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泥编著的《大师莫言》内容介绍：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与社会多视角的融合，莫言创造了一个其错综复杂让人联想到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世界，同时他在中国传统文学及口头文学中找到了个出发点。

蒋泥编著的《大师莫言》内容简介：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国内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其实早在15年前，莫言就已是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蒋泥那时就为此采访过莫言。

《大师莫言》作者以数次访谈莫言为基础，第一次披露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秘，莫言饥饿、寂寞的童年，莫言人生的转机，莫言如何被解放军艺术学院破格录取，莫言如何上课、创作，莫言的人生经历如何影响其作品品质，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和成败得失等，说明一个人的成功是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莫言获奖当之无愧。

第一辑 走进莫言／1

 莫言获诺奖，当之无愧／2

 走进莫言，走进军艺／5

 马悦然谈莫言获奖／11

 莫言的世界／15

 君子赠人以言／35

 真实的莫言／40

 书房内外／50

 想成功不可“莫言”／53

第二辑 文学莫言／63

 莫言的文学世界／64

 从“诺贝尔文学奖”话题开始／64

 莫言的“审美”观／74

 莫言成长时的阻力／89

 《生死疲劳》和《红高梁》存在的问题／106

 向莫言致敬／l22

 莫言小说章法研究——从“财神爷”到“秋千架”／129

 “财神爷”的迷局／129

 无尽的苦路／138

第三辑 烘云托月出“莫言”／149

 莫言战争小说地位的界定／150

 引言／150

 莫言作品对小说人物的拓展／150

 莫言作品对小说境界的拓展／169

 莫言作品对小说主题的拓展／179

 莫言笔下的神鬼与荒诞／189

 结语／196

附录一：莫言经典语录／201

附录二：莫言简历与创作年表／219

附录三：历届华人诺贝尔科技奖、文学奖获得者／228

后记／230

2012年10月11日晚七时，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公布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获颁文学奖，新华社6分钟后发出快讯，中央电视台则在10分钟后，在新闻联播里插播快讯，其后访问莫言，称他是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奖。瑞典评审团认为，莫言“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时事以魔幻写实手法冶于一炉”，并将他的作品和美国小说家福克纳及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进行比较。中国作家协会也高度赞扬基金会颁奖予莫言，认为是对中国文学的肯定。

我在第一时间向师友通报，著名作家、学者刘恒、李锐、黄国荣、黄献国、王干、赵李红、岳建、聂圣哲、李承鹏、贾宝兰等，都说值得祝贺。

12日，《人民日报》以接版进行报道； 《北京晚报》则连续两天数个整版进行祝贺与追踪报道：广东的《南方都市报》也在头版加以报道……

中国媒体都强调，莫言是首位中国籍作家获文学奖。其实早在2000年，出生于江西、祖籍江苏泰州的高行健就已获此殊荣，只不过他此前加入法籍，脱离母国。

莫言2012年有望获诺奖的消息，则自8月开始，就在网站等媒体热炒，议论纷纷，意见不一，莫言被逼无奈，不得不数次进行回应。

批评意见认为，莫言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守住底线，曾在德国抵制其他中国作家出席法兰克福书展，抄写为政治服务的讲话，回避对同类的关注等等。其实这些意见似是而非。

一个作家，能不能得奖，得不得奖，靠作品说话。

莫言的《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白狗秋千架》、《爆炸》、《牛》、《战友重逢》、《欢乐》、《野种》、《枯河》、《苍蝇·门牙》、《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冰雪美人》、《断手》、《弃婴》、《怀抱鲜花的女人》、《红蝗》、《祖母的门牙》、《透明的红萝卜》，尤其是代表作《红高粱》、 《丰乳肥臀》等小说，完全能够代表汉语文学的巅峰，放在《老人与海》等经典序列，亦毫不逊色。

