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在中国古代，城可说是兵营的别称，市指以物换物的地方。住在城市的人，除少数奴仆、工匠外，大多数为军人和被称为“国人”“君子”的官僚统治者以及有钱的商人。所谓城市，即军事设施和商业交易区的结合。穷苦奴隶、农民全部住在城外郊野之中，被称为“野人”“小人”。城市集中了芸芸众生创造的所有财富，又是统治权力的中心。因此，城市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和造反的奴隶、农民起义军争夺的主要目标，所谓的“历史文化名城”也就在数千年的你争我夺中形成了。
关中以西安为中心，被分为东、西两府。东府又以渭南为中心，在周边建立了华县、潼关、蒲城、韩城等城市。西府则以宝鸡(古时指虢镇一带)为中心，四周建立有岐山、扶风、凤翔、千阳、陇县等县城。这些县城的名字，通过《封神榜》《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等书籍和传统戏剧的传播，早已家喻户晓，名闻天下。
西安
西安，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古时，它不但是关中的核心，还是中国的核心。630年以前西安名叫长安。长安在秦朝时只是咸阳的一个乡聚，因秦始皇的弟弟在那里被封为长安君而得名。因此，司马迁认为长安是咸阳的一部分。从实际地理位置看，秦都咸阳与汉城长安仅一河之隔，而秦阿房宫与汉长安城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总之，无论咸阳还是长安，都曾经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都曾经是世界性的大都市，都曾经有过无比辉煌的历史。
我曾经与友人在《四方城》画册中，用一幅幅照片，从一个侧面再现了20世纪末西安的人文市井风貌。后来，我又在《西安记忆》一书中，对这座现实的古城做了图文并茂的记述。我称西安为“四方城”。四方城是农业文明追求稳定性的外在表现。因此，四方城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象征。我的朋友赵良先生说：“应该再加一句，四方城也是千百年来专制王权和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的象征。”这个补充没错，看一看北京的紫禁城，我们真切地、极端物质化地感受到专制王权和与之相对应的等级体制。2000多年前，秦始皇在阿房宫中把后人想要做的事情都做过了。自秦始皇以后的所有英雄豪杰，都未能跳出秦始皇设计的政体蓝图，他们充其量只是做了添砖加瓦的完善工作而已。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灭六国后，曾把各国的宫殿一个个复制在咸阳城中。可以想见，这使咸阳变得何等丰富、宏伟与壮丽。很可惜的是，这些建筑都未经得起岁月与战火的考验。唐长安城规模更加恢宏，也没能留下来，只有大雁塔、小雁塔还映现着一些当年的气势。历史上，西安市容的较大改变是在民国初期。当时，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张凤翙照搬日式建筑格调，在东大街两边修建了木质结构的两层洋楼。以后其他大街陆续仿建，形成古朴的西安城市风貌。
20世纪90年代，老西安从根本上实现了壮丽的消亡。建筑材料革命性的改变，使传统土木建材被永远遗弃了。一个延续了数千年，典型地体现着农业文明的老西安，从关中大地上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虽然失去了民族地域特色但却比较紧跟时代发展的新型城市。这对于贫穷了太久的西安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而对于人文学家和寻古而至的欧美游客，则是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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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对我只是工具，激励我活着的工具。我不为摄影而活，但我活着必须摄影。用摄影记录生活、解读人生、认知社会，是我逐渐形成的摄影观。30多年过去了，偶尔翻阅20世纪60年代中期初学摄影时拍的照片，我发现其中就蕴含着这种观念的因子。我曾经幻想着摄影能成为实现艺术追求的目标，但很快，理想连同移栽过来的信仰一起破灭了。饥饿的烙印与文化专制的创伤，使我只能脚踏实地回到民间俗人中来，以平民意识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用纪实手法展现关中八百里风情。我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走上这样一条摄影之路。
