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植物学研究就像集邮，是一门没有风险、十分居家的职业。但是对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的植物探险家而言，此话却不贴切。花旗松、猴谜树(南美杉)、兰花、杜鹃……现今，那些遍布欧洲的植物从何而来？

《植物探险家(11位植物学家的科考纪实)》(作者：玛丽·格里宾)收录了11位植物学家的科考纪实故事，翻开此书，一起来阅读吧！

《植物探险家(11位植物学家的科考纪实)》是青少年探索与发现科普文库之一，由玛丽·格里宾编著。

《植物探险家(11位植物学家的科考纪实)》简介：

乍看之下，植物学研究就像集邮，是一门没有风险、十分居家的职业。但是对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的植物探险家而言，此话却不贴切。花旗松、猴谜树(南美杉)、兰花、杜鹃……现今，那些遍布欧洲的植物从何而来？答案是，它们大多是被植物探险家们从地球的偏远蛮荒之地所发现。不畏险阻的植物学家们，凭借双脚和马匹前进，踏足遥远荒凉的异域疆土，翻越罕有人迹的高山峻岭，穿越茂密繁盛的矮丛密林，有时还要遭遇当地土著的袭扰破坏，更需要克服饥饿和疾疫，才能将所获植物带回欧洲。茶叶为伺会在印度生长？治疗疟疾的奎宁又是如何被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这切都归功于植物探险家。他们被强烈的求知欲望所驱动(有时则是经济利益)，远离寻常社会，踏上植物探险的艰辛之旅。

致谢

引言

序幕：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年)

第一章 卡尔·林奈乌斯(Carl Linnaeus，1707～1778年)

第二章 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年)

第三章 弗朗西斯·麦森(Francis Masson，1741～1805年)、

卡尔·彼得·桑伯格(Carl Peter Thunberg，1742～1828年)

第四章 大卫·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1799～1834年)

第五章 威廉·洛比(William Lobb，1809～1864年)、托马斯·洛～L(Thomas Lobb，1817～1894年)

第六章 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812～1880年)

第七章 玛丽安·诺斯(Marianne North，1830～1890年)

第八章 理查德·斯普鲁斯(Richard Spruce，1817～1893年)

第九章 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年)

译后记

第一章 卡尔·林奈乌斯

(Carl Linnaeus，1707～1778年)

同约翰·雷一样，卡尔·林奈乌斯也出身于乡村。1707年5月23日，他出生于瑞典东南部贫穷地区斯马兰，一个名叫尼拉斯胡尔特村的地方。他的母亲当时只有19岁，33岁的父亲是名助理牧师。1708年，当父亲被任命为斯图胡尔特村的牧师时，他们举家迁往这个稍大的村庄。

当卡尔·林奈两岁时，瑞典在波尔塔瓦战役中被彼得大帝治下的俄国击败，失去波罗的海诸省。瑞典仿佛欧洲的一块穷乡僻壤之地，而林奈就生活在这个国家某个宗教正统(路德教派)、生活贫困的地区。在这里，牧师一职大多子承父业，若无子嗣则由前任牧师的女婿担任——林奈的父亲正是这样成为牧师的。自从林奈曾祖父的岳父开始，家中已有继承牧师职位的传统，并会传给林奈的弟弟塞缪尔(他也有3个姊妹)。按照传统，本应传给林奈，但是林奈有其他的打算。

林奈和塞缪尔的父亲是一位热心的园艺爱好者和业余植物学家，他把对园艺的痴迷传给了长子。5岁时林奈就自己照料一小块花园。在接受完2年很基本的家庭教育后，林奈于1717年就读位于韦克舌的中学(大学预科)。不过，教室远不如苗圃有趣，林奈还获得了“小植物学家”的绰号。由于他的学校功课落下太多，就连老师都对他父亲摇头。换句话说，林奈成为牧师的希望渺茫，倒不如让他尝试去学医。

对一名初出茅庐的植物学家而言，将医生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并不奇怪。要知道，了解植物并熟悉其药性是当时医学的重要特征，上章提到的约翰·雷的母亲就是个好例子。本着家族有供职于教会的传统，林奈选择从医也算是为上帝服务的一种方式。1727年，在父亲的批准下，林奈前往隆德大学，正式开始医学与自然史的学习。当然，他的母亲对此一无所知，仍以为林奈将成为一名牧师。1778年，当林奈去世时，弟弟塞缪尔在传记中写到，父亲尼尔斯将这个秘密隐藏了一年多，要是母亲知道“林奈学医，那会比他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还要严重”。