那是原生态创作，狂放不羁，宣泄暴力，大才磅礴，气势恢弘，用语精切，浩荡悲情，突破一切的伦理与规范。

他的感觉是流动的，奔腾的，喧嚣的，张扬的，叙述视点变幻灵动，让人如入画镜，如沐天风。

如果说沈从文是写静态、闭塞的人性自然美的话，那么莫言是写野性、雄豪之美。

一静一动，都带有中国本色。

《球状闪电》里微末的牛眼看人，在《生死疲劳》里发展成庞杂的驴眼、牛眼、猪眼、狗眼、猴眼看人，主角西门闹六道轮回，视界不断切换。《爆炸》等小说里的产妇产房生养，变身为《蛙》，变身为《丰乳肥臀》前九章上官鲁氏和驴的难产。《民间音乐》里的吹箫拉二胡等章节，预示了《檀香刑》里戏班的登场。从《红高粱》、 《金发婴儿》，到《丰乳肥臀》、 《檀香刑》里的女主角偷情，都是欲望长久压抑的结果，也是莫言小说经久不衰的主题……所有这一切，内容上或许创新不多，但结构上却是精巧别致各各不同，新创不断。他的散文集《会唱歌的墙》，细节饱满感人，同样出色。

也有人认为，莫言的《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是专为诺贝尔文学奖炮制的，是在向诺贝尔奖献媚。而《蛙》里的日本人，就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一个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并且他极其推崇莫言。莫言是在讨好诺贝尔奖。

莫言感慨道：“好像中国作家一个个都是被诺贝尔搞得坐立不安，今天去献媚，明天去示好，这怎么可能昵？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再一个难道文学有配方吗？我能知道吗？”

还有人把莫言获奖和中国经济奇迹挂钩，认为这是欧洲金融危机的反响：一旦莫言真的获奖。那么欧洲精神将崩溃，并降服于中国“茅盾奖”为首的文学势力。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前，博彩公司“Unibet”赔率榜上，莫言以l赔6．5排在赢家赔率榜首位；日本的村上春树以1赔8紧随其后。而在博彩公司“Lad brokes”的赔率榜上，村上春树以1赔10排第一，莫言以1赔12排第二。恰好中日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起争议，作家之争，成为中日两国之争。

更有人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说成是在“讨好政权”。

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在把文学往其他地方引，不足为据。

如果这个奖和政治、经济相关，那么许多小国、不知名国家的作家获奖，其经济、政治影响力有限，难道也受其国力影响，以至于诺贝尔委员会不得不授予重奖？

文学奖就是文学奖，没必要复杂化。

莫言说得好，诺贝尔委员会把文学奖授予他，是中国文学的荣誉，和经济无关，和政治无关。

他能获奖，是由于他的文学“表现中国人的生活”，并且“一直站在人文的角度，立足于写人”。 他一直认为，优秀文学“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作家有国籍，优秀的文学没有国界。“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

至于有人诬蔑莫言为获奖，给评委马悦然“高额翻译费，走后门”等言论，莫言异常愤怒，严正申告这是诽谤，不排除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和马悦然的声誉。

莫言获奖，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马悦然透露，早在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人名单里，就有中国作家沈从文，1988年基本已确定授予沈从文，但是龙应台说沈从文好像已去世，马悦然连忙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答道“从未听到过这个人”，他又咨询其他人，才知道沈从文刚刚离世。

可见，这个奖早已属意于中国人，只是最后时刻失之交臂。

如今授予莫言，应该说是当之无愧。

莫言很冷静，得知获奖后，表示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他会一如既往地写下去，相信热闹是暂时的，很快会过去。P2-5

2012年10月11日，全世界文学家的盛典日，举国关注，莫言老师不负众望，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这对中国作家来说，是激励，也是鞭策。 莫言老师是少数一直活跃在文坛第一线的作家，横跨两个世纪，苦心孤诣，创作30多年，不离不弃，怀着热忱和理想。

尤其值得赞叹的是，他完全是自学成才，小学没毕业就失学，后来从伍，偶然的机会被解放军艺术学院录取，获得冲刺文学高峰的平台、起点，天赋和奇迹融合，不断爆发，成就巨大。

