紫纯(云诰)先生、刘润琴(春霖)先生等。吾父晚年尤喜黄老之学，以为黄老之学高于儒家之学，他对《黄帝内经》与《黄庭经》颇有研究。吾父素好书法，晚年尝镌一枚印章云：“留心翰墨近四十年。”为书崇尚颜体，落笔刚劲凝重，很有气象。他经常为人写条幅，可惜世事变迁，近年已少有留存了。
吾父有一别号，日“六伦”。他认为在“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外，尚有“一伦”，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即没有朋友关系的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因而自号“六伦”。他的这一思想，具有新时代的气息，但也没有完全超越封建的伦常观念。谭嗣同在《仁学》中认为，“五伦”除了“朋友有信”这一伦应当崇扬，其他都应摒弃，尤其是前三伦最为弊病。我感到，父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还是给了我一定的影响。我在青年时期从事哲学探索时，就比较注意人与人、己与群的关系，特别表彰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及今思之，不能说与吾父的态度毫无关系。
我到3周岁时，也就是民国建立那一年，随母亲回家乡居住。所以，我的幼年就在乡间度过，童年的一些记忆也都与乡间的生活有关。
吾母赵太夫人，回乡后主持家务，自己克勤克俭，待人则慈和宽厚。吾母生有四子二女。长兄崧年(申府)，大姊张敬，二姊张敏，二兄崇年，我行三，母亲生我时，年已四十。我还有一个四弟。母亲为子女操劳，劬劳实甚。
在兄弟姐妹中，我是较为木讷的一个，儿时没有特别顽皮的故事。而我的四弟则伶俐过人，胆大无惧，他六七岁时，一天独自到一个池塘洗澡嬉水，竟至溺水而亡，没能抢救过来。我自己如今到了耄耋之年，长兄、二兄已在前些年去世，每思及四弟不幸天亡，亦颇为怅然感慨。
我家住北屋四间、南屋三间，南院还有北房三间。西邻是大伯父家，东邻是二伯父家。记得大约是1918年(民国七年)秋天，东邻二伯父家的场院上柴堆失火，我家场院的柴堆与之相距很近，眼看要烧成一片。母亲急忙指挥长工搬移柴火，幸而没有烧着。但是，母亲由于高度紧张，惊慌太甚，第二天遂患半身不遂，此后即卧病在床。请过几次中医来治疗，但都不见效。这其实就是脑溢血，现代医学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使病人完全康复。
母亲养病期间，又发生了四弟天亡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遭此惨变，病情更趋恶化，遂于次年二月十四(1920年4月5日)逝世，享寿仅52岁。吾母病时，全赖二姊服侍，当时我尚年幼，童顽无知，未能帮助服侍，思之甚愧！
我从3岁随母回乡，到ll岁重返北京，过了大约8年的田园生活。乡村的质朴，母亲的勤勉，这些应当说给我一生留下了较深的印痕。我一生从未沾染上任何不良嗜好，声色烟酒自不必说，就连一些无害也无益的闲适之道，也不追求。如今垂垂老矣，我仍然像年轻时一样每天尽可能勤勉地读书写作，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是在被打成右派和十年动乱的时候，虽不能从事正常的研究工作，但我仍然保持勤奋的做人准则，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我就埋头整理哲学史资料，就是下放去参加农业劳动，我也不以为苦。这些应当归功于母亲的遗传和身教。
大约是在五六岁，我进了村中的学塾，所学也无非是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之类“发蒙”读物。之后，父亲为二兄和我延请了一个先生，他是我们的表兄，姓卢。卢先生教我们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只要求背诵，并不讲解。但这也有好处，孔孟的思想当然不能被小儿理解，随着人生体验的增加，其义自见。表兄卢先生还教我们读一些新式小学课本，大约也是父亲有所考虑，我们总归是要到新式学校继续升学的。这几年间，我念的书并不多。但记得有一次，我到村中的公塾中听一位杜先生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一节，很感兴趣，也能大致听懂。不过当时没有接着读《左传》。
母亲病逝时，父亲和长兄申府都不在乡中，他们住在北京，闻讯归来，办理丧事。1920年(民国九年)夏初，丧事已毕，父亲就带着长兄、二姊、二兄和我离开家乡，同到北京居住。从此以后，转瞬间过了近八十年，我始终没有迁居北京以外的城市。
1920年夏初，我11岁，重返北京，吾父当时还在国会众议院议员任上，家住在西城劈柴胡同(今称辟才胡同)南半壁街16号。50年代后改称南半壁胡同11号了，现在改变成什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我有好多年没再到那儿去了。父亲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始终未置房产，这个住所是以每月银元30元租赁的一个普通的四合院。这里成了我的新家，一住15年，相比后来不断的搬家，这里算是住得最久的地方了。我在此度过了少年时代和婚前的岁月。
在这所四合院中，我住南屋，父亲为南屋写有一副对联，我至今还记得。联云：“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寓有对子女勉励之意。他晚年在住宅大门口贴一副对联云：“大林容豹隐，原野听龙吟。”表现了他洁身自好、隐居于乱世，而又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高尚志趣。