隆德大学在当时并非一所真正的大学。林奈却在他的自传中声称自己学习着真正喜欢的东西，并且进步很快。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生都自视甚高，撰写多本自传体著作，像要极力确保子孙后裔对他的生平知根知底一样。林奈寄宿隆德大学，与一名叫做基立安·斯托贝斯的医生合住。起初，斯托贝斯医生并不喜欢眼前这位邋遢、傲慢自负的学生。不过，他很快便被林奈的阳光自信和不凡能力所折服。斯托贝斯医生允许林奈自由出入自己的图书馆，还给他展示前所未见的新奇物件——一册粘贴在厚纸上由干燥植物组成的标本集，林奈很快便模仿制作了一册，收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在隆德大学短暂的一年间，林奈进步飞快，随后转学至斯德哥尔摩以北几十千米较有声望的乌普萨拉大学。大概就是在此时，儿子要成为一名医生的消息终于传进母亲耳朵，让她伤心欲绝。

乌普萨拉的条件优于隆德，但并非一所好大学——它的任务是遵从路德教派的旨意培养牧师。老师平庸守旧，图书馆残缺破旧。对林奈这样的穷学生而言，这无疑是个坏消息。林奈曾写道，“身无分文，无钱买书”。为了学习植物学，他只能依托大学教授们的私人图书馆和对植物的观察进行自学。为了让教席不至大动肝火，他的医学功课成绩也仅仅及格而已。在这里，林奈与同样志趣于植物学的医学院学生彼得·阿泰迪成为朋友，两人相互鼓励扶助，在探求知识的孤独道路上相伴前行。阿泰迪比林奈年长几岁，对年轻的林奈影响很大——即便林奈后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子承父业是路德教的传统，也适用于当时的瑞典大学。林奈在乌普萨拉的一位老师，也就是小奥洛夫·鲁德贝克，便是从老奥洛夫·鲁德贝克继承了教席。老鲁德贝克(1630～1702年)被誉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瑞典人之一，他是乌普萨拉植物园的创建者，毕生收藏约11 000种不同植物的插图木刻。遗憾的是，这些精美收藏在1702年乌普萨拉大火中付之一炬。他还是位知名解剖学家、古玩收藏家和植物学家。多毛金光菊又称鲁德贝克花，便是为了纪念鲁德贝克父子为植物学所做出的贡献。

瑞典另外一个学术家族是摄尔西乌斯。老奥洛夫·摄尔西乌斯是林奈的老师，他把职位传给了小奥洛夫·摄尔西乌斯。同样具有知名度的安德斯·摄尔西乌斯，是老奥洛夫·摄尔西乌斯的侄子。

老奥洛夫·摄尔西乌斯也是一名热心的植物学家。他曾一度资助林奈并为其提供住宿。1730年夏，林奈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合适工作，年逾六旬的小奥洛夫·鲁德贝克将林奈带到家中，林奈成为鲁德贝克3个儿子(其中之一也叫奥洛夫)的家庭教师。他们不是小孩子，恐怕是处于高级教育阶段的年轻人。由于制度腐败，1731年林奈给20岁的约翰·奥洛夫·鲁德贝克撰写了博士论文，只得到了30代勒铜币，相当于英国的15先令。这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不过，林奈也获得了奖赏，他在鲁德贝克家中发现了一个让人“愉快的图书馆”，他可以每天学习植物学。鲁德贝克的助理尼尔斯·罗森前往荷兰完成医学学位时，林奈就替他上课。这样一来，林奈顺便接管了大学里被忽视的植物花园。老奥洛夫·鲁德贝克在17世纪50年代建立的这个花园，到18世纪30年代时仅剩下几百种植物。

林奈很年轻时已取得了丰硕的科学成就。当他还是乌普萨拉大学的学生时，就因其著述丰富而出人头地。他31岁完成学业，获得一个正式学术职位。1730年夏，林奈帮助老奥洛夫·摄尔西乌斯准备地方《植物志》而收集当地植物。尽管这一著作一直没能出版，但他参与了材料分类过程。摄尔西乌斯使用的分类体系基于法国医生、植物学家约瑟夫·图纳福特(1656～1708年)的理念，后者认为属由许多种构成。摄尔西乌斯还采纳了约翰·雷著作中的一些观点，特别是他对种的定义。林奈在大学预科的最后一年就因其老师约翰·罗斯曼的介绍读过图纳福特的著作。罗斯曼还向20岁的林奈讲过法国植物学家塞巴斯蒂安·瓦扬(1669～1722年)的著作。瓦扬认为植物是进行有性繁殖的。约翰·雷等植物学家在17世纪晚期也讨论过这一点，但是瓦扬大幅推进了这一观点，并使这一概念广为传播。P1-3