祝贺他！祝福他！

他曾给我上过课，一直关注我成长；我有幸好几次和他谈文学创作，收益良多。但我不是他的“三好学生”，我是一个“不孝弟子”，曾写过批评他的文章，影响超过我的想象。

2012年春节，我给莫言老师拜年，他谅解我的“不孝”，我把写他的全部文章都传送过去。他一时很忙，说是抽空再看。

意外惊喜，8个月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在《北京晚报》发表12年前和他对话的文章，以示庆祝。

文章被好友唐建福兄看到，他问我：“还有吗？你共计写过多少篇关于他的文章？能不能成书？你把它们结集成书吧。我向你约稿了。” 经此一说，我找出那组文字，粗略小计，不足十万。 献给老师最好的礼物，莫过于给他写书，哪怕留下诸多不足，哪怕片面，也强于无声无息。

我加班加点，整理、修改、加工、增补旧作，匆匆成此小书，就献莫言，就献读者，就献方家。缺憾多多，请予指教。

书上的观点甚至会前后矛盾。那些来不及深化处理，加以申述、阐发的文字，只好留待他日。

观点不怕起争议，越争议影响越大。至于被争议的对象，“我自岿然不动”。

相信莫言老师经得起争议，值得争议。

在我心目中，他是大师，他的那些精彩纷呈的中短篇小说、散文，堪为经典，足可传世。

我这本书撰写完成后，看到莫言老师回复《新民周刊》记者采访的报道，给出了读者阅读他作品的次序，这是一个建议，他说读者“可以先读《生死疲劳》这本书，然后再读《红高粱》、《丰乳肥臀》这些书。《生死疲劳》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写作的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探索”。

10月24日，《新京报》记者吴永熹等人在上海，介绍了到中国来推销其著作的诺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对莫言获奖的评价。埃斯普马克认为莫氏独创了“幻觉现实主义”。

(诺奖颁奖词中)我们用的词是hallucinationary realism，而避免使用“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过时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们错误地将莫言和拉美文学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不否认莫言的写作确实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幻觉的现实主义”(hallucinationary realism)主要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当中来的，比如中国的神话、民间传说，例如蒲松龄的作品。他将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讨论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例如《铁皮鼓》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马尔克斯和格拉斯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他们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让中国式的故事讲述方式变得合法了，他们让中国作家知道可以利用自己的传统艺术写作。所以我想，将虚幻的与现实的结合起来是莫言自己的创造，因为将中国的传统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是他自己的创造。人们还讨论了其他人的影响，比如鲁迅。比如福克纳，福克纳创造了一个地方叫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意识到，我有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就是高密。就像鲁迅也有自己的鲁镇。但是，高密县与约克纳帕塔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在我看来，莫言在他所创造的高密县中所做的是将世界上的不同地域集中起来。在高密没有沙漠，但在莫言的高密县有。同样，历史也在他的作品中凝聚起来．其中有二战的历史，也有当代的故事。在我心目中，一本书就像一个微观的世界，有自己的条件和状况，你可以进入其中体验。文学世界是一个双重世界，它是一个自在的世界，但与此同时，它会强迫外在世界显形，展现它的面目，或者换一句话说，它打开我们的眼界。例如，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我们用卡夫卡的眼睛来看世界，会发现我们从前没有发现的东西。文学的这种双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文学常常被政治辩论所掩盖，人们常常忘记了文学是一个自在的世界。

谢尔·埃斯普马克是文学评论家、诗人、小说家、瑞典学院院士，1987年至2004年曾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写有七卷本的小说《失忆》。第一部在中国问世，恰好是莫言获奖后。10月23日上午．他和《失忆》的译者万之(万之的夫人陈安娜，为莫言小说瑞典文译者)，在上海与几家媒体见面。在对谈中，他把“魔幻”和“幻觉”进行区分，总结了莫言小说最大的特色，角度新颖，能开阔我们的视野。

中国古代文学里的神怪小说，以《聊斋》和《西游记》最为著名，《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对等于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降妖伏魔，也有神怪小说的痕迹。莫言涵养于传统，加进了现代元素，是一种创新。艺术上的探索难能可贵。