藏着的关中，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首先藏在民间，藏在我这些以平民意识与纪实手法拍摄的照片中。为拍这些照片，我付出了数十年的努力。无论春夏还是秋冬，抑或年节，我放弃了与家人团聚，无暇顾及年迈的父母。尽管他们不懂摄影，但他们凭一种亲情坚信我在做正事，给予我充分的理解与支持。而那些长期以摄影权威自居的所谓“革命理论家”，却给关注平民生活及其生存状态的摄影者冠以“土、老、破、旧”的帽子。斗转星移，时至今日，“土、老、破、旧”的照片终于显现出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们再不可重生了。
在一个作秀、作美的流俗时代，我恪守平凡与拙朴、自然与寻常。在我眼中，关中人用世代文化承传的每个天日填塞着岁月的纵深。面对他们，先记录下来是最重要的。而以往的历史之眼，有谁正视过他们？摄影就是摄影，简洁直录才能使之生根在自己的本体上。
关中文明的盛衰起伏，是秦人生命长河中翻滚的波澜。瞬间的流变，都体现着种群血性、命运轨迹和文化传承。因此，回到民间，贴近了普通人生活的烦琐，也就贴近了真实，贴近了国情。记录下凡人俗事这一个个从未进入大雅之堂的瞬间，必将为摄影注入生活的厚重，为历史增添现实的鲜活，为读者提供一些看后的静思。
《藏着的关中》这些老照片最早的摄于1971年，最晚的摄于2014年，时间跨度为43年。经过时间与岁月的洗礼，这些照片都经受了考验，每一个瞬间都与被历史遗忘太久的普通关中人命运与遭际相关，与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生存方式相关，与他们的习性及愿望相关。总之，与数千年间关中人断续重生的文化血脉相关。
不是说如今是读图时代吗？“读”字由“言”和“卖”合成，有言卖出才有读，可见言与读自古就是一种交易关系。信息与知识也是商品，是有价值的，因此，才被自觉互换。言不仅能换来阅读与传播，还能换物、换权、换地位。这说明言是分类的、分功能的。影像也一样，无论面对哪种类别与功能的影像，既不能强制人读，也不能强制人不读，读图应是一种相互的自愿行为。
本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关中的父老乡亲！同时感谢西北大学出版社以及薛保勤、马来先生对本书再版所付出的努力，感谢编辑和所有为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朋友与同事。就在夜以继日整理编辑书稿期间，久病不起的母亲于2013年6月2日离我而去。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以表我未尽的孝心，慰藉她的在天之灵。
胡武功
2014年6月28日
序言/民间关中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陈忠实
打开中国历史教科书，便打开了关巾。便走进关中。便陷入关中。在历史的烟云里走了几千年，仍然走不出关中。
我从蓝田猿人快活过的公王岭顺灞河而下不过50余公里，便踏入姐妹河浐水边上半坡母系氏族聚居的村落，大约1个小时就走过了人类进化几十万年漫长的历程。我以素心净怀跪拜在人文始祖黄帝陵前的时候，顿然发现开启一个民族智慧灵光的祖先，仅仅拥有如此少的一掬黄土。面对周人精美绝伦的青铜制品，无法想象一个火炉如何冶炼得出如此复杂深奥的化学命题。作为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首都的长安不说也罢，单是东府一个小小的骊山，便可当作一部鲜活的历史来反复咀嚼。
火山骊山窒息死灭之后，在山脚留下一汪上好的温泉。这股温泉不经意间浸染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教科书。戏弄了诸侯，也戏弄了周王朝的骊山上的烽火台，尚未火熄烟散，始皇帝就在山脚下修筑地下宫殿以及陶制的禁卫军方阵。短命的秦王朝的惨痛教训，丝毫也不妨碍近在咫尺的温泉里君王和贵妃的人生快活，压根不知百余公里外的马嵬坡等待他们演出生死离别的一幕。恰似在这个烽火台下秦皇陵侧与残留着贵妃凝脂的汤池窗户斜对的五间厅里，蒋介石带着温泉的余热慌不择路的逃到山坡上，隐伏在北方寒夜冰冷如铁的一个凹坑里。这一夜的这一声枪响便注定了他13年后逃往海上的结局。那个隐藏过他的骊山上石隙里的凹坑，却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完成转折的一个关键性符号。毛泽东曾经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上几位在骊山下在温泉里演绎过兴亡故事的角色，似乎谁也没有在得意的时侯“注意”到前者在同一地点发生过的“历史经验”。今天，当世界各地男女涌到骊山下来游逛的时候，未必一定要去“注意”“历史的经验”，却也不至于发m“都是温泉惹的祸”的戏言吧。