1920年秋天，由长兄申府安排，二兄和我到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插班学习，北师附小，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宏庙小学了。当时长兄申府已经毕业于北京大学，留校工作，正在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活动，在学术界因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他白天都不在家，早出晚归。他在外面的活动也从不告诉家里人，我们只知他很忙。不久他就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去了。在法国，他不仅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参加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组织活动，他是周恩来总理当年的人党介绍人。长兄申府几年后才回国，但他此后主要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走上了纯粹的学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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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09年5月23日，如今已是年近九旬，21世纪也即将到来，可以说，我一生大致经历了20世纪的各个时期。回首前尘，不胜感慨；瞻望未来，我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国文化的昌盛，充满希望。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几次思想活跃、富于创造的高潮，首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繁盛；次则魏晋时期，玄学勃兴，思辨风行；再次是北宋时代，理学隆起，中国固有传统得以发扬；明清之际，几位大思想家同时涌现，蔚为壮观。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凌，国人同仇敌忾，图谋振兴，思想上逐渐突破旧规范的束缚，以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达致巅峰；迨至30年代，国难日亟，全国人民急起救亡，于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学术界亦出现了一些独辟蹊径的思想家，可谓又一次百家争鸣。我从30年代初开始加入学术论坛，讨论哲学与文化问题，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
我自20岁起，兼治中西哲学，既诵习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也阅读英文哲学著作，而颇好深沉之思，不自量力，拟穷究天人之故。年未“而立”即撰著《中国哲学大纲》，此后又进而研思哲学之究竟，著《天人五论》(即《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对于宇宙人生，独抒所见。40岁以后(1949年后)，因教学工作专业化，遂专心研究中国哲学史，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进行科学的探索。对于哲学理论问题存而不论，唯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坚信不疑。光阴荏苒，倏忽四十余年，近年又复对于哲学理论问题感兴趣。昔年章太炎(炳麟)先生在所著《葑汉微言》中自述思想变迁之迹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我的治学经历，可以说是始则由论入史，终乃由史转论。平生学术宗旨，略有可言。
自30年代迄今，我的学术活动约分三个方面：一为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为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三为文化建设问题的研讨。
(一)关于中国哲学史，我所特别注重的有三项：一是彰显其唯物论传统，二是阐发其辩证法思想，三是弘扬其人本精神。同时，关于中国哲学范畴与价值观的考察亦由我首倡，这些都是前人所未注意的，我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哲学范畴的理论分析与价值学说的诠释。
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每一时代都有宣扬唯物论的哲学家，唯其所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汉代王充“疾虚妄”、南朝范缜论“神灭”，是最显著者。北宋张载提出“太虚即气”、“凡象皆气”，反驳“有生于无”及“天地幻化”的观点，开创了近古时代的唯物论。明清两代的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戴震，都继承发展了张载的“气化学说”，实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传统。
中国的辩证思维尤为丰富、深湛，孔子讲“辨惑”，道家讲“反衍”，《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都是极其深邃的思想，张载、王夫之更阐发了“两一”理论。