10月17日，《环球时报》驻瑞典特派记者刘仲华、李玫忆则来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的家里，听他讲述莫言、中国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相关情况。

佩尔·韦斯特伯格1997年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自2005年至2012年，连续7年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这个访谈比较全面，好多内容我们第一次听闻：

环球时报：一些人对诺奖有这样的印象：只有反体制的，才是诺贝尔文学奖青睐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韦斯特伯格：我必须强调，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法则，我们选择的是作家个人及其作品，候选人的性别、宗教信仰、国别等因素都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我们只选择那些在文学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作家。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有足够杰出的文学成就，我们会连续5次把这个奖授予中国作家。

环球时报：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因其文学成就的成分多一些．还是因其背后所代表的中国？

韦斯特伯格：文学院不关心作家的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而是只关心其作品。在瑞典，文化高于国家，文化高于君王，所以当年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创立瑞典文学院时，没有冠以皇家的名义。但每年12月10日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只有文学院院士走上台和离开时，国王才会起身致敬。这是一种殊荣。

我们的选择从来没有政治意图，但有时候会有政治后果和影响。质疑莫言缺乏政治批评的说法非常荒唐，他的书中有大量对现实、对社会的尖锐批评，其尖锐性在世界文坛罕见。也许你会说他用一些华丽的外衣包裹着那些批评，让社会容易接受。

环球时报：您如何评价莫言？

韦斯特伯格：你读莫言之前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他的作品中除了有精彩的关于爱、自然和善良的描写外，还有极其暴力、残酷、血腥的描写．比如反映20世纪中国被日本占领时期的作品。莫言的创作视野宽阔，几乎涵盖所有领域。尽管他的作品中描写的是自己故乡的小村庄，但让读者感受到的却是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莫言作品的水平都很高，难分高下，但《丰乳肥臀》更让我着迷，跟我以前读的所有小说都不同。在我作为文学院院士的16年里，没有人能像他的作品那样打动我，他充满想象力的描写令我印象深刻。目前仍在世的作家中，莫言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  文学院没有泄密的现象

环球时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委员是怎么产生的？

韦斯特伯格：按照诺贝尔遗嘱，由瑞典文学院评选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共有十八位院士，他们推选出五名院士组成评委会。而要想成为院士．必须有一个院士去世，才能增补一名新的。院士终身制是1786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建立瑞典文学院时就定下的。不过那时人的寿命一般是四五十岁，而现在我们最高龄的院士已有94岁。1998年我被所有院士评选为评委会成员之一。2005年，我被推选担任评委会主席，如今已是第七个年头了。

环球时报：诺贝尔文学奖是怎么评选出来的？

韦斯特伯格：每年9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把下一年度候选人提名的邀请发往世界各地。第二年2月1目前我们会陆续收到候选人的资料，去除那些不够格的提名信后，将会有一份初选的“长名单”。到4月，经讨论、淘汰后，提交一份二十五人左右的“观察名单”。作为主席，我要向全体院士介绍他们的情况。5B底，根据院士意见，评委会提出最后的五人“短名单”。之后的整个夏天，院士的主要任务就是阅读五名候选人的作品．并分别写出对他们的推荐报告。作为评委会主席，我在评选期间的工作量之大超乎想象，我几乎一天要读完一本书。文学院9月中旬复会，开始进行决选。初步投票后，谁能获奖就很清楚了。评委会就会对该作家撰写获奖词及生平介绍。然而，在结果对外公布当天，提前两小时，我们仍然会再举行一次投票，以正式确认获奖者。

环球时报：每次开奖前夕，总会有关于诺奖得主的传言，其可信度有多少？

韦斯特伯格：我知道今年博彩公司猜中了莫言，但那仅仅是猜测。很多人出于各种目的喜欢把各种各样作者的名字提出来。对此我们很警惕．因为我们也很担心会出现泄密，但文学院没有泄密的现象。