乍看之下，植物学研究就像集邮，是一门没有风险、十分居家的职业。但是对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的植物探险家而言，此话却不贴切。花旗松、猴谜树(南美杉)、兰花、杜鹃……现今，那些遍布欧洲的植物从何而来？答案是，它们大多是被植物探险家们从地球的偏远蛮荒之地所发现。不畏险阻的植物学家们，凭借双脚和马匹前进，踏足遥远荒凉的异域疆土，翻越罕有人迹的高山峻岭，穿越茂密繁盛的矮丛密林，有时还要遭遇当地土著的袭扰破坏，更需要克服饥饿和疾疫，才能将所获植物带回欧洲。茶叶为何会在印度生长？治疗疟疾的奎宁又是如何被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这一切都归功于植物探险家。他们被强烈的求知欲望所驱动(有时则是经济利益)，远离寻常社会，踏上植物探险的艰辛之旅。

想想达尔文乘“小猎兔犬”号的那段著名旅程①，澳大利亚植物学湾的得名原因，抑或蓝罂粟始源何处吧。如果你还坚持认为，植物学仅是一门软科学，就请思索它对于整个科学发展历程的重要性吧。显而易见，植物学同天文学一样，依赖人们的感官，研究某些细节问题。在17世纪，植物学研究处于科学革命的前沿地带，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关键因素。就像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早已人尽皆知，可在17世纪初期，这种想法却是绝对颠覆性的。植物学也是这样！当年的诸多植物学发现貌似显而易见、稀松平常，但事实却非如此。

我们的故事，将包括11位植物探险家相互交叠的人生历程，时间跨度自18世纪早期至20世纪前叶。然而，我们要先从17世纪的植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讲起。他奠定了科学研究植物的基础，其所取得的成就被公认能够与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相提并论。若在前言中对他只是一带而过，那可真是大不敬。从铁匠的儿子成长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雷建立了植物学里有关“种”的概念，阐明了“一种植物不可能从另一植物的种子发育而来”。作为植物探险家的先驱者，雷曾历时5年穿越欧洲大陆完成一段植物探险之旅。与后续植物探险家相比，雷的探险或许不值一提，但在当时，雷却开启了前无古人的科学发现之旅。

18世纪的瑞典人卡尔·林奈乌斯(Carl Linnaeus，简称林奈)，是继雷之后第二位出场的植物探险家。林奈着迷于对各种事物做记录，自称“不能理解任何缺乏系统秩序的事物”，严格遵守日常计划来安排打理生活。对秩序的执着坚持，使其根据开花植物的生殖器官不同点确定了植物分类的标准：每一种植物，对应两个单词的拉丁名(这就是著名的植物双名法)，成为鉴别植物系统的实用方法。

林奈的植物教学，注重野外考察，如同组织一个秩序井然、服从命令的植物学新兵训练营。尽管他的植物探险经历不多，也从未有意夸大那有限的探索经验，却并未妨碍其成为一名受欢迎的优秀教师。他常启迪学生，鼓励他们周游世界，探寻新的植物。后来，这些学生成为第一代全球植物探险家，许多人也因此献出了生命。

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等，向欧洲人扬起了通向全球的航帆，植物学家随之受益。与库克船长一起环球首航的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被公认为植物探险家之父和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他因对个人随身行李的规定不满而与英国海军部闹翻，未能参加库克船长的再度环球航行。替代班克斯的，则是名叫弗朗西斯·麦森(Francis Masson)的园丁。作为邱园派出的第一位植物探险家，麦森来自英国阿伯丁(Aberdeen)，他性格平和，为人谦逊。在南非颠沛流离、死里逃生的冒险生涯中，麦森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严峻的现实促使他与毕业于林奈学院的植物学家卡尔·彼得·桑伯格(Carl Peter Thunberg)一起踏上植物探险旅程。桑伯格是个大嗓门，自以为是，负傲狂妄；麦森则细声慢气，害羞谦逊。这对组合貌似奇囧，却成为探索南非的最佳搭档。在荒野之地，他们成功逃避了各种危险——洪水、荒原、土著，甚至是河马的栖息地。  出生于苏格兰斯昆(Scone)的大卫·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自孩提时就对植物学充满兴趣。在斯昆的庄园里，道格拉斯机敏好学，度过为期7年的园艺学徒生活。在北美洲的西北部探险时，他频遭变故，霉运似乎总是如影随形。然而，凭着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坚韧意志，他最后以异常艰辛的方式回到英国——徒步穿越北美大陆抵达加拿大东海岸，最后登船归国。遗憾的是，霉运似乎一直追随着他，道格拉斯最终以戏剧性的方式告别人世。