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尤为值得注意。“以人为本”，即反对“以神为本”，可称为人本主义观点。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以人事为重，而不祈求上帝的保佑，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化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传统。中国的一般群众虽然信仰原始多神教和佛教，但知识分子的宗教意识非常淡薄，这主要归功于孑L子学说的影响。(我于1985年讲《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曾提到“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后来才知道前辈梁漱溟先生久有此论，可谓不谋而合，愧未能早读梁老著作。1986年在一次座谈会上，梁先生发言说，儒学不是宗教，儒家一不谈生死，二不讲鬼神，所以决不是宗教。我完全同意梁老的这一观点。)我特别推崇孟子的“良贵”学说，孟子宣扬人的独立人格，特别重视人的人格尊严，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健康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关于哲学理论问题，我始终坚持唯物主义。早在30年代，我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为辩证唯物论的真理光辉所吸引，同时对于现代英国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亦颇赞赏，又认为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亦有可以继承的内容，于是试图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的思想精粹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管窥之见。
40年代致思所得的臆说有四：物统事理，一本多级，与群为一，兼和为上。我以为，物的存在都是过程，就过程中的变化而言，谓之“事”；就其变化中的恒常而言，谓之“理”。凡物都是事事相续而具有一定之理的过程，可以说是“物统事理”。
物有不同层次，最基本的是元生命的物质，无生命的物质是基本粒子构成的。物质变化而产生了有生命的物质，有生命的物质演化而产生了有心知的有生命物质，物质是一本，生命与心知是较高的层级所具有的特性，是谓“一本多级”。
“与群为一”本是为了修正“与天为一”思想而提出的。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程颢宣扬“与万物为一体”，我以为这些都未免失之玄远，只是精神上的自我陶醉。最高的道德境界应是爱国家、爱人民、公而忘私，与社会、国家合为一体，是谓“与群为一”。“与群为一”即是集体主义。
孔子以“中庸”为至德，受到后儒的称赞，程颐对于“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观念含有两层意思，一肯定事物的变化超过一定限度就要转向反面，二要求坚持这个限度以免转向反面。在日常情况下，“中庸”是必要的。在社会变革的时代，“中庸”可能成为前进的阻力。我以为“中庸”不如“兼和”，“兼”是兼容歧异，“和”是保持一定的平衡。在一定条件之下，可以容许“过之”。我认为，矛盾是变化的根源，而和谐是物体存在的基础。“和实生物”，新事物的产生实由于一定的和谐，故日“兼和为上”。
50年代，我研读了以前未读过的马、恩所著《自然辩证法》、《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列宁的《哲学笔记》，对于辩证唯物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此后我对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西方哲学则无缘做深入研究，不为无憾。我虽已是耄耋之年，但壮心未已，仍愿对于一些哲学理论问题进行探索。
(三)关于文化问题，我始终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亦不赞同国粹主义，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见解。所谓“综合”，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之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之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与近代西方的文化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吸取、学习西方的科学成就及其与科学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哲学思想。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精粹思想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与反理学思想的综合。诸子百家各有所长，儒学定于一尊的时代久已过去了。尤其应该将墨家的贡献继承下来。文化的综合创新有一个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