对沈从文的《边城》印象深刻

环球时报：除了莫言，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看法如何？

韦斯特伯格：1984年我去过一次中国，只此一次。之前我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资料，但现在我没有特别地关注中国，我对中国不可能做出什么有趣的评论。当然，我还知道一些中国的作家，但我们的原则是不对在世的作家置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疑。我读过沈从文的《边城》，印象很深刻，我还收藏了马悦然翻译的瑞典版本。

环球时报：以后你会更多跟中国文坛交流吗？

韦斯特伯格：1984年我的一部小说曾被翻译发表在中国一本文学刊物上。如果未来我的书在中国出版，我很乐意去中国访问交流。我的困难在于，根据传统，致辞的最后一段话应该用获奖者的母语说。虽然我懂德文、西班牙文等很多语言，但中文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正在请马悦然教我几句中文，因为作为评委会主席，我将代表文学院在颁奖典礼上致辞。我将在典礼上用中文说：“莫言先生，瑞典文学院向你表示祝贺，现在请你举步向前，从瑞典国王陛下手中接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证书。” 这里透露的重要信息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产生过程，这个过程比-较严密，相对中立。中国作家一直被关注，但是翻译和推荐太少。

谢尔·埃斯普马克在接受采访时，也涉及到这些问题，并交代诺贝尔文学奖也会适当考虑一旦获奖后，政治因素对作家本人的影响：

记者：外界有很多传闻说中国作家鲁迅、老舍和沈从文都差一点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能和我们具体说说背后的故事吗？

埃斯普马克：是的。我们确实讨论过鲁迅。问题是，在二战以前，没有来自东亚国家的提名。后来赛珍珠提名了林语堂，还有一个很好的中国学者、人道主义者刘半农也被提名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人们并没有将他看成一个作家。我们最先考虑的是鲁迅。当时瑞典著名的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是后面的推动人。他们找到刘半农去问鲁迅，鲁迅说我不想得奖．我还不够格。鲁迅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后来他去世了。

记者：鲁迅被提名的时候是哪一年呢？

埃斯普马克：他没有被提名，是我们去问他的。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提名不够，许多好的作家都没有被提名。所有的教授、K4"、作家协会、前诺奖得主都可以提名候选人，但是许多好的作家没有被提名，然后诺奖评委会自己会提名候选人……

记者：老舍呢？外界也有关于老舍的传闻。

埃斯普马克：关于这件事我无法回答你们。我能告诉你们的是，瑞典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有关于好几个日本作家的讨论，他们请了四位懂外国文学的专家，这个讨论持续了7年，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去世了，最后川端康成得了奖。

万之：确实有传闻说，因为当年中国处于“文革”时期，瑞典学院在1968年给瑞典驻北京大使馆写信询问老舍的情况。

埃斯普马克：不对。我们很小心，基本不会和任何政府机构接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瑞典学院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它不会接受任何的指令，也不会接受政府的一分钱资助。政府也很高兴这样，这样它就不用为学院的任何行为负责，因为学院做出的很多决定一些政府可能会不喜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1970年我们在讨论索尔仁尼琴，这是我知道的瑞典学院唯一一次去和大使馆联系，他们问驻莫斯科的瑞典大使馆如果把奖给索尔仁尼琴，会不会给他个人带来人身危险。因为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给他个人带来了非常坏的影响，他不得不拒绝接受这个奖。瑞典学院不想让这种情况重演，所以他们问瑞典驻苏联大使馆，但强调只是考虑个人的风险而不是其他。大使馆回答说索尔仁尼琴不会有风险．但这可能会影响苏联和瑞典两国的外交关系，但瑞典学院回答，情况可能是这样，但我们相信，索尔仁尼琴是最好的人选。这是瑞典学院不会听命于外交部门——即政府部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们讨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层面时，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政治企图”(political intention)与“政治效应”(political effect)这两个词。一个国际性奖项总是会有政治上的效应，但是，这个奖背后从来没有政治企图。