理查德‘斯普鲁斯(Richard Spruce)为何能从南美洲丛林中死里逃生，至今仍是一个谜。这位体弱多病的约克郡人除曾担任过短暂时间的校长外，几乎倾其一生投身于植物学。在1845～1846年，他首先在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探险，从1849 1864年在南美洲探险，将所采集的各种标本运回英国，仅靠其中的微薄利润勉强度日。探险途中，他与老鼠、吸血蝙蝠、蝎子、毒蚁、疾病，甚至暗杀计划斗智斗勇，最终揭开了南美洲独有的开花与蕨类植物的神秘面纱。斯普鲁斯的伟大成就，正是采集到制造奎宁的植物种子。然而，英国政府支付的微薄薪水却难以维持他的生计。在身体完全垮掉后，他最终只得返回苏格兰，凭着一丁点儿养老金，在一间小木屋里了却余生。

这些植物探险家中，有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就是玛丽安．诺斯(Ma，i—anne North)。她几乎游历过每个大洲，以及大西洋、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搜寻奇花异草——并非为了采集，而是将它们画下来，为世人留下许多兼具艺术与科学价值的花卉画作。诺斯的冒险经历虽不像大卫．道格拉断或理查德·斯普鲁斯那般具有传奇色彩，但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其冒险经历同样非凡无比。

斯普鲁斯取回南美洲的奎宁，对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则因得到生长于中国的茶叶，而造福于人类的休闲生活。福琼在东方游历19年，成为第一个能讲地道汉语的英国人。在中国游历时他时常假扮成当地人，探访那些未对西方人正式开放的地区。尽管遭受过海盗的滋扰、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热带病的侵袭，福琼最终还是为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将约25 000株幼龄茶树、15 000株茶树苗和8名中国种茶高手送抵喜马拉雅山麓和锡兰。到19世纪末，茶叶已经成为印度最大宗出口的商品。

然而，在喜马拉雅山脉发现植物种类最多的人，是约瑟夫·胡克(Jo—seph}looker)。胡克曾在詹姆斯·罗斯(James Ross)船长指挥的最后一次南极探险中担任海军见习外科医生和植物学家，而真正使其青史留名的，却是在印度的旅行。在喜马拉雅山麓艰苦跋涉的登高途中，他发现了美艳动人韵杜鹃花和高雅精致的木兰花。从锡金到中国西藏途中，动荡的政局、恶劣的天气、险峻的地形无一不考验着胡克的力量和意志。在大吉岭附近的旅行中，种种不利因素使他的探险队伍从原本拥有50名“仆佣”的强大阵容，缩减到仅剩15名当地苦力。但在胡克眼中，那惊艳的杜鹃花已足以抵消路途的艰辛，最终采集到25种杜鹃花种子并送回邱园——就这点来看，胡克多少得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杜鹃花病态狂热追捧负一部分责任。

约瑟夫·班克斯跟随库克船长乘坐帆船环游世界，约瑟夫·胡克从印度回国时乘坐的则是汽船。我们的故事，大多集中于环球旅行十分艰难的时代，讲述勇于探索世界的植物学家们的冒险事迹。我们必须有选择性地叙述，不能囊括上述植物探险家的所有探险历程。从雷所处的17世纪至20世纪初，我们将按时间顺序展开故事，尽可能选取那些能完美体现历史传承并获得过非凡成就的人物，最终收录了11位植物探险家。而像活跃于东方的植物学先驱欧内斯特·威尔逊(Ernest‘Chinese’Wilson)与乔治·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由于处于20世纪，不在本书收录范围。

