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蕴晖编写的这本《国史札记——人物篇》涉及的人物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李先念、陈毅、邓子恢、李立三、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这些单篇文章的立足点：主要着眼于阐明历史人物在某一事件上的主张，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目的是为了弄清人和事，而不是简单地去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把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作为附录收入，意在向读者介绍二位历史学家的科学历史观。

《国史札记——人物篇》是一本研究共和国几十年来若干重大事件的论文集。作者林蕴晖是多年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厚实的档案资料积累和理论功底。《国史札记——人物篇》根据198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等中央机构编辑和公开出版的大量文献，领导人年谱、传记、日记及回忆录等，对长期以来共和国史研究中一些语焉不详或令人困惑的事件和问题逐一进行考证、研究和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廓清了一些历史之谜。

写在前面的话

毛泽东的性格与新中国之路

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建国初年

刘少奇对匈牙利事件教训的思考

周恩来的治国理念

朱德的感喟

陈云“有时也很硬”

林彪与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

邓小平对中苏论战中角色的自我评说

李先念“杞人忧天”

邓子恢与中央农村工作部

 附一：1959年至1961年中国粮食产量和人口状况一览

 附二：《中国人口》各省、市、自治区分册公布的1958～1962年间的人口死亡数和死亡率

李立三主张工人自己办工会

陈毅“是一个好同志”

华国锋与改革开放

胡耀邦与“三宽”方针

赵紫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江泽民与改革的市场取向

胡锦涛、温家宝与“以人为本”

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附一：从消灭私有制到以人为本——六十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历程

 附二：从苏东剧变看什么是社会主义

附录：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

毛泽东的霸气，不允许有人与他分享权力，就是要按他的设想来指点江山。

1957年5月，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在见到张奚若时，征询张对党的工作有何意见？张奚若将自己平时的观感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四句话。后来，毛泽东针对这四句话反批评说：“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利，厚今薄古，何罪之有？”

“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利”。这确实是符合毛泽东自己的性格的。

对于新中国建立之后，何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1949年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在总纲中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前途规定出来。毛泽东在8月26日表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后来，在政协会议期间，当有的代表向毛泽东提问要多少时间才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毛泽东回答说：“大概二三十年吧。”但是，经过短短三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确定要在十五年内使资本主义绝种。对这个导致新中国历史重大转变的原因，史家有过不少探讨，权威著作《毛泽东传》有如下解释：

关于何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然而到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第二个变化是，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成为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点看问题的话，也还可以找到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另一层面的原因，这就是要向斯大林证明毛泽东不是“铁托”，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953年斯大林过世以后，尤其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和中国革命问题时，多次讲过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先是不准革命，说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打胜了又怀疑中国党是铁托，或“半个铁托”。

关于斯大林怀疑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是铁托的问题，自俄罗斯公布原苏联的大量档案以来，尚未见到原始证据。但这绝非是空穴来风，作为1949年毛泽东访苏的首席翻译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旁证。师哲在毛泽东访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莫斯科为毛泽东举行告别宴会一节回忆说：  “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起立致词。他讲话很轻松，没有稿子，由我翻译，大意是：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讲到这里他环视大厅，看到没有南斯拉夫的大使，于是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使节未能出席，因为没有邀请他们。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

对斯大林讲这番话时的气氛，师哲描绘说：“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的问题，大家屏息静听。”可见，与会的人都感到斯大林在这种场合提南斯拉夫问题是不协调的。

俗话说，锣鼓听声，听话听音。斯大林这一段突如其来关于南斯拉夫的话，显然是说给他的中国同志听的。这对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个强烈的刺激。

1945年，东欧各国最初在斯大林的同意下，建立的是人民民主制度。后来所以急于向社会主义转变，大体上是由于美国从1947年执行马歇尔计划，企图通过从经济上对东欧各国进行援助达到在政治上离间其与苏联的关系，引起了斯大林的警惕。在斯大林的指示下，从1948年起，东欧各国开始由人民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并基本上照抄了苏联模式。这种急剧转变的迅速实现，似乎向人们表明，只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占了优势，经济上有苏联的援助，就有可能向社会主义转变。

按毛泽东的“倔强”和“一向不服输”的性格来看，中国共产党引为自豪的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东欧各国有很大的不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的。东欧各国在建国后不到三年时间就可以向社会主义转变，那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政权完全巩固，经济迅速恢复，公私经济比重已是公营经济占据优势，又已找到了通过互助合作引导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这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更不在话下了。

因此，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提出了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

1952年10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向斯大林报告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这个举动，既有征求斯大林意见的一面；也包含有向斯大林表示中国共产党绝非“铁托”。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这一决策表示赞赏，他对刘少奇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如果说，1950年中国共产党决定抗美援朝，使斯大林开始改变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看法，那么中国将开始按照斯大林模式搞社会主义，这无疑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值得信赖的。

由此可以窥见，在国民经济刚刚恢复、有计划建设尚待开始的时刻，毛泽东就急于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与他的“倔强”和“不服输”的性格有着某种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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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和2009年，东方出版中心先后为我出版了《国史札记·事件篇》和《国史札记·史论篇》，有的读者在见到我时问道：什么时候出“人物篇”？我一时语塞，因为从来没有想过。但这事一直在脑际萦绕而放不下。经过一段时间考虑，觉得写人物不一定写一个人的生平思想的全貌，抓住一个人物一生中的某一点，即写一人一事，未尝不可。《毛泽东的性格与新中国之路》一文，最初起草在2007年，在有了上述想法以后，才下决心按一人一事的布局来写了。涉及的人物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李先念、陈毅、邓子恢、李立三、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这些单篇文章的立足点：主要着眼于阐明历史人物在某一事件上的主张，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总之，目的是为了弄清人和事，而不是简单地去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把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作为附录收入，意在向读者介绍二位历史学家的科学历史观。

2012年的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国史札记·人物篇》能在这一年面世，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的大力支持，感谢责任编辑的辛勤劳动。

林蕴晖

2011年11月完稿于佛山碧桂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