少年时期，我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激情。我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事实上，我也知道仅靠学术是不能救国的。中国的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解决了民族危亡的问题。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直到今天，我仍信持辩证唯物主义。学无止境，我决心在学术园地中继续前进！
回忆往昔，在中学读书时受教于林励儒先生、汪伯烈(震)先生。30年代以后，有幸时常与冯芝生(友兰)先生、金龙荪(岳霖)先生、熊子真(十力)先生晤谈，受益良多。我赞同冯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些见解；我努力学习金先生的分析方法；熊先生为文笔力雄健，我读后深受启发。我远慕孑L、墨、孟、庄的宏卓深湛，对外钦敬西方哲学家的笃实缜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近年来，有几位及门学友对于我的哲学思想颇感兴趣，写了一些评述文章，可说是我的知音。古语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何况这些同志都近在咫尺，我的感慰之情是难以言表的。首先应提到的是程宜山同志。宜山同志1978年到北大做硕士研究生，在我的指导之下研读中国哲学史，毕业后潜心研究，造诣更深，1989年写有《综合创造，自成一家——论张岱年先生早期哲学思想》。宜山同志学有根底，对于我的思想了解甚深。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建议撰写一本《中华的智慧》，我担任主编，即约请宜山同志参加撰写，他写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参加撰写的还有方立天、刘笑敢、陈来同志)。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同志邀我写一本系统论述中国文化的书，我亦请宜山执笔，他依据我的文化观点，展开论述，写成《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他的文笔较我丰茂，此书出版之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友人方立天同志与方克立同志都很赞许。宜山同志工作极其勤奋，竞因劳致疾，于1991年4月不幸病逝，这是我十分悲痛的！
1986年我应刘宏章同志之邀，到中央党校为研究班讲课，座中有范学德同志，对于我的议论很感兴趣，他借去我的全部存稿，写了许多篇论述我的见解的文章，进行深入的分析评述，1988年辑为《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一书，是关于我的思想的专著，刘鄂培同志写了序文。1981年，陈来同志与刘笑敢同志都在我的指导之下攻读博士学位，成果丰硕。陈来同志于1985年写有《张岱年学术思想评述》，后发表于《时代与思潮(三)·中西文化交汇》一书中。李存山同志在北大读硕士学位时也听过我讲课，对于中国哲学史的造诣也很高，他阅读了我40年代的哲学论著后，写了一篇《并非陈迹——张岱年先生早期哲学思想的今日启示》，并以我和加拿大哲学家本格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做了比较，对于我的见解了解甚深。中央党校李振霞同志编著《当代中国十哲》，以我为其中之一，邀王中江同志写了关于我的章节。王中江也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之一。1989年，刘鄂培、钱耕森同志建议编选我的文集，现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六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我的自选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我的全集，这些都是我非常感激的。我的学术论著受到这么多同志的注意，我感到非常欣慰。我所提出的_些见解得到这么多同志的赞同，我确实感到吾道不孤。
记得少小之时，我就谨遵先慈遗命，做好人而求上进，60年来我始终不敢怠忽，未染任何不良嗜习，平生甚至鲜有思逸休歇的时候，有几年学术研究工作被迫停顿，亦尽力于劳动锻炼或资料整理。如今我虽年近九旬，然脑力未衰，仍愿继续努力进行探索。学而不倦，乐以忘忧，诚不知老之已至矣！
廿年前，我曾改易陈子昂诗句，曰：“前既见古人，后亦睹来者(今之后学才俊，皆来者也)。念天地之长久，吾欣然而微笑。”以是作为我对自己学术人生的画像和对于新世纪的祝语吧。是为序。1998年8月22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本书是第一次出版的作者的唯一自传。作者一生奉学术为社会公器，从来不把它当做沽名钓誉的工具，他为人极为本分、为学极为执著。他一生清贫，却育人不倦，笔耕不辍，创立了非凡的成就。本书正是国学大师张岱年这样一生的写照，是精神传承的杰作，也是一本生动的学术普及读物。
本书是国学大师张岱年的自传。它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学术人生——身世，家庭和幼年时期，求学十年，而立之前，八年沉潜，物换星移，一场噩梦，新的时期，望九之年，在京求学……可读性极强，是一部优秀的自传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