一个古老民族的大半部文明史是在关中这块土地上完成的。历史教科书提供的资料，无以数计的遍布地表和地下的历史遗存，无论怎样翔实怎样铁定的确凿，却都不可避免时空的隔膜和岁月的阴冷。即如唐墓壁面的女人如何生动艳丽，即如兵马俑的雕像如何栩栩如生，你总也感觉不到一缕鲜活。当这些主宰着历史的统治者贪恋一池温泉醉生梦死的时候，关中民间的生活秩序和生活形态是怎样一幅图景？教科书和遗存中几乎无存，我只能看到生活演进到上个世纪几十年来关中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形态。最近十余年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以前所未有的真实的高速度发展的时候，曾保存着体现着的原有生活图景、生活习俗、生产方式正在加速消亡。更多的浸淫着思想文化以及由此透见的关中人心理形态的戏曲、演唱、歌谣、婚丧礼仪等等，都在加剧着变化，加剧着消亡。我在儿时甚至延续到青年时代的许多如牛拉的石磨、石碾一类的东两早已停转了，即使今天乡村的孩子也不可理解麦子怎样经过石磨变成了面粉。
摄影家胡武功先生无疑是最敏感到生活的这种变化的先觉者。几十年来追踪生活骤烈的和细微的种种变化，把新与旧的交替留在了自己的心灵底片上。在基本普及了机械收割和脱粒的关中乡村，《光场》的场面已经稀少难见，而这仅仅在10年前的小麦收割上场之前，还是遍布关中乡村的生产图象。《麦客》里麦客也正在消失，这个汉子挥舞镰刀的姿态定格为一个历史的雕像。我可以听见杀断麦杆的脆响，可以感觉到镰刀下卷起的风和微尘，健牛一样韧劲的脖颈和刀刻一般的口鼻，比任何舞蹈家苦练的舞姿都优美百倍，比任何雕塑大师的金牌雕像都要震撼我心，一种生活原型的自然美是无法取代难以复制的。即将出场的《社火》，梳妆完整只待出门的《新娘》，我在看到一缕羞涩掩饰不住的欣喜的同时，似乎能感知到心跳。《皮影》的幕后操作的架势，《哭坟》里儿女的痛心裂肺的表征，都使我直接感知到生活真实的进行形态，也一次义一次的感到真实生动的艺术力量的撞击。
以沉重的体力劳动为主的关中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加剧变化，带有浓重的地域特质和周秦汉唐文化色彩的民间文化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从秦代一路犁过来的铁犁终止在小型拖拉机前。被农民挥舞了几千年的长柄镰刀被收割机械代替了。大襟宽裆的衣裤已经被各色流行服装替换。电视把乡村传统的社火、戏曲、木偶、皮影毫不留情地排挤到冷寂的角落，甚至改变着年轻一代的语言习惯。这是一种进步，一种胜利，一种新的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然而，我还是动情于那种替代过程中的差异，一种习惯了的又必须舍弃的依恋，一种交织着痛苦也浸润着温馨的情愫。
敏感而先觉的胡武功朋友，许多年来专心致志于关中乡村的这种生活演变，捕捉到了堪称历史性的告别的生活画面，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今天民间关中的生产形态和生活形态，感受到在周秦汉唐的古老土地上生活着的关中人的心理形态，肯定为未来的史学家、民俗学家包括作家、艺术家了解两个世纪交接时代的民间关中，提供了一幅幅最可信赖的原生资料。
我便说，胡武功不仅是敏锐而先觉的摄影家，更是一位富于历史眼光和人文意识的思想者。
胡武功的《藏着的关中(秦人百相)》从城市、居民、百姓 、麦客、民工等方面，来刻画关中城市的变迁，呈现出关中这块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老地区，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的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新面貌。
胡武功的《藏着的关中(秦人百相)》讲述的是：中国的华夏文明史、正是大众百姓所孕育的。大众百姓的“民文化”，早已渗透在地域的百姓日常生活中，渗透在他们的起居、劳作和礼仪交往中，甚至是以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一代代沿袭下来。比起官文化，“民文化”没有那么严密与精到，却无比鲜活，充满生命力。这正是作者30年来把相机镜头对准已物质形态化的“民文化”的机缘与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