某种程度上，本书对人物的选取也是主观的。收录林奈，而弃除达尔文，或许有待商榷。林奈亲身经历的植物学探险虽不丰富，但为其他植物学家与整个植物学所带来的影响却不容小觑。此外，本书几乎找不到有关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论述。尽管达尔文位列最重要的植物探险家之列，但其经历已被广泛传述，因此我们希望选取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人物。即便如此，将记述范围缩小至11人仍十分困难，若本书仍有篇幅记录第十二位植物学家，那么阿尔弗莱德·拉塞尔·华莱士(A1fred Russel Wallace)将是不二人选。他与达尔文生活于同一时代，是自然选择学说的共同缔造者，以植物学家身份活跃于南美洲和远东地区。好在，本书最后一章将有部分内容涉及到华莱士。

开始阅读吧！揭开故事序幕的将是约翰·雷，一位生活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变革时代的植物探险家。

2010年，我在美国中部城市圣路易斯留学。在一幢白色公寓里，我开始了这本书的翻译。推开2楼的窗户，外面便是疯长的绿色，春天曾驻足的气息似乎已难闻及。我所居住的地方，若消弭时间的维度，那将是这座城市的辉煌之处。在方圆3英里内，是1904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地，是著名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当然，还有全球排名第3的密苏里植物园，足以与英国皇家邱园比肩。

沿着一条冷清的道路，直行两英里便是植物园。作为一个曾长期忽视并漠视身边植物的人，我对植物本无深厚感情。在我肤浅的认识里，植物是沉默不语的，静态默然的，我总是不能从植物身上，获取太多的教益。它们太经得住自然蹂躏，风吹日晒雨淋虫侵，它们压根不挪动地方。若不将时间过度放大万千倍，你都难以察觉它们的变化。

随着翻译的进行，一切都在静悄悄地改变着。“花是衡量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标尺。”在《玫瑰之吻——花的博物学》一书中，作者伯恩·哈特如是说。伯恩·哈特正是圣路易斯植物园里的研究员。当各式各样的植物，满眼地在大地上生长时，你还是会问一个问题：它们是怎么长在这里的？它们从哪里来呢？

《植物探险家》给了我答案：植物是植物探险家们不辞辛劳地异域探寻，才得以光芒绽放。展现于眼前的万千种开花植物，背后无疑有双看不见的手。一方面，植物探险家跋山涉水，出入蛮荒境地，在大自然的某个角落，像淘金一般苦苦寻觅；另一方面，在以植物学为肇始的西方科学界，植物无疑是最佳的研究和欣赏范本。植物是炫富的用具，植物是身份的象征，植物是时尚的代言，植物是殖民的先锋……而这，正是《植物探险家》所讲述的故事。

对我而言，植物园是养眼之地。尽管所知甚少，但很高兴能进入一片神奇的世界。“无畏的植物学家们，凭借双脚和马匹前进，踏足遥远荒凉的异域疆土，翻越罕有人迹的高山峻岭，穿越茂密繁盛的矮丛密林，时而遭遇当地土著的袭扰破坏，克服饥饿疾疫，将所获植物带回欧洲。”

翻译这本书，则让我透过这片神奇世界，看到了找寻侍弄植物的人。圣路易斯曾是美国通向西部的门户与起点，一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架势。1804年，刘易斯与克拉克的西部远征便从这里起始，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横越美国大陆的考察。在本书中，最令我唏嘘感叹的“硬汉”大卫·道格拉斯也曾踏上过类似的路途。当我在美国西部地区自驾时，荒蛮高远的原野，让人直觉个体的渺小。大卫·道格拉斯也是全书中我最喜欢的植物学家。

本书的两位作者，是一对夫妻，以科学写作为主业。我曾读过他们的《大众科学指南》，行文严谨，科学味道浓郁。本书行文追求严谨，注重史实的准确性。全书乍读之下平淡，再读便觉厚重，也有历史诚意，书中人物命运走向，更令人喟叹。总之，本书带着敬意，基于真实的史料发现，对11位植物学家的生平进行了事无巨细般的描述。

感谢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曹琳娜，敢于慧眼择拙，让我这毫无翻译经验的嫩头青担纲这本著作的翻译。感谢Gary wang、郑熙慧对本书翻译与词语运用上的帮助与点拨。在美工作生活期间，感谢卞金俊医生的悉心关照。在繁重的医院工作、业余时间的科学写作外，翻译这本书算是我最新的一种跨界尝试。当翻译尘埃落地，仔细回想整个过程，我只能说并不轻松。本书涉及大量植物学专业词汇，涉及的知识范围宽泛，更涉及历史、地理等诸多内容，难免有我所不熟知的。对本书中所涉及的专业知识，若有翻译不当之处，也欢迎读者“找茬”指正，以期共同提高。