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政治上的图谋，但对其“后果”，即“政治效应，，是有所顾虑的。正面效应越大，应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果有很强的负面效应，对有潜力的获奖者甚至带来生命的威胁，评委会可能会选择放弃。

莫言所处的时代毕竟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老舍的时代，而沈从文的失之交臂，则是由于译介太晚。因为沈从文的文学生命，完成于1949年前，如果那时候就即时译介，同步追踪，他早就应该获奖了。 沈从文的作品“精美、和谐、动人”，着“根”于传统文化，文字里沉淀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精髓。文字之美，佳酿之纯，唯有湘西出产的“无上妙品”“酒鬼酒”可与媲美。

老舍的英译著作，早期有《骆驼祥子》，但那个译本取名《洋车夫》，质量较差，结尾都改成了祥子、小福子大团圆。那个人翻译他的《离婚》时，又作了大量的修改，老舍很生气，和那位译者在美国打官司，赢得版权。他的其他作品，则是滞留美国期间，他自己组织的，只有《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等数部。 《鼓书艺人》的译者是郭镜秋，《四世同堂》的译者是浦爱德。浦爱德只能听汉语，认字则不行。老舍念，她记录、加工。《四世同堂》的英译本也是个缩写本。 (参见蒋泥：《老舍的沉浮人生》，196-198页。东方出版社2008年11月。)

因此老舍所找的翻译，远远比不上莫言的英文翻译葛浩文，效率、规模和葛浩文都是没法比的。

或许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1980年以后，中国政府属下的外文局，组建“中国文学出版社”，承担汉语文学作品的外语种翻译和出版工作。创办《中国文学》等外语杂志，定期、及时翻译有影响的汉语小说、散文等。

我有几位作家朋友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工作，组织翻译了许多作家的代表作，如阿城、王安忆、贾平凹、汪曾祺、苏童。后来可能认为它作用不大，取缔不办。连出版社都改名为“新世界”了。

21世纪初，据朋友说现在的“新世界”后悔了，想重新组织起来，把中国文学同步翻译出去，但原先该社的杨宪益等《红楼梦》英文翻译大家相继过世，人才稀落，恢复比较难。

能像莫言这样，广泛交往，系统推介自己，持续受关注，并且不过问葛浩文的翻译质量，相信葛浩文等译者水平的作家，少之又少。

10月27日，谢尔·埃斯普马克来到南京，参加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通信集《航空信》的沙龙，与《航空信》翻译万之，南京作家苏童、毕飞宇对谈。《航空信》的作者为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另一位是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布莱特朗斯)。特罗默是瑞典最被大众热爱的诗人，20世纪90年代初因中风丧失写作能力、语言能力，之后只写过一些很短的俳句。据万之介绍，每年都有愤怒的瑞典人去瑞典学院抗议，为什么不给特罗默诺奖。2011年在特翁80岁生日时，瑞典学院给了他最好的“生日礼物”。“其实去年莫言就很有希望得奖，后来颁给了80岁的特朗斯特罗默，很有意义，这也是30多年来首次颁奖给北欧作家。”

从中可见诺贝尔文学奖也会有民意压力。莫言何时获奖带有一些“偶发”因素。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1949年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这句话不是很恰当。因为1949年以后，仍有精妙浑厚之作，尤其篇幅不长的作品中不少。

我揣测顾彬是从欣赏语言的角度说这番话的，但是杨绛、王安忆、阿城、黄国荣、阎连科、贾平凹、曹乃谦、李锐、郑义、刘恒、章诒和、韩少功等人的代表作，语言都很精湛。莫言早期的中短篇小说，语言也不错。汪曾祺的语言，无论小说文论，还是散文，都深得传统文化底蕴，不让乃师沈从文。这都是茅台、五粮液。

至于佩尔·韦斯特伯格所说的“目前仍在世的作家中，莫言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应该代表瑞典文学院的意见，认同者有多少，只能留待历史来评价。

无论如何，莫言获奖是值得开心的大喜讯。

再次祝福他！

蒋泥

2012年10月19日初稿， 10月31日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